2018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比天气更冷的是互联网。无数自认为是独角兽的企业从云端跌落,坠入冰窟时的哀鸣让围观者痛苦万分。其中最伤感的,是某些年轻人。他们用曾经的梦想,为独角兽的逝去,做了忠实的纪录。今天,我想为你分享几个,身边90后朋友的真实故事...1.会花钱比能圈钱牛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阿杰发朋友圈了。我和他最后一次聊天,是微信里调侃:“你们自己退押金也很难吗?”没有回复,可能他忙的忘了回。跨年夜,想祝他新年快乐,得到的回复是:您已被对方删除。两年前,从新华社辞职,阿杰加入了ofo,经常在午夜或凌晨发一些很光彩照人的朋友圈。今天在特拉维夫开发布会,明天在悉尼做推广活动,马不停蹄的穿梭在世界各地:柏林、维也纳、新加坡……耀目的黄颜色满屏都是。后来,他向我咨询如何吸引投资人,言语中透出一股俯视众生的霸气,好像明天就要自己承包一片海外市场进入创业模式。再后来,他发的朋友圈越来越迷茫,危机感越来越强。再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我不是唯一被他删除的圈中好友,从旁人那得到他最近的消息是,其实已经待业在家两月有余。我不想去分析ofo的成败得失,也不关心谁套现了多少、谁错失了几多。至于那么多人的199元下落何在,也肯定终有定论。我觉得很可能无解的是,那些原本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在遭遇了打击之后何去何从。同样是青春热血,戴威肯定可以卷土重来。而像阿杰这些被泡沫崩溃震醒的年轻人,是否还有再战江湖的雄心和耐心?在他离开体制内去这家公司的时候,我送他一句话:只看前路,莫问初心。当时的我,对于红的发紫的共享经济感觉是雾里看花,有疑问,有期待。ofo是为数不多的国内战场仍在焦灼,就迫不及待走出国门的创业公司。国内都没站稳脚跟,海外风险多大,不用多说。在一个前途未卜的公司,做一个锦上添花的业务,阿杰选择相信那些豪情万丈的预言。但是,部分提前退出的投资人,显然更聪明一些。快速拿下市场,挤出竞争对手,构筑垄断壁垒,然后为所欲为……这一套逻辑不是不灵了,是更难操作了。共享单车的商业逻辑很简单,市场前景也确实不错,但是对于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显然更高。天冷电池不给力,单车在地图上“丢失”。小朋友骑了没上锁的单车,遭遇交通事故,被起诉。欧洲用户抱怨乱停乱放,故意毁弃。这些问题不是ofo独有,各家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科技、法务、公共关系……太多隐藏在日常中的难关需要攻克。巨大的运营压力,绝非一个年轻的管理团队能天天面对。有消息称,ofo最红火的时候,前台招聘都用猎头。如果这样更能节省核心团队的时间,显然可以。我始终有一个观点:会烧钱比烧多少钱更重要,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也就是和时间赛跑的关键地方。这才是创业公司精细化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共享经济的潮水正在慢慢退去,下一波弄潮儿,该思考一下精打细算的事儿了。2. 你也不会年轻太久京东的市值一度迫近发行价,许多评论认为,除了那件意外,这是人口红利消退的影响。这些大公司的事儿,似乎非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并不关心。他们还没有攒够一套婚房的首付,期权和股权有什么区别似乎太过遥远。小K刚从澳洲留学回来不到半年,就经历了第一次失业。按他的话说,是自己主动离开的。拿着一个月1500块的底薪,3个月他只做成了8个客户,平均每个月不到3个,没有达到最低考核标准。他在一个寒风阵阵的周一,从这家知名留学机构的南昌中心走人。跨出大门的那一刻,他好想再回到学校:现在才知道,当年给我做辅导的那个咨询老师有多不容易。业务难开拓不是问题,小K失望的是整个教育行业。给他的客户名单都是被其他机构打滥了的,很多人一听是留学,就立马挂电话。参加展会,来咨询的家长开口就问能不能去某某著名大学,而他们的孩子,高考成绩比三本线还差几十分。“获客太难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行业的营销手段第一步仍然主要靠cold call。”和五年前我出国那会一点没变,他说。那干嘛不去一家线上教育机构?这个念头小K不是没动过,但马上又打消。“在线教育公司大部分都在北上广深,而且今年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小K说的似乎是一个事实。东方财富数据显示,2018年港股上市的7家教育公司,共计跌掉近百亿元市值。英语流利说2018年9月上市,最新一季度财报中亏损幅度同比扩大120%。放开二胎的政策曾经一度让在线教育产业颇受市场青睐,但雷声大雨点小,愿意花真金白银的投资人越来越少了。前瞻研究院数据显示,2016年在线教育市场年增速攀升至27.3%,2017年起增速开始回落,2018年预计年增速21.1%,2019年将回落至16%。小K的一个同学在上海某K12在线教育机构打拼,如今正考虑回南昌考公务员。“他发现所在的机构上市无望了,至于这个行业竞争有多激烈,看看发际线就心疼。”我曾经和一位知名在线教育上市公司的创始人聊过,家长对于在线教育的需求还是很旺的,但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只能说明一个道理:靠人口红利快速发展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下半场早就白热化了。小K的一个朋友在成都,是某平台的明星老师。以前,她在家里录课,发给北京的公司做后期。现在,她得打飞的到北京按要求录完,现场调整,还得做一些粉丝互动的宣传活动。“不然很难卖出量”,她说,这是2018年的变化。不仅是在线教育,音频课等知识付费产业都感觉到了寒意。一位资深的投资人告诉我,他们从去年开始就再也不看C端项目了。“毙掉了好几个文化类项目,没有大平台流量支持,肯定没前途。”他认为:人口红利不是消失了,是给中小互联网企业和创业公司留的空间不多了。而那些原来网上大撒金银的青少年也正在变得理性。调整答题的内容,与饿了么合作推出会员服务,哔哩哔哩似乎在想方设法获客。其2018财年第三季度财报中,净亏损率从同期0.4%提高到19%,不太乐观。不得不说,风头无两的B站也得为抓客户开始操心。小K也准备考公务员了,他觉得自己不再年轻,需要以更成熟的心态来面对社会。独角兽不会老,但90后们会。3. 再聪明的狐狸也别斗猎人当大妈不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去参加区块链论坛的时候,也是你该撤出这个领域的时候。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都应该有基本的门槛,如果降的过低,说明有问题。比如,虚拟货币。弟弟Tim在纽约工作一年,一时兴起,买了比特币,不多,但也耗费了半年积蓄。他问我,是不是要卖了当房贷首付?那时,正是美国房产市场高位,我想都没想就回答:卖掉,买个核心地段的小房子。他纠结了几天,遵从了我的意见。没多久,美国房市开始松动,他有点后悔了。后来,比特币一落千丈,币圈神话破灭。他还住在那个小房子里,至少不用为经常搬家发愁了。对于大多数人,刚需远比投资重要。更别说,那点可怜的账面资产,想跑赢自己的物质需求,只能投机,等同赌博。想起我妈问我要不要买个保险产品,复利,二十年后可以翻一倍。我问她有多少钱,十万块,那二十年后是二十万。二十万放现在能买什么? 全家欧洲游都去不了两次。对于大多数人,本金远比增长率重要。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只是那些P2P维权人士,更多是被P2P公司裁掉的员工。和在最红火时候选择跳槽的某些人不同,小王是一家杭州P2P平台最后留下来的员工。“最好的那段,公司一个月发了十几万奖金,我刚毕业不到半年,感觉下一步就是财务自由。”他边说边盯着手机股市行情,仅剩的一点存款现在也套的很牢。至少还有回盘的机会,比平台跑路分文不留,强多了。其实在坏事前好几个月,山雨欲来的气氛已经让员工人心惶惶。内部资金链断裂的传言总被创始人否认。为此,还召集过几次抓内鬼的会议。一些人离职去了消金公司和互联网小贷机构。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竞争力差点意思,小王选择赌一把。既然是赌,就博个大的。为了稳定人心,公司给内部员工的利率比挂牌价的高出一倍,他把奖金几乎全都投到了平台上。“公司还请了许多专家,跟大客户做交流,分析市场。我听着觉得,这就是一阵风的事情,很快就过去。再加上据说投资人背景很牛,有点神秘,应该我们能做好应对。”他现在觉得,自己当时太天真,再厉害的背景能和宏观形势抗衡?走的人越来越多,小王账户里的数字却不断增长,直到有一天他发现那真的只是一堆数字。提不出款的那一刹那,他心情平静。用手机截了一张图,告诉自己:我也曾,好像,赚到过这么多钱。随着P2P平台和虚拟货币交易机构大批死去,这一波狂飙突进算是彻底被大众抛弃。你总是盯着账户里的数字沾沾自喜,没有去思考这一切是不是合理,更别提了解多少市场行情和产品信息。这是在玩火。天上不会掉下馅饼,过于沉迷,等来的是猎人的枪口。借用一句著名投资人饭后闲聊时的话:执照都没有,就想空手套白狼,你看的下去?可惜,太多90后被这些狐狸骗了。4. 提前站好队未必稳李姐谈好了最后一个员工的离职补偿以后,开始打包自己的东西。90年的她,面对一堆95后游戏产业人,早就成了姐。当时薪酬翻了1.5倍,从BAT加入到这家游戏公司,没想到结局是一地鸡毛。创始人挖了李姐的上级,她也跟了过来。不久,就开始了这段经历中最重要的工作:裁员。“我们还算不错的,有BAT投资背景,比较正规。基本上员工都拿到了赔偿,也有能力强一点的去了别的公司。”她还说,行业里很多扛不住的创业公司都是用减薪方法逼员工自己走人。除了政策原因,太多游戏公司因为高昂的推广费用而面临难以为继。没有大流量平台的加持,获客成本把预期利润吞噬的一干二净。不仅是游戏公司,所有to C的公司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站队。当一家巨头伸出橄榄枝的时候,创始团队不得不进行选择。选择了任何一家,可能搭上顺风车迅速发展,也就拒绝了其他家的流量。某饱受诟病的公司不到三年就上市,让众多创业者明白,有个靠山是多么重要。对于普通员工,看投资人背景同样重要。李姐说,自己对于要不要跳槽纠结了很久,最终下决心的因素还是看中了这家公司的投资人是某巨头。有大平台支持,就有了相对稳定的流量。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毕竟,这个冬天太冷了。临近2018年末,裁员和缩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波一波的爆料。有人还做了汇集帖。某公司先裁掉新员工,有人管理培训生的身份进去,培训期没过就失业。这家做线上贷款分期的公司最终抵挡不住员工的压力,赔钱了事。“现在的年轻人维权意识普遍很高,而且有一百种办法各种折腾,一般还想继续好好发展的公司不会公开撕破脸。”李姐这样解释为何新人在这家还能要到赔偿。但是她也提醒:那些打定主意要跑路的地方肯定镚子儿不出。我的一个远亲孩子从某985大学毕业,眼光挺高,但是专业比较冷门。碰壁了几次,被一家有大平台投资背景的娱乐业初创企业录用。在望京SOHO办公,加班到深夜都有种都市白领的满足感。但是和她一样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些璀璨的灯光和工资单并没有本质联系。老板没有预期的失联了,她靠家里接济才买了回去的机票。不是每个站好了队的初创企业都能稳如泰山,创业投资本身是风险巨大的事情,年轻人的加入同样也是用时间做投入。李姐现在去了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做回了老本行,新工作的重点是做招聘。那些工作1到2年的95后们,她很欢迎。“我一般不太会纠结面试者上一家单位是不是大企业,做了有内容的工作,就有价值。”李姐给的建议是:下一份工作能不能衔接好,关键是看你上一份做了点啥。终市场有高潮有低谷,不是所有人都能踩对点。人生有顺风有逆境,但愿你能保持平常心。独角兽跌下神坛,不必太在意,不管是参与者还是观察者,你已经有所收获。你,可能是阿杰,可能是小K,也可能是Tim和李姐。2019,是你们这批最早90后,“三十而立” 前的最后一年。别怕,让我们再次整装,坚定出发。你,可以。【注:文中人名为保证隐私均为化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中基协)获悉,截至2018年底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下称证监系资管规模)约50.5万亿元,较上一年同期减少3.07万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近2万亿元规模的消失发生在2018年最后的三个月。记者通过采访和统计数据发现,证监系资管规模的快速下降一方面有统计口径改变的原因,另一方面持牌机构资管业务的退潮加速也称为第四季度资管规模的代谢主力。快速消失的2万亿元证监系资管规模一年内减少的3.07万亿元中,有近2万亿元的蒸发出现在2018年第四季度。数据显示,2018年底的50.5万亿元证监系资管规模,较当年9月底的52.23万亿元减少达1.73万亿元。这也意味着,2018年最后三个月的证监系资管规模蒸发量占全年减值的56.35%。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以券商、公募机构、期货公司为代表的机构私募资管规模的锐减成为整体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机构私募资管规模总计约24.9万亿元,这意味着,该规模在一年时间内较2017年底的30.87万亿元减少超过5万亿元,缩水达19.34%。具体拆分来看,券商及子公司资管规模13.4万亿元、公募机构及子公司规模11.3万亿元、期货公司及子公司规模0.12万亿元。上述三类机构资管规模环比2018年9月底分别减少0.78万亿元、0.42万亿元和0.05万亿元,合计减少达1.25万亿元。这与通道、委外等“ToB”端业务的收缩不无关联。...
分手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分手后过河拆桥的行为更令人痛心,竞争激烈的股权投资市场更是如此;险峰长青的原管理合伙人李黎离职创立新投资公司嘉程资本后,随后不久险峰长青两位员工离职追随李黎,然而三位离职员工却以不当行为获取老东家的项目信息。今日,险峰长青发布《关于嘉程资本侵害险峰长青合法权益的声明》,这桩发生在股权投资界的恶性竞争事件浮出水面。 离职员工买通IT管理员获取项目信息 事情发酵于2018年12月22日,嘉程资本创始人李黎及投资团队在其公众号上向险峰长青公开致歉,披露李黎本人及其两位员工买通IT系统管理员获取险峰长青的项目信息。 李黎从险峰长青离职后,基于私交关系,有几次向险峰长青张某询问险峰长青的项目概要。同时,险峰长青两位前员工吴彬能、王晓晴(于2018年加入嘉程资本),基于私交关系,多次向险峰长青系统管理员张某索取险峰长青投资管理系统内的项目信息,据险峰长青披露,嘉程资本吴某、王某两位并向张某支付了酬劳,不仅违反与险峰长青之间的《离职协议》及相关约定了,也侵害了老东家的利益。 此外,李黎离职后,因比较适应险峰长青的项目管理系统的操作,也为了降低成本,离职后嘉程资本开发内部项目系统过程中,聘用险峰长青技术开发商,将险峰长青项目管理系统经简单修改后,即作为公司的内部管理系统。造成项目险峰长青管理系统的源代码泄露,致使系统被迫停用。 险峰长青曾作LP投资嘉程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嘉程资本创始人李黎2011年进入险峰长青,而且是从媒体行业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初任投资副总裁,2015年升任合伙人及管理合伙人。李黎于2017年初离职时,险峰长青除正常授予其相应的基金及项目投资收益分享权(Carried Interest)以外,额外对其三个主要项目做出加速全额授予的安排;另将险峰持有的“小饭桌创业课堂”的部分股份赠予李黎;并作为LP投资其创办的嘉程资本,以体现支持。 伤害你的人,往往是亲近的人。险峰长青表示“当发现本次事件的种种恶劣行为竟由曾经朝夕相伴、一路走来的前同事所为,险峰全体成员极度震惊,受到的感情伤害难以言表。” 尽管嘉程资本李黎、吴某、王某三人的行为已经触碰法律底线,但险峰长青仍给予了对方主动公开道歉的机会,并应对方请求,就事件进行协商解决,暂不诉诸法律手段。出于最大善意,险峰长青仅收回了李黎离职后仍处于投资期的基金的Carried Interest,其余绝大部分仍予保留,收回的CarriedInterest将用于慈善公益事业。与此同时,险峰长青发出三点说明: 一、险峰长青即日起停止一切与嘉程资本的合作,并退出作为嘉程资本LP的投资; 二、鉴于上述事件所反映出的双方价值观存在天壤之别,险峰长青要求嘉程资本未来在对外宣传、募资时,除客观陈述相关人员履历等客观事实外,不公开使用“险峰长青”、“险峰华兴”等险峰相关品牌为其增信背书; 三、至此,双方已就此事协商解决。希望本次事件足以使李黎及嘉程资本团队吸取教训,今后时刻谨记职业道德、操守和良知。 同业竞争,没有最伤人,往往只有更伤人,事情也引发业内高度关注。截至发稿,嘉程资本的道歉信阅读数超1万,险峰长青的声明发出不到5小时,阅读数已过万。在感情和利益均受损的前提下,险峰资本的处理方式与嘉程资本的高下立判。 据险峰长青官网披露显示,险峰长青(K2VC)创始于2010年,专注于中国科技创业企业的早期投资,关注推动技术进步、商业模式革新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作为早期投资机构,险峰长青已投资了聚美优品、有缘网、墨迹天气、找钢网、分期乐、蜜芽宝贝、团车网、美柚、懂球帝等三百多家创业企业。目前险峰管理数支基金,在投基金总规模超过30亿元人民币。凭借着活跃的投资和优秀的IPO账面退出业绩,险峰长青获得2018年中国早期投资机构30强榜单的第三名。 据公开资料显示,李黎2017年3月31日从险峰长青正式离职,同年4月初成立嘉程资本,聚焦在新消费、新金融和互联网创新等领域;成立一年多来,投资过多抓鱼、小麦铺等项目。不过,或许是嘉程资本还未来得及反应,其官方微信号仍未去除险峰长青的相关信息。...
追记2000~2015年,那场打了整整15年的药价围剿战。20年前的1999年,55岁的郑筱萸主政新设立的国家药品监管局已近一年。此前,他于90年代初离任杭州民生药厂厂长,弃商从政,错失国企改制待遇大幅提升的时机。这一次,他认为是命运给自己的补偿。同年,35岁的郭剑英升任原国家计委价格司药品医疗价格处副处长,此后的十几年,这里将是政府打压药价的核心起点,也是风暴眼。此前一年,中国医药系统刚刚结束了一场惨烈的反腐风暴。风暴所向,正是民怨沸腾的药品回扣和虚高药价。自1996年至1998年,历时两年,11万家药企和医院自查自纠——占全国药企和医院总数的98%,近一半的药企和医院被抽查。整治结果显示,1998年前的六年,药企输送给医院的回扣高达21.5亿元——1998年底,刚设立的全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金总额也不过20亿元。4000余个回扣事件被立案调查,372人被追究刑责,387人受政纪党纪处分。经历整治的人士回忆:“情况严重的医院,院长和多名医生被抓,医院都因此垮掉了。”有人甚至开了一个有点残酷的玩笑:“监狱里有各个科室的医生,都可以开医院了。”大乱之后必是大治。政府全面介入药价整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在中央,开拔进场的主要是卫生部、国家计委和国家药监局这三家部委。卫生部管医院,像是爸爸管儿子——自家孩子收了回扣闯了祸,必须严管改正;但没了回扣孩子吃不饱,饿坏了又怎么办?国家计委管物价。当时的药价还是政府管制领域,不管医院进价多少,卖给患者的零售价全由计委来定。当年,药品种类足足有上千个,成千上万的药企和医院早被推向了市场化,管药价,相当于操着冷兵器时代的大刀去做微创手术,难,是注定的。药监局管药企,审批发放决定药企生死的药品准入证。医院买什么药,患者能吃上什么药,首先要过了药监局这一关,只有拿到了牌照的药品才能进入医药市场。在地方,从县到市再到省,医院和药企都是当地的民生之基础,经济之支柱。药价要砍,日子也要过。地方政府各自思量,且看中央。最后,是一次又一次被整治的对象——医院和药企们。药价虚高,民怨沸腾,谁都清楚这既说不过去也无以为继,但药价砍到什么程度?自己又有多大收益?号角吹响,各方就位。一场声势浩大的“药价围剿战”,就这样在世纪之交开场了。谁也不曾想到,这一战整整打了15年。“限价派”与“留利派”要打药价围剿战,先来看战情分析。1999年,郑筱萸与郭剑英初执权柄之时,正面临一个中国医药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自1992年以来的加速市场化,催生了大量的中国本土药企,在郑上任的1998年,全国药企数量已逾万家,药品迅速成为过剩产品。△2006年9月16日,时任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郭剑英在上海出席活动。同样是1992年以来的市场化,全国公立医院在经营上被全力推向市场——尽管仍有体制内事业单位的身份。药品的进销差价,是医院60%的收入来源。90年代,今日遍布街巷的药店尚难寻踪迹,老百姓开药买药只能上医院,药企卖药也只能找医院。垄断导致腐败,回扣屡禁不止。围剿开始,第一战术就是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战术逻辑最简单不过——通过集采增加医院与药企的价格谈判能力,降低药价。当年参与制定药品集采试点政策的部门有六家之多。最重要的只有两家——卫生部(此后一度改为卫计委,今天则是卫健委)与国家计委(此后改为发改委)。而在“怎么降”的问题上,两家的主张差异很大。一方面,管药价是国家计委职责所在。它认为,如果药品集采能降低医院的进药价,理应把降价部分让利于患者。它的逻辑是,将每轮集采带来的降低后的药价,都制定为药品的新的零售价格。如此,一轮轮的药品集采,势必导致一轮轮的零售降价。国家计委的这一主张,可称之为“限价派”。另一方面,卫生部作为公立医院的“婆家”,固然赞同降药价,但也必须考虑医院的利益与动力。毕竟一直以来,药品进销差价是医院与医生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卫生部据此主张,通过集采砍下来的药价空间,在让利患者之外,也要适当留存给医院。由此,台下的回扣可以走上台面,转化为对医院的“明补”。卫生部的这一主张,可称之为“留利派”。“限价派”与“留利派”,两种诉求就这样同时寄于刚刚起步的药品集采改革之上。初期分歧看似不显,主事各方也愿意边走边看。然而历史很快证明,两派分歧愈拉愈大,最终难以收拾。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药品集采自2000年正式在全国铺开试点。早期路线,明显偏向卫生部的“留利派”主张多一些。首先,明确医院作为药品集采的主体。在2001年制定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规范》试行版中,允许单个医院即可自行组织集采,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各地政府、其他部门不得干预医院的自主招标采购。其次,允许医院从集采省下的药品开支中,支取部分资金留作自身发展。留多少?物价与卫生两方自是一番争执。先是物价部门表态,省下来的开支,“应按照大部分利益让给患者,兼顾医疗机构招标采购积极性的原则,在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合理分配。”这话,貌似说了也白说。很快,各地迷惑不解、且在历次整顿中心有余悸的医院们,纷纷问询物价局。对此,国家计委在当年的一份通知中指示,医院可以先留存一个合理的进销差价,“然后再按照大部分利益让给患者的原则确定分配比例”。而所谓“合理的进销差价”,由物价部门制定。这一差价,在此后几年几经拉锯,最终定在了2006年。这一年,发改委明确规定,医院对药品的顺价加价最高不超过15%。这就是著名的“药品加成”政策,对今后医院的药品采购导向与招标的价格形成产生了直接且巨大的影响。然而魔鬼在细节中。发改委只是在药品招标形成的中标价基础上,制定15%的药品加成率。换言之,发改委管住的是终端的加成率,却无法管住前端的集采中标价。须知药品集采此时还是由医院主导,成交价当然还是医院和药企说了算。对此,发改委索性一次次挥动降价大棒,直接打压终端的药品零售价。2005年9月,发改委下达《关于降低头孢呋辛等22种药品零售价格的通知》,降价幅度非常大。一位当年深度参与集采试点的人士回忆,这次降价导致药企几乎没有利润,而医院索性也不采购这些药品。上述人士所在省份经济较发达,当地政府做出了一个大胆尝试——医院可以和药企就头孢呋辛等抗生素作二次谈判,药价可以高于最高零售限价,但加价的那部分,医院只可以留70%,余下30%以降低药价的方式,让利给患者。这项政策仅实施了一年,当地医院就全部由亏损变为盈利,各方皆大欢喜。但他事后调研时发现了另一个现象,因为医院过度开此类药品,当地部分患者很快对这些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当地政府发现这一现象后,立即叫停了这项政策。看来,“限价派”的一味砍价不管用,“留利派”的市场化主张也遇上了瓶颈。药品集采遇到“药价加成”,两项政策的叠加,导致了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后果——医院全面偏向高价药,药企纷纷谋求高价中标。药价继续涨,回扣风暴重又来当年有一个新词叫“降价死”,指但凡一种药的价格被集采或限价压低,这种药就此从医院采购中消失不见。药企不卖,医院不进,百姓也吃不上。另一方面,在15%药品加成的政策下,医院竞相采购更高中标价格的药品,以此获得更多加成收益,迅速形成了高价药替代廉价药的局面。医院和药企,承压共同的价格管制,在桌面之下频频交易。药品回扣卷土重来——这一次,是以更大的力度和广度重返。药品进销差价的相当一部分比例,依旧以回扣的形式流入医院和医生手中。滑稽的是,那些在药品集采中“降价死”的药品,却从药监局那里找到了起死回生的秘籍。在郑筱萸大权独揽的年代,新药审批权完全集中在药监局手中,新药审批泛滥。仅2004年一年,国家药监局就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同期美国药监局仅受理了148种。许多药厂将“降价死”的药品,改变剂型或添加一些成分,就能获得新药批号,改头换面,又高价进入医院。药品集采降下去的药价,又以这种方式涨了回来。医药行业就此陷入疯狂的膨胀,大批药品获得批号进入市场,药企的医药代表群体,在药价管制之后反倒极速膨胀,实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2009年政府全面管制公立医院药品价格后,隐性交易(医生回扣+公关寻租)成本冲高到药价的60%。若以2009年全国药品购销额计,当年药品回扣竟高达6000亿元,是1998年之前五年被查处回扣金额的300倍!大批医生、院长因回扣被查的剧目不断上演。在浙江,2010年卫生系统共有87人被立案处理,包括官员9人,医院院长、书记28人,医院科室主任26人,普通医务人员24人。第二年,在一场被称为“海啸行动”的专项治理中,当地又有上百名医生被约谈。这一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61岁的黄卫东,用一根细铁丝把自己吊死在小区楼顶的栏杆上。自杀前一天,他因牵涉药品回扣案被约谈。同样在2011年,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吴正虎因受贿1600万元被判死缓,他此前曾任医院院长和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2010年曝光的湖南天价芦笋片事件,生动地注解了十年药品集采改革的结果:出厂价不过15.5元的芦笋片,批发价只有30元左右,湖南省药品招标采购管理部门为其设定的指导价跃至136元,河南省的中标价格是133元。医院加价15%后,到患者手中的价格均在200元以上。由此,药品集采一年年实行,然而集采的成交价,却一年高比一年。中国老百姓吃药的价格,一路飞涨。光阴荏苒。本世纪头十年的中国药改,就这样在争吵与拉锯、政策和对策的较量中过去了。管制与腐败时间进入2010年。当年7月,新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出台,同时废止了2001年改革之初的旧版《规范》。历时十年,虽然仍名为“药品集采”,然其涵义与路径已大相径庭。最终的结局,是医院退出了集采的舞台——原因很简单,药价越招标越贵,这次不能再由医院说了算了。地方政府——先是地级市政府,此后是省级政府,作为第三方力量走上前台,主导组织药品集采。“留利派”征战不利,“限价派”此时强势登场。发改委对药价的管制步步紧收。药品集采起步时,实施物价管制的药品种类不过千余种,到此时,国家定价的药品种类已达2400种之多,其市场份额更是高达60%。期间,物价部门一次次挥刀砍向零售药价,降价指令达32次之多。政府集采与零售降价双管齐下,貌似既堵住了前端的价格谈判,又堵上了终端的药品零售,从此万无一失。然而事实可没这么简单。这是因为,政府固然可以主导采购并限价,然而决定用什么药的是医院,最终的付款人也还是医院。医院和药企虽在政府强制之下签订了购销合同,事后却往往并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今日的“带量采购”说,当年也已屡屡提及,但大多落为空谈。2010年以后,人们看到一次次发自主管部门的通知,一份份冠之以“进一步加强”、“进一步整治”、“进一步规范”名头的红头文件。这一系列的“进一步”,或许正可视为药品集采号令不一、实施变形的绝佳注脚。同时,愈演愈烈的“管头管脚”式的做法,导致权力绝对集中,而绝对的权力带来了绝对的腐败。我们文章开头处提及的两位主角——郑筱萸与郭剑英,就这样殊途同归。早在2003年春新一届中央政府设立新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时,郑筱萸再度当选首任局长。他继续此前在药监局任上的强硬手段,将药品注册审批权一步步上收国家局。那些年的药监局和食药局,门庭若市,药企们为了至关重要的“准生证”踏破门槛,只不过每道门,都需要用金钱作敲门砖。原本决策者设立药监局的用意,是为药品质量把关,为90年代鱼龙混杂、数量急剧增长的药企设置第一道门槛。但郑筱萸时代的GMP快速认证和新药滥批,反倒让大量劣药和高价药进入流通领域,最终事与愿违。掌门人郑筱萸大权独揽,大肆受贿。人在江湖,终归要还。2005年,郑被解职。2007年7月,郑因受贿罪被执行死刑。判决书显示,郑涉及8宗受贿共计649万元,数额最大的一家药企向他行贿292万元。此时,距离1998年郑出任国家药监局长的人生巅峰,还不到十年。正所谓“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郑筱萸任内大权独揽,大肆受贿,新药审批泛滥。另一个当年的官场幸运儿郭剑英,也没有逃过同样的宿命。故事就发生在发改委管制药价登峰造极的2014年。当年9月,涉及医药价格调控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爆发窝案。五位司长、副司长被带走调查,其中即包括身为副司级巡视员的郭剑英。调查显示,在发改委屡屡挥动降价大棒的同时,郭剑英等人也屡屡收受药企贿赂,帮助一些药企完成药品的单独定价。根据检方指控,郭本人先后80多次收受58家药企共计1064万元贿赂。这些单独定价的高价药取代消失的低价药,进入医院,流入患者手中。窝案促动制度变革。2015年6月,国家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发改委从此从中国的药价管制领域出局。令人唏嘘的是,2015年发改委在退出前后最后一次提及药改,完全推翻了十年前它介入药改时的管制思路,提出应对医疗机构的市场行为给予“足够的自由”——让医院自主采购,允许医院获得进销差价。然而此时,形格势禁,十年前的“医院自主采购”已不可能重新再来。围剿虚高药价整整15年的各方心知肚明:药价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久治不愈的药价虚高,是果,不是因。“监管俘获”与“烫手山芋”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曾把人性经不住诱惑的弱点写进经济学。他提出“监管俘获”理论,意指政府建立监管制度之初,监管者尚能独立运用权力公平管制,但在此后双方的共存中,管制者往往逐渐为被管制者通过种种方法和手段所俘获。最终,管制者沦为被管制者的俘虏,为少数利益集团谋求超额利润。郑筱萸、郭剑英二人,都没有逃脱这一规律。前车覆辙,警醒来者。2015年之后,被围剿了整整15年的虚高药价,几乎成了一块没人敢接的“烫手山芋”。多位当年参与集采政策制定的人士谈到,2015年后,不少部门纷纷决定“坚决不碰药价”。当年相关部门内部会时,曾有人说:“看看发改委被关进去了多少人,如果再走制定药价目录降药价的路子,咱们估计也得有人关进去。”2015年,一边是药价管制全面松闸,另一边是医保体系羽翼渐丰。早年,医保缺位药价围剿战是由于医保制度尚未完善。自1998年至2015年,中国逐步建成覆盖城镇职工、农民和城镇居民的三大医保体系,2015年后又统一收至新设立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麾下。与此同时,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中央及地方财政对医保体系注入数万亿资金,医保覆盖了十三亿人口大国的95%的人口。医保支付率大幅提高,城乡均接近70%。在药品采购领域,医保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级支付者”。然而政府不定药价,药价又如何形成?人社部一度提出“药品支付标准”设想,意在药价管制取消后,由医院、药企在上游通过市场交易自行形成价格,医保再据此制定药品支付标准。然而,医院此时已从药品集采出局;2015年国家卫计委彻底压缩医院“药品加成”,全面实现进销平进平出的“零差率”。医院既无招标的权力,又无降价的动力。此时主张上游市场谈判交易,谈何容易?改革进入僵局。虚高药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近施行的“零差率”,一如之前的“15%药品加成”,都在于控制终端,而前端的药品中标价依然虚高不下。中标价之下,巨大的利益空间犹在,药品回扣、寻租腐败延绵不绝。药品集采还得往前走。政策制定上,主事者或可回避游离,但药价虚高的恶果却已成了全社会无法承受之重。各地医保基金透支,部分地区几近断流,医保控费,开始成为各地医保部门的首要任务。福建三明即是其中一例。2011年,三明市城镇职工医保年亏损额达2.08亿,市财政已难以兜底。曾在药监系统工作多年的三明副市长詹积富,开始着手后来垂范全国的“三明医改”。这次改革,在他口中,是“赌上了自己政治生命”的。詹积富的改革路径,是让医保走上集采前台,与药企直接谈判,将压下来的巨额药价空间,再反哺公立医院,从而提升医护人员从业积极性,并有内在动力提升医疗服务,降低医药支出。改革六年后,三明市医保基金从亏损转为结余20余亿元。这一回,地方改革走在了中央之前。“三明医改”在局部成功突破,为今后“超级支付人”的诞生作了前期试探。争议依然存在。当初药品集采的政策参与者直言不讳:三明医改的成功并非单个部门一抓就灵,而在于包括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在内的精密细致的配套机制。言外之意,降药价,更需联动性改革,决非一己之力就能完成。中国药改的一个阶段性结论由此画下。我们的药改往事至此收篇。...
借款7万元,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稀里糊涂地需要还90多万元,还不上后,就成为法庭上的被告。在蒙着“合法讨债”面纱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套路贷”团伙步步设下的陷阱。日前,公安西青分局在经过连续侦查、多方查证后,打掉一个以石某夫妻为首的“套路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 金融公司“套路深” 今年25岁的青年小王刚参加工作两年。从上大学起,他就痴迷上网打游戏。上班后,他把每月的工资几乎全部投入到网游当中,游戏需要升级、买装备,工资根本入不敷出。于是,他便透支了自己的两张信用卡。眼看还款日越来越近,小王有些着急,便在网上联系到了一家金融公司。随后,他急匆匆地来到位于河西区三水道某小区底商的“瑞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门后,接待他的是公司业务员唐某(男,33岁,天津市人)。唐某了解到小王名下有一套价值90万元左右的房产。当小王提出要借款7万元还信用卡后,唐某当即面露难色地表示:“我们公司有规定,最少要借款30万元。”但唐某话锋一转,“你就是借30万元也没关系,我们往你的账户里打30万元,你取出23万元还给我,这样就算你借7万元,按7万元算利息。”由于急于用钱,小王便以购房手续为抵押,签下了一张30万元的欠条,约定月息3%。唐某还让小王签下了一摞空白合同。随后,小王到银行取出23万元交给唐某。 小王本打算两个月后就将钱还上。可一个多月后,唐某给小王打电话称,他们公司想借用小王的账户,只要小王再和他签订一张借款20万元的借条,就免除之前小王借款半个月的利息。此时的小王捉襟见肘,正为还款的事情苦恼,当即答应。按照上次的操作,小王写下借条后,将账户里的20万元取出交给唐某。从那时起,每当小王要还款时,唐某的电话就会如约而至,理由也基本完全一样。就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小王前后共签订了5次借条,共借款97万元。直到2017年10月的一天,唐某又给小王打来了电话,而这次的语气却很生硬,让小王马上到公司来。当小王与唐某见面后,唐某完全变了副嘴脸。他拿出5张借条放在小王面前恶狠狠地说:“赶紧还钱,否则有你好看!”对于之前的承诺,唐某完全不承认。小王粗略地算了一下,别说还借款,就是利息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2018年3月,见小王无力偿还,瑞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便向法院起诉,要求对小王名下的房屋进行财产保全。 直击借款人“软肋” 从2017年5月起,公安西青分局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他们被瑞发公司以“套路贷”的方式诈骗。接到警情后,分局领导高度重视,在市公安刑侦局的支持下,公安西青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八大队、梅江会展中心地区派出所迅速成立专案组,对该案进行调查。 专案组经过调查,发现瑞发公司成立于2014年。公司下设4个部门:业务部、催收部、财务部、权证部。该公司运营是由业务部以小广告、发放名片以及与其他公司业务员、中介联系的方式获得客户。客户到公司后,首先由以唐某为首的权证部的工作人员与客户商谈贷款的具体细节,再下户、调取客户的征信及抵押物的权属,最后唐某确定是否与客户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由财务部放款给客户,开始收取客户利息盈利。 经过对多起案件进行梳理,专案组发现权证部是整个公司的核心部门。他们非常善于抓客户的漏洞,对客户进行诈骗。2016年10月,家住西青区的赵先生打算将房屋剩余的75万元贷款偿还后将房子卖掉。经朋友介绍,他到瑞发公司借款。公司老板石某(男,36岁,吉林省人)和其妻子栾某某(女,33岁,天津市人)与赵先生商谈后,要他签一个200万元的借条。但被赵先生拒绝,并准备离开公司。两人见状,急忙将赵先生拦住,经过商谈,赵先生同意以月息3%借款90万元。赵先生写下借条后,栾某某向赵先生的账户打去了90万元。同时,赵先生还签下了一摞空白合同。双方约定,房屋卖掉后,卖房款先打到栾某某的账户,在扣除90万元的借款和利息后,将剩余的钱打给赵先生。随后,赵先生将房屋卖了115万元。2017年9月,当赵先生要求将剩余卖房款还给自己时,石某却变了脸。他声称由于在借款前,赵先生的信用卡有违约的情况,所以要扣除违约金。当赵先生称,他信用卡违约与他向瑞发公司借款没有关系时,石某拿出了赵先生签的空白合同,其中一条就是如借款人有银行卡违约的情况,将要赔偿公司违约金。经过石某等人的计算,扣除借款、利息和违约金,只能给赵先生85000元。 揭秘骗子公司“温柔陷阱” 在掌握大量的犯罪证据后,专案组决定收网。就在收网前,石某突然遣散了大量员工,只留下唐某、张某等几名骨干人员。石某和其他人员每天也只是到公司待一会儿,很少做业务。为避免打草惊蛇,专案组进一步收集证据、等待时机,于2017年10月份展开行动,将石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据石某交代,石某原本在一家金融公司上班。他正是看中了“套路贷”的巨额利益,决定铤而走险。他和妻子栾某某纠集了10余名不法人员成立了瑞发公司。石某设计了“话术”,统一口径,并对权证部的人进行了培训。他们的目标就是将借款人圈进他们的“陷阱”。据石某交代,他们也是“看人下菜碟”,首要目标就是借款人名下的房产。遇到涉世不深或急于借钱的客户,他们就采取让客户多借款的方式,以减少利息为诱饵,让客户多次和他们签订借条。他们先将钱打入客户账户,再让客户取出后归还。当客户的借款数额与他们名下的房产价值差不多时,他们就会逼客户还款。 而且,石某还自学了经济法、合同法等法律,设计了空白合同。每次他们都会要求客户签订大量的空白合同。这些空白合同中约定了多个客户违约条款,条款十分苛刻,一旦客户违约,将会赔偿大额的违约金。由于签订的合同很多,客户借款时的心情又很急迫,往往不会仔细看。如果有客户对合同中的条款提出异议,石某等人就会进行掩饰。实在不能蒙混过关,他们就不放款。正如石某所说:“只要他们签了合同,我肯定能从中找到漏洞。” 与一般的“套路贷”公司不同,石某等人不采取殴打、拘禁等非法方式催债,只要客户不能按时还款,他们便以合同和借条为证据,向法院起诉。这样的官司他们十打九赢,这更助长了石某等人的嚣张气焰。目前,石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西青区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另有3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扫黑除恶 举报方式 12389 来源:市扫黑办、公安西青分局、报...
导读即便投资组合“再平衡”令对冲基金有效缓解油价低迷下跌所造成的净值亏损幅度,但多数LP仍然不为所动。截至1月8日20时,美国WTI 原油期货主力合约报价徘徊在49.29美元/桶,盘中一度逼近50美元/桶整数关口,较去年12月24日创下的去年最低点42.36美元/桶回升了14%。然而,如此涨幅未必能拯救岌岌可危的大宗商品对冲基金。RBC Capital Markets全球商品策略主管Helima Croft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受过去一个月全球油价大跌逾20%影响,多数大宗商品对冲基金同期净值跌幅都超过10%。单月净亏损15%“恰逢年底基金陆续迎来开放认购赎回日,不排除出资人(LP)不堪忍受投资大幅亏损而集中赎回现象出现,一些业绩惨淡的基金遭遇清盘压力。”他坦言。记者多方了解发现,受2018年10月以来油价跌幅超过35%影响,去年大宗商品对冲基金成立数量依然低于清盘数量,包括石油投资大鳄Boone Pickens关闭旗下专门投资能源的基金BP Capital,资产管理规模高达17亿美元的全球最大原油对冲基金Andurand Capital Management一度遭遇单月净值亏损逾15%的窘境,几乎引发LP问责风波。“现在多数大宗商品对冲基金只能指望沙特削减原油出口与OPEC减产力度增强带来的油价提振效应,尽可能减少净值跌幅以挽留LP的信心。”一家美国大宗商品对冲基金经理直言。但令他无奈的是,由于美国政府“关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被迫暂停每周CFTC持仓报告,导致多数对冲基金无法了解上述事件对原油多空格局变化的具体影响,以至于不少投资机构对买涨油价变得格外谨慎。“这背后,是多数投资机构依然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所衍生的原油需求下滑幅度,将会超过OPEC减产与沙特削减原油出口所造成的原油供应减少额,因此全球原油供应过剩局面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他解释说。目前油价的上涨,主要得益于近期美联储释放鸽派加息声音,令整个金融市场风险投资偏好有所增强。在他看来,若油价迟迟无法收复过去2个月以来的跌幅,2019年大宗商品对冲基金可能将重蹈2014-2016年覆辙,即因油价持续低迷下跌而引发大量基金巨亏清盘,以及LP持续大额赎回的窘境。新一轮清盘潮将至?针对过去两个月油价大跌,不少大宗商品对冲基金已实施多项自救措施,其中包括削减程序化交易的权限。原因是市场普遍认为此前油价跌幅如此巨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程序化交易自动抛售多头头寸止损,无形间放大了油价跌幅。不过,这项自救措施未必能改变当前原油市场空头肆虐的格局。鉴于今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几率较大,不少投资机构依然看跌未来油价走势。1月7日,高盛(Goldman Sachs)发布最新报告,下调了2019年WTI原油和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期——将2019年WTI原油均价从64.5美元/桶,调降至55.5美元/桶,将2019年布伦特原油均价从70美元/桶调降至62.50美元/桶,原因是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从3.8%放缓至3.5%,令原油需求大幅削减。“考虑到高盛在原油交易市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不少投资机构会遵循高盛的建议,重新加大原油空头头寸(看跌油价)的押注。” Helima Croft指出。如今不少大宗商品对冲基金所能做的,只能是进行原油投资组合的“再平衡”,其中包括将原油头寸多空比例调整至1:1.2-1.5,加大WTI与布伦特原油期货跨地套利交易的规模,以此缓解油价单边下跌风险。他坦言,即便投资组合“再平衡”令对冲基金有效缓解油价低迷下跌所造成的净值亏损幅度,但多数LP仍然不为所动。究其原因,去年全球两大以原油投资为主的对冲基金Andurand Capital与BBL Commodities均遭遇单月净值大跌逾14%,早已重创了他们的投资信心。可以预见的是,若油价持续得不到明显回升,在3月份基金迎来年度开放认购赎回日前,大量LP可能会选择赎回资金离场避险。甚至众多中小型原油投资类对冲基金将因资金大量流失而被迫清盘。自救征途漫漫令上述大宗商品对冲基金经理倍感失望的是,尽管沙特削减原油出口短期内激发了市场买涨油价热情,但它未必能持续很久。原因是,多数投资机构并不认为OPEC减产与沙特削减原油出口能彻底扭转当前原油供应过剩格局。“目前我们获得的唯一好消息,就是低油价导致美国德克萨斯页岩油产区也出现减产迹象,可能令油价不受美国页岩油增产的压制。”他向记者透露。不过,由于CFTC无法提供最新的WTI原油期货多空仓位最新变化状况,目前他们只能通过四处打听其他投资机构的最新原油交易操作策略,判断当前原油市场买涨热情是否出现拐点。在美国对冲基金NickJen Capital管理合伙人Nick Gentile看来,目前真正助推油价反弹的最实质驱动力,还是美联储倾向鸽派加息所引发的美元指数下跌。截至1月8日20时,美元指数徘徊在95.77附近,盘中最低跌至去年11月8日以来的最低点95.62,令以美元计价的WTI原油期货价格得到相当大的反弹动能。“不过,单靠美元下跌无法让WTI油价回到去年9月底创下的年内高点76.9美元/桶,更别说是沙特通过削减原油出口期望达到的80美元/桶,除非产油区出现新的地缘政治风险黑天鹅事件导致原油供应降幅大大超过需求降幅。”他指出。...
摘要:投之家案件有了新进展,2019年1月7日的最新警方通报,“投之家专案保证金专户共归集资金1.5816亿元;南山警方本周对平台相关责任人的资产进行查封冻结;南山警方已于2018年12月29日将本案涉案犯罪嫌疑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下一步警方将重点开展追赃挽损工作。”2018年7月13日,投之家被每经率先爆出逾期后,受到了P2P圈内人士极高的关注,甚至远远超出了对爆雷平台的关注。如果说,圈内人对此前爆雷的各个平台持有的还是一种调侃或看客的态度,那么从这一刻起,大多数人的神经都得紧张起来了。随着投之家事件的进一步发酵,从逾期到核心高管失联再到经侦立案,无论是圈内人还是投资人,对P2P行业的信心被这一根稻草压塌了,直线跌到了谷底。但是,细观投之家立案以来的13份警方通报,就会发现经侦的一系列动作对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更是对妄图圈钱走人的行为产生了巨大威慑力。P2P平台被立案,不仅现有股东脱不了干系,原股东、借款方、担保方以及返利款等相关的企业和个人也逃不掉。保证金专户共归集资金1.5亿元投之家事件发生后,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迅速反应,在2018年7月14日通过微信发布公告称,对“深圳投之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投之家)”涉嫌集资诈骗案立案侦查。随后,自9月10日起,公安机关开始对网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案件开展集中网上登记,首批上线登记的网贷平台案件有50起。公安部发文表示,为有利于公安机关及早准确查清事实、确认投资人合法权益、依法处置,请投资人如实、全面登记身份及投资信息。同时公告还公布了登记平台及网址,登记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2019年3月9日。不过,部分投资人对追回资金并没有太大的信心。有投资人曾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不是很愿意去非法集资案件投资人信息登记平台进行登记,一是由于P2P的网站和APP无法正常打开,从而导致资料信息缺失,还有一大部分原因是觉得追回资金可能遥遥无期,希望很渺茫。事实上,现实情况并非如想象那般悲观,从经侦对投之家案件的处理方式来看,投资人的资金还是有追回的可能性。截至2018年年底,投之家被立案近半年以来,投之家专案保证金专户共归集资金1.5278亿元,冻结资金1209万元、查封房产52套、查封两家机构股东基金份额1.06亿元、查封设备两批。具体来看,追赃挽损的过程中涉及到众多角色。《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警方通报对此进行了梳理:1、存管银行账户解冻,共计2063万原路返回投资人个人账户;2、拿到股权转让款被网上追逃的原股东自首,并退还取得的全额股权转让款;同时,经侦委托律师向投之家公司原股东及现股东发送律师函,追缴股权款及未到位股权注册资金;另外,还查封个人股东的房产两套。3、约谈平台合作方资产端负责人以及平台资产端推荐方负责人,并核查督促其还款;4、对一名担保方负责人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要求该担保方制定还款计划,警方将监督其还款计划落实情况;5、对一名返利渠道负责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南山警方要求清退组继续加大催收力度,包括标的借款、股权款、广告费预付款,返利渠道(羊头)获取的返利款,并根据清退组的清退情况,对确有还款能力而拒不还款的企业进行梳理排查,重点对部分企业开展侦查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警方在对一名拒不还款的借款人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并成功抓获了4名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足以见得其追赃挽损之决心和力度。业内:“事后清算”对肃清网贷市场灰色交易有震慑意义据2019年1月7日的最新警方通报,“投之家专案保证金专户共归集资金1.5816亿元;南山警方本周对平台相关责任人的资产进行查封冻结;南山警方已于2018年12月29日将本案涉案犯罪嫌疑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下一步警方将重点开展追赃挽损工作。”事实上,投之家案件并非是个例,而只是众多立案平台中的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表示,投之家案件挺有典型代表性,从深圳警方将投之家定性为非法集资还是集资诈骗,以及一步步追讨资金过程中的通报,都是能够反映出很有价值、有代表性的东西。他认为,我们的金融机构基本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退出机制,目前都是按照企业的破产清算程序进行,但是,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都有它们各自的特点,更何况是从事金融业务的信息中介平台。在没有条例或规范的情况下,如何追偿就是要看相关执法部门的智慧。从通报的内容看,尽量挽回投资人的损失是目前经侦阶段的核心。有业内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原本大家都以为平台出事不会牵涉到相关的合作方,所以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某些相关方即使知道平台有问题,仍然参与推广。而投之家案件的处理方式树立了一个标杆,对行业发展也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原来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明知平台有问题还去推广就会被追讨,从经济利益上来说,相关方对合作平台的选择会更谨慎,行业的风气也会好转。在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看来,加大对标的借款、股权款、广告费预付款等追缴工作在商业层面无可厚非,对于返利渠道羊头获利款的追讨,在排除部分羊头恶意欺诈因素外,某种程度上表明羊头返利被视作了不当获利,不受正常的商业原则保护。此举向市场释放了一种信号,在平台爆雷后,此前各类带有“人血馒头性质”的获利行为都有可能会被事后清算,对于肃清网贷市场形形色色的灰色交易具有相当大的震慑意义。尹振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处理方式对一些恶意的老赖、蓄意隐藏资金或者提供便利的行为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也提醒相关的合作方积极配合。至于广告、返利都是销售环节,不能说它们是帮凶,但的确在违法行为当中起到过一定的帮助,让它们退款也是合理的。...
1月8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会见传媒时表示,2018年香港整体经济状况保持良好,虽然第三季有下调迹象,但2018年全年测都能做到实质经济增长3.2%,比过往十年平均的2.7%稍好。林郑月娥说,2018年对于她和特区政府来说是非常充实的一年。同时她补充,2018年香港失业率亦是二十年新低——2.8%;金融市场方面亦取得相当好的成绩,以首次上市集资计算是全球第一。展望2019年,林郑月娥表示,外围会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或者继续会有一些保护主义抬头,特区政府会高度关注,保持警觉性,严阵以待,目的是为了与企业同舟共济,与市民风雨同路。“如果需要采取适时的应变措施,我们亦会非常紧张、非常乐意去做这些工作”。林郑月娥继续表示,2019年会是充满挑战和充满机遇的一年,今年起码有三件国家大事香港都会争取积极参与,一是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是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三是建国七十周年,香港会进行一连串的庆祝活动。此外,2019年香港将继续按她2018年《施政报告》所提出的二百多项措施来逐一落实,“但最重要的当然是与土地房屋相关的”。具体而言,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会加快发展棕地,两份有关新界棕地的研究应该在2019年第一季可以完成,主要是在棕地上的经济作业应该如何搬迁,从而可以腾空这些棕地作房屋的发展。其次,关于填海,林郑月娥表示,填海是放于中长期,但中长期的工作都要今天开始,“‘远水’才可以适时供应”。所以无论是在近岸的填海或者是东大屿,亦称为“明日大屿”,或者现在称为交椅洲一千公顷填海,有关研究工作亦会在今年展开。“希望相关研究和工程能尽快展开,为香港提供足够土地去回应市民对于置业安居的需求”。而针对香港楼市,林郑月娥则再次表态,以2018年整年计,香港楼价仍是上升,因此政府一定不会撤“辣招”,亦不会“减辣”,即是那些额外印花税、买家印花税、双倍印花税等,因为有管理需求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有消息称,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暗示”香港特区政府正考虑放宽楼市按揭政策,引发广泛关注。对此,林郑月娥表示,这个议题未有即时的计划,并将极度审慎才会去“移动这些有关于私人房屋现有的措施”。林郑月娥说,放宽按揭成数给他们(市民)借更多,那可能他们供楼的负担亦会更加大。更重要的是信息发放的考虑,因为香港的楼市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在信息发放方面,如果让市民感觉到特区政府现在很担心楼市调整、又可能会做一些措施,可能并不是一件很理想的事,所以这个特区政府会极度审慎来考虑。...
最近,我的温州朋友再一次刷新了我对“有钱”的认知:我们普通人家里请保姆、请月嫂,再有钱一点的请司机,但是我的温州朋友却在聊天中无意透露出……他家请园丁。无独有偶,另一位小姐妹去温州找朋友玩,在豆瓣上挂出了她们的对话:▲图片来源:豆瓣对于温州人的“壕无人性”,网友们同样深有感触:温州停车场里最差的动不动就是奥迪、日常出门吃个饭发现对面大哥戴的都是动辄上万的陀飞轮……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图片来源:微博所以说,温州人到底能多有钱?别墅论套、房子论栋、钱论麻袋的民间传说是真的吗?豪车满街跑、用依云洗手究竟是神话后的生活,还是温州人的日常?高中生成人礼,父母送房送钻石,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本期,就让我们走进——温州民间有钱人深度调查。part.1 温州人到底多有钱?● 流动资金几个亿?虽然“温州人有钱”并不代表“所有温州人都有钱”,但温州人有钱起来,程度绝对超过你的想象。光讲故事太抽象?论数据、比实力,温州人完全没在怕的!▲数据来自胡润研究院《2018胡润财富报告》最新发布的《2018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温州地区资产在600万以上的富裕家庭有54500个,资产在千万以上的家庭有21000个。也就是说,每169个温州家庭中就有1个资产在600万以上;每438个温州家庭中就有1个资产过千万。也难怪,在“在温州怎样才算有钱”这个问题上,一个网友说,自己寝室有个温州小姐姐最近交了一个老乡男友。男友什么都好,就是太有钱了,只想找个普通有钱的。网友问,是怎么个“有钱”法?小姐姐答:“流动资金几个亿吧。”证明温州土豪“几个亿”实力的,还有《2018胡润百富榜》:20亿元的上榜门槛、超过40位温商(家族)上榜、总财富达2794亿元……●真·家里有矿你以为“家里有矿”只是有钱的抽象代名词?那温州人的真实故事绝对突破你的想象。“我读高中的时候算是艺术生,身边有一个温州来的小姐姐,高中生每个月生活费好几万,每次放学都是豪车接送。以为只是普通的富家小姐,后面一问才知道,人家爸爸在非洲有好几个钻、石、矿、场”虽说提起“家里有矿”,首当其冲还是山西煤老板,但温州人“家里有矿”也绝非浪得虚名。根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披露的数据,从1980年起,就有大批温州人在山西承包煤矿;在2003年前后的鼎盛时期,山西由温州人经营的各类煤矿超过2400座,占山西中小煤矿总数的60%。这还没完呢,在山西的政策收紧之后,又有大批消息灵通的温州商人选择远渡重洋,在非洲以低价收购金矿、铜矿等各类资源丰富的矿山,抱团合作,“重操旧业”。所以,说温州人“家里有矿”可是名副其实。除了“家里有矿”这种距离遥远的传说,当年的温州炒房团也足以让全国人民回忆起房价被温州人支配的恐惧:从2000年开始,温州人开始在上海、杭州、苏州、厦门、北京多地大规模买房,三天就在上海楼市砸下5000多万、总资金达6000亿元的记录闻名全国。▲遍布全国的温州炒房团而时任温州市建设局房地产开发处副处长李祥川透露,在炒房团活动期间,“温州的房地产开发规模相当于江西一个省的总量,而温州市区的人口不过100万多一点”。(江西人:????)之前都在说“怎样才算有钱”,那在温州,怎样才算没钱呢?让我们聆听温州网友的心声:“在温州有些地方,一栋别墅吧,就算是最穷的了。”比起今天温州的繁荣,温州人的发家史堪称奇迹。其实,在历史上,温州唯一发达的是宗教,也没有经商的传统;在地理上,温州更远远不如宁波、上海等大平原,是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穷乡僻壤”之地;▲温州三垟湿地| 摄影:@马不停蹄在经济上,温州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处在贫困线以下。这样的温州,怎么就突然发家致富了呢?part.2 温州人为什么那么有钱?●温州商人,是个狼人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三面环山的温州,穷怕了的温州人们,终于从偷偷摸摸地走私贩私,转为正大光明地经商。温州人对经商的执念有多深呢?恐怕只有一句温州流行语能回答:“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1984年,温州地区最早开放的自由市场“木勺巷” | 来源:网易看客对于再穷也要当老板的温州人来说,“做生意”仿佛一句咒语,在这块三面环山的闭塞土地上久久回荡,在他们家徒四壁的灰白色围墙里挥之不去,使温州人为之深深着迷。而改革开放恰好点燃了温州人的经商野心。他们看准了各地物资奇缺的巨大需求,家家户户都做起了生意,一夜之间,家庭小作坊在温州遍地开花。▲1992年的温州电器小作坊 | 来源:网易看客有了产品,怎么卖?不得不说,温州人是群真·狼人:“一般人能去的地方,肯定有温州人,一般人去不了的地方,也有温州人。”在那个生活资料贫瘠的年代里,温州人是硬生生靠双腿拓展出了销售渠道。从青藏高原到新疆阿尔泰,从东南亚热带雨林到寒冷的西伯利亚,从南太平洋岛国到中亚阿拉伯半岛……就这样,来自温州的日用品、小家电被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1999年北京“浙江村”里的温州商人 | 来源:网易看客凭借着这股经商的狠劲儿,民营经济在温州这块原本落后的土地上迅速发展起来。在中国第一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领取人里,光温州人就有1844人。等到1982年时,别的地区还在嗷嗷待哺等待被国家“安排上”,我们的优等生温州已经自给自足解决了将近120万城乡劳动力就业。▲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温州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比陈独秀还秀”的表现很快就受到了肯定:先是《解放日报》在1985年5月的头版文章里肯定了温州模式,号召全国各地向温州学习。紧接着,1986年,温州依靠其全国民营经济“排头兵”的地位,被列为了全国改革的“试验区”。尽管时至今日,温州的耀眼光环已经不再,但温州的民营经济仍占工业产值的95%以上,占财政收入的70%以上。温州商人们也仍然秉承着“闷声发大财”的低调原则,在世界各地默默地联结成一个属于温州的商业帝国。●遍布全球的温州商业网:抱团取暖的温州人如果你是个街边书摊浪子,那你绝对看过这些畅销书:“温州人的xx精神”、“可怕的温州智慧”、“温州人风暴”。温州人的个性,除了精明,绝对少不了抱团取暖。走遍全球的温州人,在商业互助精神上绝对是典范。温州人的抱团取暖,源于背井离乡的需要。本地市场无法满足温州商人的野心,“有钱的温州人其实都不住在温州”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据统计,如今离家在外的温州商人超过230万,他们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因此也使得各国民众都对厉害的温州人印象深刻。温州人在国外到底有多厉害?这么说吧,在法国,温州人开餐厅、当银行主、走入政坛,甚至还衍生出了一部电视剧《温州人在巴黎》;在非洲,温州人程志平开矿场、拍下900多万亩森林开采权、儿子甚至还当上了西非国家加蓬的总统;▲温州商人程志平的儿子让·平在迪拜,温州人开商场,如今光靠收租就年入60亿;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温州人卖皮具、垄断了廉价服装批发市场,以至于在当地还有这么一个笑话:“佛罗伦萨一个广场的广告牌跌落,砸伤了3个人,都是温州人。” 就这样,依靠独特的商业头脑和抱团取暖的精神,温州人把温州街、温州城开遍了全世界:广州中山古镇“温州街”、福建泉州义全“温州街”、乌鲁木齐温州小吃街、台北“温州街”、法国巴黎第三区“温州街”、美国洛杉矶“温州街”……▲中国台北“温州街” | 来源:携程网就连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也在拉萨有一条以裁缝铺为主的“温州街”。●使用土味诅咒的神秘组织:温州商会对于温州狼人来说,要抱团,怎么能没有组织?于是,早在1906年,温州府商会就已经成立。经过一百多年的更迭,温州商会已经成为了联结世界各地温州商人的“大管家”,特别的温商市场,还得特别的温州商会来管。有多特别?你也许听过用法规管制恶性市场竞争,但你听过用土味诅咒管制市场竞争的吗?对,就是你想的那个“土味”、那个“诅咒”。故事还得从打火机说起。温州市场上一度盛行着劣质打火机的恶性竞争,普通的打火机钨丝粗细度是11.5,但温州的打火机就是8,有的甚至是5或者4,导致打火机一烧就断。明里规定,但总还有人暗里生产,怎么办?最后还是众人提出的土味诅咒起了效果:“谁用4或5的钨丝,就是狗娘养的!”看似匪夷所思,但温州人天生爱面子的个性却使土味诅咒真的发挥了效果。无所不管,无所不用,听起来十分奇怪,但却是温州商会独特的智慧所在。在对策上十分灵活的温州商会,在组织管理上却格外严谨:在国外,匈牙利温州商会、法国温州商会、泰国温州商会等聚集着温州商人群体;在国内,每个温州人涉足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温州商会。(如株洲市温州商会、郑州市温州商会)同时,温州人还建立起了覆盖全国31个省的全国省级商会网络,如此分工明确、职责明晰,实在是“温州人”得不能再“温州人”了!▲全国省级温州商会网络示意图 | 来源:温州网●方言护体:温州话=商业暗号有组织就交流,而温州人之间的交流正是通过被称为“最难懂方言NO.1”的温州话来进行的。因此,坊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猜想:“温州人绝对就是用温州话传递商业情报的,除了他们根本没人能听懂!”▲图片来源:美剧《盲点》虽然传递情报并不绝对,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外人听不懂的温州话,的确是独自在异国他乡打拼的温州商人抱团认亲的标志。一旦认准是同乡,那生意便格外好做:有货源?同乡给你介绍一圈经销商、帮你打通销售链。你不信温州话难懂?那来体验一下?该内踢锅:今天早上盲接:明天曾忙,给碟啊?:请问,几点了?给内给鹅?:今天几号?你累给囊噶噶忙?:你们什么时候关门?从穷山僻壤的温州到遍布全球的温州商业网,从怀揣几十块背井离乡到打下几十亿的商业帝国,敢闯肯干的温州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神话,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了外界对温州的想象。几百万?几亿?十亿?几十亿?你永远猜不到你的温州朋友多有钱。本期《温州民间有钱人深度调查》即将结束,感谢您的观看,请温州的朋友们保管好自己的资产,也请大家保管好自己的温州朋友。最后,请让我们为我们的温州朋友们,点播一首《友谊地久天长》[1]石破. 温州商人的财富观[J]. 南风窗, 2010(4):38-39.[2] 刘锋. 谈温州商人的特点及经商特性[J]. 商业时代, 2009(17):126-127.[3]池昌海, 王纯. 温州话动词重叠式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34(5):149-157.[4]赵甜甜. 温州模式下之温商名人纪实研究[J].智库时代,2018(31)[5]周欢怀. 海外温商的群体特征及未来走向分析_以佛罗伦萨制包企业中的温商为例[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
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私募基金似乎正进入行业大洗牌阶段,中小私募普遍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对初创型私募来说尤为困难。但对于同处于寒冬中的私募和券商营业部而言,抱团取暖或许可以打开新局面。 近期有券商人士透露,一些小型私募愿意为券商营业部打佣金,营业部要求私募的佣金是2‰,而且每个月的佣金量也有规定,但条件是让券商营业部帮助募资以及提供私募基金的办公场所。 私募机构纷纷想招降成本 经历了草根时代、蓬勃发展、监管加强等阶段的发展,私募基金似乎正进入行业大洗牌阶段。对于那些处于生存线边缘的私募,尤其是资产管理规模在5亿元以下的权益型私募基金,生存空间或会受到挤压。近期《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不少中小型私募公司的办公地点出现了变更,而从其地址来看,无疑是从城市的中心区搬走,毕竟那里的房租比较贵,搬到一些地方政府有政策扶持的地方办公展业。 而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有2万家私募机构的管理规模在5亿元以下,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未来新成立、规模小、投资管理能力和经验不足的私募,生存空间正日益缩小。根据监管要求,私募需要将办公场地实地办公照传入系统,因此必须要有办公场地。另外对员工数量也有要求,而且要给员工交社保。这对于弱市行情下的小型私募而言无疑是一笔较大的成本。 有私募行业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证券类私募中能过盈亏平衡点的估计不到10%。按照2018年的市场行情,收益能够做到10%以上也很难,按20%提成,1亿元的管理规模,如果产品收益10%,再加上1%~2%的管理费,算下来,私募拿到手的收入也就200万元左右。对于小型私募而言,控制成本的办法就是少雇些人,换个便宜的办公场地,将运营成本控制在200万元左右是有可能的。实际上2018年以来,私募机构纷纷想招降成本等。 私募排排网研究中心曾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私募管理费大多按照1%~1.5%来计算。如以管理费率1.5%来计算,除去支付给通道和渠道各方的费用,实际到手的大概就是1%。一家5亿元管理规模的私募,在没有业绩提成的前提下,按照1%计算管理费收入,一年可获得的确定性现金流入仅为500万元,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勉强覆盖成本。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业绩提成,私募管理规模做不到5亿元以上,基本上是不挣钱的。 有券商愿为私募提供办公室 受A股市场持续下跌影响,私募行业生存状况堪忧。募资难成为了诸多私募的难点,特别是在资管新规之后,中基协对管理人重大事项变更、产品备案审核、产品结构限制等越来越严格,中小私募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生存状态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对初创型私募来说尤为困难。甚至有私募因为业绩做不上去,为了控制成本,不再租赁办公室和招募新员工了。 而值得注意的是,券商营业部破万家的背景下,同质化竞争格局仍未被打破,无论是对散户还是机构客户的佣金率都在不断下行。在2018年这样的弱市行情下,券商营业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近几年的私募基金交易佣金率,曾一度从最高时的万八逐渐降到了万三以下,甚至有券商给私募客户按年承包佣金的情况。 事实上私募的佣金率相当低,表面上看券商几乎是赔钱赚吆喝,但券商营业部仍然愿意争夺这块业务。对于寒冬中的私募和券商营业部而言,两者间抱团取暖或许可以打开新局面。近期有不愿具名的券商营业部人士告诉记者,前期一些小型私募基金曾找过他们营业部合作,目的是让券商营业部来提供私募基金的办公场所。 该券商知情人士还透露,券商提供私募的办公室也并非没有条件的,营业部为了经纪业务创收,一般要求私募基金通过短线交易来帮券商营业部打佣金。营业部要求私募的佣金是2‰,而且每个月的佣金量也有规定,至少要保证每月20万元以上,按照这个佣金来算的话,至少成交金额在1亿元左右,另外券商还为这些合作的私募基金旗下的产品寻找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