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11月，广州中院就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做出一审判决，公司本身对投资者承担24.59亿元的赔偿责任，包括5名曾任或在职独董，合计赔偿金额最高约3.69亿元。曾在康美任职的多位独董被重罚超亿元，震动市场，近期超20家上市公司的独董密集离职。对于“独董不独”的现象，2020年5月《红周刊》封面文章《“花瓶”独董画像》就已作专文关注。文章指出，独董人群中存在同时担任4家，甚至顶格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现象，部分身兼多家公司独董的人士沦为“橡皮图章”的可能性极大。尤其是“学院派”独董扎堆，当中不乏老同学、老熟人。“独董不独”问题依然待解，康美药业事件只是开始……表1 近期发布独董辞职公告的个股数据来源：Wind以下为《“花瓶”独董画像》原文：5月13日，中国证监会对外发布了针对康美药业财务造假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针对康美管理层、董事会成员等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其中就包括了公司独立董事张弘、郭崇慧、张平，他们被分别处以15万元至20万元罚款。4月21日，智光电气也对外发布了《关于独立董事因非本公司事项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公告》，公告称，独立董事陈小卫先生在金刚玻璃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因金刚玻璃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其实，有关上市公司独董被罚一事并不少见，但依然还会出现“两康”等财务与信披造假大案，对于诸多公司而言，仍缺乏一定的内部预警机制。哪些理应提前预警，在公司重大决策上敢于说“不”的独董，往往在出事前拿着高额薪酬，出事后选择低调离职。有关独董的独立性、专业性问题，近年来已越来越多地被质疑和争论，有关独董制度的薪酬、提名、监管等方面制度修改的呼声变得愈加强烈。表2 A股身价最高的部分位独董数据来源：Wind有独董薪酬上百万有独董收入仅200元2019年末，A股上市公司的独董人数达1.2万名左右，薪酬总额高达9.44亿元，人均8.1万元。上市公司中，有一类群体往往不像普通员工般参与企业的日常工作，但却享受着薪酬分配，这类人群就是上市公司的“独董”。《红周刊》记者依据Wind数据查询，2019年末，A股上市公司的独董人数达1.2万名左右，薪酬总额高达9.44亿元，人均8.1万元。在大类行业中，金融类上市公司独董薪酬普遍较高,以某民营银行为例，其2019年年报显示，公司的独董目前有李汉成、刘宁宇、田溯宁等6位，其中李汉成、刘宁宇的薪酬均超过100万元，较2018年薪酬有大幅增长。该银行独董的高薪与其治理结构是有关的，参考历史数据，该银行向来就盛产高薪独董，2018年时，当时A股身价最高的独董就是刘宁宇，其当年薪酬就高达95.5万元。此外，中国平安、中国银行也有一些独董身价也在50万元以上，如中国银行的7位独董中身价最高的是汪昌云，2019年的薪酬为62万元，相比2018年增加了13万元。然而在近期，中国银行引以为豪的“原油宝”业务被负油价所狙击，该产品是投向芝加哥交易所的原油期货品种。4月底，中国银行在官网公告称已委托律师向芝加哥交易所发函、督促其调查此事原委。公开信显示，汪昌云现任人民大学汉青高级经济与金融研究院院长，其发表的论文曾获得2001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佳研究论文奖。《红周刊》记者随即查询到，汪昌云的确曾在2001年发表过一篇研究农产品期货收益率的英文论文。分众传媒有4位独董，其中杜民、葛俊等人的年薪与2018年持平，达85万元，居A股独董薪酬榜第一梯队。然而观察分众传媒业绩表现，可发现其近两年来一直处于下行中，尤其是2019年全年18.55亿元净利润同比下滑近7成，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只有3400万元，约为2019年一季度净利润的1/10。《红周刊》记者梳理Wind发布的独董薪酬数据后发现，A股公司中将近8成独董的全年薪酬在10万元以下，甚至将近有200名独董的薪酬在1000~10000元之间。譬如*ST索菱的两位独董陈实强、周虎城去年薪酬仅1100元。不过在同一家上市公司内部，独董之间的薪酬也可能存在较大差距。譬如海德股份，其独董黄昌兵、王子健2019年收入为19万元，而另一位独董李格非的薪酬却只有5100元。李格非的薪酬过低或与其任职时间较短有关，其于2019年12月下旬才任职。不过让人奇怪的是，黄、王二人均有证券保险等行业的从业履历，而李格非此前主要任职于湖北医药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的党政管理岗位，并无实际的投资经验。最值得一说的要算獐子岛的独董，其独董之一的龙湘鞍2019年获得的薪酬仅有200元。龙湘鞍于2019年12月底才开始担任獐子岛独董，但尚未取得深交所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只能“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董证书。然而，其任职提案在今年1月初遭到了公司董事罗伟新的反对，罗直言“对于该同志是否胜任会议提请的职位的要求表示质疑”。其实，无论是薪酬高低，在上市公司重大决策上，《红周刊》记者发现，罕有独董投反对或弃权票。“独董不独，是国内独董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向《红周刊》记者指出，“独董由上市公司大股东或高管提名，大部分独董目的就在于增加收入，无法胜任工作要求”。表3 部分同时在4-5家上市公司任职的独董数据来源：Wind多位独董身兼5职有独董两年来从未现场参与股东大会独董人群中既存在同时担任4家的，也有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现象，部分身兼多家公司独董的人士沦为“橡皮图章”的可能性极大。2019年年报还反映出，独董人群中还有一人身兼多家上市公司独董的现象，既存在同时担任4家的，也有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现象。譬如赵惠芳，其就同时兼任设计总院、国机通用、科大讯飞、*ST安凯、时代出版5家上市公司的独董。《红周刊》记者留意到，这5家公司基本都是安徽籍企业。赵惠芳常年在合肥高教界工作，现任合肥工业大学MBA管理中心主任。“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许这是赵惠芳顺利当上多家本土上市公司独董的有利因素之一。相关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披露，赵惠芳就独董一职2019年总薪酬达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科大讯飞、*ST安凯多次因年报等问题接到交易所下发的问询函，科大讯飞还在2018年陷入过AI同传造假的丑闻。另据《红周刊》记者统计，赵惠芳2019年总共出席了50场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尚不包括专业委员会会议)。如此大的工作量，让人质疑其是否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仔细审阅提案并作出决策，是否在行使职责时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走走过场一律投出赞成票？同样情形的还有赵春光，目前其同时担任金枫酒业、ST长投、博创科技、新朋股份、国网英大的独董；章新蓉同时担任莱美药业、蓝黛传动、重庆百货、重药控股、智飞生物5家公司的独董；张一弛同时担任电子城、昊华能源、中国海诚、四川双马等公司的独董；张萱同时任兴业股份、顺利办等5家公司独董……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2019年同时在4家及以上的上市公司任独董一职的人士就不下10位。在身兼多家公司独董的人群中，张萱也是值得一提的，其任职的5家公司分别位于北京、福建、湖北、江苏等不同省市，上市公司业务也横跨商业零售、钢铁、互联网、殡葬等不同行业。如此的跨省、跨行业去任职多家公司的独董，同样是让人质疑其是否也有足够的专业素养和时间、精力行使应有职责。一位在上市公司任独董的人士在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考虑到“独董为上市公司每年的服务时间不得少于15个工作日”，绝大多数独董会选择在本地上市公司身兼数职，以减少差旅和时间成本。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黄建中也指出，服务好一家上市公司尚且不易，而身兼数职、横跨多个行业，这让独董很难仔细核对报表、深入现场办公。如果涉及到招股说明书或并购重组的话内容会更多，而且这些文件专业性较强，长此以往，部分兼多家公司独董一职的人士沦为“橡皮图章”的可能性极大。“一人不得同时在超过3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且任职公司行业不得超过两个行业。”早在多年前，黄建中曾提出过修改意见。他表示，以前制度确定的最多可兼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规定早应修改，“如果完全勤勉尽责，一家上市公司的独董需要一年内至少参与十几次会议，并广泛的审阅信披和财务材料，工作量其实很大。”除了身兼多家公司独董问题外，《红周刊》记者还发现，独董现场出勤率低的现象也是不少见的。虽然记者从现有资料无法准确统计出独董出勤率的整体数据，但以某上市公司独董为例，其参会现场投票的情况就是不容乐观的。自其2018年5月任上市公司独董一职以来，股东大会几乎零到场，上市公司在2018~2019年共召开了6次股东大会，但该独董均因“出差”“工作原因”等理由未现场出席，要么以通信形式参会，要么将投票权委托给其他独董行使。“学院派”独董扎堆高校老师相对充裕，且在薪酬之外，很多人非常珍惜与上市公司的合作机会，将其视为增加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红周刊》记者留意到一个现象，近两年来，上述身兼多职的独董以高校老师身份居多，而在2013年前，政府官员或退休官员兼任者不在少数，但随着2013年中组部下发被称为“18号文”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后，上市公司“官员类独董”出现了大量离职，而正这“官员派”独董离职，给“学院派”独董留下了空缺。对于“学院派”独董扎堆的现象，除了“官员派”独董离职留下了空缺外，黄建中还向《红周刊》记者表示，高校老师相对充裕，且在薪酬之外，很多人非常珍惜与上市公司的合作机会，将其视为增加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而且独董的实际工作量比较小，性价比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高校教师、教授缺乏一定的实际企业运作经验，在担任独董后往往无法参与企业管理。黄建中对此表示了担忧，“有些老师空有独董资质，但对财务报表的了解也仅仅浮于表面。”对于独董的业务能力问题，目前在两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的汪建华（我的钢铁网首席分析师）在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上市公司应协调好财务型独董和业务型独董的比例，业务型独董应将更多精力用于现场办公以及与上市公司中基层员工等的沟通。“我平常经常和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做交流，可以更全面地掌握企业运营情况。”在今年的疫情期间，上市公司普遍转向了线上办公，汪建华建议，监管部门可适当放宽上市公司内部会议的召开方式，“线上会议既可避免不同工作时间的冲突，又可显著降低企业成本。”其余时间也可用于现场办公和走访，以加深独董对公司业务的实地了解。不乏老同学、老熟人独董推荐机制待补漏有些企业管理层或大股东为加强对上市公司控制，也会提名“信得过”的人选，这让包括独董在内的人事安排往往成为了董事长达成内部控制的工具。尽管监管层明令要求独立董事不能是上市公司或董监高关联方，上交所独董《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也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具备独立性”。但由于实际中薪酬由上市公司支付，独董的独立性不可避免受到影响。此外，有些企业管理层或大股东为加强对上市公司控制，也会提名“信得过”的人选，如近期二度爆发股东内斗的新潮能源，就存在这种可疑情形。2018年5月，新潮能源部分股东推荐杜晶、张晓峰等为独董人选。2019年7月股东内斗爆发后，金志昌盛等机构股东的代表指出，独董与上市公司董事长刘珂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譬如张晓峰在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任职，其团队成员段素兰曾在2018年7月、为北京中金景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供了法律服务(据裁判文书网)，而中金景合(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恰好就是刘珂控制的中金创新(北京)投资公司。其后新潮能源公告称，张晓峰任职的律师既没有为上市公司提供服务、又没有为中金创新提供法律服务。然而，《红周刊》记者查询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官网发现，张晓峰客户中确实不包括上市公司和中金创新，但包括武汉中金万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刘珂是该公司董事、中金创新则是公司股东。有机构股东表示，包括独董在内的人事安排成为了董事长达成内部控制的工具。在今年4月底召开的股东大会中，独董提名也成为现管理层和持反对态度的股东争夺的重点之一。而在前几年某著名房地产公司股权之争中，独董刘姝威就成了当时的风云人物，其曾积极为上市公司管理层方面站台、发声，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让人质疑其“独董不独”。目前，刘姝威又被另一家上市公司聘为独董，而其与该公司老总的关系也甚密。需要注意的是，交易所独董《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要求，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士不得担任独董：上市公司或附属企业任职员工/亲属/主要社会关系、持股超1%或前十大股东中的自然人及直系亲属、在持股超5%的股东或前五大股东中任职或直系亲属、在上市公司实控人及附属企业任职等。而上述案例显示，《指引》存在不足：如上市公司无实控人、或独董与董监高为同学关系，则是否应该被提名为独董？独董的推荐机制是存在瑕疵的，黄建中认为，“独董往往由公司董事长来提名、后者可借机提名老同学或老熟人，加之薪酬由上市公司发放，所以独董往往会成为现任大股东、管理层的附庸，也为管理层达成‘内部人控制’提供了契机。”无独有偶，在本次“两会”召开前，全国人大代表、广弘控股独立董事朱列玉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提出，建议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作为第三方，统一选聘上市公司独董并授予薪酬来解决独董独立性的问题。而上交所原副总经理周勤业也在多年前就提出，由上市公司协会选派独董，并由协会向上市公司收取相关费用、再向独董发放报酬，以从根本上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独董“踩雷”频发监管制度亟待加强目前，监管层对独董的监管措施威慑力有限，其被处罚又可能不影响当事人在其他交易所上市公司的任职情况。除上述问题外，独董是否尽职尽责参与了公司治理也是值得质疑的。近些年，A股多家上市公司先后爆出巨额财务造假、或债务违约，暴雷前信披材料中却罕有征兆。譬如*ST康得，在2015~2018年间累计虚增利润119亿元，进入2019年，公司高管密集离职，包括2016年起即担任独董的苏中锋、单润泽、隋国军，他们在任职期间的薪酬均为18万元。2019年2月，三人均低调离职，其后康得新发生多只债券违约。《红周刊》记者注意到，隋国军还曾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18年，大华事务所因涉及到佳电股份业绩造假，被证监会罚没600多万元。《红周刊》记者发现，独董的个人行为也游离在管理之外，以至于近几年出现了多次独董暴雷“炸伤”上市公司的案例，其最为典型的要算曾在中兴通讯担任独董的鲍毓明。鲍于2018年中开始担任中兴通讯独董，2019年的薪酬为25万元。但就在今年4月初，其被爆出可能存在“性侵”的行为，中兴通讯股价亦因此受到拖累而大跌；同样存在类似“污点”的拟IPO公司申昊科技，其独董钱逢胜也在2019年底陷入性骚扰丑闻。钱此前曾任中炬高新、东富龙等多家上市公司独董。记者注意到，在独董《提名人声明》中，上市公司对独董的要求主要体现为是否符合相关资质、是否有被监管层处罚记录等等，对个人生活和品德修养则关注较少。需要注意的是，在上市公司出现风险后，独董匆匆离职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譬如近期陷入面值退市危机的天广中茂，今年5月中旬，两位独董陈金龙、郝先经提出离职。据Wind资料，陈金龙还是闽发铝业的独董，郝先经也是华平股份的独董。目前股价低于1元的盛运环保，其独董何的明也在近日提出了离职。就上述独董来看，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是否履行了独董义务、是否勤勉尽责是让人质疑的。目前，监管层对独董的监管措施威慑力有限，其被处罚又可能不影响当事人在其他交易所上市公司的任职情况，以同方股份前独董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何佳为例，其因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不准确被上交所公开谴责。今年2月，何佳辞去了同方股份独董一职，但目前仍担任欣龙控股、北方国际、君实生物的独董+审计委员会委员等职位。《红周刊》记者留意到，同方股份为上交所公司，另外3家公司则在深交所和港交所上市。当然，也有独董试图体现出独立性，对上市公司公告说“不”。近日，ST群兴在发布一季报后，其独董韩正强、潘秀玲就发布声明称，无法确定公司实控人王叁寿及关联方是否存在对于合计金额为3256万元款项的非经营性占用，因此对一季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存在疑议。其中潘秀玲还是劲胜智能的独董。敢于说“不”的还有2019年年报计提减值超50亿元、并在近日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豫金刚石的独董，该公司独董王莉婷、张凌等均在公告中直言“无法保证2019年年报和2020年一季报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还向公司董事长提出聘请外部机构对公司计提减值的合理性、资金流动性等问题进行核实。对于目前多数独董依然不敢说“不”的现象，黄建中解释称，“根本原因还是权责不对等，独董任职的综合收益远大于潜在风险。”黄建中认为，监管层对独董的处罚以公开谴责居多，国内的证券诉讼对象范围一般也不包括独董，“加强事后监管，措施很多，比如：对出现财务造假、重大信披违规等问题的上市公司独董也参照其他董监高的处罚，即设置市场禁入，并要求吐回任职期间的领取薪酬。”董登新也认为，如独董因履职不尽责而导致严重后果，在行政处罚之外，还需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即可能存在被民事诉讼索赔的风险。而其早在2014年接受相关媒体专访时曾明确指出，“应该从提名方式，限制大股东的权力，将独董的提名权交给股东大会，另外通过建立诚信档案、问责机制来提升独董的契约精神。”...

亚马逊的内部文件显示，一个化名克拉斯（Krasr）的诈骗者曾向亚马逊员工行贿，让他们帮助他劫持其他卖家的账户并复制他们的产品。此前的媒体报道曾披露克拉斯的真实身份，是多伦多居民穆罕默德·穆塔兹姆·阿克巴尔·阿里（Mohamed Multhazim Akbar Ali）。亚马逊安全团队的一份备忘录称，阿里“通过LinkedIn和Facebook”招募了亚马逊员工，并在几年时间里向他们支付了总计16万美元。亚马逊发现后已解雇了七名被该阿里收买的员工。在一次行动中，阿里劫持了一家流行护肤品销售商Pure Daily Care的账户，然后抄袭了他们的畅销产品，并在其页面上大量刷差评，这导致Pure Daily Care损失了40万美元，并被迫解雇了一半员工。亚马逊一位发言人周四表示，该公司已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来建立系统和流程，以确保数据安全。他补充说，有关该案件的信息已经过时，与亚马逊目前的安全状况毫无关系；这位发言人还说，亚马逊在2018年就将阿里交给了执法部门。...

9月中旬，一份《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的政策文件流出，引发了业内人士对于医疗设备第二波国产替代潮的讨论。文件的级别很高，由财政部和工信部联合发布。在这份国家层面的指导文件中，对178种医疗器械，给出了“审核建议比例”——其中137种医疗器械，要求按照100%的配比采购国产，其余的按照75%、50%、25%的配比采购国产。这只是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支持国产器械的政策之一。类似的对国产采购比例提出的具体要求，近年来更是频繁出现在各地的政策文件上。可以说，和90年代末的第一波国产替代潮相比，这更是一场自上而下，政策驱动的变局。这让医疗器械领域的投资迎来了一波高峰。资本蜂拥而至，资金开始从创新药往国产创新器械流动。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据是，到2025年，中国的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将高达1.4万亿。在这个万亿的器械市场中，医疗设备细分市场是是国产和进口厂商必争之地，因为它的市场占比是最大的，占比近56.80%。投资者们坚信，国产替代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投资机会，会诞生新的巨头公司。“在2019年以前，医疗器械这个行业里面，很少有创业公司能够融到大额资金，大额融资项目一般是指单笔融资金额超过2亿元。”易凯资本董事总经理、医疗技术与器械组负责人李晋告诉八点健闻，“2019年开始，你会看到有越来越多大额融资的医疗器械创业企业出现，整个行业非常火爆。”资本市场的记录不断被刷新：成立于2011年的上海联影，2017年9月完成33.33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投后估值333.33亿，创造中国医疗设备行业的最大单笔私募融资。巨头初现，90年代创立的东软、迈瑞，已经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医疗器械生产商，也是资本市场最顶级的标的，估值高达数千亿。不过，和上一波在基层医院里攻城略地的国产替代潮相比，这一轮国产替代的主战场来到了中国医院的金字塔尖——对技术和可靠度要求最高的三级医院。但即使是最坚定的乐观者，也不得不承认，在未来10年之内，在高端医疗设备的市场，外资品牌仍然会占据主导：高端设备所用的诸如球管等关键元器件，仍然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在国产企业难以攻克的“堡垒”三级医院内，多数临床医生依然更信赖进口设备。这一次，国产医疗设备厂商得到的政策支持前所未有，而他们面对的困难也前所未有，一场“攻坚战”正在上演。第一波国产替代潮：农村包围城市1997年，迈瑞医疗迎来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在做了6年进口设备代理商之后，迈瑞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血氧监护仪。销售员们开始奔走在京九线周边的县城医院里，推销着他们的监护仪。同年，在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大软件园唯一的一栋建筑里，中国第一台临床应用CT机C2000下线。在CT机商业化的同时，1998年，东软医疗正式诞生。90年代，大多数的国内医疗设备公司都还是外贸商，依靠代理进口设备赚到第一桶金。公立医院里，更是看不到国产医疗设备的踪影，外资产品垄断了整个市场。大城市的大医院花费巨额外汇进口国外的CT机；而大部分县级医院里，连一台多参数监护仪都看不到。 不过，这也是中国初创医疗设备企业的机会，中国第一波国产医疗设备替代潮却正是从90年代开始。如果回顾中国医疗设备行业的发展史，就是一条国产替代史。改变首先发生在三级以下医院。在国内的医疗体系中，三级医院和三级以下的医院，承担着不同的临床诊疗需求。在很长时间里，三级及以上的医院实际上对成本不太敏感，更关注性能和质量；二级医院和二级以下医院，则对产品的价格更加敏感。监护仪在20年前价格就普遍在10万元以上。国产品牌入局参与竞争之后，直接将价格拉到了4万元左右，价格优势为他们敲开了中低端市场的大门。除了低价之外，赊销、分期付款等多种营销策略，对价格敏感的县级以下医院非常适用；延长质保、功能本土化和快速服务响应的市场化策略，则让他们成功打入二三线城市的中小型医院。“你看着是价格优势，实际是代表质量过关，才能在国内中低端市场撕开了一条口子。”原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副所长、北京市食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和监管处处长、现任中关村水木医疗董事长孙京昇告诉八点健闻。当然，这也是中国基层医疗市场内需释放，给国产企业带来的红利。监护仪是一个鲜活的案例，证明对其他国产厂商而言，从成熟的、技术壁垒较低的产品开始，研发适合基层的产品，“农村包围城市”，逐渐打响品牌名声，这才是一条适合他们的弯道超车之路。现在看来，这一波国设备替代潮意义深远，国产设备在市场竞争中，依靠价格优势，满足了市场内需，也赚到了钱，成为了企业投入研发，继续发展的原动力。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基层医院市场，第一波国产替代虽然大潮已褪，通过价格战、营销策略等市场化的竞争手段，外加一些政策扶持，临床用面广、使用量大的常规医疗设备都实现了国产化。最难啃的骨头这些沉淀和涌现出来的行业龙头，未来能不能真的挑战或撼动外资巨头？在中高端设备领域，在三甲医院，才是主战场。2015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把高端医疗设备纳入到了战略任务和重点之中，明确要求大型医疗设备国产化率必须提高；国家卫计委则明确要求，推进三甲医院使用国产医疗设备。如果说第一波替代潮更多是市场内需和国内产业发展的结果，那么第二波国产替代潮，政策开山的作用就越来越关键。很长时间里，三甲医院是国产设备难以“攻克的堡垒”。三级以上医院是国产替代过程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即使是DR（Digital Radiography，数字化放射摄影）等国产替代率已经达到了70%的影像设备，“国产在二级以下医院的比例超过90%。但是在三甲医院，能占到百分之三四十就不错了。”更不用提诸如CT、核磁共振等高端影像设备，合称为“GPS”的GE、飞利浦（Philips）和西门子（Siemens），外加“佳能”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不过据业内人士观察，“最近两三年，联影对三甲医院的冲击很厉害”。联影产品的装机客户在2016年近1000家，包含100多家三甲医院。2020年3月，三甲医院的数量增加到了410多家。八点健闻了解到，某地的三甲医院被要求，采购一台进口的大型医疗仪器时，必须搭配一台国产，这一销售策略，让不少三甲医院配置了第一台联影设备。在三甲医院影像设备的国产替代之路上，从普通的X光机的国产化，到超声机，再到64排以下的CT，1.5t的核磁共振，政策极大地加速了替代进程。公立医院在采购医疗设备时，受到的越来越多的限制。他们需要更充分的理由才能采购进口设备。“特别新一轮的采购，大型制备，能买国产的，你绝对不能买GPS和佳能的。”一位资深的业内人士坦言，“有同类型的国产产品，就得采购国产，这是根本思路。如果必须使用进口，则需要进行进口论证。”如果公立医院设备招标，中标的是进口产品，医院内部要提供一个论证说明，“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国产的，要么就是国产的满足不了要求，你才能买进口的。”为了节省每家医院都要重复论证的流程，提高进口产品审核效率，各地基本上每年召集相关专家，出台一版《进口产品统一论证清单》。在浙江，集采之后，就开始对进口产品进医院进行论证，重点考虑采购进口产品的必要性、不可替代性、经济性和效益性，规避超标准采购。今年2月，浙江省财政厅公布了《2021～2022年度全省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统一论证清单（医疗设备类）》中，195种医疗设备纳入清单，可采购进口产品。2019～2020年度，这一数字则是215种。“进口数量越来越少，符合我们工信部和财政部的要求。”一位参与浙江省清单论证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专家说，“之后进口的肯定还会越来越少，趋势是这样的。”三级医院里的攻防战政策推动、产业发展的双重驱动下，在国内的三级医院内，一场国产和进口大型设备的攻防战正在上演。在中国的分级医疗体系中，三级医院无论是临床救治疑难杂症，还是出科研成果，都对医疗设备的性能要求更高，这种特殊性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到。在孙京昇看来，“进口论证”就是是国产替代的政策大背景和三级医院临床、科研需求的一个平衡，“医院非得要用进口的，明显是跟政策大方向相违背的，但是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进口设备又是需要的、合理的，所以需要有这么一个平衡。”浙江省可采购进口设备数量逐年递减的做法，已经相对“温和”。政策在各地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个微妙的平衡其实很难把握，极容易挑动起业内关于国产、进口进院待遇的敏感神经。今年5月，两则“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采购医疗设备”的公告就引发了争论。这家直属于四川省卫健委的三甲医院在公告中明确表示：只要国产。公告所涉采购项目总预算高达7842万元，包括多普勒彩超、移动式C形臂X光机、基因测序仪等大型、高价设备。2020年8月，广州医科大学公示一份进口医疗设备采购清单，引发更大的风波，但是原因却完全相反。清单中对155个医疗设备品种的评价均为，“国内同类产品达不到性能要求”，国产设备全军覆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何综合考量价格、临床使用功能和政策法规的要求，买一个合适的、合理的设备，科学决策，对公立医院的采购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大考验。虽然政策力推，但是国产厂商的设备想要征服三级医院的临床医生，依然需要时间。一位三甲医院的影像科医生说，高端设备中进口设备依然是临床首选，核磁共振设备在图像质量上，和进口相比有“肉眼可见的差别”。一位三甲医院的设备技术人员则告诉八点健闻，“即使是关键部件全部从德国进口，到国内来组装，设备在稳定性上都达不到要求，图像会突然倒起来或者反方向。外资诸如GE在国内设厂生产的产品，也和原厂存在差距，所以我们现在进口的品牌基本都选原产的。”国产和进口高端设备在性能和稳定性上的差距，不仅让公立医院这样的采购主体在选择时感到头疼，省级层面的指导文件也在小心把握尺度，试图找到一个看起来合理的平衡点。2018～2019年度，四川省财政厅发布的《省级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清单》，将允许采购进口产品的医疗设备从上一年度的98个缩减至44个产品。但是，今年4月发布的《省级2021～2022年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清单论证意见公示（医疗卫生设备类）》，允许采购进口的医疗设备数量又有所回升，增加到59种。在浙江，195种医疗设备纳入清单可采购进口产品，远超四川的59种和广东的46种。但是，在杭州财政局发布的市级文件中又要求，除满足特殊需求外，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总额自2021年起三年内，年均下降10%以上，当地政府又表达了支持国产厂家的坚定立场。对于外资来说，即使三级医院的市场份额逐年递减已成定局，但他们也不想坐以待毙，积极推进本土化策略，成为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本土化，在降低成本以求和国产品牌在中低端市场保持竞争的同时，在中国的工厂、用中国的员工、中国的零配件生产，供应给中国的用户，在中国拿产品的注册证，外资也希望在进医院时，能得到和“国产”相同的待遇。“国外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设备，现在还没有明确，是不是国产，所以这也是外企一直在做工作的地方。”业内人士说。除此之外，即使丢掉了传统设备的市场份额，外资在创新能力上的巨大优势，短时间内也无法被追赶上。在三级医院的这场攻防战中，目前，外资和国产品牌还处于微妙的平衡。国产如何利用政策红利进一步跑马圈地？外资如何做出战略布局，是跟本土企业创新合作达成进一步的本土化战略，还是战略性后退，仅仅保留部分高端市场？三级医院这座难以攻克“堡垒”，国产品牌的破局者何时出现，如何出现，整个行业都在拭目以待。国产替代，一场控费逻辑下的持久战谈到国产替代，人们总是想到国际竞争的问题。其实，在大型高端医疗设备领域，控费有同等重要的紧迫性。公立医院在选择采购国产还是进口设备时，所处的微妙处境，在集采之后，就长期存在于行业内。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家鼓励、扶持国产设备进院，是从集采开始的。集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控费。这也是国家层面推行的各项重大医疗卫生改革的主要目的，降低社会整体的医疗负担。新医改之后，全国卫生总费用一直增加，财政补贴连年提升，卫生总费用占我国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从1999年的4.9%升至2019年的6.6%。过去10多年，中国卫生总费用相对于GDP的超额增速的背后，是政府财政加大了卫生支出，加上全民医保政策的落实。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过快的卫生费用增长会加重个人、企业、政府的负担，难以持续。正是在2015年前后，医保控费逻辑下的耗材集采，节省财政支出逻辑下的国产设备替代政策，开始上马。控费，成为了转型时期矛盾最为尖锐、最复杂的医疗问题的一个重要解题思路。在控费的大环境下，扶持国产设备厂商，形成鲶鱼效应，充分的市场竞争下，才能压缩渠道商的利润空间。只有更多能打价格战国产企业的加入，外资企业垄断之下高价的不合理生态，才能一定程度扭转。国产设备的价格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北京医院在1978年引进了全中国第一台全身CT。“我们买一台CT价格是250万美金，在那个年代是天文数字。因为有了国产品牌，进口的CT才不得不降到了1000万以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北京医院器械处原处长蔡葵在一场研讨会上说。但是，无论医保还是财政，作为一个超级支付方，想要控费都一个极度复杂的政策，背后牵涉一整套的政策的出台。而医疗行业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和人命息息相关，单纯为了降低成本，降低医疗的质量，显然是行不通的。控费的前提是保障医疗质量。因此，在控费的同时，如何让国产企业真正强大起来，在一些核心的、特定的领域里面，能够把最核心的医疗技术、医疗数据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真正考验政策制定者的顶层设计。国产替代的政策大方向毋庸置疑。多年以来，这也是医疗器械领域做投资的重要逻辑，投资者依然感到乐观，李晋判断，“国产替代带来的投资热，应该还能再延续5年时间。”政策、资本之外，真正能带动飞轮转起来的，还得靠整个产业本身。这条路看起来很漫长。特别是在在高端设备领域，技术瓶颈的问题没解决，也很难解决。孙京昇认为，“技术瓶颈有两种，一种是关键元器件，一种是整机的可靠性，表面上我们讨论的多的是关键元器件，但关键元器件并没有对中国企业禁售，元器件装在一起，不好用，整机的组装的可靠性是挺大的一个瓶颈。”要破局，基础工业水平，一整套的实验室可靠性的技术和能力，一定的经验，缺一不可。而这些体系化的能力的培育，都需要时间。这必将是一场持久战。...

不久前，ESG圈发生了一件大事。11月3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基金会）正式宣布成立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ISSB将整合和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和资源，制定和发布IFRS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ISDS）。根据IFRS基金会于2020年9月发布的咨询文件来看，这里的“可持续发展披露（报告）”是指“所有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事宜相关的信息”。也就是说，ISSB所负责制订的就是ESG信息披露准则。图片来源：IFRS基金会，Consultation Paper o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众所周知，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ESG标准，包括评价、信息披露甚至是基础概念。这显然不利于ESG的发展。毕竟，ESG源起于以“理性”著称的资本市场。ISSB的成立给ESG标准的“统一大业”送来了曙光，被ESG圈赋予划时代的意义。但IFRS基金会统一ESG标准的愿望真的能实现么？由IFRS基金会担起这个责任可行么？一、ISSB是怎么来的提到ISSB，就不得不先说说IFRS基金会原先就设定的核心机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IASB主要负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这也是在ISSB还未成立前，整个IFRS基金会的工作重点。起初，IASB是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为获得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及其他市场监管机构，特别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认可，IASB不断完善组织治理架构，并引入了监督及外部参与机制，最终形成了目前IFRS基金会的组织形式。图：IFRS基金会架构 图片来源：IFRS基金会官网自2001年IASB正式成立算起，即使加上其前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973-2000），五十年的时间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得到了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的会直接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有的则会经过审核修订后，再采纳实施。因此，IASB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IFRS基金会便想将IASB的成功经验，应用到ESG准则的制订上来。虽然ESG准则与会计准则在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但两者所涉及的监管机构、适用范围和应用场景是相同的，都直接与资本市场和公司报告有关。IFRS基金会在制订和推广国际会计准则方面的经验，也得到了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国际多边机构的认可。ISSB成立的时间线大致如下。2019年，IFRS基金会在每五年的战略评估中，发现ESG信息披露在市场交流中反复出现。2020年9月，IFRS基金会发布了一份咨询文件，围绕三个问题——是否需要ESG报告标准、IFRS基金会是否应在制定ESG标准方面发挥作用，以及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公开意见征集。2021年初，IFRS基金会顺应市场反馈意见，提出建立ISSB的计划。IOSCO随即发表声明，宣布有意与其合作。2021年3 月 22 日，IFRS基金会成立两个工作组，以协助筹备工作。2021年4月开始，IFRS基金会就基金会章程加入ISSB及其相关职责，公开征集市场意见。2021年6月，G7 财长发布会议公报，支持IFRS基金会制订ESG报告标准的工作。图片来源：G7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Communiqué2021年7月，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也发布公报，支持IFRS基金会有关制订ESG报告标准的计划。图片来源：Italian G20 Presidency-Third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meeting Communiqué2021年8月-9月，IFRS基金会开始对市场反馈意见进行梳理和分析。2021年10月，IFRS基金会宣布在原先基金会章程中，加入建立ISSB的必要内容、2021年11月3日，也就是开头提到的COP26上，ISSB正式问世，成为与IASB并列且同等重要的机构。根据IFRS基金会的计划，ISSB将在2022年6月前完成对气候信息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及价值报告基金会（VRF）的整合。其中，CDSB是CDP项目的发起机构，VRF则于2021年6月由IIRC和SASB合并组成。而CDP、IIRC和SASB均是全球ESG信息披露方面的领导组织。二、SEC委员为何反对ISSBISSB似乎已经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外部对ESG标准出台的呼声高涨，自身又具有丰富和成功的国际标准制订经验，加上现有成果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制订ESG报告标准对于ISSB来说顺理成章。但实际上，远非看起来这么简单。当年国际会计准则所面临的平衡各方利益、获得重大影响力机构支持等问题势必会在ISSB制订ESG准则的过程中再次出现。当年，IASC（ISSB的前身）为了寻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认可，被迫进行改组，最终采用了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完全相同的框架结构，并更名为ISSB。同样，对于ISSB来说，必然也要争取SEC的支持。但目前，SEC仍就强制性的气候信息披露要求与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尚未形成定论。要知道，气候信息披露是现阶段ESG报告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而在SEC五名委员中，已有人公开表达了对IFRS基金会成立ISSB，以及开展ESG准则制订工作的反对。虽然该委员强调，其观点和态度并不能代表SEC和其他委员，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担忧。该委员的反对理由主要有三个，我们着重看其中的一点——将ESG标准等同于财务报告标准是不恰当的。财务报告可以为投资者准确地描绘了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这得益于客观、可审计、可量化和可比的指标。根据高质量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可以帮助投资者了解他们是否可以从投资标的中获利，有利于投资者作出明智的投资决定。这也是IFRS基金会的使命。图：IFRS基金会的使命 图片来源：IFRS基金会但ESG信息和会计信息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ESG”还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界定是不明确的，也不存在普遍认同的标准制订目的，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内容也会发生变化。ESG报告标准的制订是一种本质上更主观、更不明确、更不集中的工作，是模棱两可和漫无边际的。因此，在制订ESG标准前，ISSB不得不先对涵盖哪些ESG领域做出判断。现阶段，与此相关的努力几乎都集中在气候信息上，但ESG所涉及的内容不仅限于此。ISSB（IFRS基金会）参与到ESG议题的选择上时，就意味着要在充满争议甚至具有政治性的话题中做出抉择。ESG标准包含了关于资本应该流向何处的判断，而这是财务报告标准之外的问题。此外，ISSB明确的目标包括“与多种利益相关方的ESG标准实现连通”。正如IFRS基金会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ISSB的重点将从投资者转向更大的利益相关方群体，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可能使IFRS基金会陷入无止境的“妥协”。除上述原因外，IFRS基金会将会在监管层级中，给予ESG专业人士一些席位。这会削弱对国际会计准则的专注程度，甚至为了获得外部支持，牺牲部分席位，进而破坏目前组织的稳定性。最后，该委员认为，ESG准则不太可能像财务报告标准那样，在广泛的披露中培养出具有同等准确性、可比性、客观性和可靠性的规则。三、ESG标准路在何方虽然大多数人对ISSB抱有积极的看法，但上述挑战也的确存在。与国际会计准则类似，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世界真的需要一个统一的ESG准则么。国家间经济水平、法律体系、人文条件等因素的差异，会产生对ESG的不同理解。统一的ESG标准似乎与这种客观条件是相悖的。ESG准则固然重要，但市场需要的是一份贴合现实需要的指南。ESG准则的关键是在“ESG”上，而不是“规则”上。也就是说，ESG准则应该是侧重于解决如何判断企业价值的问题，而不是寻求标准之间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企业所处的发展环境是不同，所面对的环境和社会挑战也是不同的。这决定了企业间的ESG实践和信息披露也是不同的。统一的ESG准则能反映这种现实么？用统一的ESG准则去衡量企业是公平的么？如今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质疑也同样是在全球通用性上。在不断提升其影响力的过程中，IFRS基金会的工作重心似乎从“会计”向“准则”发生了偏移。未来，如何在保持客观、公平的基础上，持续获得不同利益群体的支持，这又是摆在ISSB面前的一个难题。目前，国内市场实际上尚未制订强制性的ESG报告标准，很多相关要求只是鼓励性的，或者只覆盖了一小部分企业，重点也只在环境方面。是否要建立与国际ESG规则一致的标准，成为政策制定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在国际会计准则应用中，中国采取了不断调整国内会计准则，使其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做法。如果在ESG准则方面也想如此，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出台符合中国国情的ESG标准。即使会增加未来与国际规则趋同的工作量，但对于企业和市场参与者来说，这是一种循序渐进且“温和”的做法。但无论如何，ESG发展已经大势所趋。从投资视角来看，ESG思维可以大大降低企业发生非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而从整个社会来看，ESG投资和实践将促使整个经济社会向着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但于ISSB来说，未来势必艰难曲折。...

上市一周年，祥生控股集团(02599.HK，简称“祥生”)想不到资本市场送出这样一份“大礼”。11月18日，祥生股价重挫53.913%，报1.59港元，创上市新低。一年之前的今天，祥生正式在港交所敲钟挂牌上市。相对2020年11月18日上市价5.59元，祥生股价累计跌幅71.56%。11月18日公司股票成交金额2.5亿元。港股收市后，祥生公告称，董事会并不知悉导致股价成交价格与成交量波动的原因，也没有必须公告的内幕消息。同时董事会确认公司运作一切正常，现有债务没有违约且公司控股股东并未质押任何股份。11月4日，祥生公告赎回一笔将于2022年1月到期的12.5%利率3亿美元债，也就是最近到期的一笔美元债，赎回本金总额为845万美元，占比这笔美元债本金总额约2.82%。彼时祥生表示，将视市场情况和公司财务架构决定是否进一步赎回这笔美元债。根据祥生此前公告的每月运营数据可见，2021年10月，该公司月度销售额仅约为40.82亿元，延续了3季度7、8、9月的低迷。楼市金九银十不再，尽管祥生10月份销售额比9月份的33亿元略高一点，但相比7、8月份的50多亿水平，还是出现了十几亿的缩量。今年前10个月，祥生实现权益合约销售额约683.63亿元；去年全年，祥生权益销售额781.68亿元。相比之下，剩下两个月时间内，祥生要完成与去年齐平的销售业绩也有一定的压力。2021年上半年，祥生资产负债率（扣预收款）79.4%、净负债率96.6%，现金短债比（不扣预售监管资金及受限资金）1.2，实现“三道红线”逐步转绿，并有望通过一二年时间实现全线绿档。此外，公司截至2021年上半年权益土地储备约2295万平方米，GDP高居前列的浙江及泛长三角地区占比达87.4%。根据此前中报，祥生目前在建在售的228个项目分布在全国11个省份的47个城市，其中三四线城市权益面积占比约75%左右，包括绍兴、台州、丽水、衢州、济宁、宣城、宿迁、仙桃、呼和浩特等。三四线城市成交下行明显，据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去化周期加速上行至14.9个月，成交下行致去化周期激增至17.53个月，高于百城平均，去化风险浮出水面。...

2013年，一名来自阿根廷埃斯佩兰萨的23岁女性被诊断出HIV感染。在此后的8年里，她几乎没有接受过药物治疗，但她不仅从未出现过相关症状，甚至病毒可能已经奇迹般地被自身免疫系统彻底清除……昨日，一项发表于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的研究称，这位“埃斯佩兰萨病人”有可能是全球第二位实现“自愈”的HIV感染者。这个从HIV感染中全身而退的罕见病例，或许将引导我们找到治愈艾滋病的正确方向。当HIV入侵人体，这些狡猾的RNA病毒会将自己的基因组逆转录成DNA，随后插入人体细胞的DNA中，形成“前病毒”。这时，宿主细胞就变成了病毒储存库，而藏匿在细胞中的前病毒不仅能轻易躲避免疫系统的搜寻与攻击，还能借助宿主细胞随时产生新的病毒颗粒。在对抗HIV的战役中，这些病毒储存库成为科学家难以攻克的死角。好在，虽然无法根除细胞中的前病毒，但人类还是找到了阻止新病毒大量生成的手段，这就是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在持续接受ART治疗的情况下，患者体内的HIV可以被控制在无法检测的极低水平上。在众多HIV感染者中，有一批罕见的幸运者。他们仅占所有HIV感染者的不到1%，不需要接受ART治疗，这些人体内的HIV就已经被控制在非常低的安全范围内了。换句话说，他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实现了类似于ART的效果，确保HIV在体内无法大量复制。而从这些被称作“精英控制者”的特殊人群中，美国拉根研究所的Xu Yu教授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Natalia Laufer博士领导联合研究团队，找到了特例中的特例，也就是文章开头的埃斯佩兰萨病人。在2013年检测出HIV感染后，埃斯佩兰萨病人几乎没有接受ART治疗——唯一一次使用，是2019～2020年怀孕期间，短暂接受了6个月的治疗。在顺利产下健康的婴儿后，她继续停用ART。从2013年至今，她一共接受了10次病毒载量检测，没有发现任何病毒感染的迹象，也没有表现出相关症状。这位感染者究竟是和其他精英控制者一样，抑制了病毒复制；还是能够彻底清除病毒储存库？要区分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尽可能多的细胞进行测序，检查她的体内是否仍有完整的前病毒序列。在进一步的检测中，研究团队在2017～2020年间，共收集了她体内的近12亿个血细胞、5亿个组织细胞进行测序。从测序结果中，研究团队发现了有缺陷的原病毒——这个结果再次说明，埃斯佩兰萨病人此前的确被HIV感染过。但更重要的是，从十几亿个细胞中，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完整的前病毒序列。这意味着，她的病毒储存库可能已经被自身免疫系统清除。图片反映了感染者HIV遗传序列的突变情况（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论文指出，埃斯佩兰萨病人似乎“在自然感染过程中，彻底清除了有复制能力的HIV前病毒”。这种情况也被称作“清除性治愈”。事实上，这是科学家第二次找到潜在的艾滋病“自愈”者。去年8月，Xu Yu教授带领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这项研究除了揭示精英控制者与众不同的关键因素：前病毒插入细胞DNA的位置，还报告了首位潜在的“自愈”者。这名来自美国加州的女性和埃斯佩兰萨病人一样，在15亿个细胞中没有出现任何完整的原病毒序列。在最新研究中，类似病例的再次出现告诉我们，艾滋病的“自愈”并不是孤例。在这些案例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治愈艾滋病的普适策略。而在这两位感染者之前，能实现清除性治愈的只有“柏林病人”——那个携带了关键突变，并且接受了干细胞移植手术的全球首位艾滋病治愈者。当然，与去年的发现一样，研究人员对于结论依然表现出了足够的谨慎。原因不难理解：由于前病毒可能藏匿在身体几乎任何部位，因此理论上来说，只有将人体所有细胞都检测一遍，才能断定病毒储存库已经被清除——但这显然不切实际。不过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在超过10亿个细胞中，没有发现完整前病毒的任何踪迹。“这些发现，尤其是第二个病例的出现表明，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可控的手段，来帮助那些自身无法清除HIV的患者。” Xu Yu教授表示。Xu Yu教授进一步指出，在这两位可能“自愈”的感染者体内，都有一个特定的杀伤性T细胞应答机制。这说明了，或许还有更多的HIV携带者同样实现了清除性治愈。如果研究者能掌握背后的免疫机制，未来就有机会开发新疗法，使得更多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统能模仿这种应答方式。那时，能够彻底清除病毒的或许不仅仅是那些特殊的幸运者，实现清除性治愈的曙光也将照向更多患者。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11月18日，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大楼，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成为国家反垄断局首任局长。自该局消息披露后，各界关注度持续升温。国家反垄断局的成立，一方面，执法体系升级，是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或能在全球反垄断实践中分享中国经验，探索中国数字经济监管规则。机构设置浮出水面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更新，甘霖分管的司局中新增竞争政策协调司、反垄断执法一司、反垄断执法二司等三个新司局。公开信息显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原局长吴振国任反垄断执法一司司长，综合规划司副司长俞路任反垄断执法一司副司长；反垄断局原副局长周智高任竞争政策协调司副司长；反垄断原副局长徐乐夫任反垄断执法司二司副司长。国家反垄断局甫一挂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即更新，上述三个新司局职责明确。竞争政策协调司负责统筹推进竞争政策实施，负责反垄断综合协调工作；牵头拟订反垄断制度措施和指南；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负责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执法工作等。反垄断执法一司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等反垄断执法工作；组织实施数字经济领域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执法等。反垄断执法二司负责依法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开展数字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等。从三个司局的职责来看，竞争政策协调司负责竞争政策协调，监管重点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行政垄断等；反垄断执法一司聚焦于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执法；反垄断执法二司则负责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原总局反垄断局的业务范围，由于业务量非常大，专业性很强，分设三个业务司分别负责有利于反垄断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与其他法域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更为接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王先林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此次国家反垄断局的设置被业内视为反垄断执法体制的重要升级，执法力量将进一步强化。回顾我国反垄断执法实践可见，反垄断执法体系在不断完善，近年来得以迅速发展。2008年《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后的10年间，反垄断执法由商务部（反垄断局）、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共同承担，分别负责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执法、反垄断执法职责。多头执法，协调成本较高。2018年机构改革“三合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成为专门负责反垄断执法的机构。如今国家反垄断局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反垄断执法体系的强化和完善，反垄断执法资源进一步集中。人员编制接下来也将扩容，高素质、专业化的反垄断执法队伍正在组建。王先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20年前参与反垄断立法时就建议设立独立的、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一开始“三驾马车”与理想相距甚远。2018年“三合一”的机构调整和这次国家局的设立，预示着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回应重点领域竞争监管需求数字经济领域无疑是将是重点监管领域。《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指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保持9.7%的高位增长速度，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平台经济与竞争政策观察（2021年）》中显示，从国内来看，截至2020年底，我国市场价值超1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达197家，较2019年增加23家；价值规模达3.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6.3%。快速发展的同时，平台经济的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不容忽视，“自我优待”、“大数据杀熟”、强制“二选一”等破坏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对市场竞争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自2008年反垄断法生效以来，尚未有大型互联网企业因为垄断问题遭到监管部门的处罚。而去年底开始，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案件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阿里被罚182亿、叫停虎牙斗鱼合并、美团被罚34亿等大案持续引起市场震荡。此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市场监管总局去年起对超40起互联网领域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进行行政处罚，其中涉及阿里、腾讯、百度、滴滴等。图：市场监管总局去年起对超40起互联网领域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进行行政处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俊梳理“下一步将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继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加强重点领域竞争监管执法，持之以恒打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务委员王勇11月16日出席第七届金砖国家国际竞争大会致辞时如此表示。从三个新司局的机构的职责来看，数字经济领域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执法、数字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被单独列出。可见，数字经济将成为监管执法的重点领域。全球反垄断风暴里的中国模式“数字经济具有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边际效益递增性、外部经济性等特点，使得经营者的市场竞争行为更为复杂，这在客观上加大了监管和执法的难度。”王先林表示。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对数字经济的规制、对科技巨头的监管也都处于摸索过程中。欧盟是反垄断最前卫的“冲锋手”。去年12月发布的《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草案，提出“守门人”概念，剑指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巨头。今年开始欧盟密集对苹果、谷歌等展开调查。4月份指控苹果应用商店规则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扭曲音乐流媒体应用分发的竞争秩序，苹果或因此被处以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6月，对谷歌开展新一轮调查，评估谷歌是否在在线广告技术服务方面偏袒自己从而违反了反垄断法。美国方面，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于6月审议通过多项反垄断相关法案，着力推进反垄断改革，重塑美国科技巨头商业规范。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Facebook（现Meta）展开多轮反垄断诉讼；另一巨头亚马逊也面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辛（Karl Racine）对其发起的反垄断诉讼……我国也在不断加大平台经济的监管力度，上述提到的大案引发海内外关注。立法与监管政策也在不断推进与突破。我国自去年起便推动反垄断法修订，修正草案中大幅提高了对相关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增加了对达成垄断协议的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规定，以及信用惩戒的规定。“双罚制”不仅处罚单位，而且处罚相关负责人，威慑效果更大。《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与《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政策文件密集发布。“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反垄断工作‘大年’。”今年4月的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反垄断工作会议如此定性。立法前沿化、监管常态化、执法严厉化，已成为全球对待平台巨头普遍态势。这轮反垄断风暴中，各大司法辖区也在不断加强自身执法力量。其实，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此前长期面临执法力量不足、地位不高等问题。因此在这样的趋势下，急需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强化反垄断执法的技术支撑。国家反垄断局此番正式挂牌，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机构的升级和队伍的扩大，适应反垄断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反垄断执法采取行政主导模式，相关工作推进更为高效与快速。这次执法机构的升级，接下来执法模式的创新，对重点领域适应能力的提升，对数字经济领域规则的探索，值得期待，也将为全球提供中国经验。...

最近，一向低调的浙江富商钭正刚突然活跃在资本市场——他控制的商业帝国锦江系，刚刚退股华联控股（000036.SZ），就宣布拟借壳福达合金（603045.SH）上市。钭正刚多年来在各大“富豪榜”上有名，其财富原点从纺织业起步，在本世纪初曾有“民营垃圾发电大王”的称号。随后在2003年前后，他将目光瞄准了水泥、电解铝和煤炭等能源行业。此次借壳上市的是锦江系旗下的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下称“三门峡铝业”），主营氧化铝制造及销售。奇怪的是，在借壳方案发布前夕，多达14家公司在今年8、9月突击入股，坐等三门峡铝业上市。清流工作室独家发现，这些突击入股的公司中，至少4家曾经或目前仍是三门峡铝业的前5大客户，高峰期单个公司贡献的年销售额可超过30亿元。其中一家客户，既是锦江系的供应商、又是其大客户，还通过集团金控平台给锦江系提供大额保理服务。更值得注意的是，锦江系的铝板块业务，内部关联交易十分频繁。围绕此次借壳上市的三门峡铝业，其上下游的大供应商及大客户列表中，均出现锦江系的“自己人”。谁在突击入股？目前，三门峡铝业由浙江富商钭正刚控制，钭正刚及其家族通过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锦江集团”）、杭州正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正才控股”）、浙江恒嘉控股有限公司及杭州延德实业有限公司四家公司持有三门峡铝业69.12%股权。因钭正刚为三门峡铝业的实际控制人，借壳上市后则会成为上市公司福达合金的实际控制人。清流工作室发现，三门峡铝业在借壳方案发布前，突然引入多家铝产业链公司，其中至少4家公司是其氧化铝业务的大客户。借壳方案显示，2021年8月及9月，多家业内公司突击入股三门峡铝业——其中，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下称“东兴铝业”）和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榆林新材料”）突击入股后，分别持有三门峡铝业4.69%股权。榆林新材料是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陕西有色”）的控股子公司。另有厦门象源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象源供应链”）入股三门峡铝业，目前持有其3.13%股权，象源供应链是上市公司厦门象屿（600057.SH）的全资子公司；另一家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则在8月入股，持有三门峡铝业1.88%股权，该公司是上市公司神火股份（000933.SZ）的全资孙公司。这四家突击入股的公司，其自身或者关联公司是三门峡铝业的大客户。仅2021年上半年，陕西有色旗下的上海诺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诺昉贸易”）为三门峡铝业贡献收入13.35亿元，占其上半年总销售额的13.89%，位列第一大客户。另外东兴铝业、神火股份控股股东及厦门象屿三家公司，分别为三门峡铝业贡献收入9.49亿元、8.43亿元及7.26亿元。时间往前追溯，2018年至2020年，上述四家公司的身影均出现在三门峡铝业的前十大客户名单中。2020年全年，东兴铝业是三门峡铝业的第一大客户，双方交易额高达30.32亿元。而厦门象屿、神火股份及陕西有色关联方诺昉贸易，分别为三门峡铝业贡献收入13.84亿元、8.21亿元及26.8亿元。另一家突击入股的公司，则是锦江系的债主，其曾给锦江系提供融资租赁服务。今年2月，三门峡铝业旗下公司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曾在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芯鑫公司”）获得融资租赁，租赁财产价值2.71亿元，后在今年8月3日更改为1.36亿元。芯鑫公司在今年8月突击入股了三门峡铝业。工商资料显示，芯鑫公司6个控股子公司设立了合资公司——中青芯鑫致远（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由该公司参股并持有湖南财信精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湖南财信”）16.64%股权，而湖南财信在今年8月9日入股三门峡铝业并持有3.75%股权。与大客户的诡异交易在上述突击入股的大客户中，清流工作室发现，锦江系与至少其中一位大客户“象屿铝晟”之间的交易链条，较为复杂。正才控股是锦江系在上交所的发债主体，此前三门峡铝业以子公司身份并入正才控股的合并报表。其发债报告显示，锦江系的铝业务分为两个板块，一是氧化铝业务，主要由三门峡铝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孝义市兴安化工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另一个板块是将氧化铝加工成铝合金锭后对外销售，该板块主要由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下称“锦联铝材”）负责，锦联铝材由三门峡铝业持有20%股权，锦江集团全资子公司宁波佳裕科技有限公司持有31.55%。2020年，象屿铝晟及其关联公司厦门象屿速传供应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象屿供应链”），从三门峡铝业购入13.84亿元货值的氧化铝。正才控股的评级报告显示，同样是2020年，象屿铝晟和象屿供应链又向三门峡铝业的参股公司锦联铝材销售氧化铝，合计销售金额13.12亿元，占锦联铝材全年总采购额的14%。锦联铝材将氧化铝加工为铝合金锭后，销往象屿铝晟另一个参股股东控制的公司。2020年，锦江系铝合金锭的第二大客户是浙江任远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任远公司”），销售金额18.81亿元。任远公司穿透后的实际控制人是蒋培鑫，回复函显示，任远公司的重要股东是锦江集团的前员工。此外，蒋培鑫目前还在象屿铝晟任董事一职。工商资料显示，象屿铝晟由厦门象屿的控股子公司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德攀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德攀贸易”）分别持股51%及49%。德攀贸易背后持股90%的大股东，正是蒋培鑫。这家德攀贸易与锦江系还有一层关系，双方曾合资设立河南新丝路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最早由德攀贸易持股80%，锦江系持股10%。2019年，德攀贸易持股降至35%，锦江系持股40%。据今年5月披露的2020年年报，德攀贸易和锦江系已从该公司退股。清流工作室发现，除了是锦江系的大客户及供应商，厦门象屿的集团平台还向锦江系提供保理服务。资料显示，厦门象屿的控股股东是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象屿集团”），象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为厦门象屿金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象屿金控”）。象屿金控2021年发债说明书显示，公司2019年末及2020年上半年商业保理业务开展前五名客户中，出现正才控股、杭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杭锦国际”）及锦联铝材，三者均是锦江系关联公司，其中杭锦国际及锦联公司均是此次借壳上市主体三门峡铝业的参股公司。2019年末及2020年上半年，象屿金控给锦江系提供保理总金额分别高达13.35亿元及4.95亿元。除了大客户，另有一家氧化铝贸易公司也突击入股了三门峡铝业。一只基金名为新疆景干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下称“新疆景干”），在今年8月突击入股三门峡铝业，持有其1.47%股权。这只基金背后的出资方，部分来自西安橡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及西安橡树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西安橡树”）。西安橡树是一家氧化铝行业的贸易商，其穿透后的股东是两位自然人阎西洋及武炜。值得警惕的是，西安橡树与上市公司天山铝业的交易模式，与厦门象屿及锦江系之间的交易十分相似。而西安橡树及其子公司沃客金属，分别是天山铝业的供应商及客户，且给天山铝业提供资金拆借，一度被监管问询。这家子公司沃客金属，也是新疆景干基金的出资方之一。疯狂的关联交易除了与外部客户交易诡异，锦江系内部的关联交易十分频繁。正才控股的评级报告显示，2020年公司的氧化铝原材料，采购自多家锦江系关联公司。前四大供应商三门峡锦盛矿业有限公司、三门峡锦江矿业有限公司、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下称“田东化工”）、三门峡锦江奥陶矿业有限公司均是锦江系控股公司，合计采购金额达33.53亿元，占总采购额的27%。其中，田东化工原本由锦江集团等公司持股，但在今年4月变更为三门峡铝业的全资子公司。第五大供应商是广西那坡百益矿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百益矿业”），背后依然有锦江系的身影。百益矿业由百色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70%，锦江旗下的田东化工持有剩余30%股权。正才控股将原材料加工成氧化铝后对外销售，其客户除了近期突击入股三门峡铝业的国资公司，也有锦江系的参股公司。2020年，诺昉贸易的销售额超过26亿元，这家公司是锦江系与陕西有色集团贸易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锦江集团持有49%股权。铝合金锭业务板块的供应商，也疑似锦江系的关联方。2020年，铝业金锭业务板块的第二大供应商，是上海正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正晟”），锦江系向其采购金额15.37亿元，占总采购额的15.91%。上海正晟由自然人何吉良控股，何吉良曾担任浙江康瑞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浙江康瑞”）的法定代表人，而浙江康瑞目前的实控人是钭正刚的女儿钭白冰。不过，锦江系在报告中将上海正晟认定为非关联方。将购入的氧化铝加工成合金锭后，正才控股曾将产品销售给锦江系的“自己人”。2019年前三个月，正才控股铝合金锭的第一大客户是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下称“联晟新能源”），该公司由锦联铝材及两名自然人在2013年合资设立，锦联铝材出资比例50%。2019年，锦联铝材等多位股东突然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上市公司鼎胜新材（603876.SH），联晟新能源成为鼎胜新材的全资子公司。2020年，联晟新能源仍是正才控股的第一大客户，全年销售额22.86亿元，但不再列为关联方。此外，正才控股向第四大客户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宁创新材料”）销售13.23亿元的铝合金锭。宁创新材料由三门峡铝业持有30%、锦江集团持股28.33%，剩余41.67%股权由芜湖华融资本创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华融资本”）持有，华融资本是中国华融（02799.HK）旗下一只基金。清流工作室发现，三门峡铝业与这家金融机构华融资管也关系密切。今年10月18日，三门峡铝业新设立了一家控股子公司——宁夏锦腾炭素有限公司（下称“锦腾炭素”），前述基金华融资本出现在锦腾炭素的股东列表中，持股41.67%。华融资本原本还持有子公司广西田东锦鑫化工有限公司（下称“田东锦鑫”）53.76%股权，后于今年7月28日从股东列表撤出，田东锦鑫此后成为三门峡铝业的全资子公司。此外，三门峡铝业及其下属公司常年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融资租赁业务，累计融资金额可能接近百亿。锦江系还入主了一家新三板公司，其名称为“北京华融启明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主营大宗商品业务及风险管理咨询。不过，暂无证据表明其与中国华融有直接关系。...

最近，欧洲的汽车大厂有点慌。原因是制造铝和钢铁中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镁开始短缺。国外媒体“抱怨”称，中国减产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国际供应危机。从数据上来说，这个“抱怨”确实成立。因为全球的镁市场都依赖中国出口。欧洲95%的镁要从中国进口，全球镁锭的市场，中国的产品也占了85%的份额。其中，陕西榆林的府谷县，镁产量又占了全国总产量的50%，供应了全球42%的镁。府谷这个人口只有25万的县，自己没有镁矿，凭什么影响了欧美的镁市场？一、府谷限电，全球缺镁今年10月，欧洲媒体纷纷报道，汽车制造和其他工业行业出了个大问题，那就是缺少镁。先是德国的行业组织呼吁赶紧跟中国磋商，说因为中国9月份以来持续地减产，让整个欧洲的镁储量处在“一个危险的低水平”，再得不到新的供应，汽车企业和其他工业，就可能会无镁可用无车可造。《金融时报》：中国镁的短缺威胁到全球汽车业英国的《金融时报》10月19日在《中国镁的短缺威胁到全球汽车业》的报道里也提到，今年汽车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芯片短缺又转向了镁短缺。因为镁是生产铝合金的重要原材料，能让汽车铝材变得更硬、更轻、更容易焊接。据美国银行（Bankof America）估算，汽车行业在全球镁消费市场上的占比为30%至35%，每辆汽车平均要用掉15公斤镁。法国《回声报》则表示：“镁对维持汽车产业的正常运转，和对维持人体生理正常运转同样关键。”缺镁的不止欧洲，美国的彭博社早前就报道，美国最大铝坯生产商马塔尔科公司近期向其客户表示，由于镁短缺，该公司最早可能在明年减产并限量交货。美国最大的原铝生产商美国铝业公司也表达了对镁短缺的担忧，一些供应商已经暂停交货。没办法，谁让全世界镁产量中国一家独大呢。有数据显示，2019年底中国已探明的菱镁矿储量全世界第一，占全球的29%，菱镁矿产量1900万吨，占了全球的68%，而镁锭的产量是90万吨，差不多占全世界总产量的86%。2019年中国原镁产量占全球的86%，远超第二名俄罗斯8万吨的年产量全球镁产量集中在中国，中国则集中在陕西省榆林市的府谷县。2020年，府谷县原镁产量约为48万吨，占全球和全国总产量比例分别是42%和50%，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产量，府谷这一个县的镁产量，可以直接影响全球金属镁的市场行情。而这次全球对缺镁的恐慌，就是源于榆林市发改委的一个通知。榆林9月13日出台严格的能耗双控要求，府谷县的40余家镁厂或停产，或压减产量50％。因此，9月份金属镁的产量同比下降了39%，再加上多种炼镁原材料的价格上涨，镁价从9月13日的3.25万元/吨，一路飙涨至中秋节后的7万元/吨，10天左右价格翻了一番。镁锭价格从去年7月11000元/吨，到今年9月份的71000多元/吨真可谓，府谷打个喷嚏，全球镁市场感冒了。二、废物利用，独步全球在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和航空航天领域都应用广泛的关键材料，欧美为什么不生产？中国为什么能成为全球镁业原材料中心？府谷一个县的镁业，为什么能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其实，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生产镁的工厂，出现在德国。包括挪威最大工业企业海德鲁公司在内的许多欧洲企业都曾经生产过镁。只不过，用“电解法”生产镁非常消耗电力，《金融时报》的报道里就提到，生产一吨镁所消耗的电力高达35至40兆瓦时。镁冶炼技术中国镁业的兴起，除了镁矿的丰富蕴藏之外，则是因为使用了另一种冶炼模式，硅热还原法的典型方法“皮江法”炼镁。这种方法好处是建厂快、投资少、能用多种热源、产品质量可靠。中国简化了关键工艺和装备，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技术门槛，再加上劳动力成本低廉，一大批小厂在上世纪90年代纷纷上马，中国的原镁产业规模急速扩张，年产量从1990年的0.58万吨暴增到1995年的9.35万吨。中国从原镁进口大国摇身一变成了生产与出口大国，借着价格优势把欧美的企业逼得停止了生产。府谷能以一县之力占据全球份额的近半壁江山，更是因为“老天爷赏这碗饭吃”。府谷县位于陕西与山西、内蒙交界处其实，府谷县境内根本不出产镁矿。不过，府谷位于陕西和山西、内蒙的交界处，恰好山西、内蒙的镁矿白云石储量惊人。府谷和它旁边神木县的地界，又是著名的神府煤田，这里挖出来的侏罗精煤块是烧制兰炭的原料，而烧制兰炭产生的煤气和热源，简直就像是上天专门为炼镁提供的“免费”热源。再加上府谷盛产皮江法炼镁所用的还原剂硅铁矿。运煤车拉出去煤炭，空车回来装上山西的镁矿，本地有硅铁矿和烧制兰炭产生的热源可以“废物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府谷炼镁的生产成本，一吨比其他地方低了3000元。府谷县独特的镁冶炼循环经济示意图借着原煤——煤炭热解——发电——硅铁——镁冶炼的循环产业链，府谷镁业得以异军突起。2003年，府谷的炼镁企业第一次把本地兰炭炉和金属镁冶炼炉对接，用兰炭炉尾气作为生产热源，实现了皮江法炼镁本土化。仅仅4年后，府谷县的年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16.29%；到了2008年，年产量突破了11万吨，占全国产量的20%；2010年，年产量占全国的30%、全球产量的25%。从2012年之后，府谷县就再没让别的地方染指过产量全球第一。也是因为这个独特的模式，2012年的第69届世界镁业大会上，府谷县炼镁企业这个“通过使用半焦煤气和发展循环经济模式实现镁冶炼的节能减排”的项目获得了“国际镁协2012年度环保责任奖”。这是中国镁业第一次获得这个奖，也是国际镁协首次将此奖项颁发给原镁企业。三、要镁更要美，从大户到精工虽然镁行业已经是府谷仅次于煤炭的支柱产业，2020年府谷县原镁产量47.86万吨，镁及镁合金产业贡献产值约76亿元，拉动县域经济增长超过12%，府谷的人均GDP是全国平均值的3倍，达到了23万元。可仍旧无法掩盖一个现实，那就是府谷县，乃至整个中国的镁行业现在是一个典型的原镁材料生产的“巨人”，镁合金制造的“矮子”。中国出口的镁绝大部分仍是原材料2020年中国镁制品出口了5042.13吨，金额1987万美元，约合每吨0.39万美元；进口数量99.29吨，金额379.23万美元，约合每吨3.82万美元。出口进口转一圈，价格差了10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镁合金深加工和高端制造水平还很低。有数据显示，全球的原镁大约有45%用来生产镁合金，这部分里面，70%的镁合金用在汽车行业，有20%和10%用在3C产品和军工、建材以及飞行器等行业，它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一个天文数字，战略价值更是不可估量。如今，西方国家的原镁生产已经减产殆尽，但中国原镁出口最多的欧美日韩等国，已经或正在形成镁合金高端产业的完整体系，它们攫取了镁终端产品85%以上的附加值：美国正在重点研究镁合金的高端制造工艺，而且拥有世界唯一的工业化宽幅板带生产线。德国政府出巨资重点研究压铸镁合金、快速还原化与工具制造等尖端技术。韩国制定了由三星、浦项、现代三巨头联合投资超过500亿美元的镁合金国家产业园计划，计划到2025年在镁合金深加工和高价值产品领域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就连年产仅有2万多吨原镁的乌克兰，在航空、航天等关键零部件的精密压铸方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年创造产值达42亿美元。彻底改变中国镁业够大但不够强、出口白菜价进口天价的局面，需要一个从短期到长期整体的战略布局。在这一进程中，拥有绝对资源优势的府谷镁业，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信息泄露后的影响，不是几十元的优惠能挽回。每当双十一结束，一波“吃土”的热潮便会袭来。在连播近一个月之后，李佳琦、薇娅终于纷纷进入休假状态，“尾款人”的钱包才终于得以休息。尽管这届双十一因为优惠规则过于复杂、商家发货速度与售后跟不上等问题，遭到大量吐槽，但无论如何，最终成绩仍然是破了纪录。“剁手一时爽，吃土到山岗”，这句经典老梗每到这个时候便会自动生效。眼下，为了解决这种窘境，这届消费者已经寻觅出了一整套省钱方案。从寄出一件快递，到肯德基、海底捞的一餐饭，再到电商平台上的大物件，通通可以靠代下单渠道省出不少。而经营着这门生意的人，也赚得钱袋鼓鼓。左手薅羊毛，右手找优惠双十一结束之后，陆诗韵的社交平台的画风就产生了微妙变化。“大数据似乎把我看穿了，五花八门的省钱诀窍怎么我以前就没刷到？”“肯德基这样点只要4折”、“不要再花12元寄快递了”、“宜家代下单可省去119元运费”……陆诗韵告诉锌刻度，诸如此类的标题往往在社交平台上十分引人注意，点进分享界面会看到用户自己体验的省钱经历，也会为相关账号作推荐。陆诗韵随手翻开一则种草文，安利的便是肯德基的优惠点单方法。日常售价127.5元的生日桶，在通过代下单店铺购买优惠券之后，仅需45.5元，折算下来约为3.6折不到。除了折扣较大的套餐之外，肯德基在售的任意单品同样可以通过代下单的方式拿到优惠价。举例来说，12元/对的香辣鸡翅通过代下单可以拿到16.8元/2对的优惠，约为7折；12.5元/对的新奥尔良烤翅通过代下单能以14元/对的价格拿到，约为5.6折；11.5元/盒的黄金鸡块通过代下单能以13.5元/2盒的价格拿到，约为5.9折……“其实肯德基本来也会发一些券或者推出部分活动套餐，但代下单是随时可用、各种产品都有，所以倒也挺方便的。”陆诗韵告诉锌刻度。海底捞也与之类似，不过海底捞代下单不是以产品细分，而是有优惠券和会员卡的区分。例如，满200元减30元的代金券可以以8元的价格购买，不同时间段也可以购买6.9折和8.8折的优惠，甚至如果不想排队还可以购买插队服务。这些价格通常在30元/次左右，除了部分优惠限制使用时间之外，其他限制几乎没有，更有部分可以免费送果盘。五花八门的代下单服务除餐饮外，快递代下单也成为了不少“吃土人”的新选择。双十一过后，一些不合心意的商品总是免不了退换货。不过商家赠送运费险的往往只是一部分产品，那么剩下的就需要自己承担。一般而言，普通用户在谈不到优惠的情况下，寄出普通快递的费用通常在12元左右，超出重量之后还需要按实际补超重费。“申通、圆通、中通快递代下1KG，6.5元，2KG，9元，超出部分每1KG，收取2.5元。”kiki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自己的经验，她表示，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自行下单过了，代下单不仅简单，而且还能省钱。像陆诗韵和kiki一样找到省钱妙招的人还有很多，覆盖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代下单优惠，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插队到打折，赚差价的生意永不过时事实上，在“你有求，我有应”的市场环境下，曾经不算热门的代下单生意如今已经发展为“万物皆可代”，能够提供的服务也内卷了起来。锌刻度通过在电商平台上搜索“肯德基代下单”发现，排名靠前的店铺月销量能够超过10万+，并且还有不少店铺能够拥有超过10万+的回头客，这类商品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通过查看代下单界面的信息，锌刻度看到商家们大多在详情页注明了取餐说明。首先标星号的内容是“本店提供肯德基代买服务，一切商业行为与肯德基公司无关”，剩下的内容则是针对购买及使用优惠券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说明。简单描述这一流程，买家拍下优惠券之后向商家提供店铺所在城市具体地址以及取餐手机号，之后便会收到卖家代下单后发送的取餐码，再使用取餐码拿到商品，整个流程便结束了。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类优惠券往往只能使用时购买，如果拍下之后隔天使用便会无效。出现任何售后问题如果没有在30分钟内联系卖家，也会失效。同时，车站、机场、景区、精选等店铺不在可使用范围内。至于购买海底捞优惠服务的规则，锌刻度通过向商家咨询了解到，购买之前需要先向卖家注明用餐人数、具体省市、就餐时间等信息。商家表示，6.9折使用时间段为周一至周五的14点至17点、22点至次日7点，周六日的0点至7点。8.8折使用时间段为周六日的9点至23点59分，不符合的时间段只能使用优惠券或者插队服务。规则仅由卖方制定其实除此之外，几乎能被想到的服务，都能通过代下单的方式用优惠价购买。锌刻度了解到，代下单这门生意的确是能够盈利不少的。一位曾经经营代下单业务的店主分享过其中的门道，他当时主要针对某一电商平台做代下单服务，主要的盈利模式有三种。首先，赚差价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通过开通家电专卖店之后，电商平台的账号便会升级为专卖店账号，以进货价买货。“像美的、海尔、小天鹅这类国产品牌的操作空间很大，西门子、博世较小，不过再小也有小几百块的差价。”通过社交平台和二手交易市场出售之后，差价便到手了，这种方式甚至连发货都不用管。其二是电商平台消费卡差价和现金流赚利息的方式，不过这种方式操作难度稍微高一些。第三种方式最简单，那就是赚取价格保护的差价，无论产品价格产生怎样的波动，申请的差价都只会流入代下单商家的账号中，日积月累，便也成了不小的收入。不过，上述从业人士告诉锌刻度，如今随着代下单生意被越来越多人看到，因此有人开始当上了“二道贩子”。要么拿到的价格已经被收取了服务费，要么直接转头做起了招代理的生意，靠收取代理费赚得盆满钵满。从最初免收服务费只赚取积分，到后来积分与服务费双收，再到如今形成了代理加盟的销售模式，代下单行业的弊病也开始浮出水面。优惠一时爽，信息泄露谁负责？代下单能够带来的优惠，已经无需赘述，不过也有不少消费者在几次体验之后发现这种方式会带来一些令人尴尬的情况。曾经多次寄送鞋类商品的沈恒在使用代下单方式寄快递时，却遇到了以往从未遇过的情况。“平时我自己寄件不仅没有被收取过包装费，而且一千以内商品的保价费是2元。另外根据我的经验，我寄出去的鞋基本没有出现超重的情况。”沈恒表示，代下单商家在商品寄出后要求他补交包含超体积费、保价费和包装费一共6.5元，合计下来，其实并不比自己寄快递便宜。价格不划算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一旦遇到问题，仍然需要以代下单商家为中间人进行沟通，增加了不少麻烦的中间流程。对餐饮优惠券代下单的吐槽同样也大量出现在社交平台上，“客服态度太差了，一旦牵扯到退款就回复得很慢”、“优惠券兑换不出来，商家又联系不上，站在店里太尴尬了”、“如果是还没来得及回复就算了，关键是有时候商家故意已读不回，影响人心情”……其实所谓代下单业务，说到底还是一门赚差价的生意。从常见的餐饮、快递代下单，到文献、歌曲、图片、PPT等素材代下单，几乎应有尽有。通过爱企查搜索“优惠券”，也能看到不少相关企业。与优惠券相关的企业 信息来源：爱企查但因为门槛较低，经营这门生意的商家鱼龙混杂，其中规则也仅由商家自行制定，并没有第三方约束。因此，一旦遇到问题，如果商家回复缓慢或者拖着不解决问题，那么买家也很难维权。除此之外，除了部分通过代下单软件或者入驻专卖店的方式之外，还有不少代下单商家钻的其实是平台新用户享受优惠这个空子。简单来说就是，代下单商家大量购买新用户账号，随后将新用户福利加价售出，从中赚取差价。一旦涉及买卖账号的行为，就会牵扯出一系列风险。新修订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提到，公众账号是指互联网用户在网站、应用程序等网络平台注册运营，面向社会公众生产发布文字、图片、音视频等信息内容的网络账号。第三章第十八条还明确提及，违规批量注册、囤积或者非法交易买卖公众账号是违法违规行为。这种无节制的薅羊毛行为，可能会给企业的良性发展也造成阻碍。更重要的是，例如快递、购物等涉及用户信息，在遭到泄露之后的影响并非一次几元、几十元的优惠就能够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