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上海研发团队全员被裁，贝壳找房的“优化”动作有些大。10月11日，贝壳找房上海研发全员裁员，以“N+3”为补偿的帖子刷爆社交平台。作为美股上市公司，整个行业调控不断加深，2021年贝壳股价已从最高点80美元下探到15美元左右，跌幅超80%，市值蒸发超800亿美元。贝壳找房对此回应称：此次优化的部门是贝壳找房在上海地区的金融等部分业务。今年以来，行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公司据此对上海地区金融等部分业务进行调整。对于此次调整涉及到的员工，将严格遵守国家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妥善安排，同时为其优先提供内部转岗机会。将整个上海研发的裁员归结于“行业环境”变化，贝壳的回应略显苍白。而“优先提供内部转岗机会”这类看似诚恳的表态，能否落实到行动上也疑问重重。在教育行业大裁员后，虽然也有不少失业潮里的员工盛赞贝壳“N+3”的良心，但高额补偿并不能左右“失业”的事实。创始人左晖离世的噩耗在前，千亿市值化为泡影的困境在后，砍去上海研发的贝壳，贝壳无奈缩壳背后，在资本市场上的故事还能讲多久？01、行业凛冬已至房地产的好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战线收缩之下，贝壳作为其中的个体，不过是整个市场翻篇的一个小小注脚。今年2月9日，深圳住建局发布《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建立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的通知》，要求中介挂牌价格不能超过参考价，商业银行将根据成交参考价格发放二手房贷款。据了解，此次发布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目的是为了落实房住不炒的政策，因目前市场的二手房价格波动很大，存在很大泡沫，不利于市场公平、公正交易，发布二手房参考价格，可以有效抑制二手房挂牌价虚高、市场乱象，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今年8月18日，据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消息，杭州市住房保障联合房产管理局宣布“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正式上线“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据称该功能打破了传统依赖中介机构的房屋销售模式，改善了二手房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和中介机构房源信息不对称的弊端。去中介化浪潮滚滚来临。事实上，自今年5月以来，热点城市调控政策就已经在紧缩，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逐步下滑，尤其是8月往后，二手房价格一再下跌。新房也保持了一致的步调，楼市罕见出现了持续下滑情形。根据易居数据，今年9月，11个热点城市二手住宅成交量仅为4.3万套，同比下跌45.5%。楼市政策汹涌变化，即便是找房大平台的贝壳，也无法抵御寒冬。根据财报数据显示，2021年第二季度，贝壳二手房的营收为96亿元，同比增长仅4%。而第一季度的收入同比增速高达202.1%。“7月份交易数还差强人意，到了8月、9月，看房买房的人就少了很多。”一位贝壳员工这样评论道这波楼市寒冬，“政策紧缩是主要原因，再加上8月消费不景气，买房少也正常。但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另一位深圳贝壳的员工则表示：“最近几个月，门店都没有签到单，不少经纪人离职转行。听到的消息是，交易量低的门店将直接关店。”显然，上海研发团队的人去楼空只是贝壳找房“开源节流”保证资金的一方面举措。火于时代的贝壳，伴随着整个行业失去想象力的事实，目前面临的已然是生存问题。02、互联网公司？贝壳学不像“一家租售房中介，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研发？”这是贝壳上海研发裁员话题下的高赞提问。而贝壳2022年校招宣传上，“产研占比超70%”几个大字十分夺目，可以看到其想把“重研发”标签烙印在身上的决心。“此次校招，产品研发类岗位占70%以上，包括图像算法工程师、三维重建算法工程师、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工程师等。”如果不是反复确认贝壳找房的Logo，以上一段话总会给你在字节跳动、腾讯和阿里找工作的错觉。贝壳学互联网大厂组建高精尖研发团队，目的当然不难猜：给外界尤其是资本留下研发投入占比高的美名。在互联网时代，研发团队对贝壳来讲确实举足轻重。以推荐算法工程师为例，这决定了搜索者能看到什么样的房源，这对促成交易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以符合用户希望的商品留住潜在消费者，往往就是成功交易的第一步。▲ 图：贝壳官微但研发团队真的是贝壳的核心力量吗？有行业人士称，“重研发”似乎成为了贝壳的噱头。面向公众，研发的高额投入让贝壳从人才结构上与互联网公司类似，这让贝壳站在了房产公司和互联网公司模糊的边界上。面向资本，二级市场向来把科研投入的高占比与高潜力划等号，字节的算法推荐系统就是明证。资本愿意为重研发买单，贝壳就把“重研发”标签纹上了手臂。贝壳上海研发的全军覆没就是最好的答案。尽管研发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最终促成交易的还是一线的销售与经纪人。因此，当风暴来袭，研发团队也成为了贝壳最先抛弃的一批人。——或者用贝壳的话说：“优化”。学互联网公司，未必是一条歧路。然而贝壳的研发被裁员，足以证明了研发团队在贝壳宣传时可能有效，但在困境来临时却又证明并非核心力量。贝壳的困境也不止于此。时代变了。贝壳怎么变才能破壳？03、能否破壳即使是在高于市场补偿价格的情况下，贝壳也愿意砍掉一线城市的研发，这或许是走投无路之举。楼市遇冷又无法回收高投入，从团队入手节省资金成为了贝壳不得已却又必须为之的道路。从招股书来看，裁员涉及的金融业务曾被贝壳上下寄予厚望。简而言之，金融业务是指贝壳与银行、担保公司、房地产评估师和政府机构合作，积极推动并简化抵押贷款，进一步促成交易。至于为何上海金融业务研发团队会惨遭“断腕”，贝壳方没有给出明确的原因。有业内人士分析称，贝壳缩紧金融业务或许与近期金融业务监管日趋严格的政策有关。不断紧缩的信贷关口，使得交易量没有达到预期。另一方面，如果金融服务为企业带来了利润，那么产品的合法合规性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近些年，除了金融服务，加大家装家居业务投入也成为了贝壳“破局”的重要棋子。收购圣都家装就成为了贝壳站稳脚跟的重要一步。圣都家装成立于2002年，主营为整装模式的家庭装修服务。显然，未来，贝壳想将卖房购房装修一体化，形成一个更完备的流程，但比起租售房，家装处于“下游”产业，能否为贝壳带来新的增量仍未可知。▲ 图：贝壳官微除了业务遇阻，团队内部，贝壳也痛失了它的灵魂人物——左晖。尽管左晖已经离去，但房屋租售行业中，依然是无法磨灭的存在。左晖让房屋租售流程规范化，为房屋租售平台树立了行业标杆。正如零态LT在过往文章《贝壳的故事还能讲多久》中写道的那样，左晖的社会价值在于：让一个曾经坑蒙拐骗横行、相互敌视甚至斗殴的行业逐步建立起职业尊严。左晖创造的居住服务平台发展模式，是贝壳发展的起点，后左晖时代，立足在房地产这块大蛋糕上，贝壳缺的是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像左晖探索租房市场运营模式一样，贝壳需要身先士卒打通一条居住服务平台公司长期发展的新路径。这种路径不能轻易被行业形势所左右，并且能够实现长期稳定盈利。这是左晖留给贝壳的命题，也是时代留给贝壳的命题。...

百亿量化私募鸣石投资的控制权争夺战，已成为近日金融行业关注焦点。10月13日晚间，创始人袁宇在一份声明中，本想证明自己是鸣石投资的实控人，却不小心“自爆”了自家基金有股权代持问题。而中基协明确要求私募基金不得股权代持，意即表明，鸣石投资自成立之时就已违规。同时，袁宇还“自爆”，在机构的投资尽调过程中，他将股权代持协议给机构们看过，这亦把与其合作的机构们拉下了水——如果承认看过，就是明知鸣石投资违规却合作；如果不承认自己看过，则是尽调不尽责。尤其是与其合作的代销券商就有29家，不乏头部券商。它们不仅面临着违规合作问题，更面临着为投资者可能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鸣石投资创始人“自爆”违规在鸣石投资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决定暂停创始人、首席策略负责人袁宇的相关职务后，10月13日晚间，袁宇发布了一份《告全体员工书》。在这份声明中，袁宇称，其控制的上海松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松盟投资”）持有鸣石50%及35%共计85%股权，因此自己是鸣石的实际控制人。而本次控制权之争的另一方李硕，其名下的全部鸣石50%的股权，均为松盟投资委托其代持，李硕并非鸣石的股东。袁宇称：“2017年，基于多年友情与信任，松盟与李硕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委托李硕代持鸣石的50%股权。代持情况在投资尽调过程中，鸣石均曾披露。2021年10月12日，松盟已正式函告李硕，解除委托代持关系，收回鸣石的50%股权。”这一有力的“爆料”，的确让这场纷争发生反转，看起来，袁宇才是有话语权的那个人。29家代销券商被拉下水但是，问题来了。在2019年更新的基金业协会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机构的要求中，明确规定了严禁股权代持。中基协规定，申请机构出资人应当以货币财产出资。出资人应当保证资金来源真实合法且不受制于任何第三方。申请机构应保证股权结构清晰，不应当存在股权代持情形。出资人应具备与其认缴资本金额相匹配的出资能力，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而袁宇的声明则明确自爆了自家私募基金存在违规问题，这或将拉一众代销机构“下水”。正如业内人士评价，袁宇的声明里，公开提到了尽调时曾提供了代持资料，这无疑牵连出一众代销机构——如果尽调的人看过了这份资料，就是属于明知违规却默认；如果没看到这份材料，则属于尽调不尽责。“一般私募基金的代销渠道有银行、券商、三方财富，银行比较严，给市场上私募开的白名单比较少，鸣石不一定能被代销。券商和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代销的可能比较多。”有机构人士称。而从北京、上海两地证券业协会披露的信息来看，“躺枪”的券商的确不少。根据统计，北京、上海代销鸣石产品涉及的券商共有29家，分别是：国信证券、安信证券、浙商证券、瑞银证券、国海证券、兴业证券、招商证券、粤开证券、华融证券、平安证券、广发证券、光大证券、中国银河证券、中泰证券、中信证券、华福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中信建投、国金证券、民生证券、国泰君安、申万宏源、恒泰证券、中银国际证券、长江证券、东北证券、财通证券、华鑫证券。尤其是在今年8月份，量化私募的业绩表现比较好的时候，国信、安信、浙商、瑞银、国海5家券商，还新增了对鸣石投资产品的代销备案。此外，即使有几十家券商代销躺枪，亦有不少券商“幸免于难”，包括：华泰证券、中金公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东吴证券等。数据来源：上海证券同业工会客户面前失责券商如何过关？购买鸣石投资产品的客户，无疑都是世俗意义上的“有钱人”。上述券商的备案代销，多数认购金额起点是100万，但亦有例外。例如招商证券代销的鸣石产品，最高认购金额起点是1000万，而多只产品的认购金额起点是500万。这只“千万门槛”的产品是“鸣石锐驰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备案时间是2019年5月15日。此外，招商证券于2019年11月25日备案的代销产品“鸣石春天2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认购起点是500万，于2021年6月7日备案代销的“鸣石春天十三号A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B”的认购起点是700万，于2021年6月7日备案代销的鸣石春天十三号1/2/3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B的认购起点是502.5万。由于“千万门槛”的鸣石锐驰三号并未公开净值，我们尚不清楚其获益能力。不过，根据私募排排网数据，鸣石28号自2019年11月20日-2021年10月8日收益为70.92%、鸣石春天十三号自2021年6月7日-2021年10月8日收益为29.64%，均为投资人贡献了不错的回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基金都挣钱。券商在今年6月以后备案代销的多只鸣石的基金，目前在私募排排网上无法查询到净值信息，包括：鸣石中证500指数增强春天15号、鸣石春天17号、鸣石满天星十一号、鸣石傲华六号、鸣石春天十九号。唯一能查询到净值信息的“鸣石春天2号A类”，于今年8月9日由国海证券备案代销，不过这只产品自今年8月17日成立以来，到10月8日，已经下跌5.65%。当前私募排排网仍然显示有售。此外，尽管我们不能获取到鸣石中证500指数增强春天15号的净值数据，但国信证券是在今年8月26日备案代销相关产品，而8月26日-10月14日，中证500指数下跌1.55%。也就是说，在8月26日之后买入相关产品的投资者，大概率可能是亏损的。而目前，鸣石投资明确出现违规，亦有传言称，监管或有意指导鸣石投资清盘所有产品。如此一来，百亿规模的鸣石投资在卖出股票的过程中，可能又会引发部分产品净值下跌，相关投资者会继续亏损。而作为代销中介的券商，亦难逃为投资者带来损失的责任。...

“太难抢了，根本挤不进去。”一面镜子，除了能找出你的美丽，或者变身穿越时空的传送门，还能干什么？科技，正在赋予一面镜子更多的可能性。在某购物网站中，一块价值几千元的镜子下面有评论如斯：“讨厌被时间束缚的我，随时锻炼让自己爆汗，绝绝子”；“它帮我量身打造课程，把私教请回家的感觉真好。”健身镜的火热在资本市场也一览无余。以Fiture健身镜为例，其上一轮融资3亿美元，是全球运动健身领域最大规模B轮融资，更是吸引诸多机构进驻，包括红杉、腾讯、DST、Coatue、C资本、凯辉基金、黑蚁资本、CPE源峰、君联资本、全明星基金等。融资后Fiture的估值上涨到15亿美元。一位投资人也告诉我，“太难抢了，根本挤不进去，有两家差点因为份额打起来。”如今，市面上有Fiture、乐刻、咕咚、小乔体育、亿健、YUPP等数十个品牌的数十款产品，据天眼查数据，智能健身镜领域有10余家企业产生了超20起融资，融资金额从数百万到是以人民币不等。有业内传言说，深圳现在有几十家公司在做健身镜。就连科技公司也纷纷下场。近日，华为公布了一项有关运动健身的专利，又完成了健身品牌“为鉴”的商标注册，业内认为，首款搭载鸿蒙系统的华为智能健身镜将要来临了。除此之外，小米也完成了健身设备的商标注册，就连低调的百度也被曝光已经有智能健身镜相关技术的专利设备，而荣耀、oppo已推出相关产品。谷歌与Facebook更是跑在前面，在Facebook宣布豪掷10亿进场后，谷歌说要斥资4亿美元打造新园区里对智能硬件的投入。科技公司奔赴前线并不意外，他们的资源与实力早已培养了敏锐的嗅觉，健身镜又处于智能家居这一庞大市场，巨头们自然不会放过。健身镜受到资本热捧一位优秀的女性芭蕾舞演员首创了健身镜Mirror。出于对自身需求的洞察，她于2018年在纽约推出以Mirror命名的健身镜，它主要打造以内容为主的“私家教练”，用户可在家观看健身课程、纠正动作，完成有氧运动、力量练习和瑜伽等各种锻炼。至2018年2月，Mirror获得1300万美元A轮融资，投资者包括Lerer Hippeau Ventures、Spark Capital、BoxGroup、Brainchild holdings、First Round Capital等。2019年，Mirror的总收入达到1.5亿美元，至2019年末，获得的的外部投资总额有7480万美元。等到9月的时候，知名运动服饰和配件制造商Lululemon宣布以5亿美元收购Mirror。紧接着，Mirror之后、TONAL、TEMPO等累计融资额达4亿多美金，成为了投融资市场的健身镜宠儿。美国另一家家庭健身明星品牌Tomal正在寻求IPO，该公司融资总额已达4.5亿美元，亚马逊的Alexa是主要投资者，有不少明星、球员也参与投资。疫情期间，Tonal销量暴涨了800%。另一边，初创公司Tempo定位高端市场，今年4月获得了软银超1亿美元的投资。作为Mirror在中国的对标者，Fiture于2019年3月创立后，紧接着就在8月拿到了红杉投的600万美元，此后的一年，腾讯、C资本、凯辉基金等投了6500万美元，刷新了全球健身行业中A轮融资的纪录。C资本投资人施正炫认为，健身镜最大的卖点是内容。对于更多会销售到一二线城市有闲钱人手中这一说法，施正炫告诉笔者，Fiture在西藏、新疆都有销量，三四线城市更多。这也不难理解，三四线城市的私教水平未必比得过一二线城市的教练，而健身镜的出现更容易让他们触及到最优质的的教学，这也是他口中的“去中心化”。至于健身镜的具体目标用户定位，有投资人为投中网分析，第一类是在家带娃的宝妈、没有大把时间放到健身房的打工族，有健身需求，却因为其他原因无法在某一时间到达某一空间。第二类是长期的运动爱好者，无论在户外还是在家，他们的习惯性与自律性都达到了一定程度，健身镜可以帮助他们更便捷有效地使用自己的时间，满足健身欲望。还有一部分自卑、社恐人士，出现在健身房这一人群聚集地，可能令他们感到不舒服。有一些女性在去健身房前总要准备一番，化妆是一个必备环节，这样也让她们把去健身房这个平常性举动变得仪式感增强，从而削弱了健身房的舒适性与随意性。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健身镜容易创造一个更为私密安全与个性化的空间。随着健身镜的发展，Fiture出现了它强调的一大重要功能——检测，即集成AI+深度集成摄像头。它的智能运动追踪系统通过AI人体动态传感器，让用户不需要穿戴什么，就可以被产品检测动作的准确度、完成度。当然，也有媒体认为，健身镜在中美两国都达不到Peloton的高度，这里存在着健身镜的实用效果问题、疫情对它需求的冲击长度以及健身镜在美国市场与中国市场的不同等问题。这一点笔者在国贸的Fiture线下体验店中也有体会。但它的纠偏水平达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考证。有业内人士称，健身镜的设计并不能让它多角度识别、抓取运动者的精准动作，比如左右移动空间较大的动作。宅经济产物技术在重塑着我们的日常，我们不断更新迭代的需求也同样在倒逼着技术的发展。疫情前，宅经济的主要对象似乎是z世代，但在疫情期间，它已不再属于一群特定对象，而是渗透到各个年龄阶段，逐步衍变为一种普及的生活方式。这当然是源于技术的成熟、供给端媒介与内容的丰富。想一想，技术不到位，“万物云化”如何诞生？拿疫情期间宅健身这一点来说，电商平台数据显示，春节期间瑜伽垫等瑜伽装备订单量是去年的3.5倍，各类跑步机、折叠跑步机、划船机、健身班、瑜伽垫等成为热销产品，瑜伽垫成交额同比增长150%，2月至今自营瑜伽垫成交额同比增长近6倍。“疫情反而将健身行业往前推了一大步”，一业内人士说。基于大数据、AI等技术对用户需求的体验、洞察，自疫情以来，各类健身器械、营养代餐、运动服饰、健康咨询等产品销量很好。东边日出西边雨，另一边，线下健身似乎水深火热，甚至被传处于“一天倒一家”的囧境中。海德格尔说，媒介之外，别无他物。这不就是宅经济的一句注脚吗？宅经济的主体扩大，源于媒介范围扩大所致的影响，除了宅健身，宅吃喝、宅养生、宅娱乐、宅海淘、云学习、云办公、云开市，一个赛过一个。健身镜赢得腾讯、红杉、凯辉等投资天团的青睐不是没理由，一投资人告诉投中网，技术今天让这面镜子诞生了私密、专业与互动的空间，在家与其他健身爱好者互动，明天就可以帮助人们通往更丰富的场域，有可能是神秘的元宇宙，还有可能是外太空。据《2021年大众健身行为与消费研究报告》显示，大众健身年平均总消费相比2020年提升35%，女性平均总消费更是高达6362元，增幅接近50%。89%的受访者认为健身智能化是必要的。宅家智能健身这个新兴领域成为产业新风口，被业界认为是一条价值千亿元的白金赛道。但有业内人士并不乐观，中国健身文化与美国存在很大不同，宅家健身的还只是一小撮人群，还有很大一批人——下沉市场、中老年等群体更偏向于户外跑步类运动；更有健身教练说，线下的真人互动、教学、检查、纠偏才能出实实在在的效果，这是难以替代的。不少人担心，基于人的惰性本性，健身镜是否会与那些年出手的跑步机、健身环一样，用上几天就被丢进角落落上死灰。宅经济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健身镜的市场又有多大？资本市场的热捧可能并不是唯一答案。今年3月发布的《2020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健身人口渗透率为5.02%，同比增长3.19%。故而，在我们探讨宅经济的时候，健身镜的眼光已不止局限于C端，B端也是重要场景，比如酒店、医院、学校等，据悉，Fiture正在探索酒店业务，为酒店或民宿消费者提供随时健身的场景。新兴物种的诞生总要经历讨论、质疑，健身镜的前方是什么样的路还需继续跟踪观察。AI是否还会赋予更多物品不同的含义，也未可知。但没有人会质疑，技术驱动带来的影响力。...

曾经，“一节更比六节强”的广告语成功将南孚电池送进广大消费者的视野，并占据市场心智，快速打开了知名度。然而，如今作为南孚电池母公司的亚锦科技目前日子却并不好过。9月10日，A股上市公司安德利发布了一条提示性公告，公告显示其计划通过以24亿元的对价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亚锦科技36%的股权，除了36%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外，安德利还同时受让后者15%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且不可撤销。这一设计将使得安德利以51%的表决权成为亚锦科技的实际控制人。来源：公司公告亚锦科技的主体资产，就是我们熟悉的南孚电池。自8月26日开始，安德利股价一路上扬，从27.2元/股涨到9月13日最高价44.14元/股，涨幅最高达62.28%。新三板市场上，亚锦科技股价也从8月23日的0.77元/股一路涨到9月13日最高2.4元/股，涨幅达惊人的211.7%。不过9月13日之后，股价又重新震荡走低。来源：Wind经历问询后，在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安德利的收购交易预案已正式出炉。来源：公司公告公开信息显示，亚锦科技持有南孚电池82.183%的股权，安德利本次重组完成后，其核心资产将变为南孚电池。虽然公司已做声明称本次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但市场对此的解读却略有不同。无论如何，安德利百货作为一个在区域县域市场提供自营百货零售的上市公司，看起来平平无奇，却即将成为行业巨头——南孚电池的大股东。那么这些年，南孚电池究竟经历了些什么？不受控的命运李子柒与微念之间的纠纷告诉我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用在企业管理中或许同样成立，经营与资本运作需要协同并进。有些公司管理层表现不佳、经营业绩不好，但善于资本运作，融资历程异常顺利，很多亏损的新消费或互联网公司均在此列，但资本参与再深可能也无法拯救业绩。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有些公司经营业绩很好，但由于对资本缺乏认识更无防备之心，最终导致大权旁落，核心创始人虽有心经营但已无余力运作。南孚电池就是后一类型的典型案例之一。作为国内电池行业龙头企业，南孚电池连续20多年位居国内碱性电池市占率第一，广受消费者欢迎。正如南孚电池官网所写，“南孚碱性电池连续28年中国销量前列，每卖出10节碱性电池就有8节来自南孚”。Wind数据显示，2020年南孚电池的当年收入增速仍高达23%，毛利率更是接近60%。2020年，南孚电池的收入高达30.86亿元，为亚锦科技91.5%收入，最终亚锦科技合计实现净利润5.65亿元。来源：Wind，亚锦科技年报但反观它的资本之路，却令人扼腕叹息。南孚电池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54年在福建省南平市小山沟里成立的一家电池厂——南平电池厂。但直到后来的厂长陈来茂在1976年到来之前，这家小电池厂都活得不温不火。从福建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陈来茂，为这个小山沟里的落后电池厂带来了生机，很快就成长为厂长。1986年时，陈来茂出国考察。这次考察让陈来茂发现了国内电池生产与国际的差距——美国市场已经用碱锰电池了，但国内还在用落后的干电池。不甘落后的陈来茂通过引进外资拿到了一笔贷款，并将当时现金的LR6生产线引入国内，于1988年正式成立南平南孚电池公司。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电池行业以碳性电池为主。随着寻呼机等电子产品的出现和发展，碱性电池凭借其容量大、使用时间长等特点逐步取代碳性电池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由此，南孚电池脱颖而出。1993年时，南孚电池销量已经稳居国内碱锰电池第一，到2003年，国内小电池市场有一半都是南孚电池的天下。但成也外资，败也外资。1999年，摩根士丹利联合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成立中国电池公司收购南孚电池，当时中方持股51%，外资持股49%，以微弱的优势掌握了控股权。但随后，部分股权被出售给了摩根士丹利，导致外资成为控股股东。股权已经旁落的中方，此时已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2003年时，外资股东将南孚电池的股权转让给了美国吉列集团。2006年时，宝洁又收购了吉列，南孚电池的控制权再次被转移。但要知道，美国吉列集团自己已有一个生产电池的主体——金霸王，且已经在90年代的中国电池争霸中输给了南孚。因此，南孚电池在宝洁和吉列手中，自然不会太好过。据媒体报道，在控股期间为了避免南孚电池和其旗下的金霸王电池竞争，其对南孚电池在新产品的研发、国外市场的销售等方面进行了一定限制。来源：亚锦科技重组报告书（2015）媒体消息显示，在2003年左右被并入宝洁时，这位民营企业家就已经黯然离场。2015年亚锦科技发布的重组报告书中，当时的董事会成员中没有陈来茂，甚至全文都未出现过陈来茂的名字。站在南孚背后的鼎晖南孚原本作为国内最大的“小电池”企业，之所以被外资选中，就是由于它所拥有的广阔市场前景。但最终，南孚电池在股东不断变动中，上市之路始终搁浅。等到股权重新回到中方股东手里的时候，时间已到了2014年11月。当时，鼎晖投资出资2亿美元，并向中国银行贷款3.8亿美元，从宝洁公司手中收购了南孚电池78.775%的股权。但这其实并不是鼎晖投资第一次参与南孚电池的投资，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据媒体报道，鼎晖投资与南孚电池的渊源始于1997年。当时鼎晖的创始人吴尚志与焦树阁还在中金公司任职。作为中金公司投资部负责人、董事总经理吴尚志负责投资的项目中，就包括了南孚电池。1999年，当地政府对南孚电池厂进行改制引入外资，中金公司作为牵头方，帮忙引入了摩根斯坦利、荷兰银行等外资方，外资方最终控股南孚电池。2002年，在政策要求之下，从事私募股权业务的吴尚志、焦树阁等人共同成立了鼎晖投资。凭借着当时在中金公司的资源，鼎晖投资最开始的投资项目中，就已经包括国内主要的巨头企业南孚电池、蒙牛乳业、李宁体育等。在此后的几轮股权转让中，投资了南孚电池的鼎晖投资获利丰厚，也因此奠定了鼎晖投资在行业中的地位。2014年，鼎晖终于正式获得控股权之后，开始为南孚电池谋求上市之路。2015年时，鼎晖投资将南孚电池60%的股权，通过定增方式以26.4亿元的价格装入新三板公司亚锦科技的“壳”中。2016年2月，这笔资产收购完成，鼎晖投资总裁焦树阁成为亚锦科技的董事长。收购完成7个月后，亚锦科技又展开了一笔定增，称为做大电池行业，计划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主要募资计划包括了购买南孚电池剩余40%股权，并购国内锂电池公司、碱性电池公司以及海外电池公司。这次募资引发了机构投资者的热烈反响，发行价格为2.5元/股，共有64名投资者认购了11.05亿股，合计27.6亿元。除了9名个人投资者之外，其余55名投资者都是机构，其中包括了金元顺安基金、长安国际信托、国泰君安期货、海通期货等机构，以及广发证券、中泰证券、中银证券、华鑫证券、华安证券等机构的做市库存股。这些机构投资者当初踊跃认购，看中的就是南孚电池这块“金字招牌”以及鼎晖投资作为顶级PE的资本运作能力。南孚电池作为优质的核心资产，每年都保持20%以上的收入增长。但参与定增的投资者，并没有按期获得分红，也没有合适的退出机制。亚锦科技还与兴业国际信托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以持有的南孚电池60%股权质押，取得10亿元并购贷款基金，兴业国际信托将这笔资金直接支付给了鹏博实业。亚锦科技入股鹏博士以来，鹏博士业绩低迷，股价也持续下跌。而亚锦科技作为还款主体，为此背负着向兴业国际信托借来的10亿元债务。同时，亚锦科技一直以来存在管理混乱的问题，鹏博士项目的负责人杜某已于2019年7月3日被拘留，同年8月9日被批准逮捕。最终亚锦与鹏博士曾经尝试承接的云南联通的混改项目也告失败，并被云南联通追索2.692亿元的违约金。多方受益的收购方案此前曾参与定增但无法退出的投资机构近来不断推动背负债务的亚锦科技出售南孚电池的股权。直到今年9月，出售股权一事才终于有了公开的进展。在介绍具体的收购方案之前，我们或许应该首先厘清安德利百货内部的利益关系。安德利是一家来自安徽的区域型商超，已于2016年上市。它的原实控人陈学高当时持有安德利约50.12%的股份。但在2019年，陈学高就已经将安德利的控制权卖给了荣新基金，而后者的控制人是东山精密的实际控制人之一袁永刚、王文娟夫妇。今年7月，安德利的原实际控制人陈学高再次转让6.66%的股份给荣新基金的一致行动人前海荣耀（后者为前者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实际控制人荣新基金一共控制安德利29.13%的股份，而陈学高手中还有22.24%股份。来源：Wind然后来看本次收购的方案，其设计可谓复杂：1、上市公司收购资产本次交易亚锦科技36%的股权从宁波亚丰手中购入，估值共计24.55亿元，其中18亿元由安德利以现金支付，剩余部分由陈学高代付。2022-2024年，亚锦科技的归母净利润应不低于6.16亿元、6.57亿元和6.99亿元（鹏博士相关的一切损益影响不计入在内）。2、上市公司出售现有资产和业务安德利将目前业务——商超业务——全部出售给陈学高，交易价格不低于6亿元。这部分交易价格直接与第一部分中陈学高个人部分支付的相抵消，如果仍有不足，由陈学高个人在2年内补足。3、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陈学高将目前持有的安德利的股权中15%转让给亚锦科技目前的股东宁波亚丰，作价计6.56亿元，可以用现金支付或用债务抵消。4、后续交易安排如果2022-2024年的对赌净利润达成，宁波亚丰有权要求安德利收购剩余部分股份；如果亚锦科技的其他股东愿意出售，安德利也应该一并收购。所以这场交易的实质为：陈学高转让安德利15%的股权给宁波亚丰，获得6.56亿元现金；亚锦科技出售给陈学高商超资产，价值6亿元+，不付现金，直接转为亚锦科技的交易代付；而交易代付的6亿元+可以与宁波亚丰应收的6亿元+相抵消。来源：安德利收购交易预案，华尔街见闻制图如果对价完全相同，则最简化的结果是：对陈学高来说：用15%安德利股权换回安德利原先100%的商超业务；对安德利来说：付18亿元，剥离商超业务并获得亚锦科技36%的股权；对宁波亚丰来说：卖出36%亚锦科技的股权，换回18亿元现金+15%安德利股权。安德利的方案公告后，交易所连发两封问询函都非常有针对性。对于剩余18亿元的资金来源这一问题，据9月25日安德利回复问询函，其准备通过控股子公司引入少数股东进行11亿元的股权融资和7亿元的债务融资。其中11亿元股权融资意向出资方有宁波睿利、安徽省三重一创基金包括但不限于新能源汽车基金、新材料基金及关联基金、合作伙伴、股东等；7亿元债权融资意向出资方包括地方政府平台、股东等，债务融资的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时间不低于3年。未来的路作为中国最早一代的电池王者，按照1954年前身的成立时间计算，南孚的历史距今已近70年；按照1988年本体的成立时间计算，也已经33年了。这样一个老牌电池一哥、绝对霸主，本应能够冲刺“电池茅”的品牌，如今却落得创始人败走、在资本市场籍籍无名的下场，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本来在陈来茂的带领下，南孚电池的前11年都走在越来越好的路上。但自1999年落入外资手中之后，南孚电池就成为众多资本互相博弈的棋盘，早已经失去抢夺市场、技术研发的精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被外资收购又雪藏，过高的外资比例使得早期踌躇满志之时的南孚电池无法实现IPO，导致它只能在不同的股东之间来回游走，失去上市获得更好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则是成为控股股东的财务投资者们执迷资本游戏，缺乏战略思维和眼光。过去的20年里，南孚电池始终固守小电池，虽然陈来茂1999年时已开始研发锂电池，并于此后用在了耳机中，但仍然是“小电池”，且时至今日仍知者甚少。南孚就这样和成为真正的“电池茅”失之交臂。后来的宁德时代成立于2011年，但仅仅用了8年时间就成长为“新能源电池王者”，称霸A股。唯一幸运的点是，虽然南孚没有继续成长也没有抓住锂电池的机遇，但原先的业务仍然保留得不错。2018年至2021年上半年，南孚电池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7.6亿元、28亿元、33亿元、18.8亿元；净利润分别为5亿元、5.5亿元、6.4亿元、4.56亿元。行业来看，中国碱性锌锰电池产量近年来呈现增长趋势。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中国碱性锌锰电池产量为193.2亿只。前瞻产业研究院测算显示，2020年中国碱性锌锰电池产量约为212.8亿只。目前，在国内市场，虽然南孚电池依旧处于前列，但面临着超威、双鹿、超霸、华泰等电池品牌的竞争。在国际市场上，国际市场研究机构Technavio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4年，全球碱性电池市场有望增长4.93亿美元，预计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但国际市场南孚电池的竞争优势并不大，吉列集团下的金霸王仍然在海外占据优势。虽然本次交易是否能够获得批准目前仍是未知数，但就算现金能够帮助亚锦科技偿还债务，曾经参与定增的机构也仍要考虑退出路径，这对再度易主后的南孚电池股价来说，可能仍是不小的压力。来源：Wind对南孚电池这个老牌巨头来说，被资本裹挟进入困局的时间长达20年，已经太久。那些将南孚当作工具的股东们，也是时候放手，让南孚将精力重新放回业务，回归商业本质了。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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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净值人群越来越旺盛的需求和信托公司的转型发展驱动之下，家族信托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作为财富规划、管理和传承的重要方式，家族信托本质上应该是十分符合信托本源的代表性信托业务，从信托公司自身的发展角度来看，家族信托客户是信托公司最为优质的客户，存在大规模、长期限的资金委托，高度信任的委托关系，因此信托公司有很强的动力将这部分客户服务和维护好。但现实却存在另一面。近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有信托公司在应对风险项目、刚兑普通投资者的过程中，利用家族信托更为灵活的操作空间，承接相应的风险项目。在记者接触的这个案例中，这种承接主要是一种过渡性安排，尚未导致实质性后果，但从操作过程来看，颇具争议，有可能导致较高风险出现。家族信托作为一种财富管理方式，和普通信托产品一样，需要进行投资管理。但不同的是，普通信托产品对于所投资产有直接、具体的明确约定；对家族信托而言，则是通过资产配置组合的概念，先成立家族信托后，再去投资其他产品（往往是同公司的其他信托项目），不管是全权委托还是部分委托，对于底层资产而言，某种程度上存在直接委托人缺位的情况。这给了作为管理人的信托公司更大的操作空间，也对其管理能力、职业操守提出了更高要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市场了解到，从资产配置上看，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家族信托业务大量配置了地产信托。“这倒不是说要给家族信托配置风险高的资产，主要是信托行业的主要资产就是城投和地产，城投的收益又比较低，而前几年大家基本认为房地产是安全的资产。”一位信托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被爆出流动性问题的、涉及大量信托融资的某房地产公司，出现在不少家族信托的资产池子中。甚至有信托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就在该地产公司公开暴露问题前不久，市场对其已有所顾虑时，该信托公司的家族信托产品仍配置了一些资产。家族信托为何去“救火”？2020年，华东地区一家信托公司的一个房地产项目暴露风险问题，公开市场也传出项目相关的负面消息，该项目的一名信托投资者发现之后要求兑付退出。据一名知情人士对记者介绍，按照以往的做法，应对类似风险项目的投资者，公司采取的措施是将其转入资金池产品中，但是这几年随着信托风险的暴露和监管趋严，资金池产品大为受限，已经不能新增规模。另外一个选择是公司的自有资金“救火”。在该公司的这一项目中，由于种种原因，选择了由家族信托来承担这一“救火”功能。相关转让记录显示，该信托公司在同一天内分两次向同一个家族信托产品转让了共计600多万份额，所显示的项目在该日期之前已经出现有风险。上述知情人士表示，早在半年之前，该地产项目就已经停止了对信托付息。按照约定，该家族信托的每一笔投资都需要委托人签字同意，那么这一转让是如何实现的，信托公司为何将其他投资人已经发现风险的项目，转让给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该家族信托客户对于家族信托的具体运作并不关心，据了解，该客户是一名年龄颇大的投资人，其在该公司成立的家族信托规模约2亿，平时并不过问相关情况，管理所要求的签字等业务流程均由其妻子代为办理。对于信托公司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可以利用的Bug。记者还了解到另一个类似的案例。同样是一个爆出风险的地产项目，一位投资人此前以购买普通信托的方式投资了该项目约3000万，后项目违约，公司对其他投资人进行了刚兑；而这位投资人情形较为特殊，彼时他刚好在这家信托公司设立了家族信托，家族信托成立后，公司在未明确告知投资者的情况下，将这3000万风险项目的信托份额转让至该客户的家族信托中。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案例中，信托公司并没有让家族信托的客户遭受实际损失，利用客户的“不过问”心理将风险项目转入家族信托之后，公司会继续向客户进行付息，尽管项目本身已经对信托公司违约。这种操作更像是一种解决流动性问题的过桥腾挪行为。“但是从流程上看，很有可能出问题。假如转过去之后，后续自有资金不能接上，置换退出，又或者公司团队和领导发生变动，不再按既定的计划延续操作等，就有可能出现实质性亏损。”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家族信托以配置自家固收产品为主从家族信托自身的发展来看，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截至2020年末，信托业整体受托管理资产规模为20.49万亿元，自2017年末以来保持下降态势。然而，一方面监管鼓励信托行业发展本源业务，家族信托在近几年成为了各大信托公司转型的新方向。另一方面，在疫情影响下，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大，出于避险情绪，高净值客群愿意选择用家族信托的方式保护资金安全。因此在整个行业规模缩减的大环境下，家族信托业务规模不降反增。中国信托登记有限公司数据显示，2020年末全行业家族信托规模较年初增长80.29%，连续四个季度持续上升，环比增幅分别为11.2%、8.34%、35.94%和10.09%。其中，建信信托、山东信托、中融信托、中信信托家族信托业务规模排名居前，四者规模占比合计超60%。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在“第十五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财富管理论坛圆桌对话环节，中信信托家族信托业务部总经理王楠讲到，在家族信托资产配置类别中，89.35%的资产用于配置信托公司自主发行的信托产品，其中，固定收益类产品占比最高，占总资产规模的95.20%。大多数家族信托业务中，固收类非标产品配置基本可以占到90％以上的比例。由于其收益的稳定性，房地产、基建可以算是家族信托业务中的传统优势资产。上述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信托本身是一个逐渐建立信任关系和品牌的过程，成立之后，后续股权安排、税收法律关系、财产继承等很多业务都可能委托给信托公司来做，长期而言客户的子子孙孙都可能与信托公司保持长久紧密的关系，但是越信任反而越被利用，伤害性很大，这些案例均发生在第一代家族信托中。”理论上，信托公司很重视并服务好家族信托客户，一位信托专业人士对记者指出，信托公司的业务模式决定了其涉及利益较多，团队之间竞争激烈，关系复杂，有的时候各个团队之间并不是都站在公司长远发展的统一立场上考虑问题，家族信托的特点决定了其常常扮演多样化的角色。...

提起全息显示技术，目前市面上已经有各种不同的方案，比如：基于高速飘浮粒子的投影方案，或是通过多层过滤器处理光线来实现的3D相框等等。大多数全息显示方案的规模比较小，仅用来展示规模较小的3D模型。相比之下，从2018年开始一家叫Light Field Lab的公司就开始研发空间级的全息显示技术，他们的愿景是将全息与周围物理空间融合，营造一种酷似《星际迷航》中“全息甲板”的视觉体验。也就是说，用全息图像来营造一种虚拟环境。据青亭网了解，技术细节Light Field Lab成立于2017年，创始人包括Karafin、Brendan Bevensee、Ed Ibe，他们此前来自光场捕捉和显示厂商Lytro。在2019年时，Light Field Lab曾展示其全息显示模组，当时该模组仅能显示1.6亿像素、60Hz刷新率的图像。近期Light Field Lab公布了全新的模块化全息显示方案SolidLight，通过排列组合，它可显示高达25亿像素以上的图像。据悉，Light Field Lab称之为有史以来分辨率最高的全息显示方案。从公布的实拍视频来看，其视觉效果（包括色彩等）看起来足够生动，虽然能看出是全息图像，但已经达到电影中描绘的效果。为了展示SolidLight的效果，Light Field Lab CEO Jon Karafin带体验者进入了一间暗室，在这个房间中，布置了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模拟场景，同时背景还播放了应景的音效。在热带雨林中央，可以看到一个以全息形式显示的变色龙，这是一个动态的变色龙，它不时会伸舌头吃掉周围的苍蝇。有趣的是，它的舌头碰到周围植物时，植物也会开始颤动，好像变色龙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当然，仔细观看还是可以发现，变色龙是由像素组成的，而且与周围的实物相比，看起来比较模糊。不过，它是一个肉眼可见的3D模型，你可以从多个角度查看它的外观。体验者表示，虽然全息变色龙看起来是简单的概念，但细看却非常复杂。它可以在逼真视觉（会聚的波阵面）和虚拟（发散的波阵面）之间切换。产品细节SolidLight方案是由规模较小的子模块组成，每个子模块包含16kx10k的像素，尺寸为6x4英寸（15.24x10.15厘米）。每15个子模块，可组成一个28英寸的全息显示屏，可显示25亿颗像素。据Light Field Lab称，SolidLight的像素密度可达到每米100亿颗像素。Light Field Lab CEO Jon Karafin应用场景方面，Light Field Lab将瞄准大规模展示（比如剧院、商场、娱乐中心等等），将全息显示模块组成规模更大的视频墙，显示数千亿像素的3D模型，比如博物馆中的恐龙等等。据了解，SolidLight完整的交钥匙方案包含四块：1，SolidLight Surface 模块化显示模组；2，计算硬件，包括服务器、GPU、网络与同步装置；3，WaveTracer：SolidLight实时或离线渲染软件和插件；4，后续升级与技术支持。Karafin表示：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逼真的全息技术改变视觉交互，并重新定义真实与虚拟。同时，我们也首次公布技术参数，我相信，它展示的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真实技术，因此接下来，将面向市场推出。目前，SolidLight开始支持预定，预计发货时间是明年。从2019年开始，Light Field Lab就开始发售一些非量产的系统，目前已售出的系统可用于开发商业应用，预计在未来1-3年内陆续进入市场。此外，SolidLight交钥匙解决方案开始面向部分客户陆续交货，应用场景包括展览展示、零售产品可视化、广告、娱乐等等。未来，Light Field Lab还将面向C端市场，探索量产的可能性。目前在量产方面，Light Field Lab还需要解决成本、设计等问题，比如：除了全息显示模组外，SolidLight系统还包括GPU、FPGA等计算元件，其中FPGA是客制化的。为了进一步简化系统设计，未来Light Field Lab计划开发定制芯片，从而降低成本，用于开发C端产品。技术细节在了解SolidLight背后技术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全息显示的定义。通常，全息指的是记录和投影光线的技术，比如全息防伪标志，也是一种记录和显示光的方案。而通常用于形容AR、全息技术的光场概念，则描述了光子在空间中的移动，以及和物质表面的相互作用。我们肉眼能看见周围的光线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光线是光能的集合，光在进入人眼后，会通过大脑的视觉皮层进行处理，转化成色彩信号。换句话说，你眼睛里看到的画面，实际上是由一束束光线，聚焦在视网膜上而形成的。在Karafin看来，理想的全息技术需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可跟随观看角度动态变化、具有双目视差、符合光学物理规律。也就是说，全息图像只位于观看者和全息光源之间，在视线内才能看见。为了实现逼真的全息图像，显示系统需要能渲染高分辨率场景，并模拟真实物体。而Light Field Lab的技术原理是类似于3D浮空投影，即通过投影方案来重现“实像”，其特点是生成不同视角的图像变化，因此像真实物体一样具有3D观感。具体来讲，SolidLight采自发光的模块化显示面板，面板上配备了一系列复杂的光波导，可用来调节密集的平行光线场。据悉，SolidLight方案可准确、实时地渲染双目视差、光线反射和衍射等效果，而且可显示无限焦距的全息图像，也就是说人眼可以聚焦在图像上任意一点，有种在看真实物体的感觉。不过，当你你伸出手触摸时，会发现这是全息图像，不是真的。Karafin表示：你可以看到光子与物质表面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波阵面肉眼可见，而且可以自然对焦。这是平面显示屏无法实现的，而通过Light Field Lab的全息显示屏，观看者不需要戴额外的眼镜就能看到逼真的3D，而且不容易产生眩晕，显示几乎没有延迟。体验者表示：SolidLight显示的全息变色龙是可触摸、用手可以穿过的，此外远离全息显示屏后，变色龙会从视线中消失。而靠近观看变色龙时，会发现类似于纱窗的效果，组成变色龙的部分像素肉眼可见。他表示：目前SolidLight技术在显示尺寸、规模和密度上，还存在局限。目前，尽管SolidLight的显示效果还不够完美，和真实物体的观感依然有明显区别，但未来其分辨率等视觉效果有望进一步提升。实际上，在2018年时Light Field Lab仅能显示1.6亿像素、60Hz刷新率的图像，而现在通过组合全息模块，可以显示高达25亿像素以上的图像。从2D到3D的升级与全息显示技术相比，2D显示技术更加成熟、应用也更加广泛。不过现有的2D显示技术，在尺寸和分辨率上已经达到一种极致，而且无法正确显示3D内容。因此，Light Field Lab希望通过全息技术，进一步提升3D显示效果。与科幻电影中的描述不同，基于真实物理规律的全息图像通常需要借助显示屏（介质）才能反射光线。比如Tupac、迈克尔·杰克逊虚拟演唱会，就是采用一种叫佩珀尔幻象的全息方案制作的，原理是将2D图像投影到半透明的表面上，这种方案常用于马戏团表演、博物馆、演唱会、剧院等场景。而市面上的3D全息显示屏，则是通过叠加多个平面图像，来模拟3D模型的深度。3D电影，则是配合3D眼镜来营造固定的双目视差，模拟立体观感，不过焦点平面是单一的，容易让观众产生视觉辐辏调节冲突。实际上，人持续处于动态，因此视角也在不断改变，大脑对于双目视差的微小变化足够敏感，如果双目视差和焦点变化不够自然，会让人产生不真实的观感。相比之下，真正的全息显示效果应该更加自然，就像是存在于物理空间的3D场景那样，这也是Light Field Lab未来的开发目标。Karafin表示：SolidLight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显示效果，它可以用光线来组成3D物体。接下来，Light Field Lab计划通过模块化、可扩展的设计，来显示更大规模的全息图像。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今年 3 月，国家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防治中心成立。作为国家卫健委的直属事业单位，它将承担研究政策标准、协助体系建立、推动人才培养等八项主要职责。曾有疾控局领导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专门成立这个中心来加强统筹，反映了“国家层面高度重视”。21 世纪初，精神卫生正式走向公共卫生领域。梳理近 20 年的精神卫生政策，似乎能看到一种趋势，即从侧重精神疾病防治，逐渐向促进全民心理健康这一综合目标转变。宏观政策的变迁，终究会作用于具体的地方和人。7 月，“偶尔治愈”去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林口县。无论 17 年前启动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还是近两三年开展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这座名不见经传的东北县城都在首批试点地区之列。我们接触了牡丹江市精卫工作的带头人、林口县及下属乡镇的精防人员，以及被政策影响的患者家庭。或许，他们的讲述可以拼出一个样本，帮助理解这 20 年我国精神卫生政策的变迁发展。找巫医“跳大神”的患者，开始被看见绿皮火车从牡丹江市区出发，晃晃悠悠地向北开。硬座车厢几乎座无虚席，四处传来东北口音的家长里短，偶尔被外放的土味视频盖过。嘈杂中，有一桌人的谈话内容与四下的环境有些不搭。他们不时提起一些国家政策，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是“如何将心理服务下沉到乡镇”。当时正值 7 月中旬，即便是这座有“雪城”之称的城市，也正迎来最热的一周，最高温度持续在 34℃ 以上。绿皮车厢里只有一排小风扇，不起什么作用。那桌的一位花甲老者，领口旁慢慢渗出了汗珠。老者名叫宋彦，是牡丹江市一所精神专科医院的副院长，从业近 40 年。他穿着妥帖的衬衫、西裤，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着颇为严谨。两小时后，绿皮车停在 120 公里外的林口县。宋彦此行的目的是在那里的古城镇办一场培训，对象主要是林口县各乡镇的精防医生（公共卫生项目中从事精神疾病防治管理的医生），以及古城镇各村的村医和人民调解员。宋彦第一次去林口县下乡，是在 16 年前。那是“686 项目”启动后的第一年。“686 项目”是 2004 年底立项的“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因为首年获批 686 万元经费而得此简称。2003 年的“非典”之后，中国开始强化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次年启动了一批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项目。“686项目”是其中唯一的非传染病项目，目的在打通医院和社区，提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率，降低肇事肇祸率 。启动之初，内地除西藏外的 30 个省级行政区，都要建立两个示范区，城市、农村各一个。林口县被选为黑龙江省的农村示范区。宋彦当时是牡丹江市精神病防治院的院长，据他介绍，林口县被推荐到省里的原因，一方面是需求比较大，无论是来住院的患者，还是院里开具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来自林口县的都要多些；另一方面，那里的三级卫生网络比较好。2005 年，宋彦带着几位医护频繁下乡，对患者进行全面摸排。根据其危险程度和家庭条件，决定是否纳入免费医疗的范围。牡丹江市的医生指导村医随访患者家庭，图源：受访者提供他们走遍了林口县的 200 个行政村，最偏远的需要开三四个小时的车才能抵达。赶上农忙，患者家属都在地里干活，找不到人，往往需要等到晚上六七点钟才能入户，回到市区“基本都是后半夜了”。过程中也有被袭击的风险。宋彦记得，最危急的一次是面对一位有暴力倾向的女患者，她曾因病被退婚，唯一的监护人是七十几岁的老母亲。宋彦在入户时立即决定给她注射长效针剂。这种针剂由项目免费提供，用于精神疾病的维持治疗，每月注射一次。当时有三位男医生在场，又把她的侄子找来，“四个男的给她摁住”，才打好了针。医生们到屋外和家属交代注意事项，她却突然拿着菜刀窜出。“我们一边安抚她，一边向后退，想躲回车里。她越来越逼近，到了车子跟前，把倒车镜一刀砍断。”好在车子的报警器响了，她受到惊吓，转身跑回了屋里。那年，林口县被分配到两百个免费治疗的名额，而宋彦他们摸排出的患者却有四五百人。宋彦回忆，这些患者中，约有九成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治疗。一方面，由于认识落后，更多家属会找巫医“跳大神”。另一方面，林口县没有精神卫生机构，患者只能去牡丹江市区看病，这一两百公里的路程，当时是一道不低的门槛。而且许多患者家境贫困，无力负担就医成本。医院之外，更广大的患者被看见。有位四十几岁的女患者，经常在村里惹事，有时砸别人家的玻璃，有时“拿着棍子在马路上一站，骂骂咧咧，谁见了都绕着走”。后来，为了不打扰其他村民，她和家人搬到五六公里外的山上。入户时，宋彦爬了一个小时的山。另一位女患者的家是黑黢黢的，窗户被她打碎过几次，后来就用木板钉死，几乎透不进光。家里一儿一女，女儿名叫王晓霞，为了照顾母亲，读完小学就辍学了。医生到访时，小姑娘正在屋外烧火做饭，她的母亲赤裸着躺在炕上，抽了满地的烟头。还有二三十个患者被家人用不同的方式关锁，有个孩子困在黑屋里，大小便都用桶解决。父母在门上留个小窗口，“到点了，把饭递进去”……“一喊二砸三出门”这些患者的随访、发药，需要依靠基层医生完成。宋彦记得，项目启动时，多数村医连重性精神疾病有哪几种都不知道，项目涉及的药物，乡镇一级的医生也没接触过。全国皆是如此，一位国家级专家曾说，不少精防人员随访时只会问三个问题：有被子吗？吃饭没？有没有闹事？因此，下乡的另一项工作是培训他们，包括重型精神疾病的识别、用药以及发生紧急情况如何处理等。介绍要接地气，比如评估患者危险等级有个口诀，“一喊二砸三出门，四持器械五伤人”，这是宋彦讲过几次后才想出来的。他最早培训的乡镇医生中，有两位“一直干到现在”。顾柏林是其中之一，16 年间，他从林口县北部的刁翎镇搬到中部的古城镇，管理过两地的患者。顾柏林的办公室很宽敞，窗台上摞着十几个文件盒，都是精防工作的资料。他向“偶尔治愈”一一细数，眼睛里闪着光，言语间流露出成就感：有村医们上交的随访记录，有每月统计的四率（检出率、管理率、规范管理率和治疗率）表格，还有政策文件和科普物料……顾柏林办公室的窗台上保存着精防工作资料。图源：陈怡含摄起初，外科出身的顾柏林并不能完全理解这项工作的价值。一对同为患者的母女改变了他的想法，她们在顾柏林脑中有两组形象——初次见面，瘫在脏兮兮的床上，披头散发、衣衫褴褛；三年后，收拾得干干净净，母亲打理着菜园，女儿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安静地梳着头发。7 月，“偶尔治愈”拜访了这个家庭。母亲已经过世，剩下患病的女儿刘丽和父亲一同生活。她已经 48 岁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脸上肉乎乎的，气色也不错。当时，刘丽刚刚散步回来，正在埋头刷鞋。年过八旬的老父亲向“偶尔治愈”讲述了关于这对母女的更多细节。刘丽在 18 岁时出现精神问题，为了“治疗”，北至佳木斯，南至牡丹江，四百多公里内的巫医，几乎都被请了过来。母亲跟着着急，不知怎么，后来也生病了。90 年代，她们去外县住过四个月的院，花了好几万元不见好转。发病时，刘丽连着几天窝在床上，大小便都不下床。饭也不怎么吃，人瘦得不成样子。母亲相对好些，但会乱发脾气。起初宋彦想让她们服药，但刘丽非常抵触，“塞进去就吐掉”。后来改为母亲服药，女儿注射长效针剂。如今，每到打针的日子，刘丽就主动去村医家报道。你很难察觉到她的患者身份。交谈间，刘丽洗了甜瓜与客人分享，腼腆地展示自己喜欢的花裙子，还淡定地轰走了窜进院子的鸡。刘丽如今病情稳定，生活基本可以自理。图源：陈怡含摄最初几年，“686 项目”的服务仅限于 60 个示范区，大约覆盖全国人口的 1/30 。曾有非示范区的患者家属提起诉讼，要求被纳入救助范围。2008 年，与精神卫生相关的内容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次年，重性精神疾病管理被纳入九大类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由政府免费提供。至此，患者的社区管理治疗服务开始在全国铺开。“686 项目”的第一个五年分析显示，截至 2011 年，随访期间患者病情维持稳定的比例不断增加，从基线的 67.0% 增加到 90.7%，而患者的肇事率从 4.8% 下降到 0.5%，肇祸率从 1.5% 下降到几乎为 0——这意味着，由重性精神患者造成的刑事案件，每一千人中也很难找到一例了。相比数据的变化，宋彦更愿意谈论一个个鲜活的家庭：曾用菜刀砍掉倒车镜的患者，半年后再见面，已经在帮母亲分担家务了；搬到山上的患者，接受免费医疗后病情稳定了许多，大约过了两年，她和家人回到了原来的村子；当年那二三十位被关锁的患者，全部得以解锁，而且无一“复锁”……触动最大的是王晓霞的家庭，她辍学照顾的母亲先是被送去住院，出院后一直按时服药。几年前宋彦去义诊，王晓霞的父亲在诊室门口等了很久，就想告诉他，妻子的病控制得很好，女儿早已复学，考上牡丹江医学院了……截至 2018 年，“686”项目共登记了超过 600 万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随访超过 400 万次，七成以上的患者得到了基本的药物治疗，年度经费也从最初的 686 万增加至数亿元。这项工作也不再是卫生系统“单打独斗”了。2015 年起，全国开始探索建立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机制。现在，患者们面对的是一个关爱帮扶小组，成员除了精防医生，还有居委会人员或村干部、民警、残联的助残员等。十四亿人，四万精神科医师在“686”项目启动后的十几年，林口县的精神卫生机构仍是空白，直到两三年前，这种境况得以改变。在我国，与林口县情况相似的区县数以千计。根据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公室的调查，截至 2015 年底，全国 2853 个区县中，辖区内精神卫生机构数量为 0 的有 1180 个，48% 的区县没有精神科床位。再倒推五年，“床位空白”的区县数量是 1886 个，占到当时区县总数的 66% 。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员的匮乏。上述调查显示，2015 年底，全国的精神科执业医师仅有 26760 人，加上助理医师，勉强超过三万。那年，国务院批准了全国精神卫生工作的五年规划，其中一项具体目标是，到 2020 年，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的数量要增加到四万。2016 年，林口县有了第一批精神科医师。顾柏林是其中之一，那时距离他开始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已经过去了 11 年。他是通过转岗培训拿到精神科执业资格的。2014 年 7 月，原卫计委印发了《关于精神科从业医师执业注册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在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从事相关工作的医师，通过培训后，可以申请增加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2015 年，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被纳入重大公共卫生专项的卫生计生人员能力培训项目，开始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那年，黑龙江省开办了首届转岗培训班，顾柏林拿到了名额。他到宋彦所在的医院脱产培训，总时长为一年，包括一个月的理论培训、十个月的临床实习和一个月的社区实践。与他一同接受培训的，还有县城的精防医生栾伟丽，她管理着上百位城镇户口的患者。栾伟丽很珍视这次机会。2012 年，她被调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参与精神卫生工作。这几乎算得上“从零开始”——在原来的医院，她主要负责血液透析的工作，对精神医学知之甚少。“686 项目”的培训给了栾伟丽一些底气，但她还想“更深入地学一学”。为此，她做过不少尝试，但多数时候，她形容自己像“无头苍蝇”，缺乏专业的引导。她曾花费 6800 元报名心理咨询师培训班，上课地点在四百公里外的省会哈尔滨。每周五，她在绿皮火车的硬座车厢度过一夜，周六一早到哈尔滨，上两天课，再坐一夜火车回林口，周一上午继续上班。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四个月。后来她跑去沈阳考心理咨询师证，因为没有实践经验，折在了面试上。转岗培训那年，栾伟丽的“同学”是一群高年级的医学生。他们比她的儿子大不了几岁，精力充沛，有的每晚都在温书，不论白天的实习强度如何。栾伟丽被带动，“也过去看，去和他们探讨”。闲暇时，她到不同社区的日间康复站参加活动，了解如何帮助出院的患者回归社会。这是她最感兴趣的部分，在县里，没有这样的场所供她观摩。一年后，她和顾柏林都通过了考核。他们回到林口县，面对自己管理的患者，感觉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了。最直观的变化是，患者需要调整药量时，他们已经能够自行处理，不需要再请市里的医生指导了。这是不少基层医生的缩影。2019 年，我国精神科医师数量突破四万人，实现了五年规划的目标。增加的一万名医师中，通过转岗培训拿到执业资格的有六千余人。但需求仍然大于供给。新的目标是，到 2025 年，我国的精神科医师数量增加到 5.6 万，也就是说每十万人口有四名精神科医师，从而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从疾病防控，到促进全民心理健康七八年前，宋彦感受到前来就诊的患者群体开始有了变化。“过去，在我们这样比较基层的精神专科医院，到门诊来的，基本都在六种重性精神疾病里面。来了几乎都要住院，不是家里实在管不了了，不会往这边送。”这些年，抑郁、焦虑的门诊患者在增加，无论城乡，还有相当数量的人跑来咨询，想知道自己的失眠是否与心理因素有关。这是一种普遍趋势。2012~2015 年，在国家科技部的支持下，北医六院牵头开展了全国性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以抑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调查涵盖的 36 个小类中，抑郁症的患病率最高。有学者总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和治疗有了明显的改善，但针对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和服务仍非常不足。变化始于 2016 年的全国卫生健康工作大会，心理健康工作被正式提上政府议程。当年 10 月，“促进心理健康”作为单独一节，被纳入《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两个月后，22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首个心理健康领域的宏观指导性文件。一年后，“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逐步落地。2018 年 11 月，多个部门联合制定试点方案，约定以三年为期进行探索。牡丹江在这次的试点名单上。作为当年“686 项目”的先行者，林口县很快开始筹备建设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县妇幼保健院腾出了半层楼，布置出心理咨询、沙盘模拟、音乐放松、压力宣泄、团体治疗等多个空间。来访者在做沙盘模拟。图源：受访者提供2019 年 10 月，中心正式启用。栾伟丽成为那里最主要的工作人员。前期市里的专家去做技术扶持，预约咨询的还算多，他们不在的时候，就没什么人来了。新冠疫情爆发后，栾伟丽感觉自己“好像跑步进入了阵地”。县里的疫情心理热线挂的是她的手机号，每天来电不断。栾伟丽独立负责的第一个正式咨询，对象是位 28 岁的女性，自述胸闷、喘憋，曾在县里的好几家医院做过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她不相信，反复报警，想去牡丹江市区看病。当时的防控要求是不能离开县城，最终，她被防疫指挥中心转介过来。经过评估，她的躯体反应是由于焦虑引发的。栾伟丽带她做了沙盘模拟和音乐放松，后来防控升级，又转为线上咨询。前前后后做了七八次，她的状态得以恢复。疫情逐渐缓解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有了一定的认知度。栾伟丽表示，虽然需求有所减少，但来访者的数量并未骤减。如今，每月约有二十几人来访，多数是家长领来的未成年人，咨询的都是亲子关系、课业压力、网络沉迷等问题。“很多成年人还是有戒备心，怕传到熟人的耳朵里，毕竟林口不大。”栾伟丽相处最久的是单亲家庭的女孩小慧。去年春天，小慧正在读高二，突然说不想念书了。网课听不进去，也不让母亲出去工作。她得到的诊断是焦虑状态。经过几次线上咨询，小慧逐渐暴露出痛苦的缘由：考试的压力、同学关系的恶化、父亲长期的漠视。到了夏天，栾伟丽明显感觉她有好转。小慧的母亲也说，她愿意和自己沟通了。后来，中心恢复了线下服务，小慧“有问题就来”。今年 6 月，她如期参加高考。考试当晚，也来找栾伟丽做放松训练。后来，栾伟丽收到了小慧送的锦旗。“人人可及”的服务还有多远？触角正在伸向更下沉的地方。今年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的收官之年，按照试点方案的要求，截至年底，80% 以上的村（社区）需要建成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场所的建设不难实现，更重要的是，由谁来提供服务？2017 年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被取消前，拿到资格证的人超过 140 万。然而，其中实际在从业的，或许不足一成。况且，多数咨询师集中在一线或二线城市，在小城市已经很难寻觅，遑论乡镇。栾伟丽记得，县里筹备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时，曾把“有证的人”都召集起来，“全县不超过十个”，真正有经验的几乎没有。因此才有了前文中的那场培训。这是国家指导组专家给宋彦的建议，“把这项工作交给村医和人民调解员”。将人民调解员纳入进来，是因为农村常见的心理问题多是由土地纠纷、家庭矛盾等引起，过去，他们可能已经无意识地做过一些简单的心理疏导，大家也习惯向他们求助。古城镇的培训是项目组的第一次尝试。宋彦集结了七八位主讲人，有医院的后辈，也有市里的心理咨询师。开课那天，会议室坐进了四十几人，除了基层医生和人民调解员，还有几位中学老师。每人都收到一本厚厚的手册，这本手册的编写从去年夏天就开始了，主力是牡丹江当地的几位精神科医生。今年年初还招募了一些村医试读，收集改进意见。培训首日，现场有四十几位村医、人民调解员和教师。图源：陈怡含摄宋彦期待他们未来有能力主动发现那些有需求的人。“农村不比城市，坐在咨询室里等人来找，永远也等不来。”顾柏林对此深有体会，他在镇里的卫生院也开了心理科，但几乎没有人来。仅有的几位，不是熟人，就是在卫生院的内科发现的疑病症患者。莲花镇的精防医生李立娟和“偶尔治愈”分享了她的做法。基层医生往往同时负责多项工作，借助其他工作的机会，留心需要心理服务的村民，以聊家常的形式，将疏导融进原本的工作中。她最近帮助的一位老太太，是在接种新冠疫苗时被注意到的。“打完第一针，第二针说啥也不打了，觉得难受，睡不着觉。”没过多久，李立娟下乡给老年人做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特意跟进了她的状况。疫苗的影响早就散了，但她的睡眠仍然很差。体检的耗时比打疫苗长，两人借机多聊了几句，李立娟这才知道，老太太的问题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她四处做检查，以为是躯体疾病，始终没找到问题所在。在李立娟的引导下，她才意识到，转折发生在老伴重病的节点。后来老伴去世，她的心境始终没有调整过来。李立娟用“大白话”教她做简单的正念练习，并鼓励她用最喜欢做的养花来转移注意力。临走时，老太太答应回家试试。一些试点地区的文稿中，会用“人人可及”来描述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最终目标。实现“人人可及”的服务还要多久？或许现在还无法回答——毕竟，《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中的表述，也是“逐步扩大服务覆盖面”。从一些任务指标中，至少可以窥见向前推进的步调，比如，到今年年底，试点地区 40% 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科门诊。到明年年底，抑郁症就诊率、非精神专科医院医师的识别率相比 2020 年提升 50% ，每个试点城市至少建立一条 24 小时公益心理援助热线……宋彦原本去年就该退休了，为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试点工作，61 岁的他又被返聘回来。今年年底，三年试点期满，他的工作或许也将告一段落。在那之前，他希望能再多做些事情。（文中王晓霞、刘丽、小慧为化名）参考文献1. 马弘、刘津、于鑫：《中国近十年重要精神卫生政策的发展与解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 年第 12 期2. 陈润滋、吴霞民、马宁：《中国 2009~2019 年的精神卫生政策与实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 年第 7 期3. 马宁、严俊等：《 2010 年中国精神卫生机构和床位资源现状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 年第 12 期4. 史晨辉、马宁等：《中国精神卫生资源状况分析》，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9 年第 2 期5. 马弘、刘津等：《中国精神卫生服务模式改革的重要方向：686 模式》，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 年第 10 期6. 马弘、何燕玲等：《 686 项目管理的 25.6 万例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行为 5 年变化分析》，中华医学会第九次精神病学全国学术会议，2011 年7. 黄悦勤等：《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中国科技成果，2021 年第 2 期8. 瞭望东方周刊，2013 年 8 月，《中国精神病人如何解锁》...

随着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再通胀交易正迅速卷土重来。“如今，整个华尔街都陷入疯狂。”一位华尔街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感慨道。很多对冲基金经理一见面，会迅速聊起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还有多大涨幅。在他们看来，在当前传统能源库存持续下降、多国争相抢购天然气煤炭的浪潮下，原油、天然气、煤炭的这波涨势还远远没有达到峰值。不少对冲基金开始涌入原油、天然气、煤炭开采领域。原先，由于这些传统石化能源价格低迷，加之各国不鼓励传统能源开采，这些机构早在多年前就退出这项投资。“如今，驱动他们重返开采市场的唯一驱动力，就是赚钱效应。”上述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直言。考虑到从投资到开采获利，需要数年时间，这意味着对冲基金正在押注未来数年全球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仍将受制供应短缺而持续上涨。“或许，这个押注有点过于激进。” CPM Group管理合伙人Jeffrey Christian分析。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华尔街投资机构相信，触发当前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飙涨行情的深层次原因，是前些年传统能源开采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当前传统能源供应将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满足经济复苏需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即便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即将缩减QE或触发美元反弹，进而令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涨势承压，但不少对冲基金仍愿逆势加大反向投资力度，继续豪赌这些能源价格持续飙涨。因为他们相信，相比美元波动，供需关系才是决定大宗商品未来涨跌的真正胜负手。比如10月14日全球大型锌冶炼企业Nyrstar宣布，将削减其三家欧洲冶炼厂锌产量，导致LME期锌价格无视当天美元指数反弹，一度触及2007年7月以来最高值3618美元/吨。再通胀交易持续“癫狂”一组数据，展现当前再通胀交易的“疯狂程度”。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5日当周，对冲基金等投资机构持有的WTI原油期货期权净多头头寸达到316157手，创下过去10周以来最高值；持有的WTI汽油期货期权净多头头寸达到632620手，创下过去三个半月以来最高值；持有的WTI取暖油期货期权净多头头寸达到47898手，创下过去3年以来最高值。究其原因，对冲基金认为面对快速飙涨的天然气价格，越来越多行业只能转而改用原油发电，推动原油需求进一步旺盛。“很多对冲基金一面在讨论买涨原油期货交易已过度拥挤，随时存在树倒猢狲散的风险；另一方面却在持续加仓WTI原油期货多头头寸，深怕错过这场再通胀交易获利盛宴。”上述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告诉记者。甚至不少对冲基金同行还将各国抢购天然气、煤炭的最新进展，作为持续买涨原油期货的重要风向标。只要这些国家不断提高抢购天然气、煤炭的价格，这波传统能源价格飙涨浪潮就远远没达到峰值。一位大宗商品经纪商向记者指出，除了在期货市场大举买涨原油、天然气、煤炭期货，对冲基金还将再通胀交易投资触角伸向其他金融品种，比如多数对冲基金会买入美国页岩油企业发行的高收益债券，通过获取高额债券利息，从后者丰厚的开采利润中“分得一杯羹”；部分拥有实体产业投资经验的对冲基金，则干脆重新参股投资页岩油企业，希望后者迅速扩大产能，以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分红。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对冲基金的再通胀交易火热，也得到投行的力挺。近日，高盛集团总裁John Waldron直言，通胀是他现在最担心的经济风险，但要缓解由供应链中断等因素所带来的通胀风险，可能需要一两年时间。“事实上，对冲基金的再通胀交易触角，已扩展至农产品与其他金属大宗商品期货。因为他们相信，持续走高的能源价格势必推高农产品种植与金属开采的成本，使整个大宗商品陷入成本推动型价格飙涨时期。”上述大宗商品经纪商指出。豪赌美联储提前加息潮起值得注意的是，在再通胀交易持续火热之际，越来越多华尔街对冲基金还另辟蹊径，押注美联储提前加息“牟利”。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交易市场的隐含利率数据显示，当前金融市场预计美联储在明年9月加息的概率高达90%，较此前的明年12月加息大幅提前。“众多华尔街对冲基金相信供应链持续中断、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正令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或将持续创下过去30多年以来的最大值，迫使美联储不得不提前扣动加息扳机。”对冲基金MKS PAMP分析师Sam Laughlin分析说。记者多方了解到，不少策略激进的对冲基金正押注美联储可能在明年6月加息，因为他们的投资模型显示，在供应链中断、全球能源库存减少，美国商品库存不足等因素的共振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重心不得不从“确保经济从疫情恢复与充分就业”转向“遏制物价快速上涨”，美联储加息时间或远远快于市场预期。“这背后，是这些对冲基金正豪赌美联储将迅速纠正此前犯下的货币政策错误。即美联储此前迟迟未能缩减QE，导致资金流动性持续泛滥引发大宗商品估值持续走高，其结果是再通胀交易一有风吹草动就迅速卷土重来，触发当前全球能源价格飙涨与经济滞涨风险加重。”Sam Laughlin指出。一旦这些对冲基金豪赌美联储提前加息成功，其重仓买入相关金融衍生品将创造数倍的投资回报。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他们通过控制一系列个人或法人账户，直接投资于自己所审计的拟上市公司，或借助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大量买入，借此获得巨额利润。”今年夏天，一份举报材料被递交到了公安机关，举报内容是“胡春元等人涉嫌内幕交易”。早在年初，第一财经记者也收到过相似举报。最近事件有了新进展。公开资料显示，胡春元系会计博士，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和技术委员会委员，曾在多家会计师事务所任职，并担任事务所合伙人、高管，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其个人和所在机构曾为多家企业IPO提供服务；曾担任过知名高校的校董、客座教授。他曾在接受采访时称，做审计和财务这一行，第一是诚信为本，第二是专业为王。如此一名专业人士，怎么会与“内幕交易”扯上关系呢？举报材料称，胡春元利用职务便利，在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的IPO项目中通过不同形式的代持方式持有大量拟上市公司股权、利用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交易，从中牟取暴利。更早前，第一财经接到的类似举报也称：“知名会计师胡春元罔顾法律和职业操守，利用自身工作便利，借用多人‘马甲’，大肆牟取私利……严重违背现有的职业操守，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第一财经曾就此与胡春元取得电话联系，其在电话中对相关指控一概予以否认。在接获举报材料后，第一财经前后采访到了多位接近胡春元的人士，包括其长期合作伙伴、曾参与其项目投资的人、举报人等，同时，根据举报材料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反复验证后发现：有一些相对固定的人和机构，频繁出现在胡春元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的IPO项目的股东名单中，而这些人和机构，又与举报信息中的相关内容高度吻合。第一财经记者10月14日再度致电胡春元，希望了解他对最新相关信息的看法，但其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记者以短信方式发出的采访提纲也未获回复。举报“一切以企查查（等平台的公开信息）为准……跟我没关系。你查吧。”第一财经记者早前在接到有关胡春元涉嫌内幕交易的举报材料后，电话联系了胡本人，他在电话中明确表示举报中提到的几家公司与其无关。7月，又有针对胡春元“涉嫌内幕交易”的举报材料被递送到公安机关。第一财经记者辗转找到了举报人，获得了相关文件资料。那么，针对胡春元的举报具体有哪些？“胡春元在任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期间，利用会计师的特殊地位与IPO客户进行利益勾兑，通过代持人或者其控制的公司投资入股。”第一财经记者拿到的举报材料称，“他（胡春元）一方面是会计师，一方面是拟上市公司股东，其行为严重影响了中介机构的独立性。”这份举报材料显示，涉及胡“涉嫌内幕交易”的公司达十余家，包括金亚科技（300028.SZ）、塔牌集团（002233.SZ）、佳隆股份（002495.SZ）、通产丽星（002243.SZ）等。举报材料共列举了四种操作模式，来说明其所称的胡春元“涉嫌内幕交易”：“第一是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个人代持，比如贝风雨的弟媳陆某，曾代为持有金亚科技、塔牌集团、佳隆食品（即佳隆股份）等。”“后来改为通过第二种法人股东持股的方法掩护其投资行为……”“第三是通过上市公司实控人代持……”其中列举了多家公司、多位上市公司实控人姓名，并列出了所谓代持的具体数额，以及代持过程。“第四是利用伪造的身份证持股……进行内幕交易。此外，他还曾多次和他人一起合伙，将代持股份挂靠在非他本人控制的第三方名下代持。”举报材料中不止一次提到“伪造身份证”，并且提供了具体的名字、身份证号码，其中包括胡春元及其伴侣、同学。第一财经1℃也从另外的途径获得了其中所指的部分人的对比身份证复印件——即所指本人及“伪造身份”两个不同的证件。第一财经记者比对这部分身份证复印件发现，两个身份证中头像有极高的相似度，但二者名字、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均不相同；在相应的公司股东名单中也能找到相对应的名字。“这些都是真的‘假身份证’，一些公司的代持就是用到了这类身份，公开信息都可以查到。”提供相关信息人士称。举报材料还对胡春元等人如何处理“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涉嫌的非法所得”的情形进行了描述。通过以上信息可以看出，这是一份所指控事实及其措辞都是极其严重的举报材料，尽管材料有相关描述以证明其所指观点，但仅从公开信息难以验证指控的关联性。关联在上述举报材料中，举报人为了说明其所称的“通过代持人或其控制的公司投资入股”，在材料的开头部分便直接列出了十几个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与胡春元等的关系。据材料所称，这些人都是替胡代持的“马甲”，其中包括胡春元的父母、兄弟、姻亲、同学等。“贝风雨”的名字在这份举报材料中被反复提及，并称其与胡春元为“伉俪”。举报材料提到，除贝风雨直接参与相关公司二级市场买卖外，她还实际控制了其父母亲等人的银行及证券账户，“用于隐匿非法所得和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二级市场交易”。另一个在举报中被重点提到的人叫陆某，被称为“是胡、贝二人最重要的上市公司股票代持人”，同时替胡、贝二人代持一家投资机构，这家机构曾出面持有过胡春元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的IPO公司的股权。根据举报材料，陆某与贝风雨家人关系紧密。关于陆某及上述投资机构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第一财经查验到的公开信息显示，他们确实曾出现在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单中，而胡春元所在会计师事务所都曾服务过这些公司，这些与举报材料相吻合，但公开信息无法看出陆某、贝风雨及相关投资机构与胡春元之间有何直接关系。胡春元曾在接受第一财经电话采访时对上述所指的“关联关系”直接予以否认。那么，贝风雨、陆某以及上述投资机构，到底与胡春元是否有关联呢？第一财经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胡春元曾通过其律师明确表示一家投资机构系其个人100%所有，而举报材料和公开信息都显示，这家机构曾经在胡所在事务所服务的IPO企业里持有股权。对此，胡春元在此前接受第一财经1℃电话采访时也予以明确否认。另外，第一财经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宗民事诉讼案，其中带出了胡春元、贝风雨、陆某三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起陆某诉高敬杰等的民间借贷纠纷。高敬杰的代理人及庭审材料大致描述了这起纠纷的过程：2020年，原告陆某提起诉讼称，经人介绍，高敬杰2009年向原告借款1200万元，一直未还，要求被告方归还本金1200万元并支付利息。但高敬杰及其代理人向法庭提出，高与陆并不认识，双方也无借贷关系，且陆在起诉前的十多年时间内从未有过催还等行为。但法院最后判决陆某在此案中胜诉，高敬杰一方提出的要求陆出庭对质、核验陆的签字笔迹、查验陆的资金来源及流向等意见，均未被法庭采纳。结合法庭材料和高敬杰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提供的信息，高系胡春元的同学，曾经参与过胡所介绍的有关拟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投资，其曾经多次与胡春元提供的有关账户发生过资金往来，其中就包括陆某。目前，高敬杰一方已经就上述诉讼提起了上诉，同时就该案中的相关问题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举报，具体结果尚未可知。这起诉讼原本与胡春元“涉嫌内幕交易”无关，但此案的判决书中却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在上述诉讼中，胡春元作为关键证人在接受法院调查时称，“原告是本人女朋友贝风雨的弟媳妇”。举报材料和多位接近胡春元的人士称，胡、贝二人一起以夫妻名义生活十几年，并育有三个孩子。利益胡春元在向法院提供的证词中证实了其与陆某、贝风雨非同一般的关系，那么，陆贝二人到底有哪些与胡春元相关的投资行为呢？“他们通过控制一系列个人或法人账户，直接投资于自己所审计的拟上市公司，或借助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大量买入，借此获得巨额利润。”前述已经提交到公安机关的举报材料如此概括胡春元、贝风雨的操作手法。举报材料中，列举了一系列所称为替胡春元代持股权的投资行为，其中包括：2006年，陆某出资180万元，持有塔牌集团300万股，减持所得约为4400万元。服务该企业IPO的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为胡春元。央莉2021-10-1421:32:472007年，陆某持有金亚科技IPO前股份430万股，2010年和2011年两次减持所得约为3500万元和3200万元。胡春元担任负责人的会计师事务所为金亚科技IPO提供了审计服务。2008年，陆某出资296万元，持有佳隆股份发行前股份200万股，后减持所得约3500万元，胡春元所在事务所为佳隆股份IPO提供服务，其为验资经办会计师。第一财经记者查阅了上述三家公司的公开信息。塔牌集团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06年12月，一位股东将所持公司0.5%股权作价100万元转让给陆某；2007年4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和相关《发起人协议》，由陆某等6人共同作为发起人，以2006年12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各发起人的股份比例变更前后保持不变，变更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变更后，陆某的出资额为300万元，持有公司1%股权。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承担塔牌集团IPO的审计和验资业务，胡春元为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同时是验资的签字会计师之一。根据金亚科技招股说明书，2006年11月8日，经股东会批准，自然人陆某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对公司增资，占股12.50%。至公开发行前，陆某持有金亚科技430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91%。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金亚科技IPO提供审计、验资服务，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验资机构负责人的签字均为胡春元。同样，佳隆股份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这家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和验资机构均为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胡春元为验资签字注册会计师之一。陆某持有佳隆股份公开发行前200万股。除上述三家可查验确有陆某持股之外，还有个别公司的股东名字被知情人士指认为系胡春元同学、所控制投资法人。前述举报中还提到，胡春元通过代持人在另外至少5家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股权，按照其描述进行统计，这些“代持股份”减持后所得超过5亿元。同样，胡春元所在会计师事务所都在这些公司IPO过程中提供了服务。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陆某等人十分“巧合”地出现在胡春元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的IPO企业的发行前持股人名单中，而且所持股份、投资额度都非小数目。据高敬杰描述，他了解的信息是陆某一直是无业，因此在两人的借贷诉讼中，高敬杰要求法庭查验陆某的资金来源及流向，但这一申请并未获得法庭批准。除了一级市场的“巧合”外，贝风雨等人也在二级市场现身，而就“凑巧”又有胡春元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在其中提供服务，比如通产丽星。通产丽星2009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其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贝风雨持有405239股，位列第十；第四大流通股股东名叫贝某某，被指系贝风雨之父，持有862800股。这期间，通产丽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正好是胡春元所在的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举报材料及接近胡春元的人士描述，“为了转增和派送，通产丽星2009年安排了中期审计，由胡春元负责的审计部门出具了审计报告。胡自然是内幕知情人。”资料显示，2009年中期，通产丽星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1股转增5股并派0.2元人民币现金红利。举报还指称，由贝风雨、胡春元所控制的至少六个账户也买入了通产丽星股票，而这些账户开户人绝大多数要么是胡春元的直系亲属，要么是贝风雨的家人。“彼时上市公司年中实施派送的不多，故受此消息影响，通产丽星股价一路上涨，短期涨幅高达一倍。”接近胡春元的人士称。据知情人士回忆，上述多个关联账户在信息敏感时期突击密集买入股票的行为，最终受到监管部门关注，2010年，证监会稽查工作人员在深圳深南路某酒店多次对包括胡春元及该知情人士在内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笔录等，“调查的就是内幕交易问题”。但后来未有公开披露。...

近两年是婚恋综艺的井喷式爆发期，多档恋爱综艺得到人们的关注，如《心动的信号》《机智的恋爱》等，不久前，《机智的恋爱》这档节目还曾以#恋综史上首次素人嘉宾开撕#的话题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榜。“中国首档离婚综艺”《再见爱人》也收获好评如潮，节目中展现的亲密关系突破了人们对婚恋综艺的固有想象。在将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婚恋节目为人们提供了一扇洞察社会的窗口，它们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思潮与文化特征，人们通过观看婚恋综艺获得“嗑CP”的快感、学习异性交往技巧，也从中理解人性，满足自我对亲密关系的想象。本期GQ Talk，我们邀请了两位青年学者周逵、董晨宇，从综艺节目制作和社交媒体的角度与我们聊了聊婚恋综艺话题。在对婚恋综艺节目模式的分析中，周逵指出当下婚恋综艺的弊病，提供了一种讲故事、观察人性的“更优解”。董晨宇从婚恋综艺的发展脉络中看到了“私人生活公共化与道德化”的趋势，他也提示我们要警惕“亲密关系劳动商品化”倾向，“爱情是我们的目的还是手段？”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婚恋节目里的关系社会康堤：这两年为什么婚恋综艺节目会大爆发，而且形成了相亲-恋爱-育儿-离婚-再恋爱的闭环？周逵：通常综艺节目被归类为大众娱乐消费品、流行文化产品，听起来它很“浅”，但是任何浅文本背后都有另一层潜文本。如果把综艺节目比作一座冰山，它露出水面的10%是浅文本，但是水面下还有90%的潜文本，它潜藏着社会的情绪、观点和价值观的碰撞。婚恋综艺之所以会火，有很多原因。一方面，近年来恋爱和婚姻话题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社会的角度。另一方面，在国家政策导向下，节目只有更加贴近社会生活实际，才能保证安全播出。还有一方面，婚恋综艺的成本相对可控。在《新相亲大会》中，嘉宾带着父母来相亲董晨宇：我想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国内早期的泛恋爱类节目模式是从海外引进的，那些原版节目大多采用单身男女交友的模式，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国内的节目进行了本土化改造，逐渐形成了具有东亚文化特征的婚恋模式。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人谈恋爱不仅要考虑恋爱主体双方的关系，还要考虑他们背后两个家庭的关系。一个相关研究的观点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是集体主义式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应着“大我”和“小我”，恋爱节目和婚姻节目也对应着这两个概念，一个是呈现“小我”之间如何处理关系，另一个是呈现家庭的“大我”之间如何处理关系。周逵：《礼物的流动》一书中说，中国的文化特征既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它是关系本位的。现在很多综艺节目的内容都是在“做关系”，世间有多少种人际关系，就可能有多少种综艺节目的类别。康堤：梳理婚恋节目，从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1998），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2010），到当下火热的《心动的信号》《再见爱人》，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史。甚至发现孟非是一个隐藏线索，他现在仍在主持的《90婚介所》，有一句slogan是“不谈婚不论嫁，只见证感情的萌芽”。可以看出婚恋综艺与时代的互动性非常强，整体而言有没有一个变化趋势？周逵：我觉得有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从“国民向”综艺到“垂直类”综艺。现在一提起婚恋综艺，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非诚勿扰》，那个时期的综艺节目可以被称作“国民综艺”，节目中的话题具有很高的国民度，能引发大量的公众讨论。现在观众的收视习惯跟当年不同，有喜欢看观察室的，有“磕糖”的，因此节目模式在设计上会有受众群的偏向。《非诚勿扰》剧照另一个趋势是“婚恋Plus”，也就是在婚恋的主命题上，嫁接另一个节目形式，两者搭配成为一种全新的节目形态，比如《机智的恋爱》属于“婚恋+推理”形态，它的价值输出点在于帮助大家识别两性关系中的一些陷阱。康堤：周逵老师曾说“综艺史是社会观念史”，综艺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思潮。如果从外部环境角度来看，综艺节目的变化能反映出什么？周逵：我觉得综艺节目中的内容只要是来源于生活情境的——或是一种复刻，或是一种反结构——都是观察生活之后的结果。比如当年《非诚勿扰》中，女嘉宾马诺“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反映了当时很多人的婚姻观念——物质条件要放在前面考虑。但现在的恋爱综艺里没有人谈论这些问题，其实是失真的。现在的很多综艺节目让嘉宾们处于一个架空的环境中，比如在一座漂亮的岛上或大别墅里，四男四女开始专职谈恋爱，他们的职业身份对谈恋爱不构成任何影响，他们也不需要带着朋友、家人，然后节目还要让观众通过嘉宾眉宇之间的互动推测一个人的品性，真实生活中没有人这么谈恋爱。在现实中，一个人态度和行为上的表现大概率来自于原生家庭，他父母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影响到他。我大学时的一个朋友为了谈恋爱，每天拉着两个哥们聊天，让他们帮他想策略，虽然最后也没什么用（笑），他的这种“笨拙”反而是一种很好地呈现。董晨宇：我觉得一个好的婚恋综艺是创造情境的，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情境是“现实到让你毛骨悚然”，还有一种情境是“造梦到让你飘飘欲仙”。刚才周逵老师所说的“海岛恋爱”情境是纯粹的“造梦”，我不在乎你的社会属性、社会阶层、社会地位，我们就去谈恋爱。综艺《Love Island》周逵：我不认为综艺不能在海岛上拍，关键是海岛上的社会情境设定可以对这段关系产生怎样的结构性压力，如果说一帮人是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海岛上，他们要共同面临挑战或危机，每天要解决吃喝拉撒睡等问题，那节目的可看性会更高，人物塑造更有力度。从戏剧原则上来说节目也会更好看，在不可抗阻的压力下，人物弧光得以呈现。如果只是纯粹谈恋爱，长得最帅的那个人一定有先天优势，“肌肉男”只需要挑动荷尔蒙，耍帅地开着游艇出现就可以了。董晨宇：这可能是一个爱情的基本命题——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之下，异性之间的吸引其实都是生理性的吸引。周逵：我觉得从故事类型的丰富度上来讲，它并不一定是最优解。现在的恋爱类综艺特别关注小细节，比如一个男生早上去厨房，先跟一个女生打招呼，出门又跟另一个女生打招呼，就有人评价，“这是个渣男的表现”，这也太开玩笑了，它甚至会误导年轻人对一个人品性的价值评判。就像我特别反感用“茶”和“绿”来评价一个人，一个缩略词怎么能概括复杂的人性？私人生活的公共化和道德化康堤：最近有一档非常火的综艺节目《再见爱人》，它的嘉宾是三对已经离婚或处在离婚边缘的夫妻。韩国也有一档节目叫《换乘恋爱》，将四对前任放在一个空间中，彼此注视着对方开展新恋情。之前我们可能没想过综艺节目也可以呈现这种关系，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周逵：离婚是具有高度普遍性的社会话题，我也注意到《再见爱人》的先导小片中，介绍了中国新婚姻法颁布“离婚冷静期”的规定，所以这档综艺是在政策前提和社会情绪的加持下出现的。对于综艺导演来说，创作水平越高，创作空间其实越大。在通常的认知下，离婚类综艺难以操作，但我国的综艺导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学习、磨炼，对社会的观察，能够娴熟地把握这类题材的表达空间和尺度，并且将它综艺模式化，《再见爱人》便由此诞生了。《再见爱人》剧照康堤：这档节目创造了一段18天的旅程，让三对（前）夫妻彼此能有一场重聚或告别，这一介入方式是良性且温暖的。节目对六位嘉宾的个性、关系模式也展现得非常全面，观众除了能在其中看到恋爱关系，也可以将自己代入其中某个人物，即使没有处于亲密关系中，也能对自己的人际关系、对自我有所观察。周逵：没错，我觉得它的故事类型非常丰富，每位嘉宾都带着自己婚姻的“前传”，因此节目的情境设计反而可以采用架空的形式，在这种架空的环境中，每个人的人际关系是被放大而不是被缩小了。节目第一期中，嘉宾们夜晚围桌聊天，每个人的情绪都非常饱满，说的都是“金句”，这是任何综艺节目导演光靠调度做不出来的情节。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说，带着你们的男朋友去看看这档节目，如果年轻的时候能看到中年人遇到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更成熟、理智地面对现在的这段情感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上这门“恋爱课”。楚楚：我们会经常在婚恋综艺的节目设置中看到情感专家这一角色，他们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参与到人们的情感关系中，而且很多自媒体也会在婚恋类节目播出后，发布恋爱技巧的总结、“干货”类的分享，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通过节目获得恋爱技巧？周逵：综艺节目的制作需要背靠社会环境，中国最早的综艺节目是以“生活服务类”为属性的，它需要有一个功能性的价值出口，才能被社会所接纳。比如《正大综艺》的slogan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为了让出不了国的人在家也能看到外国的面貌。《正大综艺》演播室综艺节目发展到今天，在当下的社会观念中，有那么多纷繁复杂、多元化的价值观，节目组更需要设置一条价值基准线，情感专家就起到了价值引导的作用，他们可以对综艺文本提供批评性、学术性的分析，提醒人们注意亲密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的专业话语体系也可以赋予节目合法性。而且邀请专家的可操作性强，导演组在后期的操作上也具有一定的弹性。至于人们渴望获得“恋爱技巧”，这就像知识付费一样，人总想得到点什么。楚楚：一些西方的恋爱综艺里会有限制级的画面，比如裸体约会，但是在国内的相亲类节目中，嘉宾的肢体接触是被绝对禁止的。在《心动的信号》中，节目结束前，嘉宾们是不能与彼此交换手机号的，我们似乎收看的是一种禁忌感，和西方有很大不同。董晨宇：恋爱-结婚-离婚，从婚恋节目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一个趋向，电视节目逐渐将私人生活公共化了，并且程度在不断加深。在中国的政策和传统文化语境下，私人生活公共化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些外在的东西拽着，因此私人生活也越来越道德化。中国是公共化和道德化双轨并行，而西方只有公共化这一条“单轨”，所以他们的节目比较猎奇。周逵：不同群体对于同一文本的观感不同，中国的人口结构复杂、价值多元，“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每一个文本都可能被人过度解读，男女性别议题也是如此。所以对于那些录制节目的艺人来说，他们也要非常小心，虽然身为旁观者，但是他们说的话也要落在社会可接纳的价值区间里才可以。楚楚：我在一篇媒体报道中了解到，《心动的信号4》的节目组在挑选素人嘉宾时，需要动用专业的背调团队，他们会让一个20~30人的选角团队扎根城市半年，地毯式搜寻嘉宾的背景信息。他们还找了一个心理专家团队，设置一套有上百道题的问卷，就是为了防止嘉宾有什么问题没有被调查出来。节目嘉宾越来越被要求道德的绝对洁净，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可怕。周逵：现在无论是艺人还是素人，都要经历很多轮背调，素人的背调比艺人的更难，因为他们的公开履历很难被轻易找到。而且做职业履历的背调是容易的，但怎么做情感履历的背调？这是一个悖论。可是从商业角度来讲，节目组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毕竟还是能扫掉一些“雷”的。对素人来讲，只要上了节目，Ta就不是一个素人了，Ta的情感履历变成了职业履历，虽然节目结束了，但是Ta在节目中的表现永远是公众认知Ta的第一视角。因此，许多素人在情感选秀类节目的出口都比较窄，很多事情他们做不到，比如做唱跳偶像，他们往往会成为vlogger（短视频博主），只要在其中呈现CP向或个人向的内容就可以了。爱情是我们的目的还是手段？楚楚：许多观众在看完婚恋综艺后会追踪节目中CP的走向，人们好像不仅需要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它成立，很多节目上的CP也会通过拍摄vlog达成流量变现。从线上的婚恋综艺延伸到线下的社交媒体，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董晨宇：如果我们用一个学术的词来形容它的话就是“劳动”，社会的发展阶段不同，“劳动”的主体也不同。一开始是“搬砖”，这是典型的身体劳动；接下来是“空姐的微笑”，这是出卖情感的劳动，现在我们社会中出售的商品是“关系”，因为情感是短暂的，关系是长期的。婚恋综艺中的CP拍摄vlog就是在做一种关系劳动，他们用“关系”来满足人们的一种想象或需求，并且通过它赚钱。康堤：之前我采访过一位学者，他提出，这种“亲密关系劳动”的范围已经蔓延到了各个领域，从综艺、直播，到二次元偶像、同人、游戏......亲密关系劳动已经成为当下和未来的“硬通货”，它在各种内容产品之中无处不在。董晨宇：一方面，这种劳动满足了社会中的某种需求，有它的价值，但从批判的角度看，这造成了一种“亲密关系的商品化”，如果我们把恋爱关系作为一种商品来出售，旁观者会产生误解，人们会徘徊在“我真的很感动”和“都是假的，认真你就输了”这两种情绪之间，不明白爱情究竟是什么？爱情是我们的目的还是手段？很多的这种CP的vlog的特点在于，它不否认它的假，也不承认它的真。很多人其实就在这种“希望它是真的，又害怕它是假的”中间去理解它。这其实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会认为这样的一种关系，或者至少这种关系状态，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有的人在现实中没有感受到顺利的爱情，“嗑”vlog中的CP就成为了一种精神代偿，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走向一个极端，人们会发现自己不再需要现实中复杂、深厚却充满羁绊的关系了。恋爱综艺“名场面”周逵：日本的“食草男”就在这种“假性亲密关系”中得到满足，他们觉得情感关系太麻烦，认为“最不会背叛我的就是我的手办”，在这种关系中，人的感情寄托脱离了具体的人，而是放在了一个浮动的能指上。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演艺行业中的人既是自然人也是法人，情感关系属于自然人范畴，但是当两个艺人及其背后的经纪公司共创了一个与情感关系相关的内容产品，它就属于法人范畴了。很多人区分不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应当建立媒介素养，不要将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混为一谈。很多人误以为文娱行业的“浅文本”只有这么“浅”，其实它会触及到很深的法律问题。楚楚：所以说以后亲密关系商品化会不会成为一个常态，或者成为我们观众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有一个恋爱综艺制片人谈到，他们现在正面临一个难题：以前大家能够静下心来观察人物关系建立的过程，但在如今的传播环境中，大家会急速地想要站CP，极速地想要为这个CP投入情感、金钱等等。董晨宇：“亲密关系商品化”也体现在粉丝文化现象中。在大众媒介领域，“parasocial”指的是“准社会关系”，比如你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某位明星，当Ta真的经过你身边的时候，你会觉得Ta很亲切，但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真正的社会关系，而是“准社会关系”。今年，研究娱乐理论和媒介文化的晏青老师在“parasocial”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概念“parakin”，指的是“准亲缘关系”，比如某明星的“妈妈粉”见到他的时候，会说“我的儿子都长这么高了！”这种“准亲缘关系”在互联网时代非常普遍，比如一些明星被要求在微博平台分享他们每天的生活，他们会发“宝宝们吃饭了吗？”然后配上一张自己的照片，他们分享的就是一种亲密关系。私人生活的公共化其实是社交媒体的一大属性，我们也在不断地被社交媒体鼓励分享私人生活，比如微博的slogan是“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Facebook会问你“What's on your mind？”（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自恋时代》一书中说，“很多社交媒体的名字都是把人放在开始”，Facebook、YouTube、MySpace、WeChat......从中能看出我们的时代非常强调个人价值。《自恋时代》——现代人，你为何这么爱自己？康堤：婚恋节目是亲密关系最直接的暴露，但我们即使不上婚恋综艺，爱情也是曝光在社交网络之下的，比如这两年聊天记录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社交网络文体。我们如何更好地对待它？董晨宇：关于聊天记录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首先，聊天记录的截屏举动本质上超过了交谈双方预期中的可见性范围，双方本以为“你能看到我的，我能看到你的”，但是其中一个人一截图，这段对话就“飞”出去了，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所说的内容是可被记录的，是被档案化的。其次，当我们在公共空间中看到这些聊天记录时，我们一定要明确，原本是私人领域的内容被放置进了公共领域，因此，我们不能用公共领域的判断标准轻易地评判私人领域中的对话。周逵：在以前，公德和私德是被视作两种道德来评价的，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它们混在了一起。我们每天的聊天行为都是在创造自己生命的文本，而且这种创造是手动的记录，人是变化的，标准也是变化的，因此我们要非常警惕用一种绝对静态的评判标准，去衡量一个人在所有情形下的表态。楚楚：许多观众在婚恋综艺中阅读爱情故事，追踪爱情走向，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谱写自己的爱情故事，理解自己的爱情。我们作为普通观众，应该带着怎样的视角去看婚恋综艺？周逵：我希望观众们不要“入戏太深”，所有的表达形式都有固有的缺陷，综艺节目是视频形式，它要通过镜头外化人们的心理活动，但是大家不要轻易效仿节目，与其从微表情揣测自己的伴侣，莫不如去阅读几本书，从经典文本中获得对人性更深刻的认知，你获得的帮助可能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