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因与济民可信的28亿存款纠纷，成为了金融圈热议焦点。上述两方都在“喊冤”，加之融资方“冒牌国企”的身份，令整个事件更为破朔迷离。对此，有业内人士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该事件很可能是渤海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与华业石化内外勾结，可能会成为近几年来国内最大的贷款诈骗案。2、凤凰网《风暴眼》进一步回顾了近年来发生的有关“银行存款失踪”的奇葩事件。梳理后可以发现，“萝卜章”成为了多桩案件的核心证据，其中深受其害的多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包括两大知名白酒上市公司——酒鬼酒、泸州老窖，都曾成为“萝卜章”的受害方，涉案金额合计高达6亿元人民币。3、除了“萝卜章”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就是银行内控的漏洞。在不少因银行员工内外勾结导致的案例中，各级员工甚至银行行长，为谋私利滥用职权，侵占、盗取储户资金以作他用，而储户发现时往往为时已晚，损失惨重。4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到行为纠正到位、制度完善到位、风险控制到位、责任追究到位，令金融风险隐患无所遁形，成为了摆在行业所有人面前的一大拷问。-------------------------上周末，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因一场价值28亿的质押“罗生门”成功“出圈”了。事情缘起于江西知名药企济民可信集团旗下的两家子公司，在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存有存款28亿，后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渤海银行南京分行用于另一家公司华业石化的“贷款质押担保”。凤凰网《风暴眼》根据时间线梳理如下：8月19日案发当日，济民可信集团获知有人正在银行柜台冒充集团人员办理存款质押手续时，财务人员第一时间致电渤海银行南京分行要求立刻报警。8月21日晚，渤海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总经理胡兆锋、助理管鹏程与济民可信集团沟通时，还将该笔贷款的涉事方华业石化相关负责人带到了现场。济民可信集团曝光的录音显示，华业石化资金部总监董某承认其从未与济民可信集团任何人员有过任何接触，并表示与渤海银行早有沟通，还描述了如何在济民可信集团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存款办理质押的细节。图源：济民可信官微录音同时显示，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方面又提出：希望济民可信集团能允许银行继续用山禾药业5亿元存款，为华业石化从渤海银行贷款提供存单质押。“一旦25号他续不上，您这边不给他做，还不了了，逾期，我们银行代付，第一时间就会拿你们存单，你那边报警，好，那整个存单28亿全部冻结，你存单也拿不走，钱也拿不走。”8月24日，济民可信集团向渤海银行南京分行送达书面通知函，明确表示：“从未将存款转为纸质存单，也没有为他人办理过任何质押业务”，并要求渤海银行必须保障其存款安全和自由提取，不得进行任何违法划扣和其他违规违法操作。8月25日，因华业石化未能在还款日偿还贷款，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强行划扣了济民可信集团4.5亿元存款，其过程为“先划扣恒生制药5亿元存款，后来又退回来5000万元”。8月26日，济民可信集团相关工作人员携带公章、授权委托书等，前往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柜台查询，希望调取公司在该行所有办理业务的资料。银行工作人员请示后，明确表示不予提供。9月3日，济民可信集团在多次交涉无果后，向无锡警方报案。10月23日，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发酵。10月24日凌晨，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报警。渤海银行总行官网公告称：“在与相关企业日常业务办理过程中，我分行发现企业间异常行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寻求司法解决。”10月24日晚间，济民可信集团发布《六问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向渤海银行讨要说法。图源：济民可信官微回顾整个事件，主要牵涉三方：自称“不知情”的济民可信集团，融资方华业石化，以及作为中介机构的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在这场迷局中，有一个现象很令人不解。“六问渤海银行”的济民可信说自己很无辜，为追回自家的钱第一时间报了警；渤海银行那边也为自己喊冤，说这件事可能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异常行为”，并且为自证清白也拨打了110；只有华业石化默不作声——原来是因为被扒出了“冒牌国企”的身份，不敢发声。事件进行到此处，凤凰网《风暴眼》和很多关注此事的网友也逐渐迷惑起来：如《无间道》一般的剧情里，究竟谁才是“鬼”？《无间道》电影截图在调查结果未公布前，我们虽无从得知真相，但可以明晰的一点是，作为这起事件的关键核心，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或将被载入中国银行业史册。用某业内人士的评价，“28亿，这可能是近几年来国内最大的贷款诈骗案。”而一旦被坐实，渤海银行因内控管理问题而招致的后果，恐怕也将给业内再添一段“黑历史”。与此同时，凤凰网《风暴眼》通过梳理近年来银行业有关“存款失踪”的奇葩事件发现，在屡见不鲜的案件背后，有上市公司“踩雷”，有银行之间“内讧”，有关于“公章”的调虎离山，也有银行员工内外勾结导致的资金侵占和盗取，可以说是花样百出，令人匪夷所思。但无论哪桩案件，无疑不在刺激着银行业风光背后的敏感神经，同样也在消耗着公众对金融行业的信任。1、“萝卜章”再现？酒鬼酒、泸州老窖纷纷中枪10月25日，济民可信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称，“银行用于办理质押担保的材料中，应有大量伪造的公章，不排除有银行人员牵涉其中。另据了解，相关材料中有300多个公章疑似伪造。”这一细节不由得令凤凰网《风暴眼》想起了金融圈著名的“萝卜章”事件。2016年，国海证券爆发了令业界震惊的“萝卜章事件”，团队成员张杨、郭亮等人以国海证券名义与其他交易对手方进行债券代持等交易，涉及金融机构20余家。图源：北京商报后来，张杨失联，郭亮投案，代持机构要求国海证券接盘，国海证券则宣称纯属离职员工个人行为，相关协议所用印章系伪造，进而产生纠纷。这件事不仅令国海证券多项业务被叫停，业绩一蹶不振，还引发了债券市场信用危机，给市场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更令不少金融圈外人士真切见识到了“萝卜章”的离奇。事实上，“萝卜章”早已成为了金融圈的一大“毒瘤”，多家银行及上市公司都曾深受其害。2013年11月29日，酒鬼酒在农行杭州分行华丰路支行开立户名为“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的活期结算账户，其后共计存入1亿元人民币存款。同年12月10日、11日，犯罪嫌疑人在酒鬼酒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后向该账户存入现金200元、300元。随后，该嫌疑人通过该网点柜台转取酒鬼酒供销公司的3500万元存款。12日，同一嫌疑人又向该账户存现500元，同时又通过同一柜台转取3500万元存款。13日，该嫌疑人再次在该网点将酒鬼酒供销公司的3000万元存款汇出。短短半个月时间，酒鬼酒上述账户余额从1亿元减少至1176.03元。由于该案发生时值白酒行业进入调整期，同时由于涉案金额巨大，酒鬼酒当年业绩遭重创，全年业绩由盈转亏。事件发生后，酒鬼酒就1亿元存款涉嫌被盗取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查，犯罪嫌疑人为了转出1亿资金，趁酒鬼酒员工不备，将酒鬼酒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章调虎离山，并在盗取公章后完成相关合同的签署，并在之后悄悄转移资金。而这其中，时任农行华丰路支行行长的方振，在明知犯罪嫌疑人想要骗取酒鬼酒公司的存款后，仍然利用自身行长职位的便利，积极参与盗取存款，由此也牵连到他所在的农行华丰路支行，一同成为了过错方。此外，该支行经办柜员违规开办业务，也对酒鬼酒公司1亿元存款被盗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在漫长的6年时间后，酒鬼酒1亿存款的追偿终于完结，农行向其支付赔偿款含利息共7194万元。无独有偶，另一家知名酒企泸州老窖也曾遭遇“存款消失”的离奇案件。2013年4月15日，泸州老窖与农行长沙迎新支行签订2亿元协定存款，其中第一笔5000万元于2014年4月23日到期并转回。几个月后，当泸州老窖打算转回剩下的1.5亿元时，农行却表示公司账户上已无该笔资金。不仅如此，在泸州老窖对全部存款展开风险排查后，还发现其在工行南阳中州支行等两处存款同样存在异常，共涉及金额3.5亿元。于是，泸州老窖将上述涉事银行告上法庭。2020年3月，法院终审判决下达，泸州老窖与农行迎新支行的1.5亿存款纠纷，收回了2024万。判决书认定，对于泸州老窖通过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损失，由农行迎新支行承担40%的赔偿责任，农行长沙红星支行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泸州老窖自行承担。而另外3.5亿存款的纠纷，则更为复杂，原因在于银行员工与犯罪嫌疑人合谋，将泸州老窖开户时的开户资料和公章进行伪造，成功骗过泸州老窖财务人员并利用伪造的印章支取账户资金。在2013年至2014年间，这2亿元被转到三人实际控制的多个公司、私人账户中。期间，泸州老窖曾要求提供银行的对账凭证、资金证明等，为隐瞒泸州老窖存款已被支取的事实，胡某、张某继续伪造资金证明。胡某则利用其在建行英雄路支行负责对账工作的便利，改变建行邮寄给泸州老窖的对账单接收地址，致使泸州老窖不能发现资金异常。值得注意的是，泸州老窖事件也引发了彼时银监会的重点关注。据银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泸州老窖等存款纠纷案，就是犯罪嫌疑人钻了开户管理的漏洞。“白酒企业等现金流较充裕的企业，一般都享受了银行主动上门开户的服务。”上述负责人介绍称，在银行为泸州老窖公司上门开户时，犯罪嫌疑人用POS机复制了卡，也复制了印章等，再开立虚假账户，来回折腾，由此牵出公司全国各地共计5亿存款离奇“失踪”案。“存款失踪是不可能的。”前述银监会官员指出，现金有丢失的可能，现在所涉及的存款都是电子账户，如果存在一定有所痕迹。泸州老窖类的现象可谓是“存款诈骗”刑事案件。不仅上市公司与银行之间出现过“萝卜章事件”，银行同业之间也因为“萝卜章”闹上法庭。2015年2月，宣汉诚民村镇银行与恒丰银行常熟支行签订7份《票据代理回购协议》，委托恒丰银行常熟支行代理宣汉诚民村镇银行进行银行承兑汇票卖出回购业务、代理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等票据买卖业务。事后，宣汉诚民村镇银行未按时将回购票据票面金额汇入恒丰银行常熟支行指定的账户，导致恒丰银行常熟支行垫付了票款利息达8979.37万元。直到2015年7月2日，宣汉诚民村镇银行的开办银行江阴银行在业务自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向宣汉县公安局报案，才发现熊某、吴某冒用宣汉诚民村镇银行的名义，非法从事票据同业贴现业务。就此事件，双方对簿公堂。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宣汉诚民村镇银行母公司的江阴银行，还曾在双方对峙中发文公开怒怼恒丰银行涉嫌利用“萝卜章”，称“恒丰银行与票据中介涉嫌采取伪造、私刻公章等手段，冒用宣汉诚民村镇银行名义从事的票据买卖”。而根据判决书显示，上述多起票据纠纷案确均因“萝卜章”引发，并且票据中介对银行内部人员行贿后互相勾结。2015年7月，宣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在侦办熊某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中，扣押了熊某等人伪造的宣汉诚民村镇银行共5枚章印，可以说是人赃俱获。2、爱惹祸的“员工”：理财飞单、侵占挪用存款除了“公章”频出问题外，在银行业的奇葩事件中，还有另一大绕不开的“主角”——违法员工。凤凰网《风暴眼》梳理发现，在众多银行存款消失事件中，最后的真相都走向了“员工”与不法分子勾结。2015年6月，有媒体报道称，兴业银行北海分行（兴业银行南宁分行下辖二级分行）某部门总经理苏某，利用帮办银行过桥业务赚取高额利息(俗称“过桥贷”)为由，诱使兴业银行2000多客户上当受骗，于是“兴业银行北海分行高管卷款30亿元潜逃”的消息不胫而走。随后7月，苏某被广西警方从柬埔寨押解回国。经查，苏某在北海分行先后任企业金融客户经理、业务三部负责人，事发时已离职。对此，兴业银行认为，该事件的性质属于离职员工个人非法集资，并未提及如何应对给客户造成的损失，只是表示“在获知苏某涉案信息后，已成立专项调查小组，就其涉及业务进行了全面内部排查，未发现银行资金卷入其中”。凤凰网《风暴眼》梳理发现，不少银行都曾曝出内部员工通过内外勾结，导致理财飞单、侵占挪用客户存款等事件。今年4月底，内蒙古银保监局公布的一纸罚单牵出了招行理财“飞单”案件。图源：内蒙古银保监局案发前，招行员工哈某和秦某的儿子为恋爱关系，并准备结婚，也就是说，哈某当时为秦某的“准儿媳”。然而，秦某通过哈某购买了招行100万元理财产品后，理财产品快到期时“准儿媳”却无法取得联系。招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查询后发现该理财单在系统中并不存在，后经查，理财资金并未汇入招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的公用账户，而是汇入了案外人某公司的账户。对于这一案件，法院认为，哈某向秦某出具加盖柜面业务章、工作人员个人签章的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以及金额为100万元的客户回单（2联），可认定秦某与招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之间建立了理财产品销售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判决招行呼和浩特分行支付秦某理财产品本金100万元以及收益4.6万元。今年5月，吉安银保监局公告显示，赣州银行吉安分行内控管理失效，导致发生员工侵占客户资金案件被罚款30万元。图源：江西监管局据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赣州银行吉安分行大堂经理刘文涛利用帮赣州银行客户购买理财产品的职务之便，侵占客户存入赣州银行用于理财的资金共计489.6万元，用于网络赌博、归还之前侵占的资金及个人挥霍，案发前已归还107.82万元。刘文涛骗取客户信任、侵占客户资金的主要手段是，以帮客户操作购买理财产品的名义骗取客户信任，然后趁机利用调包的网银U盾，将客户存入赣州银行欲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转账到自己、朋友及赌博场所人员的账户上，或者趁客户不注意，通过POS机转账将客户资金转到自己账户上。同在今年5月，因员工挪用客户资金、内控管理不到位等诸多违法违规行为，河南省的博爱农商银行多达十余名高管及员工一并被处罚，该行原董事长祝兴金，被罚取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终身，另有2名员工被处以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10名员工被处以警告。经法院查明，其中一位被罚员工常军梅2005年至2019年10月份14年的时间里，利用任河南博爱农村商业银行许良支行泗沟分理处综合柜员、负责人职务的便利条件，采用偷支客户存款、躲避授权偷支客户存款等方式，私自将客户牛保中、崔根才等人的95笔共计706万元定期存款支取，用于自己做生意、投资入股办厂、购买私家车等。3、银行“喊冤”？内控管理漏洞仍不绝对于济民可信与渤海银行的这场“罗生门”，一位国有银行业务部负责对公贷款的工作人员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按照正常贷款审批的流程，渤海银行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上述受访者透露，在一个完整的贷款审批与发放流程中，至少涉及三个部门——前台部门负责营销和产品设计；中台部门授信审批部门审核贷款资质条件；最后再由授信管理部门进行放款。“这个过程中要签署主合同、从合同，在企业同意情况下再进行存款质押”，他认为，“从目前公布信息来看，按照实际经验，28亿元存款被质押，也有可能企业与银行签订了某些协议。”此外，他还表示，地方上中小银行业务上不合规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是，在济民可信公布的录音材料中，渤海银行的工作人员也承认该行风控存在漏洞。图源：济民可信官微据央视报道，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亦猜测认为，在该事件中，渤海银行或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现在基本上是济民可信两家药企单方面的说法，如果它的这些说法全部真实的话，这无疑是一件内外勾结性质非常恶劣的违法违纪案件。”董希淼推测：“很可能是渤海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与华业石化内外勾结，跳过了它的内部控制程序，可能伪造了印章、签字，甚至是伪造了质押合同来办理相关的业务。”渤海银行事件无疑成为了震动银行业的一桩丑闻，也给个别银行风险管控制度建设以及风险管控制度执行的薄弱环节敲响了警钟。加之近年来被爆出的存款“失踪“案件往往是储户“发现迟、举证难、追索难”，以及银行在事件发生后的懈怠应对，更令不少人对银行的信任大打折扣，甚至影响金融业的诚信形象。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坦言，在没有书面证据和录音的情况下，银行的销售人员往往不承认存在误导，因此也需要督促银行完善合同监管，建全可疑交易监测系统。“现在一些基层员工甚至私下和保险公司等第三方展开"合作"，并享受提成，银行方面至少应当为监管不力承担责任。”事实上，早在2016年2月，中央巡视组向中国银监会党委反馈专项巡视情况就指出，“对会管金融机构的监管存在薄弱环节，一些机构问题多发”；当年4月，中国银监会党委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表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会管金融机构的处罚力度”。2021年10月，中央巡视组对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开展新一轮巡视，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银保监系统共向银行业各类机构和个人开出2607张罚单，合计罚没金额约13.09亿元，罚单数量和罚单金额均屡创新高。其中，多起处罚与内控有关，涉及挪用侵占客户资金、以理财名义骗取或者盗取客户资金等。对此，金融监管研究院副院长周毅钦指出，“2020年罚单数量和罚单金额屡创新高，暴露出银行的内控机制存在缺陷，在业务流程的内部审核环节存在问题。”他表示，少部分银行业从业人员合规意识淡薄，发生违规行为的同时抱有侥幸心理。未来，银行应加强源头预防，强化内部从业人员的合规意识培养，把控业务风险，自查自纠，定期抽查各项业务，建立起完善的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机制。由此可见，防范员工操作风险、提高内控管理水平依然是银行业未来需要着力提高的重要合规课题。参考资料：1、《巨额存款失踪真相：银行称多数是储户被人骗了》，中国经济周刊2、《侵占、挪用客户资金 理财资金不翼而飞：案件频发多家银行被重罚》，21世纪经济报道3、28亿元存款莫名被银行挪用？专家：或为内外勾结性质恶劣的违法违纪案件》，央视网4、《储户28亿存款被渤海银行挪用 专家呼吁坚决堵住个别银行风控漏洞》，经济参考报5、《银监会：泸州老窖5亿存款失踪案 曝银行管理漏洞》，财新网...

尽管陆续有人向法院提供了陈建铭的财产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三盛宏业爆雷事件的完结。这位曾经的百亿地产富豪，留下的不仅仅是残局，还有令人费解的迷局。2000年后，浙系房企异军突起。杭州最繁华的武林广场，挂着金都的巨幅广告。狂奔之中的绿城，在2005年挺进了全国房企十强。到了2009年，地产百强榜单中，浙系房企占据18席。一家名为三盛宏业的房企，尽管风头远不如宋卫平的绿城，但这是它连续第五年上榜。三盛宏业起家于浙江舟山，其创始人陈建铭，在2007年前就登上了胡润房地产富豪榜。2019年的百强房企榜单里，当年那些浙系房企，高调如金都，已经边缘化；疯狂如绿城，换了掌舵人；而陈建铭，则以100亿身家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398位。但盛极而衰，也恰恰是这一年，三盛宏业因爆雷而焦头烂额。两年后的今天，三盛宏业的自救并没有迎来转机，陈建铭更是从百亿地产富豪，沦为了“老赖”。01 资本大冒险1956年，陈建铭出生于浙江舟山。1982年，在杭州念完书后，26岁的陈建铭被分配到杭州省委党校，成了一名政治经济学老师。教了10年书后，陈建铭发现自己更适合做商人，这才有了陈建铭后来一手打造的“资本王国”。陈建铭经商的第一站，其实并非房地产行业。1992年，我国外贸海运需求发展旺盛，陈建铭下海成立了舟山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昌海运），主营海运业务。1993年，累积一定原始资本的陈建铭，在舟山成立了杭州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一脚踏进房地产的大门。利用此前工作积累的人脉，陈建铭迅速将地产的规模做大。例如，陈建铭在浙江省与老同事宋卫平的绿城多有合作，打造出口碑颇佳的“颐景园”系列。地产事业顺风顺水之下，陈建铭从舟山走向杭州，又从杭州走向上海。2002年，陈建铭将总部正式迁往上海，并将公司更名为三盛宏业。2005年，三盛宏业达到事业高峰，成为房地产百强开发企业第49名，陈建铭也借此成为浙江有名的富商。2007年，陈建铭以60亿元的身家，位列胡润房地产富豪榜第39位。房地产业务蒸蒸日上的同时，陈建铭也在加紧运作另一块业务——把中昌海运首先推上市。恰逢因连续三年亏损被戴上ST帽子的华龙集团准备引进新股东重组，陈建铭抓住机会，2010年，中昌海运借壳ST华龙集团成功上市。虽然上市成功，但中昌海运主营业务却年年亏损。为了维持上市地位，中昌海运通过并购的方式谋求转型。陈建铭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也由此开始。2016年6月，中昌海运以8.7亿元现金，收购了主营大数据业务的博雅立方100%股权，中昌海运也更名为中昌数据(即后来的ST中昌)。为了将大数据产业做大，随后，中昌数据再耗资16亿元，收购了云克科技、亿美汇金等资产。中昌海运的并购，远不止于此。2017年，陈建铭以三盛宏业为平台，以约20亿港元收购了港股上市公司镇科集团，并将子公司借壳上市，更名为“中昌国际控股”。还是在同一年，陈建铭旗下钰景园林也挂牌新三板。这一系列运作后，创业24年的陈建铭，自此拥有了三家上市公司。不过，并购虽然能够快速扩大规模，但也容易导致“消化不良”。最开始，中昌数据的营收快速增长，2018年达到30.2亿元，同比增长逾40%，但其归母净利润增幅仅为2.4%。2019年，在失去对亿美汇金的控制、博雅立方业绩下滑的双重打击下，中昌数据大幅亏损15.7亿元，并因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房地产行业也迎来了大洗牌，作为中小房企的三盛宏业没能幸免。2019年上半年，三盛宏业净利润断崖式下跌，亏掉了6.75亿元，在全国各地的项目，也大面积停工。地产行业不景气、杠杆率过高、融资渠道收紧、经营不善等多重因素下，三盛宏业已然债台高筑。2019年6月，三盛宏业背负了417.65亿元的债务。公开数据显示，仅2016-2018年，陈建铭便发行了高达60亿元的债券。为了融资，陈建铭甚至从2017年起就委托承销商，向员工发行年利率颇高（如盛源1号年利率为12.5%）的理财产品，合计规模达到8亿元。这一年10月，因为迟迟没给买了理财产品的员工兑付，陈建铭被愤怒的三盛宏业员工，堵在了会议室。也就是在这时，出现了“公司爆雷，各方讨钱，董事长在哭”的照片。02 大败局陈建铭与三盛宏业也曾自救过，如欲出售上海总部大楼，非公开发行债券，与大型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授信等等。然而，这一切，仍挽救不了三盛宏业滑向深渊。2019年10月，三盛宏业成立临时监管小组，进入债务重组阶段。债务压顶之下，三盛宏业早已近空心化，其在ST中昌、中昌国际控股集团、钰景园林的资产，不仅遭到司法冻结，三盛宏业股权质押次数，更是高达59次。而三盛宏业的这次债务重组，被外界视为破产倒计时的警钟。果不其然，2021年1月21日，三盛宏业正式申请破产重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4月19日，三盛宏业又提交了撤回破产重整申请书，法院也予以准许。究其原因，多名业内人士告诉市界，很可能是不符合破产的条件，或者是发现其转移财产等行为。“比如有较为明显的逃废债务的迹象与嫌疑，或者是债权人对此存疑并难以接受。”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向市界解释称。这种说法，从9月底青岛中院的悬赏公告可以窥知一二。通告中提到，由于被执行人（陈建铭）拒不履行1亿元债务、利息及违约金，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发布执行悬赏公告征集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按实际到位执行款的10%支付悬赏金，即最高1000万元。陈建铭被高价悬赏，源于一则民间借贷纠纷。裁判文书显示，2019年7月，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青岛天泰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天泰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亿元，借款期限为15天。但三盛宏业偿还300万元利息后，未归还本金和利息，陈建铭等作为担保方承担连带责任。负责此案的法官表示，目前已经有人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涉及陈建铭名下的房产、股权等。“下一步，将财产线索转给债权人律师，律师认为有价值，可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到当地核查情况，核实过后可申请冻结拍卖。”在三盛宏业爆雷后，与陈建铭相关的资产，陆陆续续被法院查封。今年9月份以来，阿里法拍网上，就有杭州中级人民法院等4家法院就5起案件，拍卖陈建铭及关联公司名下多套房产和车位，起拍价合计近2.84亿元。除1起案件所涉的房产在杭州外，其他4起均在上海。但这些并不能覆盖三盛宏业的债务，除了青岛中院以1000万的高价，悬赏陈建铭更多的财产线索外，与陈建铭有关联的资产，也正在被处置当中。如陈建铭妹夫屈国明担任法人代表的上海三花颐景置业，旗下在上海被拍卖的房子有8套。03 徒留残局三盛宏业爆雷后，留下的是大大的烂摊子。除了大量的债务，还有业主倾其所有购买的房子，成为了烂尾楼。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近两年时间里，虽然三盛宏业在各地的烂尾楼或多或少有了一些进展，但陈建铭留给上海颐盛御中环、明天华城这两个楼盘业主们的，仍是一块卡在喉咙里的鱼刺。上海颐盛御中环二期虽已进入验收阶段，但目前糟糕的施工情况，让业主头疼不已：“精装质量很差，开关装错装反、墙壁开裂漏水。”最重要的关于“什么时候撤销抵押，办理产权证”，开发商明确答复“现在没钱，要等颐盛御中环三期回款”。按照正常流程，在业主们2019年3月-6月办完网签后，三盛宏业将债务还清，就可以撤销房子抵押。但如今看来，三盛宏业并没有还清债务。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臣告诉市界，一般撤掉房子抵押手续本身不需要花钱，但如果债务不还清，债权人是不会同意撤销抵押的。相对于上海明天华城的业主们来说，颐盛御中环的问题根本不算大问题。因涉及债务纠纷，明天华城已被三盛宏业抵押给东方资管旗下子公司上海东兴投资。随后，东方资管选择以诉讼的方式，要求拍卖明天华城项目旗下的两栋期房。目前，东方资管尚未将这两栋期房进行抵押，明天华城的业主不能办理住房贷款。并且，即便楼盘如期建设交付，业主们也不能名正言顺地拿到房子。备受煎熬的，还有买了三盛宏业信托产品的债权人，王勇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在2019年，通过中诚信托购买了三盛宏业旗下的一个产品。两年过去了，王勇的钱仍没能兑付。王勇不愿意透露金额，随后匆忙挂断了电话。另一位债权人冯楠的态度却很明了，他也是通过中诚信托购买了三盛宏业的一个产品。冯楠很坚定地告诉市界，不愿多说，是怕关注越多，三盛宏业的资产越贬值，钱越兑付不了。“公司如果在清盘阶段，会减少投资人的兴趣。”汇生国际融资总裁黄立冲告诉市界。04 钱去哪儿了？陈建铭在成为“老赖”前，曾经被业内奉为国学大师。国学大师这一称号，源于陈建铭以阳明心学治企的理念。三盛宏业曾对外称，集团里人人都是王阳明的粉丝，管理者和员工都要修行。然而，走着走着，陈建铭似乎忘了所修者何。在某一年，他在公开场合大呼“不做风口上的猪，要做风口上的鹰”。事到如今，陈建铭没能成为王阳明，也没能成为风口上的鹰。三盛宏业爆雷后，有业内人士总结了陈建铭失败的原因：踏错周期，多元转型成了“吞金兽”，高杠杆、高负债、盲目扩张的发展战略，成为压倒三盛宏业的最大稻草。家族式管理，恐怕也是陈建铭失败的因素之一。三盛宏业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如陈建铭的妻子陈艳红是副董事长，胞妹陈亚维也是副董事长，妹夫屈国明是上海区域公司总经理，内弟陈立军为公司监事。家族式企业的优势，在于家族成员间的凝聚力强，信任成本和监督成本低。然而，“家族企业色彩过浓，不利于引进优秀的外部专业人才。而且，由于家族成员间缺乏制约，会导致决策与管理的随意性较强，进而推高了企业风险。”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诉市界。2019年10月，三盛宏业员工围堵陈建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陈建铭的胞妹陈亚维和几位高管，提前转走了自己的理财资金。并且，在此之前，内弟陈立军两次减持中昌数据股票，套现5000余万元。那么，作为曾经的百亿地产富豪，被高价“悬赏”财产线索的陈建铭和三盛宏业的钱，又去哪儿了？循着陈建铭在资本市场上的种种运作，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除了上文中提到的陈建铭高杠杆并购耗费了不少资金、公司业绩糟糕营收下降外，三盛宏业尤为令人称奇的一点是：陈建铭担任实控人的ST中昌，其实是A股精准踩雷王。2018年，中昌数据子公司上海钰昌投资，花了6.38亿元收购了亿美汇金，结果才两年时间，亿美汇金就被陈建铭以跳楼价给甩卖掉了。2020年8月31日，上海钰昌以100万元的价格，向广东创投会转让了亿美汇金55%股权。而在亿美汇金之前，陈建铭8.7亿元收购的博雅立方，在不到4年时间里，就计提商誉减值7.55亿元，可以说8.7亿元买了个寂寞。“这表明陈建铭对这两家标的公司的收购是失败的，至于失败的原因，不好判断。”柏文喜表示。一名财经界人士透露，这个博雅立方背后的股东，和亿美汇金在同一栋楼。根据天眼查显示，亿美汇金被收购前的控股股东为银码正达，当时持有亿美汇金44.60%股份。2011年2月18日至2016年12月28日，银码正达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8号院3号楼。而2011年7月23日至2012年2月20日，博雅立方的注册地址同样位于该楼。“陈建铭该不会被人组团诈骗了吧？不然收购一个踩一个雷，都不知道是该说他可怜，还是眼光独到。”上述财经界人士感叹。ST中昌除了精准踩雷外，还有许多预付款的疑似空壳公司。2018年，中昌数据给予江苏卡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预付款高达3200万元。启信宝信息显示，这家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公司，在2018年缴纳社保的人数仅有8人。而2019年上半年末，中昌数据给予2747万元预付款的北京高盛同创科技有限公司，社保人数也只有1个人。如此看来，陈建铭留下的不仅是败局，还有令人费解的迷局。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不知深陷败局的陈建铭，是否更愿意做回一名普通的政治经济学老师！（文中冯楠、王勇为化名）...

磨刀霍霍快一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印度又对中国公司下黑手，这次，终于轮到手机企业。印度媒体透露，日前，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MeitY)向中国智能手机品牌vivo、OPPO、小米和一加发出通知，要求获取这些手机及其组件的有关数据和细节。印度当局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发布第二份通知，涉及要求对这些手机进行测试。知情人士透露，该通知似乎是政府围绕移动设备的强制测试制定新法规的前奏。印媒指出，当局正在探索这一监管规定，以期在“数据安全担忧”方面，对通信设备进行更广泛的控制。这些通知和调查，据称是为了解这些公司销售的产品对终端用户是否安全。据介绍，该通知还暗示政府将建立一个 "拆解实验室"，以检查这些公司设备的安全性。虽然无法确定该通知是否也发送给了其他手机制造商，但一位知情人士称，这只针对中国主要企业：小米印度和vivo、OPPO和一加，以及它们的一些子品牌。截至目前，印度电信部并未回应当地媒体的质询。vivo、OPPO、一加和小米也暂时没有回复邮件。志象网从相关渠道获悉，印度媒体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而这次，“枪口”对准的不仅有中国的手机品牌，还有上下游的中国供应链企业。更坏的消息尚未被印度媒体披露。某中国品牌的高管透露，印度政府摸底中国手机零部件的目的，是在为下一步做准备，遏制中国手机企业，并限制零部件企业在印度生产经营。2015年9月后，所有进入印度市场的手机产品，必须取得印度BIS（印度标准局）认证才可以清关，没有BIS认证的手机产品将不能进入印度市场。上述人士表示，印度或许在斟酌，是否对中国手机零部件企业发放BIS认证。一旦祭出此招，整条产业链将被印度政府拖入泥潭。自2020年4月以来，印度企业不断打击中国公司，此前，禁止了数百款中国应用，包括短视频平台TikTok。如果说去年报复的焦点是组织投资和封禁中国应用，那么今年的焦点蔓延到了手机制造领域。实际上，这种调查威胁，或阻碍中国公司的印度业务，已经隐约存在了大约一年时间。此前，中国公司几乎帮助印度建立出一套电子制造系统，有一段时间，它们似乎可以逃脱被攻击，但终究没有脱离印度政府的“靶心”。中国因素印度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中国的手机产品。印媒报道，2020年小米、OPPO和Vivo等中国供货商占据印度智能手机总出货量的77%，2019年则为72%。2020年第四季度，小米手机在印度的出货量达到1200万部，以27%的市场份额巩固了领先地位，三星以21%的份额紧随其后。Vivo仍位居第三，出货量为770万部。OPPO以550万部的出货量升至第四名。Realme排名第五。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之后，提出“印度制造”发展战略以来，吸引了包括零部件生产、整机制造在内的中国手机成熟产业链向印度转移。随后，中国手机品牌纷纷前往印度投资建厂，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带动了印度制造业的繁荣。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印度政府充斥着对中国的愤怒，尤其是在电信行业。2021年5月，印度电信部允许四家电信运营商在印度进行5G技术试验。虽然它没有明令禁止使用中国设备，但没有一家电信公司与华为或中兴合作，进行试验。2020年6月，两国对峙升级。这场对峙引发了抵制中国商品的呼声，尤其是针对中国电子产品和TikTok等中国应用。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电信部封禁了几家中国公司或开发商的数百款应用，包括TikTok、微信、UC浏览器和Shareit等广受欢迎的应用，理由是这些应用“损害印度的主权和完整、印度的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据报道，印度政府也曾阻止国有电信运营商Mahanagar Telephone Nigam Ltd和Bharat Sanchar Nigam Ltd使用中国设备将其移动网络升级到4G。后来，又更进一步。12月，内阁安全委员会批准设立一项新的电信部门国家安全指令，目的是将电信产品及其来源分为 "可信 "和 "不可信 "两类。该指令现在授权服务提供商从 "可信渠道 "购买设备，以确保电信设备基础设施不存在后门漏洞。随后，电信部修订了电信服务提供商的许可条件，并将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购买可信电信产品和从可信设备来源购买的参数。这意味着，指定机构可以在任何时候引用这两点，要求电信公司不要使用它认为不安全的产品。国家网络安全协调员将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确定可以信赖的供应商。然而，在供应商来源标准的政策咨询会议上，中国公司并没有被纳入其中。如果说此前的目标，还只是针对华为和中兴这些通讯设备商，而且包装在“网络安全”的名义上，但对中国公司的集体不信任，终于让vivo、OPPO等成为最新的目标。制造借口：指责未兑现投资承诺而在这种不信任背后，印度政府则甩锅中国手机企业，认为没有兑现其承诺。虽然两国关系仍处于冰点，但即便在2020年，中国手机制造商并未撤离，相反，他们表态，中国品牌和当地公司没有什么两样，并尽最大努力向印度政府示好，比如，在疫情期间，向印度捐献大量物资。而且，大多数中国品牌都加快在印度的组装和生产，并宣布在印度进行大规模投资。但是，中国公司的努力，被印度当局有意忽视。印媒报道，一些制造商的投资承诺似乎并没有兑现，终于“激怒”印度政府。此前，OPPO斥资22亿元人民币在大诺伊达地区置地建设新的印度总部；vivo则宣布将投资超过约40亿元人民币在大诺伊达建造新的工厂，使其印度制造基地变得与中国工厂一样大。然而，志象网此前报道，去年4月，印度投资开放政策戛然而止，要求邻国在印投资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此政策的修改，被广泛认为是针对中国投资的歧视性行为，直到如今，少有中国企业获批。在实行“全方位”的报复之后，中国企业在印度损失惨重，150多个价值达20亿美金的项目，一直在等待印度商务部的审批。“3到5年，中国企业都不乐意过来。”一名在班加罗尔开厂的中企高管对志象网分析道，面对印度政府的朝令夕改，中国企业观望情绪明显。印度媒体透露，因为中国公司未兑现投资，印度电信部的调查通知，就有报复的成分。因此，被调查对象，主要是那些“失信”的中国企业。这似乎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小米印度也收到了通知，据称，该公司的投资正步入正轨。而且，小米印度的政府公关能力备受外界瞩目，其印度负责人马努曾安排莫迪与雷军见面。此外，在两国关系龃龉不断时，印度对中国手机企业的“骚扰”变得反复无常。一位中国手机企业负责人就向志象网吐苦水，“动不动就上来查税，而且开口就要一两亿人民币。”根基动摇印度政府的举动，似乎并非只针对终端的中国手机品牌，它的“猎物”，可能是在印度的整条中国手机产业链，从上游的零部件到终端的整机企业。2019年，印度内阁通过全国电子产业振兴政策，以期在2025年能创造4000亿美元产值。“我们希望印度成为世界第二大手机制造商。现在，我正在推动印度超越中国。这是我的目标。”印度电信部长Ravi Shankar Prasad此前公开表示。从此前的相关政策和印度政客的宣言中不难看出，一旦印度开始在布局本国电子产业方面有所行动，中国手机品牌首当其冲。2016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印度制造”计划之后，印度对智能手机机零部件渐次加征关税，在印度建厂是各大手机厂商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德里近郊的诺伊达大区，汇集了大部分中国手机供应链企业。不均有小米、传音等品牌的OEM（代工）工厂，以及围绕这些手机大厂的上游供应链，其中不乏A股上市公司，如航天科技、瀛通通讯、合力泰、长盈精密、裕同科技、欣旺达等公司。此前，印度软件产业发达，但工业制造业基础较薄弱，尤其在手机制造领域，此前印度本土的智能手机品牌多依靠中国OEM公司的支撑。中国企业在印度设厂也在一步步带动印度本土工业制造。而这些中国电子零部件被整机企业采用，前提条件是要拿到印度的BIS认证。在印度市场销售的所有产品都应该遵守印度标准，并由印度标准局(Bureau of Indian standards)注册和认证。这包括提交设备进行审查和认证。2012年，印度电信部发布了专门涉及电子产品的指导方针。根据该命令，任何人不得制造或存储销售、进口、销售或分销不符合该命令中规定的印度标准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制造商必须在印度标准局(Bureau of Indian Standards, BIS)认可的实验室进行检测后，向BIS申请注册。印度政府可能以BIS认证来要挟，正在中资企业中制造恐慌。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很茫然，不确定印度政府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也不确定，印度当局会采用哪些手段来对付他们。中国手机企业在印度的根基，正在动摇。...

话梅首店仅花了4个月实现收支平衡，这个数据在传统线下化妆品实体店一般是12个月。精致穷带来的小样需求，令话梅成功突围，而他也开始迎来大批追随者。以大牌小样作为卖点，线下美妆集合店们正在突出重围。“通常会先去话梅买小样，几十块钱就能用到大牌，觉得不合适也不亏，总比买了正装发现不好用强。”娄倩从包里拿出一瓶迷你版阿玛尼SÌ香水，放在我们面前展示。97年出生的娄倩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便留在上海做活动策划的工作，今年是她沪飘的第二年。因为工作需要，娄倩时常会面对“甲方爸爸”，以及与活动各方面对面协调沟通。“虽然这样讲起来有点肤浅，但把自己收拾的精致有档次一点，工作起来也更有底气，况且大牌的小样也不贵。”当提到特地购买小样的原因，娄倩回答到。像娄倩这样用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尽可能享受更精致的消费体验，似乎是现在年轻人普遍的生活方式。早在2019年，便有一个新词汇出现，专门用于形容这一现象：精致穷。细分到美妆领域，年轻人“精致穷”的表现，便是对大牌小样的热衷。从本质上这是一种大牌情怀所滋生出的消费段位上移。另一方面，年轻人之所以对小样如此热衷，客观上也是因为化整为零的价格优势。小样价格几十上百，较之动辄几百、几千的正装更“亲民”，试错成本也相对更低。娄倩所提及的话梅，便是依托年轻人对小样的热衷，应运而生的美妆零售新业态，售卖小样的“鼻祖”——线下美妆集合店Harmay 话梅。该店目前全国只有8家门店，但单店估值高达10亿元。2017年线下门店创立之初，话梅一度被美妆圈称为“小样集合店”。搜索2018~2019年小红书和抖音平台相关内容，会出现大量美妆类KOL和KOC拍摄了“去话梅买小样”的内容。据了解，话梅首店仅仅花了4个月就实现收支平衡，而传统的线下化妆品实体店则一般需要12个月。据智研咨询发布的一份中国美妆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显示，到2022年，中国美妆行业市场规模将突破5000亿元，并预测在2023年，中国美妆行业市场规模将增长至5490亿元左右。同时，在较为成熟的市场，小样经济早已显现。根据咨询公司NPD Group的调查数据，美国护肤品市场的化妆品小样在2018年创下销售额1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3亿元）的新纪录，同比增长了13%。精致穷带来的旺盛小样需求，令话梅在竞争激烈的美妆行业中成功突围。此后，他也迎来了大批追随者。仅一年时间，THE COLORIST调色师、WOW COLOUR、ONLY WRITE、HAYDON黑洞等美妆集合店相继在店内引入化妆品小样。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已经运营的成规模新型化妆品集合店品牌超过25个，门店总量已经超过1200家。然而，越来越多美妆零售品牌进入小样市场，小样的来源、监管等问题随风口显现。读完本文，你将了解：1.美妆集合店经营模式是什么？2.市面上大量小样来源于哪里？3.以大牌小样作为卖点是否是一门可持续发展的生意？01 羊毛专薅店美妆集合店，为年轻人定制的零售模式。“第一次去逛话梅是和同事一起，刚进去我就惊呆了好伐！”在上海读书工作6年，娄倩说话也自带上海口音。她表示，周末去话梅美妆店，与导购比消费者更多的丝芙兰相比，简直热闹得像赶集。当提及在话梅的购物体验，娄倩一下子来了精神：“装修的很INS风，拍照超出片。”据了解，话梅门店装修普遍以黑白灰为主，原色砖墙、水泥旋转楼梯等设计，契合年轻人对简约工业风的喜好。“颜值经济”盛行的背景下，年轻化的简约风格打造，更易击中Z世代对消费社交属性的偏好，使其能在社交网络中流行起来。在小红书搜索“话梅”相关笔记有九万多篇，除大牌小样外，讨论最多的便是装修。“走进店里就能看见一整个柜台全是小样，各个牌子都有，疯狂心动！”据娄倩介绍，话梅门店一楼进门醒目位置，便有一个环形柜台。台面被分隔成面积相同的小格，各大品牌小样分门别类放置其中进行售卖。“像阿玛尼的粉底液，旗舰店正装30ml要950元，店里小样5ml才99元，买6只也才600块钱，它不香吗？”娄倩补充到，像粉底液、香水、口红这类彩妆产品，相较于使用频率更高的护肤品来说，买小样更为划算。同时，娄倩表示，与常规美妆零售门店相比，话梅更“自由”：“正装也有，不过大牌不多。这里就像个仓库，自己慢慢淘，完全没有导购来推销的，可以逛很久。”据《Z世代消费力白皮书》调查显示，Z世代相对比较独立，有自己的消费理念。满足“社交、人设、悦己”的需求是Z世代青年的消费动机，扩大社交圈、寻找身份认同、及时行乐的满足感，都是他们愿意消费的理由。只在消费者主动需要时出现的“导购免打扰”购物环境，将常规美妆店铺中令人反感的过多BA指导意见做了调整。再加上几十、几百就能买到大牌品质的小样。话梅从外部装修、商品陈列到购物体验、主营产品，都以年轻人消费习惯作为依据进行布局，使其与常规美妆店铺形成巨大差异，成为疫情后线下彩妆零售新业态。千亿市场中的“创新者”，同样受到资本追捧。在2019年完成A轮融资后，话梅单店估值已超过1.6亿元，而在2020年9月完成B轮融资后，曾有消息显示话梅对外融资报价已经达到单店估值10亿元。据虎嗅网报道，今年9月，一位参与了话梅早期融资过程的投资机构相关人士称，在完成今年2月C轮融资后，话梅的单店估值已经超过10亿元。“最贵美妆店”话梅的成功出圈，似乎意味着“网红+小样”的经营模式可行，从2020年开始，越来越多以售卖小样为主业的彩妆集合店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争抢着为年轻人薅羊毛提供便利。上个月刚完成新一轮融资的高端美妆零售品牌HAYDON黑洞，估值也已达10亿。其市场负责人Amanda表示，今年，HAYDON黑洞的目标是开设20家门店，明年目标是50家门店。2020年3月开出首店的ONLY WRITE，截至目前，已在杭州、宁波、南京等城市主流商圈拥有10家门店。今年年初，其天使轮获得嘉御基金数千万融资，据创始人周建雷透露，借助资本的力量，ONLY WRITE在2021年预计将要开出的100家店。由底层消费者“精致穷”所带来的消费行为，反向推动上级美妆零售商业模式进化，小样成为美妆零售新业态致胜法宝。02 摇晃的小样供应链“我这边的小样基本都是丝芙兰大促下单的赠品，或者免税店搞活动会有满赠礼。很少一部分从品牌经销商那边买。”做了3年美妆代购生意的陈怡向盒饭财经透露，从品牌方及经销商处购买小样需要配额，即与正品搭配购买。“他们（指美妆集合店）的小样，也是这些途径来的，没有正规渠道的。”陈怡淡淡一笑。话梅合伙人鞠春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话梅的货主要来自于专柜和贸易商，获得授权的200+品牌中也没有一家大品牌，几乎全是中小品牌。据了解，资生堂中国负责人表示，其品牌产品小样是以让消费者体验为目的免费提供，属于非卖品，从未授权线上和线下专营店售卖。正常情况下，像阿玛尼、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国际品牌的产品及小样，只会出现在旗下品牌于百货店开设的专柜、大型免税公司及丝芙兰。另外，据红星新闻报道，针对话梅售卖大牌小样的情况，向欧莱雅、爱茉莉、资生堂等品牌求证，得到的答复均为未获得品牌授权。与此同时，化妆品企业几乎不会为小样设立专门的生产线，原厂小样经常会出现断货情况。“小样一般不会有很多的，还是卖正装为主。像我就是隔很长一段时间，把仓库里的小样整理汇总一下，再搭配起来打包出掉，”关于小样售卖问题，陈怡补充到，“比如兰蔻眼霜，三个小样的容量跟一瓶正品一样，等整理出来了就三个一组打包便宜出掉。一个一个出太麻烦了，又不多，浪费人力成本。”然而，货源稀缺的小样，却是话梅们的营收支柱。据36氪报道称，小样的毛利率可以达到20%，是正装的2倍。HARMAY话梅创始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小样一方面增加了客单价，另一方面降低了新顾客的门槛。对店铺来说，也是通过高低毛利产品的组合来拉高整体毛利率的方式。随着越来越多同质品牌入局，以小样作为引流及营收重点的美妆集合店对其需求量日益增加。未得到品牌授权的美妆集合店小样供应链却摇摇欲坠。“那些美妆集合店不会像我这样卖赠品小样，供不过来，他们一般都是找专柜配货或者直接找经销商。”陈怡表示，由于美妆集合店对小样需求较大，通常以购买的方式向品牌专柜及经销商进货。专柜配货，即品牌方按一定比例与正品搭配供给专柜的小样，其配额以专柜销量为准。假设一个柜台每月销售目标为150万，按照1280元就可获赠小样套装，专柜最少会配1000套赠品。若每个专柜完成60%的销售目标，且所有小样均按额度赠送，则每月至少会有价值50万元的小样流入市场。“有认识的柜姐会自己先员工价买进，再把正装和小样分开卖。”据陈怡介绍，为达成业绩，品牌专柜销售人员也会以折扣价拆分正装及小样单独售卖。然而，上文提到，目前市面上以售卖小样作为主要营销手段的美妆集合店超1200家，专柜配货产生的小样，显然远远无法支撑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因此，便有品牌在危险的边缘疯狂试探。今年1月28日，杭州《都市快报》报道了一起小样专卖店的走私事件。经消费者举报后，因某品牌美妆集合店无法向海关提供商品的合法来源证明，近3000件商品被扣押，估值20余万元。美妆集合店走私新闻报道与此同时，各大品牌似乎也意识到了国内市场对小样的需求。欧莱雅集团在天猫开设小美盒旗舰店，将旗下产品根据产品功效以及顾客的不同需求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明星盒、青春盒、美容液盒等多种小样套盒。纪梵希、阿玛尼等国际美妆品牌也相继推出小容量美妆产品。虽然目前对于专柜私自将小样流入市场的做法，品牌方大多听之任之。但随着国内小样经济的发展，掌握源头供货渠道的品牌方将进一步占领市场。03 小样是真需求，美妆集合店不是“老李头的女人永不服输！”10月21日一早，娄倩便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为在李佳琦双十一直播间抢到的欧舒丹护手霜交易截图。娄倩在李佳琦直播间抢到的欧舒婷护手霜，附赠满满一排小样。据闲鱼平台数据显示，去年11月12日，美妆闲置小样的发布比11月10日上涨201%，成为去年双11最爆款的二手商品。“这几年双十一的折扣都折到小样身上去了。”据娄倩介绍，她关注的美妆主播双十一的预热推文中，已很少见到“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字样，取而代之的是赠品小样这一卖点：“买1赠X”、“相当于XX折”、“赠品价值贵过正装”……随着“精致穷”生活方式的普及，美妆护肤品小样逐渐走向台前，成为实现消费价值最大化的商品。美妆集合店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将小样作为引流手段。然而，小样并没有为美妆集合店构筑起稳固的壁垒，“花心”的年轻人永远会找到性价比更高的小样获取渠道。另一方面，缺乏品牌授权，令美妆集合店的正装产品并不具备竞争力。“不担心话梅这种店抢生意啊，客人买正装还是会找代购或者蹲官方折扣。那边又不便宜。”当问及美妆集合店的崛起是否会影响代购生意，陈怡表示并不在意。自2020年初集中爆发，到年末出现大量小样相关负面新闻，美妆集合店的生命周期甚至未满周岁。钟薛高创始人林盛曾提出“品牌＝网红+时间”的概念。对美妆集合店来说，时间，似乎是可以预见的短暂。第一批入局的品牌，已然开始转向。本月初在上海武康路新开的话梅门店中，出现了许多非化妆品SKU：除咖啡、热狗、瓶装饮料外，还有零食、酒水、宠物用品以及小家电类产品。另据官方信息透露，话梅首店安福路店将被改造为其在2020年创立的柠檬茶品牌introlemons柠檬茶旗舰店。与此同时，据虎嗅网报道，有上海精品咖啡从业者透露，2020年以来话梅的相关人士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寻找合作伙伴，甚至他们已经开始招聘调茶师和咖啡师。有奈雪、喜茶、manner在前，话梅布局咖啡茶饮赛道，并不舒适。但对于寿命极短的小样生意来说，跳出化妆品集合店的概念，通过更多品类的SKU及丰富的消费场景，来减少小样依赖，是话梅们亟需走通的路径。“武康路么是上海的网红打卡点呀，开业的时候有活动我去了，一楼是咖啡店，顶楼是个露台，中间两层还是卖化妆品护肤品的，就是个噱头。”对于话梅新店型，娄倩笑着说到。...

互联网保险市场接连迎来重磅政策，继《关于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后，近日银保监会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事实上，银保监会正在持续完善互联网保险监管制度体系建设。2021年2月《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修订实施，第五十二条提出“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基础上，可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经营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具体由银保监会另行规定”。《通知》作为配套规范性文件，细化并完善了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相关监管规则。《通知》一出，市场讨论颇多。国泰君安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刘欣琦认为，互联网人身险的配套规范性文件出台有利于推动行业有序竞争，提升集中度，维持行业“增持”评级。将改善行业乱象、优化竞争格局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统计，2020年互联网人身险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累计规模保费2110.8亿元，同比增长13.6%。刘欣琦指出，年轻客户消费习惯改变、疫情限制线下销售等影响推动近年来互联网人身险市场快速增长，保费增速跑赢行业。但随着互联网人身险市场的竞争加剧，行业出现产品价格恶性竞争、误导销售的促销手段推广、平台获客成本抬升而加大渠道费用投入等问题，损害消费者权益。因此，监管部门在前期实施《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的基础上，以配套性文件的方式推出《通知》，进一步细化规范互联网渠道人身险的销售，建立互联网渠道作为创新渠道经营和服务的统一标准。从适用范围看，保险公司通过设立自营网络平台，或委托保险中介机构在其自营网络平台，面向非特定人群，公开销售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适用《通知》，可在全国范围内经营。这也意味着，涉及到个险、银保等其他渠道的融合业务，不适用《通知》。整体而言，《通知》明确互联网人身险业务经营条件。首先，满足偿付能力充足、综合评级良好、准备金提取充分、公司治理合格相关要求的保险公司，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其次，实施互联网人身险业务专属管理。明确保险公司可通过互联网开展的人身保险业务范围，细化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开发规则，加强互联网渠道经营行为监管。重点解决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定价不科学、宣传销售不适当、管理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此外，加强和改进互联网人身险业务监管。首次实施分渠道定价回溯监管，建立登记披露机制，探索问题产品事后处置机制。其中，相较于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调整的是两处细节，一是将互联网人身险产品申请条件中的“上年度未因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受到行政处罚”调整为“上年度未因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二是将保险公司经营十年期以上普通型人寿保险（除定期寿险）、普通型年金保险产品条件中的“连续四个季度综合偿付能力溢额超过50亿元”调整为“连续四个季度综合偿付能力溢额超过30亿元”。刘欣琦认为，从渠道端来看，《通知》引导互联网渠道产品设计低于传统渠道的费率水平，体现互联网渠道直销属性，预计将优化行业渠道成本限制过度公域引流，进而让利于民。从产品端看，基于《通知》资本资质的监管要求，预计将有效改善行业乱象、优化竞争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大型保险公司或更为受益。从源头规范长险短做等销售误导问题据了解，《通知》在起草过程中高度重视消费者投诉举报集中的领域，高度重视日常监管中暴露出的问题。具体而言，在经营主体方面，对保险机构技术能力、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提出明确要求，重点解决消费者反映突出的找不到退保页面、找不到投诉入口、退市产品查不到保单、买的快退的慢等服务问题。在产品开发方面，从源头上规范了首月“0”元、长险短做等销售误导问题，以及退保高扣费、健康告知晦涩难懂等投诉集中问题。在改进监管方面，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引入社会监督，重点监管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定价科学性。例如，近年来，“首月0元”、“零首付”、“免费保障”、“抽奖获取”等互联网保险产品广告页面，在一些网络场景中时有出现，且还与共享单车、充电宝等消费场景紧密结合，有的消费者在未清楚了解保险内容、保费缴纳等情况下，便被“免费”诱导而投保。这种营销引流模式存在诱导营销、信息披露不当等问题，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易引发消费纠纷或投诉。10月21日，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防范保险诱导销售的风险提示称，从保险产品本身看，一些“首月0元”、“免费保障”等宣传未全面展示保费缴纳整体情况，实际上是将保费分摊至后期，消费者并未真正享受到保费优惠。从监管要求看，保险险种的条款和费率，应当报监督管理机构备案或批准。“首月0元”类的销售宣传行为，存在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费率的问题。从营销方式看，营销片面强调“首月0元”，却未对保费缴纳整体情况、保险责任等重要内容充分提示，易使消费者忽视产品重要信息。加之一些广告界面设置不规范，故意诱导消费者勾选“购买”、“领取”、“自动续费”等选项，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通知》明确互联网渠道所售人身险产品须为专属产品，实行独立核算。专属产品范围包括意外险、健康险（除护理险）、定期寿险、保险期间十年以上的普通型人寿保险（除定期寿险）和保险期间十年以上的普通型年金保险，以及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人身保险产品。究其原因，一方面，互联网人身险产品上线即可进行全国销售，突破了传统保险产品的经营区域限制，专属管理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风险敞口。另一方面，互联网人身险产品的运营和风险与传统保险产品不同，具有细碎化、精准化，运营快，以及小、专等特点，这导致在实际运营中产生了一些新问题，比如“首月0元”等销售误问题，专属管理可以相对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互联网保险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自2020年以来，一系列旨在规范互联网保险发展新规新政相继出台，包括《关于规范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通知》、《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关于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短期健康保险续保表述备案事项的通知》、《关于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等。互联网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99.7%。与此相比，中国互联网保险用户2亿多人，可见互联网保险仍具有较大的潜在增长空间。不仅如此，互联网保险场景碎片化、交互频次高、交易时效强、业务峰谷波动大等特点推动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行业的应用，使保险公司建立起更加全面的业务流程、更加完整的业务监控体系，从而实现业务流程的智能化运营。从长远看，保险机构需要借助新兴技术带来的强大计算资源和大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对用户数据、保险业务场景数据和外部大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快速适配，并建立起应对多元化场景需求、多样化产品类型、多层次产品运营、多维度风险监控要求的智能化保险运营体系。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通知》着力规范互联网人身险领域的风险和乱象，统一创新渠道经营和服务标准，旨在支持有实力、有能力、重合规、重服务的保险公司，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保险服务。在2021第一届前海数字保险大会上，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马存军认为，中国保险业转型叠加了数字化浪潮，必然会走一条不同于发达市场保险转型的道路，而中国特色的保险数字化道路，必将以协同生态的方式实现，实现这种生态需要行业各主体的共创、共治、共享，最终实现行业与用户、社会共赢的终极目标。...

换电模式会是解决电动车长里程续航的答案吗？选择开电动车回家过“十一”，成为无数车主最后悔的事情。由于电动车续航不足，导致补给频率远高于燃油车，再加上单次充电时间动辄一个小时，因此出现大量车主排队加电的现象，原本几小时的车程，因为排队而多走了一天。当电动车因充电难变身“电动爹”时，人们是否有想过被冷落在角落的“换电技术”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换电都被认为是一种“没啥用”的技术。电动汽车“龙头”特斯拉早期就考虑过换电模式，但最终因为成本问题放弃了，改选超充这条路。市场中还有观点认为，换电本质是一条过渡路线，与曾经的手机换电池一样，势必会被快充技术所取代。然而，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全面爆发，高速公路“充电难”的出现，都让市场不得不重新审视曾经被忽视的“换电技术”。正常情况下，车主可以忍受一小时的充电时长，但如果遇到车流高峰，那么大家还会甘愿等候数倍于平时的充电时间吗？对于消费者来说，换电模式最大优势就是补给速度快。一般来说，电动汽车换电过程基本在数分钟以内，与燃油车加油时间相差不大。至少在高峰出行时段，换电模式优势显著。理论而言，换电模式能够解决“电动爹”的窘境，那么它会是解决电动车长里程续航的答案吗？01、风又吹来了换电模式被市场放弃，很大原因在于它不成功的起点。2007年，美裔犹太人天才创业者夏嘉曦（Shai Agassi）创立了一家名为Better Place的汽车公司，推动换电模式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在夏嘉曦的设想中，Better Place的模式类似于电信运营商，不管车主使用的是哪个牌子的电动车，Better Place都可以向其提供电池的维护、更换和充电服务。尤其是换电模式被其当做主打产品，车主在换电站可以通过机械手在数分钟内就完成自动更换电池服务。这个新模式很快吸引了资本的目光，通用电气、瑞银等资本巨头向Better Place投资8.5亿美元，可谓出道即巅峰。然而，Better Place的第三方换电模式，因为受制于车企间动力电池标准难统一、动力电池利润归属问题，根本难以获得整车企业认可。换电车辆基数太小，换电模式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从创立至倒闭，Better Place只有雷诺汽车一个真正的客户，而且接入换电模式的还是销量并不好的Fluence ZE电动车，没有重量级客户的支持，Better Place的换电模式最终成了无根之木。2013年，没有跑通商业模式的Better Place宣布停止运营。换电龙头Better Place的失败，让换电模式的发展遭受重创，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电动汽车补能方式的抉择。早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初期的2007年，国家电网推出了“换电为主、插电为辅、集中充电、统一配送”的运营思路，也遭到了整车企业的激烈反对。再加上Better Place在2012年就陷入危机，最终国家电网只能默默放弃了换电模式，并向车企开放充电网络。当然换电模式并未完全消失，北汽新能源和蔚来等新能源汽车依然在换电这条路上摸索前行。到了2020年，换电模式重迎转机。先是蔚来换电车型不受新能源乘用车30万补贴门槛限制；随后《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换电站建设纳入新基建基础设施建设范畴，政策开始鼓励开展换电模式应用；今年5月政策更是强调，要加快换电模式的推广应用。这一趋势之下，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涉足换电领域。除北汽新能源、蔚来两个传统玩家外，长安、吉利、哪吒、东风等车企纷纷入局，更是有诸如南方电网、中国石化、中国电投、协鑫集团这样的上游公司全面布局。换电模式的风又吹来了。但究竟是何原因让换电模式重新崛起呢？这就是换电模式背后隐藏的“明暗”两条产业逻辑。02、明逻辑：重新解构换电模式表面来看，换电复苏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时代变了”。在过去，新能源汽车仅仅被看作是传统燃油车的补充，缺乏规模优势也就无法培育换电模式。但从2020年开始，全球新能源浪潮的爆发，促使电动车规模迅速攀升，这就让用户基础问题得到了解决，换电模式也找到了发展的土壤。除拥有用户基础外，换电模式最大的优势正来自于被消费者和投资者理解。今年十一假期，“充电难”现象不断出现，已经意味着单纯充电模式的瓶颈已经到来。高峰出行和正常状态，对于充电桩的需求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为了经济效益，任何充电桩服务商都不可能将高峰期充电需求视为充电桩建设依据，让大投入充电桩在正常情况下处于闲置状态。这也决定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高峰出行“充电难”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在这种场景下，换电更加游刃有余。速度快不用再提，更重要是，换电站可以通过高峰出行车辆预测，提前调动动力电池，满足高峰时期需求，在不扩建基础设施的情况下这种灵活性更具备经济效益。目前国内的换电玩家，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北汽新能源、吉利汽车、上汽集团、广汽集团为代表的传统车企，旗下出租车、网约车等运营车辆对换电模式需求更大，更愿意与奥动新能源等第三方合作，进行换电模式的布局。另一类则是蔚来，自主建设换电模式，主要面向私人市场，目前拥有全国37.85%的换电站。随着汽车销量的放量，让换电站布局有了更多想象力，而换电模式也成为蔚来的特有的标志。电动车销量的爆发，解决了换电模式最大的担忧规模化问题。在成本上，伴随着换电站零部件国产化替代，以及规模化扩张量产，整体建站成本将大幅下降。而随着电动汽车销量不断提升，换电车型逐渐增多，部分车企之间统一电池标准也是必然趋势。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促使换电模式东风又起。03、暗逻辑：换电模式是一种储能新能源汽车发展只是浅层因素，更深的层面在于，换电模式相当于一种储能。首先要明确一点，这一轮新能源革命，并不是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完全取代化石燃料，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火电占比超7成的传统电力系统中，发电端“以需定供”，通过对需求端的了解控制电力输出，用以平衡用电需求在一天之内的多次峰谷波动。但在碳排放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引入使得发电端变得不可控且不稳定。光伏发电高峰集中于白天，无法匹配傍晚和夜间的用电需求高峰，且容易受到不可控的天气系统影响；风电发电高峰很不稳定，且存在较大的季节性差异以及地区分布的巨大差异。正因如此，这一轮新能源革命所带来的，必然是一个综合了风、光、水、煤、气、储能等诸多形式的能源系统。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才可以讨论这一轮新能源革命中各个细分产业的发展，也可以看到换电模式在新能源革命中所体现的独特优势。从本质而言，换电站运营的动力电池，本身可以调整充放电时间、实现储能的一部分功能，一定程度上平衡发电系统峰谷波动。这也是换电和快充最大的逻辑差异。充电桩本身，就是一个大功率负荷。当同一时间众多超高功率充电桩同时运作，将对电网负荷产生较大冲击，使得电网调节变得更加不可控。而换电，则可以通过调整动力电池充电时间，一方面可以在电力波谷进行充电，获得更大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有助于电力调峰填谷，可以一定程度降低电网负荷。此外，聚焦整个产业链，换电网络的普及，也有望成为动力电池回收、梯次利用的关键一环。这一轮新能源革命，不止意味着新的能源种类，而且是更为清洁以及对环境更为友好的能源利用方式。在新能源汽车革命中，动力电池取代了原有的燃油，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后的回收再利用。一般来说，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额定容量的80%以下，就会被强制回收，这使得回收后的退役动力电池，仍然具有较大的利用价值。因为电池属性的不同，目前退役后的磷酸铁锂电池可以用作储能等梯次利用，然后进行资源化回收，而三元电池因为寿命更短、安全性存在一定风险，不适宜梯次利用，退役后直接进行资源化回收。仅目前来说，动力电池回收和利用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后端配套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并不完善，甚至出现了大量无资质的动力电池小作坊式回收企业，为行业发展带来隐患。而换电体系如果普及，一方面将大量动力电池集中于体系之内，在电池统一管理上有巨大优势，可以更高效地回收再利用。另一方面，换电体系本身可以作为动力电池回收平台，加强行业规范性。与此同时，动力电池回收端的规范性，可以更快推动再利用端产业链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换电体系本身成为贯通动力电池生产端与回收再利用端的关键环节。整体而言，换电模式虽然仍存在成本高、基数小、标准难统一等问题，但在整个新能源革命大局中，换电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多项功能，也决定了其必然能够新能源革命探索的重点，与新能源时代共振。...

机械臂现在可以说是并不稀奇了。但举7kg哑铃，还把“肌肉”纹理都复刻出来的那种，你见过吗？这不，最近一位波兰工程师就搞了这么一只：瞧，一个哑铃就这样轻松地被抬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手臂里的那些“肌肉”，会随着运动而发生改变。而在接下来弯曲手指动作，这些“肌肉”的变化更加明显。从图中不难看出，不同手指的弯曲，会连动手臂里的不同“肌肉”。左右翻掌的时候，情况这样的：还有握拳的展示：于是乎，这样一款惟妙惟肖的机械臂，顺利引发了网友们的高度讨论，甚至直呼：仿佛在看《西部世界》。仅重1kg，用水运行别看这只机械臂能举起来7kg的哑铃，但其实它的自重只有1kg。而据作者介绍，它能举起比自身重7倍的重物，竟然靠的是水，高峰时功耗为200W。（是有点流淌的血液那味了……）但除液压系统外，作者还发明了一种便携式电源和阀门，可以实现快速收缩的完全可控。软件方面，机械臂的运动序列是通过简单的命令编程来实现。但这只机械臂并不是完美的，因为和人类相比，它只有一半儿的人造肌肉在工作。除此之外，在做手指弯曲动作的时候，某些肌肉仍旧是缺失的。以及手指有时候还会左右移动，掌骨和腕关节的运动有时也会受阻。例如在视频展示中，如果想让这只机械臂横向举哑铃，还是得靠人手的帮忙：网友：相信它会做不可描述的事情吗？虽说仍旧存在缺陷，但这只是项目的起步。在未来，作者希望能够开发完整的仿人机器人，能够做人类的管家、清洁工、司机等。然鹅……网友们在惊叹之余，有一部分却开始歪楼了：也是不禁让人想起《生活大爆炸》里的Howard了……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图片来源@unsplash2020 年联合国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地球人口已经高达 76 亿，预计到 2030 年将达 86 亿，到 2050 年将达 98 亿。地球人口的激增势必会带来各种问题，尤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问题，毕竟全球耕地面积是有限的。这份报告也指出，2020 年全球面临饥饿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新增 1.3 亿饥饿人口，全球共有 25 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险，近 7 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我们面临着至少 50 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来源：Pixabay）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每 10 个人中就有一人面临饥饿。而未来随着地球人口的进一步增加，我们又该如何养活这么多人呢？人造肉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毕竟全球畜牧养殖消耗了大量的耕地和资源。近日，全球顶尖的植物生物技术公司 ORF Genetics 联合冰岛的研究人员，正在使用转基因技术在 22000 平方英尺温室中培养超过 100000 种的生物基因工程大麦，用于生产人造细胞培养肉。对此，ORF 遗传学蛋白质技术主管 Arna Runarsdottir 表示，“人口在增加，我们必须养活所有人”。传统畜牧养殖带来了巨大资源浪费2014 年 6 月，美国导演吉普·安德森拍摄的纪录片《奶牛阴谋：永远不能说的秘密》在洛杉矶首映，深度探索了畜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与荒漠化、污染及其他环境问题的关联。也让全球更多的人了解了传统畜牧业的真相。片中数据显示，全球 51% 的温室气体来源于牲畜及它们的副产品，13% 来自交通运输。牲畜所排出的一氧化氮是全球总量的 65%，一氧化氮在引起温室效应方面的威力是二氧化碳的 296 倍；肉类以及牛奶产业使用了地球上 1/3 的新鲜水源，其中在美国的水资源使用 55% 为畜牧业，仅有 5% 为家庭使用。（来源：Pixabay）同时，全球 1/3 的土地因畜牧业而沙化，家畜占据了地球 45% 的土地资源，肉食者所需的土地面积是纯素食者的 18 倍，1.5 英亩土地=170 公斤肉=16783 公斤植物食物。换句话说，如果将所有的肉食者都变成素食者，那么地球可以多养活 18 倍的人口。此外，地球上每秒就有 1-2 英亩的热带雨林被砍伐。畜牧业造成了亚马逊热带雨林 90% 的破坏。每天有 110 种昆虫和动物由于热带雨林砍伐而消失，而畜牧业是导致物种灭绝、海洋污染、水污染和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显然，要想解决全球粮食危机，让更多的人免于饥饿，对传统肉类及畜牧业进行改造势在必行。植物肉 or细胞培养肉？想要替代传统畜牧业，就不得不提人造肉。目前的人造肉主要有两种，植物肉和细胞培养肉，前者是由植物蛋白制成，后者则不需要杀掉动物，而是通过动物细胞在生物容器中培养出动物人造肉。人造肉这一概念自诞生起，就备受科技和产业界的关注，不过在初期，由于细胞培养肉尚处于研发阶段，因此植物肉更受关注，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例如，2019 年 5 月，美国一家以素食汉堡闻名的公司 Beyond Meat 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成为“人造肉第一股”，比尔·盖茨以及美国最大的肉类生产商 Tyson Foods 均为 Beyond Meat 的投资人。《2021 中国植物肉行业洞察白皮书》指出，普通肉类中含有的激素等物质，会导致癌症、心脏病等疾病患病风险大幅增加。白皮书还指出，相对动物肉制品生产过程，每生产1公斤植物肉可减少 90% 温室气体排放、93% 土地浪费破坏和 99% 的生产用水。环保、健康，也是植物肉广为人知的优势。然而，由于生产和运输成本高企，植物肉的价格往往昂贵，这也导致了以植物肉为代表的“假肉”卖的比真肉还贵。（来源：Pixabay）以国内市场上售卖的“植物蛋白汉堡肉饼”为例，重量 226 g 的售价为 59.9 元，而同等重量的牛肉饼仅需 20 元一份。同样地，星巴克推出的以“植物牛肉”为原料的别样牛肉青酱意面、经典千层面等产品，售价 69 元一份。显然，高昂的价格注定了其小众的适用人群。而细胞培养肉，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动物的干细胞体外培养来获取肉类。2013 年，荷兰 Maastricht 大学教授 Mark Post 的实验室花了三个月时间，用牛肌肉干细胞培养出了 20000 条细小的肌肉纤维，做出了重量为 85 g 的肉饼，这也是世界公认的首款人造细胞培养肉。在人造细胞培养肉诞生之初，同样面临价格昂贵的问题，例如首个 85 g 人造肉饼成本高达 30 万美元。不过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人造细胞培养的的价格呈指数下降，目前行业里生产成本最低的以色列公司 Future Meat 已将细胞培养鸡肉的价格降至每 100 克 3.45 美元。因此，很多专家认为，相比于植物肉，人造细胞培养肉未来价格可能会率先降低至可接受范围，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活。转基因大麦培育人造肉对于人造细胞培养肉来说，成本依旧是规模化生产和大范围推广所面临的问题。此前，人造细胞培养肉生产所需的培养基主要由基础培养基、胎牛血清和生长因子组成，价格昂贵，限制了其大范围推广。以生长因子为例，生长因子在刺激组织、肌肉、脂肪和干细胞的生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物质，无法生产人造细胞培养肉。而目前实验室培育肉类生产商使用的生长因子，大多来源于动物，价格昂贵。（来源：Pixabay）前文提到的 ORF Genetics，其独特技术在于，可以使用大麦作为重组蛋白生产的载体，提供比其他蛋白表达系统更有效、更安全的方法。这项技术使 ORF Genetics 能够开发一系列生长因子，包括用于干细胞研究市场的类人生长因子，以及细胞培养肉市场生产类动物生长因子。之所以选择大麦，是因为大麦有一个封闭的生物系统，它的花粉不会给其他植物授粉——即使是周围的植株也不行。由于这个封闭系统，没有植物可以将其基因传播给其他植物。这也是为什么 ORF Genetics 可以在一个温室下种植 100000 多个转基因品种，而不必担心交叉污染。对此 ORF Genetics 首席执行官 Liv Bergþorsdottir 表示，“随着转基因大麦的改造初见成效，未来可以大幅降低人造细胞培养肉中生长因子的成本，解决人类粮食危机。”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直播间里的低价图书，究竟伤害了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火热的直播卖书，正在滋生各种乱象。过去一年，在疫情与电子书的双重冲击下，直播电商的图书赛道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2021年，拼多多、抖音等平台，相继杀入图书市场。今年3月至5月中旬，拼多多发起“多多读书月”，针对社科、文艺、教辅等多个类目图书进行百亿补贴。抖音、快手等平台也相继推出了补贴吸引消费者，并扶持图书教育垂类创作者和商家。乘着这股东风，一批图书教育领域的直播电商主播迅速累积流量。今年7月，专注图书直播带货的教育主播刘媛媛和王芳登上抖音达人带货榜前20，成为该垂直赛道的“一姐”。这群主播也逐渐走到平台的头部。根据新腕儿数据，今年9月，刘媛媛已经排到了抖音TOP30带货主播中第三名的位置，GMV达到了3.47亿。排在前面的一二名分别是董先生珠宝和罗永浩。涌入图书教育领域渴望变现的主播越来越多，竞争也随之逐渐白热化。乱象也因此产生。9月27日，刘媛媛在抖音平台的一场图书直播引爆了全网，其低至1元的图书“破价”销售，在图书行业掀起惊涛骇浪。出版社、书商等各方则对此声讨，认为一元图书是一种恶性竞争，是对出版行业的一种“绞杀”。一元图书的“噱头”让主播获得了流量，但对于一直备受价格战困扰、利润微薄的图书行业来说，却并非什么好消息。“一元图书”背后，直播电商的低价竞争，究竟是谁在买单？这又将给图书行业的各方产生怎样的影响？01 抖音直播上的一块钱图书，是为了赚钱还是博眼球？9月27日，抖音头部主播刘媛媛的一场图书直播，在出版业引起争议。当日，刘媛媛进行长达16个小时的直播带货，最终GMV达到近8000万元，这场直播也打破了其此前的带货记录，此前其单场GMV大多在百万级别。在其直播过程中，大量图书的售价低至10元以下，更有不少1元图书。刘媛媛销售1元图书的行为，被称作“贱卖”“倾销”，让其站在了出版社、书商的对立面，但从最终带货成绩来看，作为主播的刘媛媛无疑打了一场胜仗。实际上，这场直播开播前的宣传预热阶段，刘媛媛便在不断“博眼球”。她声称“喊来了中国出版社的半壁江山”，背景屏幕上俨然印着“振兴图书行业，直播共筑繁荣”的标语。最令人瞩目的，还是50万册10元以下图书和10万册1元书的提前剧透。刘媛媛开播前的预热宣传，图/抖音App这也导致这场跌破低价的图书大促销，从一开始就声势浩大。情怀营销，加上“贱卖”，让这个直播间赚足了风头，吸引着消费者涌入。近一年，图书直播大搞价格战、无限制地打折的现象并不罕见，这也不限于刘媛媛一位主播。那么，这类看似“倒贴钱”的直播，是否有利可图？此前，刘媛媛也在其微信公众号“逆刘而上”的一篇文章中回应称，所谓的“一块钱抢书”不是出版社倒贴钱给她供货，而是她作为主播自己补贴的，同时直播平台也有补贴，她个人没有收取坑位费。抖音作为直播电商平台，为了发展图书版块、投入资金扶持的行为，并不让人意外。如今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都在发力图书板块，以补贴来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而对于主播而言，自己出钱补贴，销售“1元图书”，更多地是为了引流，并且通过低价商品带动更多价位商品的出售。刘媛媛9月27日当天的直播观看次数高达1225.7w次，庞大的流量做支撑，其他商品的成交变现也变得更加顺理成章。这场直播中，一元图书之外，其他图书和商品也有不俗的销量。根据婵妈妈数据，其中单件售价665元的《（50册）大英儿童漫画百科》为其贡献了390.6w的销售额。另外，这本图书也成为其9月份销售额最高的产品。刘媛媛9月27日的抖音直播数据，图/婵妈妈数据分析平台根据蝉妈妈数据显示，9月份，刘媛媛直播间图书单品销售额最高的两款产品分别是大英漫画百科（50册），单品GMV484.9万，以及大侦探福尔摩斯：1-50册合集特别版，单品GMV达到466.2万。此外，刘媛媛成为图书直播领域的“一姐”后，也开始尝试在直播间中加入更多品类，比如美容护肤、电器、食品等，其中不乏高客单价的产品。靠着图书引流，刘媛媛也成功将这些产品销售了出去。9月份刘媛媛带货单品销售额排名靠前的产品中，多为食品、美妆类。在这流量当道的时代，直播行业的马太效应明显，头部主播受到大部分消费者的拥戴，底部甚至中腰部的博主难以出圈。主播需要以低价博人眼球，而图书正沦为被“绑架”的对象。02 低价图书，为什么被行业抵制？图书行业囿于低价销售已久。在图书直播带货还未兴起之时，当当网、京东商场和亚马逊等线上电商平台之间频繁打价格战，优惠促销时常低至4折。对它们而言，卖书只是一种噱头，带来的流量可以为其他商品的售卖铺路，打折损失的利润也就被平摊了。当时大量实体书店、出版社、书商都将线下作为主要售卖渠道，而线上电商平台对图书的强势降价，对它们的发展无疑造成了影响。如今，直播电商浪潮之下，这种冲击再次来临。一个背景是，2020年以来，受疫情和大环境的影响，大量实体书店关门停业。根据北京开卷公司在今年1月发布的《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的码洋（全部图书定价总额）规模第一次遭遇负增长的情况，实体店渠道的降幅相比2019年同比下降了33.8%。生存困难的书店在默默消失匿迹。广州的1200bookshop、深圳的诚品书店、北京的老书虫书店等，一些经营较好的新式书店，也因此遭受打击，面临倒闭。许多实体书店、出版社等，开始拥抱直播带货。受疫情和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的影响，线上直播逐渐成为图书行业缓解滞销困境的一个重要渠道和不可忽略的营销方式。2021年3月，许知远与薇娅一起创办的保卫独立书店直播，一场直播带来50万的业绩，为困境中的实体书店提供了新思路。但在大主播直播间做宣传，并不能成为书店、出版社的常态，它们更多地选择自己开店、自播。根据燃次元报道，曾有书店经营者尝试过在抖音、快手做直播，但发现“直播利润小，我们没有专业的带货主播，量上不去，反倒最后连运费都赔进去了。”另据界面文化报道，通常而言，一本书是以60折出货，52-55折结算，其中承销商的销售费用占据8-5%，出版社的最终利润仅剩8-5%左右。然而直播间为了提升流量，图书的销售价格动辄4折5折，加上坑位费和佣金，留给出版社的盈利空间已所剩无几。这就意味着，以利润换取直播红利的出版社、实体书店，只能通过薄利多销这一方式获得营收。但图书行业本就利润很薄，也经不起频繁的低价促销。直播间行业竞争的一贯打法，常常离不开“全网最低价”“划算”“巨折”等字眼，但是这或许并不适用于图书品类。被誉为“上海最美书店”的钟书阁静安店，在早期频频以图书直播的方式开拓新渠道，最终却遗憾地于今年8月告别读者。钟书阁，图/钟书阁微博一元图书的营销，被认为是对整个行业的伤害。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长期以来的低价促销，让消费者购买图书时的心态悄然转变。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这股低价倾销之风让读者以为图书的价格可以一降再降，什么书都可以低折扣买到，不打折不买书，低折扣成为了买书的唯一理由，网上的情绪化、非理性的图书消费对出版行业无疑是一种绞杀。一本图书的价值不应通过价格和销量来评判。不能否认低价图书有自身的市场，但是高品质的图书不应被低价所束缚。若仅凭低价来维持生计，出版社行业将更乐于生产低质量的书籍，坚持高品质图书则更容易被洗牌出局。届时，市场上涌现出的是更多成本低廉的图书，最终可能会促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局。最终，留给读者自身的图书选择也会不断减少。03 纸质书的生意还好做吗？数据显示，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不爱看纸质书了。根据《2020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2020年的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9.1本，较去年同比增幅5.56%；而纸质书的人均阅读量为6.2本，较去年降低了2.6本。由于线上媒体的冲击，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纸质书占据的时间在减少，一个典型例子是原来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报刊亭成为稀罕物。电子书以其适应手机平板等不同电子产品的优势，成为许多都市人碎片化阅读的选择。其中亚马逊的Kindle电子阅读器受到许多年轻人的追捧，市场上专门为读书开发的APP也不在少数，包括微信图书、阅文、掌阅等。为了吸引用户，微信读书推出至今一直免费。在知乎等平台上，不少用户分享自己在微信读书“薅羊毛”的教程，有用户可以不花一分钱，获得微信读书无限卡923天。原本就拥挤的图书市场，涌入越来越多的来自线上的竞争者，它们在不断瓜分纸质书的生存空间。《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970.8亿元，其中，线上码洋规模为767.2亿元，在整体零售市场占比达到79%。排除外因，图书行业本身也面临许多困境。根据《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2020年的新书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在逐渐减少，一方面表现在新书的品种规模相比2019年同期减少了近12%，另一方面表现在新书的码洋贡献一直呈现递减曲线。这也意味着新书的驱动力不足，市场上占据销售榜单的依然是经典书籍和前几年的爆款。这或许也与图书行业难盈利有关，不断被压缩的成本会伤害作者的积极性。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以内容为驱动的出版社行业难以迭代更新。另外，根据艾瑞咨询研究报道显示，由于疫情原因，新书相关的选题、书号审批、出版、印刷、销售等环节均受到影响，新书出版品种数量持续走低。这也导致出版行业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2021年，民营出版商纷纷登陆资本市场，读客文化7月上市、果麦文化8月上市，磨铁文化也已经于今年7月递交招股书。这些头部出版社生存壮大的原因在于，虽然图书出版包括纸张、印刷等固定成本较高，但他们更具备畅销书的策划能力，而如今市场上的畅销书越来越好卖了。相比于出版社，实体书店是更受冲击的一方。其实在疫情之前，实体书店到店客流量锐减的问题便已凸显。如今，经营一家纯图书模式的书店难以盈利，线下实体书店为脱离困境仍在不断摸索转型道路。“书店+”的模式开始形成潮流。其中，西西弗书店提供“书+咖啡”的阅读空间，成都的新山书屋则采用“书+餐厅”的打法，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打造属于图书的空间价值。第三空间的打造，可以更多地凸显实体书店相较于线上电商平台的优势——更利于读者沉浸到阅读氛围中。卖书难赚钱的情况下，书店将目光转向售卖更多周边商品。比如连锁书店言几又，文创零售与咖啡饮料贡献了大量的销售收入。越来越多的书店从单书店元素转向了多元化的文化经营，也有不少书店为迎合年轻人的喜爱推出新组合。比如，备受年轻人青睐的剧本杀元素开始入驻书店，“书店+影院”“书店+桌游”等形式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未来实体书店的发展会是多样化的，各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书店的商业模式。但无论是实体书店，还是出版社，为了未来更长久的生存，不仅要着眼于眼前的真金白银，也要更大程度地激发中国消费者对纸质书的热爱。未来，在电子书、有声书等更多新阅读方式盛行的同时，传统的纸质图书也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家乐福也不是“省油的灯”。筹划已久的家乐福会员店，在开业首天却迎来供应商的“大撤离”。家乐福将这一切归结于山姆会员店，称供应商遭遇“二选一“恶性竞争。作为山姆的母公司，沃尔玛发文否认此事。但是，仍有众多零售商、供应商站出来确认“二选一”的真实性。据行业内内部人士证实道，某食品供应商确实遭遇了“二选一”，开业初期，山姆要求必须做出选择，并且要求该供应商在另一家门店新店开业当天，买光由其供应的商品。商业模式分析师张飞透露，“一家山姆会员店一天的营业额都在3000万-5000万之间”，这与传统超市如大润发、沃尔玛单店日均50多万的业绩，悬殊太大。所以会员店在今年，尤其受到追捧，内卷也随之而来。施压供应商，山姆是“惯犯”10月22日深夜，家乐福突然发文称，其会员店开业首日就遭遇了大量品牌供应商不再合作的意愿，因为其直接竞争对手给这些供应商下了“二选一”的规定，即如果要与家乐福会员店合作，则不能再与对手会员店合作。事发后，在会员店同样有布局的盒马也发出消息称，遇到过同类状况。盒马x会员店总经理长隐透露，从去年10月首店开业至今，盒马x会员店也长期遭遇类似情况。此外，在上海以外的城市，也有供应商迫于压力停止了与盒马x会员店的合作。基于此，盒马x会员店与家乐福会员店将在采购层面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努力破解目前正在面临的局面。迫于多方压力，山姆会员店母公司沃尔玛回应称，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关方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事实，表明山姆会员店存在所谓的“二选一”问题。希望有关方能从事实出发，停止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专注自身经营，让更多消费者受益。2015年就有媒体报道，物美遭山姆“下架追杀令”事实上，这并不是山姆会员店第一次用供应商“施压”对手。早在2015年，零售大鳄物美集团开出第一家会员制商店尚佳时，山姆就向其供应商痛下过通牒令，要求全线下架在尚佳的商品。仅仅一年后，尚佳“试验”宣告失败。赚钱能力，山姆甩传统超市“几条街”山姆会员店是中国会员店的鼻祖。近年来，会员店几乎成为零售业中，与社区团购一样火热的赛道。盒马、华联纷纷挤进这一领域。据沃尔玛最新财报显示，2021年第二季度业绩超市场预期，沃尔玛Q2总营收为1410.28亿美元，同比增长2.4%，其中山姆会员店同比销售额增长了7.7%，电商净销售额增长了27%，会籍费收入增长12.2%，会员总数创历史新高。相比大卖场的低价、产品齐全，会员店业态的核心价值在于减少商品品类、降低价格、聚焦爆款商品。分析师张飞透露，“因为山姆会员店都是一箱一箱售卖，客单价高，一个消费者的购物车均价在1000—3000元，深圳一家山姆会员店一天的营业额都在3000万—5000万之间。而且因为损耗低，会员店的利润率也很高。”山姆会员店采用一箱一箱售卖作为沃尔玛旗下的子品牌，山姆店动辄日均几千万的营业额，对于包括沃尔玛在内的传统超市来说，几乎是望尘莫及。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大润发超市在全国连锁超市中，单店销售额第一，全年单店销售额达到2亿元，平均每日销售额约在54.8万元。1996年，山姆会员店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前二十年会员店增长仅16家。山姆会员店的目标定位是中国中产阶级，按山姆的计划，到2022年底，要在目前29家店的基础上，实现总开业及在建40-45家门店。山姆方面也曾对媒体表示，中产阶级、中产家庭已经形成了规模，国内商超的付费制时机已经到来。从2020年开始，中国本土零售商也开始快速进行会员店的尝试。2020年10月，第一家盒马X会员店在上海开业，这也是仓储式会员店赛道里的首个国内品牌。同时，永辉也在成都、重庆、上海、深圳、北京等全国多地开设永辉仓储店，华联、麦德龙、家乐福、京东等都投身其中。而后来者对会员店也做了很多方面的改进，比如永辉仓储店不收取会员费、零门槛进入。永辉数据报告显示，永辉奥体仓储店月销售额已破2000万元，业绩翻了超10倍。张飞认为，会员店是产品思维到消费者思维的一种转变，是符合大潮流的。而会员店的关键店，并不是收取会员费，而是对特定人群形成粘度。近几年，电商的发展已经严重冲击了传统超市。“沃尔玛那种传统产品思维的模式，已经不符合时代了。如果沃尔玛还不做变通，慢则10年内，就要退出中国市场。”张飞断言。家乐福也不是“省油的灯”家乐福问题被爆出后，虽然网上一片同情，但不少业内供应商反而是“看好戏”的态度。家乐福是有了名的欺压供应商”，一位业内人士直言。在业内，家乐福是大卖场对供应商收取进场费、上架费、堆头费的始作俑者。供应商对家乐福早就深藏怨气。2019年，家乐福正式退出中国，由苏宁收购家乐福中国80%的股权。除了电商的冲击，家乐福退出之时，其卖场服务也被消费者诟病。“传统大卖场模式认为，只要我产品好，顾客就会愿意来，消费者服务意识没有跟上。现在电商、社区门店做的太好，卖场已经没有价格和产品优势了。互联网模式都是用户取向，现在很多生鲜平台，送货上门的骑手都会顺带问要不要帮忙带垃圾，这样才能留住消费者。”业内人士分析道。家乐福首家会员店首个体验日当天，家乐福CEO田睿公开表示未来3年內家乐福将在国内开设100家会员店。这100家会员店将是由传统200家大卖场中升级改造而来，也意味着近一半的家乐福店会被升级为会员店。根据家乐福的计划，会员店商品中将有20%的差异化商品，并且每年有20%以上的商品迭代。但目前，家乐福供应商方面的回购并未停止。家乐福会员店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物美尚佳？在零售业，恶性竞争一直都存在，“二选一”的规则也不仅仅是在零售圈。显然，家乐福要想在这场竞争中转型成功，靠申诉对手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