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一部分VC已经开始爱上“戴”假发了。近日新锐假发饰品品牌“LUCY LEE”宣布完成数千万美金A轮融资，而这也是它成立一年内完成的第3轮融资。在“LUCY LEE”之前，还有妆发品牌“生气斑马”同样在成立8个月内完成3轮融资。VC频繁投资假发相关创业项目，难道说假发行业的春天已经到了？国内脱发人群超2.5亿，平均每6人中就有1人脱发。近几年，假发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最近有相关数据显示，假发市场已经连续六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假发行业获得的不仅是“秃”如其来的商机，当下假发制品也逐步从强功能性过渡到更多的妆饰属性，假发品牌充分个性化和时尚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就如有的消费者表示，戴假发的原因只是因为“好看”而已。不过，市场潜力虽大，假发行业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好做。有从业者如此形容假发行业的发展困境：一头是原材料的不断上涨，“假发原材料近20年翻了近20倍，其中近4年大约翻了2~3倍。”另一头是手工加工成本的水涨船高以及复杂的制作周期。人工手工制作，产量低，产品价格就高。要做成全手工的假发，要有50多道复杂程序。“货源不稳定、品控不稳定、成本太高。”有投资人表示，这些问题不解决，品牌的发展始终会存在隐患。VC爱上“戴”假发继美瞳、假睫毛之后，一部分VC们又开始戴上了假发，在变美路上越走越远。近日，成立于2020年的新锐假发饰品品牌“LUCY LEE”宣布完成数千万美金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祥峰投资领投，顺为资本、清流资本、高榕资本跟投。值得注意的是，“LUCY LEE”成立仅一年就已完成3轮融资。获得VC青睐的假发相关品牌不仅仅只有“LUCY LEE”一个。在此之前，还有妆发品牌“生气斑马”，它同样是在成立8个月内完成3轮融资，资方包括弘毅创投、昆仑资本、众麟资本、尚承投资等机构。据了解，生气斑马旗下涵盖假发片产品、大彩棒等系列洗发和护发产品，产品上线首月GMV超过100万。VC对其追捧背后，源于假发这门“头顶上的生意”潜力巨大。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有超过2.5亿人正在遭受脱发困扰，平均每6人中就有1人脱发。90后的脱发比例高达84%，比上一代人的脱发年龄提前了20年，且低龄化趋势明显。另据韩媒《中央日报》报道，“中国还有人专门统计了这些人完全脱发时的总脱发面积，大约可达5900平方千米，相当于首尔面积（605平方千米）的十倍”。无论是为了求美，还是为了遮秃、掩瑕，近年来，与养护与植发行业一样，假发也已经迎来“秃”如其来的商机，甚至成为很多消费者眼里的时尚单品。一位假发生产商对铅笔道表示，从2017年前后，中国国内假发市场就在迅速增长，等到2020年的疫情期间更是迎来一次爆发。当时他的库存严重不足，很多经销商们专门来要货，却只能空手而归。因为工人流失，生产端跟不上，他都不敢放开卖。实际上，近几年随着“颜值经济”的高速发展，假发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最近有相关数据显示，假发市场已经连续六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甚至还有有专业人士预测，未来5-8年，国内假发市场规模剑指千亿。相比其他“脱发生意”，假发还拥有明显的优势。自媒体“互联网指北”曾这样解构“脱发生意”：植发天花板很高，但风险与争议并存，也最有可能面对监管抡起的大棒；养发和药妆有着模糊的边界，消费频率更高，但很难成为与其他“脱发生意”效果相等的替代性方案；从性价比、可行性等方面来看，假发是基本盘最稳的“脱发生意”。关于假发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就是出海机会。近年来，假发产品在欧、美、非国家以300%的增幅高速增长。据跨境电商中国出口数据，全球范围内平均每2秒就有一顶假发被买走，而每10顶假发中，有8顶“Made in China”。看上去，假发绝对是一门好生意。追求时尚比遮秃更重要假发并不是一个新赛道。A股“假发第一股”瑞贝卡早在2003年7月10日就已经上市。一个老赛道忽然焕发生机，一定是因为出现了新机会。正如顺为资本副总裁汪若凡投资LUCY LEE时所说：“中国消费者的变美需求被挖掘的日益充分，Lucy Lee在红海市场中另辟蹊径，打造时尚假发新品。”现在的消费者戴假发不完全因为“秃”。消费者小柒告诉铅笔道，她与身边的小姐妹们并没有脱发的困扰，戴假发的原因只是因为“好看”而已。除了好看，很多年轻人选择假发还因为试错成本低。“有时候很多淡色的挑染会不敢轻易尝试，另外漂染也很伤头发，所以会买各种不同颜色的挑染挂耳发带来戴。价格也比直接挑染便宜。”一位北京的90后女孩表示。伴随国内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与消费观念转变，消费者“颜值消费”逐渐增长，据华映资本数据，我国国内假发制品需求规模从2009年的7.19亿元增长至19年的67.25亿元。在淘宝上，月销量2万件以上的假发垫、假刘海比比皆是。无论是马尾假发、空气假刘海、彩色假发片……淘宝上各式假发，总有一款能满足你的需求。事实上，当下假发制品也逐步从强功能性过渡到具备更多妆饰属性。新旧品牌如今制造的假发，逐渐成为时尚博主、爱美人士的首选日常搭配单品，假发品牌充分个性化和时尚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就连瑞贝卡这样的传统假发巨头也在像新需求靠拢。瑞贝卡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瑞贝卡每季都会发布流行发色，新发色主要应用的产品就是挂耳染卡子发，让消费者更方便使用的同时，在流行发色上能有更多的选择。”作为假发行业唯一一家上市公司，瑞贝卡的产品远销海外，现在也是抓住了国内这股假发用户年轻化的浪潮，除了加码一二线城市的线下布局、发力线上市场，又创建子品牌Rebecca Youth。天眼查App数据显示，在我国共有约3.7万家与假发有关的企业，近十年以来，我国假发相关企业的注册增量（全部企业状态）呈波动上涨态势。“其实，假发行业的竞争一直都很激烈。”有从业者对铅笔道表示。在传统的假发产业中，面对国内假发品牌多、竞争大的情况，有的企业为了获取生存空间只得降价销售以争取市场份额，就直接导致国内假发行业利润下降，长远而来，这对国内假发行业的发展有害而无利。在从业者看来，“传统的比谁便宜的打法早就行不通了，潮流与市场的元素才更重要，重视假发的颜值属性。“VC们也有类似的看法。清流资本投资总监陶凯投资LUCY LEE也提到一点：”头发的色彩经济规模超千亿，在妆发一体趋势的催化下，时尚假发成为了极其犀利的零售产品切入点，品类天然具备便利性和潮流属性。”假发下半场，供应链or服务？“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我们曾经看过一段时间假发品牌项目，但最后放弃了。”投资人方洲（化名）对铅笔道透露道。假发行业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好做。国内假发制品行业产业链分为上、中、下游，即原材料供应商、假发制品商和假发零售商。在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中，真人头发是最主要的原材料，也是中国假发制品行业需求量最大的原材料。但收购时要求比较严格，还不能烫染。化纤发虽也是原料之一，但使用寿命短，还易失真，市场占有率仅20%。因为原材料的稀缺问题，限制了整个假发行业的发展。有从业者如此形容假发行业的发展困境：一头是原材料的不断上涨，“假发原材料近20年翻了近20倍，其中近4年大约翻了2~3倍。”另一头是手工加工成本的水涨船高以及复杂的制作周期。假发制作行业有漫长的产业链条。假发制作工厂得先把收回来的乱发通过扯、理、撕、挂及拉等程序做成档发，还需要做假发上的发网，将假发和发网连接在一起等。假发头套制品分机制和手织，机器批量生产产量大，产品价格就低。人工手工制作，产量低，产品价格就高。要做成全手工的假发，则有50多道复杂程序。假发制品商也有自己的难处。“假发之都”河南许昌的假发产业与我国的很多外贸集中型产业一样，品牌代工、贴牌生产是业务核心。“这种模式虽然利润低，但好处是业务模式相对比较简单，一般是客户先付30%定金，工厂才会开始生产。”一位制品商此前对铅笔道表示。在整个OEM订单中，工厂的角色类似于搬运工，把真人发原料从国外搬到中国，经过公司的简单处理捆扎，加工成半成品的“档发”，又按客户的要求搬到欧美，“这中间，赢利点不高，只不过挣了点加工费。”如今，假发制品逐步从强功能性过渡到妆饰属性，对品牌研发设计能力的考验更为关键。现有假发制品多数为工厂贴牌产品，同质化程度高，产品差异更多体现在编织技术和材质工艺层面，而忽视了产品美学设计。能够从用户出发，充分考虑美学设计要素的假发品牌商更能赢得消费者青睐。此外，用户对对假发制品的佩戴舒适度，清洁维护难度以及存放保管等方面均有较高要求，品牌方需系统化考虑产品设计。“货源不稳定、品控不稳定、成本太高。”在方洲看来，这些问题不解决，品牌的发展始终会存在隐患。现在方洲仍在关注假发行业，只不过他关注的不是单纯的假发品牌，而是有哪些项目能够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在他看来，这比做出新款式的假发更为重要。假发品牌也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充分挖掘利用海外社交媒体流量优势，建立自己品牌的假发商家将享有更高的品牌溢价，投资人们会持续关注能将国内优质低价供应链成功输出海外的品牌商。就目前而言，假发制品行业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下半场的路，该如何走？华映资本此前曾给出一系列建议，除去供应链的海外输出，当下假发行业玩家的突围重点还体现在两点上，除了设计研发能力的提升外，还有强服务属性的挖掘。假发制品有很强的潜在服务属性，佩戴舒适美观的假发产品需要量身定制，线下门店不但是产品展示销售场所，更是用户维系及服务场所。通过线下强服务可以进一步沉淀用户关系，提升用户复购及LTV。此外，现有假发产品多数针对女性用户，能够针对不同类别用户，建立全用户产品体系及服务体系的品牌，更能在用户心中形成强品牌心智。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从一起连续败诉、迄今尚未结束的外卖骑手维权诉讼案入手，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开始了长达3个多月的系统性研究，并发布了《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报告显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逐渐形成垄断的平台，被分散的劳动者，导致骑手们陷入错综复杂、难以认定的劳动关系网络中。而这种“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关系“陷阱”，同样存在于主播、网约车等新业态的经济模式中。受伤的骑手2019年4月27日，晚上11：50。再送完最后一单，饿了么骑手邵新银就可以在12点准时下班回家了。他一边往家走，一边在手机上看有没有同方向的单子。虽然已是深夜，路上的车比白天少了许多，但北京这座大都市是不可能完全安静下来的，各种汽车、大货车以及穿着蓝色和黄色工作服的外卖骑手们依然来来往往，在路面穿梭。事故就是这样突然发生的。一辆大车从对面开过来，邵新银的视线被遮挡，跌入正前方路面一处凹陷的坑洼里。他爬起来走了两步，发现腿移动困难。路过的美团骑手把他扶到马路边，等副站长带着一位同事赶来，将他送到了积水潭医院。急诊室的拍片初步显示：胫骨平台骨折、外踝骨折，且大腿有积液。但邵新银没有钱交住院押金。他只让医院做了外伤处理并开了点止痛药后，就回到了自己在北京的出租屋。但疼痛并没有消失，很快他无法行走。妻子从河北老家赶过来照顾了他几天，但很快就回去了——她在老家一家杀鸡场里打工，不能请假太久。邵新银一个人在出租屋里，靠板凳移动。按照医生的嘱托，他需要几天之后去复查。但上午过去，听说要等到下午，撑不住就回去了，没有复查。十多天后，终于觉得身体恢复到“可以坐车回家了”，邵新银独自打车回到河北老家，第二天去当地的县医院复查，才发现肋骨也断了三根。但因为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期，医生抓了点药，让他继续回家养伤。邵新银出生于1977年，今年44岁，来自河北农村。2017年10月，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北京昌平附近的一处饿了么站点送外卖。这次回老家前，公司曾让邵新银写了一份理赔申请书。这是为所有员工买的“雇主责任险”，邵新银不知道具体能赔付多少，“他们给寄到了保险公司，就完事了”。之后，站点不再露面，并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把他从微信工作群里移了出去。保险理赔的第一步是做伤残鉴定，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邵新银一个人和保险公司来回接洽，最终认定为九级伤残。8个月后，在老家养伤的邵新银拿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一共9万多元。但听说老家当地的十级工伤补助都有10万多元，他不明白自己的九级伤残补助为什么只有这么点。这是邵新银第一次想到“维权”。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找到了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致诚）成立于2005年，是我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的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致诚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过去这些去年，致诚以共接待法律咨询案件超11万件。近几年，随着外卖行业的兴起，致诚的服务对象也从传统的工厂、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扩大到了外卖员、快递员等。因为过去也接到过的外卖员求助咨询讨薪或申请工伤赔付的案子，大都比较顺利地解决了。一开始，致诚没有将邵新银的遭遇作为多么特殊的案子，谁也没想到，这将会是一场跨越北京、四川、重庆三地，经历5场诉讼却仍未解决的案子。浙江宁波，一位美团外卖员骑车通过西河街积水路段（ICphoto 供图）千里接力做工伤申请赔付，首先需要确认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但邵新银能提供的证据十分有限，除了入职报到时领回来的一套蓝色的骑手工作服，他的手头并没有劳动合同。虽然他入职两年多服务的站点一直没有改变，但站点背后的运营方却经历了一次易手，一开始叫易店送，后来该公司注销，2018年3月左右，变更为迪亚斯（重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亚斯）。这家公司2017年12月在重庆注册，法定代表人叫龚玺，注册资本3000万元。邵新银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一般需要通过申请仲裁来解决。张志友律师是第一位代理这起案件的律师。他帮邵新银起草了仲裁申请书，需要确认张志友和站点所有方、配送商迪亚斯的劳动关系。北京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了这个案子。2020年8月，仲裁结果下来，确认了邵新银和迪亚斯之间的劳动关系。此时，因为“再不出来挣钱，就活不下去了”，在老家休养了一年多的邵新银又一次来到北京送起了外卖，因为腿伤还没好，再加上受伤初期走动太多，恢复得不彻底，邵新银只能跑一些不用爬楼的单子。仲裁成功的消息传来，邵新银“如释重负，以为事情终于有了定数”。但不到两周，他收到了迪亚斯的上诉。令致诚和邵新银感到意外的是，迪亚斯这次选择了在公司注册地重庆提起诉讼。因为距离太远，致诚联系到离重庆最近的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这是致诚在全国推动的第一批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之一，成立于2006年。工作站的王恩慧律师接手了邵新银的案子。他在公益法律行业工作了12年，接手过1000多起法律援助案件，包括一些外卖员劳动关系确认的案子。“但这个案子，我从一开始接到材料，就预感会输。”王恩慧后来回忆自己读完邵新银案卷材料的第一感受。原因是配送商迪亚斯手里有一份至关重要的证据——《劳务承包协议》，上面清楚表明，其已将外卖配送劳务服务转包给了太昌（重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昌）。但邵新银手里没有和迪亚斯或太昌任何一方的合同文件。王恩慧上网检索了迪亚斯公司，发现2019〜2021年3年时间内，该公司共涉案63起，案由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责任保险合同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劳动争议等。在该公司涉及的所有骑手相关案件中，无一例外，重庆法院均判决迪亚斯公司与骑手不存在劳动关系。邵新银的其他证据也支离破碎。薪资发放记录是证明邵新银和迪亚斯之间劳动关系一个重要的证据，但自2019年2月以来，邵新银在蜂鸟专送APP上显示为“迪亚斯”的薪资发放记录“消失了”。“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是人为删除的，所以我们当时用的词是‘消失’，莫名其妙消失。”后来介入本案的致诚研究员徐淼对本刊记者说。“现在他没有完整的（工资）账单，跑单记录又只能看到最近两个月的。我们接手案子的时候已经过去很久了，很难证明他受伤时是在工作的状态。”徐淼说，在后来的研究中，他们发现邵新银的账单消失并不属于个例，“我们看到有多个案子都有这种情况”。图 | 视觉中国2020年11月12日，邵新银的案子在重庆一审开庭。王恩慧在法庭上提到了关键的两点：第一，虽然迪亚斯声称已将外卖配送服务转包给太昌，但在实际工作中，太昌没有对邵新银进行过任何管理；第二，根据迪亚斯公司与太昌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太昌为迪亚斯招工，仅赚取“人头费”，却要承担社保缴纳、经济补偿、加班工资以及受伤以后的各种工伤等用工的成本，从中所得收益根本负担不起相应的用工风险。“这种经营模式，从常识逻辑出发，讲不通。”但法院最终选择了采信迪亚斯一方的《劳务承包协议》，并指出“被告邵新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原告迪亚斯物流公司安排工作并接受管理”。一审败诉，邵新银因为路费等问题，没有去现场出庭，听到消息后，“当时心里感觉特别凉，感觉没有希望了。我跑了这么长时间的外卖，证据、证人都很明显，但是法院为什么不理呢？”另一名叫陈星的致诚律师想了另一条路——保险理赔的依据是“雇主责任险”，如果证明了谁是雇主，也可以算是间接找出了邵新银的工作单位。陈星联系保险公司，却被告知，邵新银只是“保险标的”，既不是投保人也不是被保险人，“尽管每月86元的保险费均直接从邵新银的工资里自动扣除”，但保险公司仍以邵新银“跟保险无关”为由，拒绝提供材料。为迫使保险公司交出邵新银的保险材料，陈星律师在北京起诉了保险公司。但法院以与证明劳动关系“无关联性”为由，没有采纳该项证据。2021年3月，重庆法院二审后再次判决，邵新银败诉。邵新银的案子并非致诚接到的第一起外卖员维权案件，但它的困难和典型性是致诚此前从未遇到的。王恩慧2019年做过一个案子，是饿了么撤销一个站点回，让站点的配送方自行安置外卖员。配送方通知自己的外包公司解散员工，没有任何赔偿和补贴。虽然当时外卖员也面临被层层转包的问题，但因为与外包公司签订了合同，王恩慧最终帮助外卖员确认了与外包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但这次，最有可能确认劳动关系的迪亚斯已经在一审、二审中胜诉，太昌看起来更不可能，因为邵新银在劳动过程中几乎没有听说过太昌。至于饿了么，“当时看全国的判例，基本没有跟饿了么能成功确认劳动关系的案子”。内部讨论后，大家觉得应该劝邵新银“息诉”，致诚的创办人佟丽华也认为，“这案子当时走到了一个绝路”。图 | 视觉中国农民工律师当佟丽华与本刊记者在致诚公益楼见面时，穿一件素色的Polo衫，戴副白框眼镜，头发有些许花白。他今年50岁，但身上的精气神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在他看来，当前外卖骑手们面对的法律困境，和他多年前经历过的一起农民工向跨国公司维权似曾相识。2005年10月，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德基）仓储部的员工徐延格，以“违反拣货操作规程”为由被辞退。那时徐延格已经在肯德基做仓储、搬运货物等工作达11年，他要求公司支付工作11年的经济赔偿金，并补缴劳动保险，遭到拒绝。随后，徐延格申请进行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驳回了他的请求。驳回的理由源于一纸“劳务派遣合同”。原来在一年前，北京时代桥劳动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桥）开始接手肯德基仓储部门的劳务用工。据徐延格的回忆，当时公司的墙上贴了通知，要求员工与时代桥签订合同，“不签就走人”。签合同时，和徐延格一样，大部分员工并不知晓这个合同的影响，只知道如果不签，工作就没了。第一次申请仲裁失败后，徐延格随即在致诚的帮助下向法院提起诉讼。佟丽华清记得，当时肯德基的态度十分强硬，公开声明：“肯德基不与徐延格签约没有任何不妥，之所以使用劳务派遣方法，是为了扩大员工来源和简化人事管理，这种方法为许多公司普遍采用。”果然，一个月后，一审驳回了徐延格的请求。在徐延格案子诉讼的同时，还有20多位在肯德基打工的农民工通过口口相传找到致诚。佟丽华敏锐地感知到，这绝不是个案。当时《劳动合同法》正在制定当中，尚未对劳务派遣单位、实际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三方之间的关系出台明确法规，而劳务派遣这一用工模式已大量应用在建筑、餐饮等行业。于是，佟丽华组织律师同事们对26名肯德基员工的用工模式以及相关在美国和中国的诉讼进行调查研究，并发布报告。报告指出，即使采取了劳务派遣的方式，肯德基作为实际的用人单位，也应该承认员工实际的劳动年限，给予相应赔偿。同年7月，在援助站的帮助下，来自湖南的农民工孙卫平夫妇对肯德基第二次提出劳动仲裁，矛盾仍然指向了劳务派遣合同背后，劳务公司与用人单位逃避责任的问题。在舆论压力和媒体关注下，8月肯德基宣布全面停止使用劳务派遣，改用直聘员工。孙卫平夫妇与徐延格和肯德基公司和解，并得到了相应的经济赔偿。2007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对劳务派遣进行了规范，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下用人企业要承担连带责任。对这场胜利，即便今天再回忆，佟丽华的脸上也是神采飞扬。成功处理了这样一场应对跨国企业的官司后，佟丽华出席了肯德基的新闻发布会，也有更多的农民工闻声找到了援助站。佟丽华随即在全国帮助设立了40多个农民工法律援助站，其中包括王恩慧所在的四川工作站。然而，这样一支经验丰富的队伍，却在邵新银的案子中纷纷败诉。当王恩慧告诉佟丽华，二审败诉，案子已经几乎没有赢的可能时，佟丽华第一次感到了绝望。“明明平台是骑手实质的规则制定者、监督者和管理者，为什么法律上就是找不到负责任的主体？”佟丽华想了一整晚。他意识到，这与15年前肯德基的案子十分类似。第二天，佟丽华决定将整个团队投入到与外卖骑手相关的劳动关系研究里。徐淼和陈欣怡加入了进来。图｜视觉中国劳动关系之谜在致诚公益楼的办公室里，几位致诚研究员和邵新银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因为涉及社保缴纳等问题，劳动者只能和一家公司确认劳动关系。但邵新银给他们看了自己手机里公司用来内部管理的蜂鸟团队版APP、显示工资发放的招商银行APP，以及个税缴纳APP，三个APP上显示的主体完全不一样。“蜂鸟APP上显示的是迪亚斯，工资流水显示的是太昌。个税上就更乱了，每个月有2〜3家公司在给他缴纳个税，还出现了天津某建筑公司、上海某配送外包公司这种。”徐淼对本刊记者回忆，“按我的诉讼经验，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中心的其他农民工律师也没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面有很多家公司，但你不知道这些公司背后到底是什么关系，不知道哪一家是真正的用人单位。”“90后”的徐淼是2019年底才来到致诚的，之前有过一些法律实务经验，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劳动关系确认的案子。根据曾在商业诉讼领域学到的工作技能，她和同事陈欣怡很快确认了具体研究方向和路径：将所有涉及外卖员劳动关系确认的公开案件进行全数据分析，结果发现，时间全部集中在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之间。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主要看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日常管理、是否接受劳动报酬、是否系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范围等因素综合确定。换言之，进行“劳动关系的认定”，首先要搞清楚平台的“用工模式”。最终，在三四十个志愿者的帮助下，团队共检索出1907份有效判决，并据此对两大问题进行了分析：“用工模式的演变过程”和“劳动关系的认定”。徐淼和陈欣怡将外卖平台用工模式分为三大类：传统模式、众包模式和专送模式，并细化为八小类。在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里面提到，邵新银因为可以“灵活接单”“可以拒单”，因此与迪亚斯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但重新进行案件梳理并和邵新银聊了很久后，她们了解到邵新银属于“专送骑手” ，每天早上10：00上班，晚上10：00才下班，离职需要申请，也就是“表面外包、实质合作用工”，工作并不灵活。这和众包模式的 “接单自由、可在多平台兼职工作”完全不同。不过，开庭时，邵新银因为路费等原因，没能出席庭审。后来徐淼意识到，“这对案件有重大不利影响，因为很多细节无法通过当事人的亲历得到陈述，法院最后甚至没搞清专送和众包的区别。”在二审结束后的复盘工作上，王恩慧也提到，用工模式不清可能是造成邵新银败诉的重大影响因素之一。“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新的问题，有些法院觉得应该按照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有些法院觉得应该鼓励（平台经济），把你认定成自由劳动者。如果去看判决，会（发现）有很多技术性的处理，法院认这个证据不认那个证据，其实都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在于对新就业形态的立场，每个法院是不一样的。”后来，在进行各地研究时，徐淼和陈欣怡请志愿者画了各地法院的热力图，发现有一半以上的案件集中出现在江苏、北京、上海、重庆、山东等几个地区。在案件数量最多的这些地区，认劳率（认定劳动关系的比率）看起来并不高。例如，在江苏、上海和山东，专送骑手无法被认定劳动关系的比例分别达到了23.23%、48.28%、37.70%。与此同时，各地之间的差异巨大。“认劳率比较高的地方法院，认定劳动关系的比例达到91.21%，但是最低的只有20%多，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在团队研究了1900多个骑手的案例，并结合外卖平台年报、第三方研究、媒体报道等各种公开资料进行研究后，佟丽华才发现，外卖骑手所面临的境况，要比当年肯德基的员工复杂得多。过去，劳务派遣只涉及一家公司，用人单位也是确定的，而如今骑手的劳动关系里，出现了二级乃至三级配送商，发工资、缴个税、出勤记录等本应是一个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此时均来自不同的公司。确定主体用人单位，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却变成了确认劳动关系路上最强硬的拦路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名外卖员在家里休息（ICphoto 供图）互联网和平台经济外卖骑手们目前所处的复杂劳动关系网，和近10年平台经济的发展分不开。梳理外卖市场的发展，不难看出骑手劳动关系的变化。从最开始单个商户的电话订餐送货，到2008年饿了么外卖平台出现招聘骑手，随后出现了派遣公司为平台提供骑手，在前三个阶段，骑手的劳动关系都是明确的。2015年，在资本的激烈竞争下，为减少用工成本，众包出现了。用户可以自由注册成为骑手，工作灵活，但因为时效和质量难以保证，专送骑手随之诞生，即全职为平台服务。多层配送商，层层转包的现象开始出现。近两年，因为这种现象，还发展出了“灵活用工平台”，如“好活”“订个活”等APP，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不少配送商会在骑手入职时，要求他们去这些平台上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不然无法发放工资。在2017〜2020年由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共享经济报告》里，好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连续3年成为灵活用工新模式典范。原因是通过“好活”等灵活用工平台，将大量“散户”转化为“个体工商户”，解决了地方的就业问题，同时减少了企业的税收压力。但“个体工商户”这一身份，就是将骑手的劳动关系“无主”化的最后一步——骑手与配送商变成了“合作关系”，如果出现纠纷，从实践层面甚至无法进不了劳动仲裁程序。在调查过程里，致诚研究员和志愿者们通过搜索，用虚拟、集中的商户地址以及数字构成的商户名字，初步判断全国存在大约超过160万的“疑似骑手个体户”，并以每天1万个左右的速度增长着。劳动者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从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关系，变为劳务外包，到2019年出现了个体工商户。王恩慧深刻感受到，随着用工方式的互联网化，外卖员劳动关系确认的案子难度也在“升级进化”。根据佟丽华的经验，十几年前，建筑领域也出现过“层层转包”的情况，不同的是，建筑行业的“层层转包”起码有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比如包工头、工程队或公司，工作地点和时间也是明确的。那时包工头跑路、工程队欠薪等问题，如果有专业及时的法律援助，也相对容易解决。但骑手目前的用工模式里，用人单位分散或者逐渐隐形化。致诚的研究显示，按传统的劳动法，外卖平台和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法律隔离效果显著。如今外卖平台的认劳率基本控制在1%以内，而配送商也通过网络状外包和个体工商户模型将认劳率从81.62%成功降至46.89%和58.62%。但在佟丽华看来，平台通过算法和程序，对劳动者进行了实际的管理，这是新时代平台用工模式的本质，但这一管理方式是否可以作为认定骑手与平台构成劳动关系的证据，在当前的法律体系里属于空白。邵新银案的二审中，法院提到，“接单后未配送则平台减少配送量，应系算法对‘骑手’配送能力的调整，而不能视作对其工作意志的控制”。但在佟丽华看来，“平台是你设计的，规则是你指定的，考评是你监督的，虽然没有直接发放工资，但发多少钱基本是你决定的。换句话说，真正进行用工管理的是外卖平台”。实际上，平台经济不仅只存在于外卖领域，如打车软件、配送行业等等，都和骑手面临着相似的劳动关系问题。根据中国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关于中国配送行业的分析报告，预计2020〜2025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将迅速增长。佟丽华发现，和国外的灵活用工不同的是，国内的专送骑手多是农民工出身，对平台的人身依附性极强，工作时长也是全职，并受到平台的全面管理。他们的工作状态不再是“灵活用工”的情况，因此需要法律的区别对待。2021年7月下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9月10日，国家四部门专门约谈了美团、饿了么等大型平台用工企业。同月，江苏省苏州市出台了《苏州市规范新业态劳动用工管理指引（试行）》，强调了外卖、配送等新型的就业形态，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平台劳动者。徐淼表示，这种区分是一种友好的信号，“体现了当地的政策倾向，法律在判定劳动关系的时候也会考虑区分不同的情况”。2021年9月，在致诚的帮助下，邵新银在北京提起了二次劳动仲裁，这回在告太昌公司的同时，致诚也同时告了饿了么平台。9月16日，致诚收到北京昌平区劳动仲裁委的通知，被申请人太昌称愿意和解，但要求签订保密协议，双方正在调解。邵新银还在继续等待新的转机。（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1年41期）...
（原标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美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2021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美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立案调查。市场监管总局成立专案组，依法扎实高效推进案件查办，广泛开展调查取证，获取大量证据材料并全面深入分析，查明案件事实；组织专家反复深入开展研究论证；多次听取美团陈述意见，保障其合法权利；确保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经查，2018年以来，美团滥用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实施差别费率、拖延商家上线等方式，促使平台内商家与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并通过收取独家合作保证金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采取多种惩罚性措施，保障“二选一”行为实施，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妨碍了市场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削弱平台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损害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规定，综合考虑美团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时间等因素，2021年10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并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元3%的罚款，计34.42亿元。同时，向美团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其围绕完善平台佣金收费机制和算法规则、维护平台内中小餐饮商家合法利益、加强外卖骑手合法权益保护等进行全面整改，并连续三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确保整改到位，实现规范创新健康持续发展。...
10月8日，有用户在网络贴出截图称“iOS版微信在后台反复读取用户相册”。根据用户描述，新版iOS 15的“隐私”功能有“记录APP活动”，可以存储7天内APP访问位置或麦克风等数据，上述用户发现，微信在用户未主动激活应用的情况下，在后台数次读取相册，每次读取时间长达40秒至1分钟不等。该用户同时表示，发现QQ、淘宝等多款国产软件也存在后台频繁读取用户相册的行为。对此，该用户表示质疑：“为什么要这么操作，究竟读取了什么额外信息，如何处理用户隐私？读取用户隐私信息必须要让用户知情，这是底线。”8日晚间，微信向澎湃新闻回应称，iOS系统为APP开发者提供相册更新通知标准能力，相册发生内容更新时会通知到APP，提醒APP可以提前做准备，APP的该准备行为会被记录成读取系统相册。当用户授权微信可以读取“系统相册权限”的前提后，为便于用户在微信聊天中按“+”时可以快速发图，微信使用了该系统能力，使用户发送图片体验更快速流畅。微信表示，上述行为均仅在手机本地完成，最新版本中将取消对该系统能力的使用，优化快速发图功能。前情回顾：曝微信后台数次读取用户相册 每次长达1分钟来源:快科技手机APP私自浏览用户文件、侵犯个人隐私的事件层出不穷，工信部也不止一次的公布名单，要求整改，但至今也未完全杜绝。今天，有网友爆料称十几亿人都在使用国民APP——微信，居然有在后台反复读取用户相册的行为。该网友开启了iOS 15的隐私新特性“记录App活动”，对所有App的隐私读取行为进行7天的监控，并使用App Privacy Insights对记录进行读取。监控发现，微信在用户未主动激活App的情况下，在后台数次读取用户相册，每次读取时间长达1分钟。这位用户的微信状态/权限设置如下：1、用户前台未主动运行微信2、iOS默认开启微信后台应用数据刷新，未手动改变过状态。3、上次使用微信后，直接上划返回主屏幕，没有彻底杀死后台该网友还给出了应对方案：1. 进入“设置”，下拉找到“微信”-“相册”，将“所有照片”改为“选中的照片”或“不允许”（需要注意的是，此项修改会在发图片时每次都要跳转，会很麻烦）。2. 进入“设置”-后台App自动刷新，关闭微信该项权限。（ps.关闭微信此项权限不会影响微信的消息推送）对此，微信官方尚未回应。...
10月8日，一则名为《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整顿信托公司异地部门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的文件内容在信托圈内流传甚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打听得知，确认已有信托公司收到了上述文件，但亦有多家信托公司高管及部门总称，公司方面暂未收到，但均推测文件“应该是真的”。有知情人士称，上述文件为征求意见稿，各地银保监局预计将陆续下发至辖内信托公司，让反馈意见。该文件引发业内广泛关注，大家主要的关注点便是文件中提到的，信托公司中后台部门需回归注册地，高管亦不得在异地设有办公场所。具体要求为，信托公司应于通知印发之日起1年内完成异地管理总部整改工作，其中中后台部门应迁回注册地或与注册地部门合并，前台部门应按照本通知有关要求进行整改。董事长（含副董事长）、经营管理层、监事长（监事会主席）应常驻注册地办公，不得在异地设有办公场所。某信托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该文件对经营管理层和中后台人员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注册地不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信托公司。“要真的那样，估计各家信托公司也会变通，比如高管在北京和上海设置公共办公区，共享办公。”其认为，该文件实操性不足，信托高管一般都是股东委派的，且信托董事长在股东单位一般有职位，当股东注册地与信托公司注册地不同时如何处理？某注册地不在北京的信托公司董事长亦向记者指出，文件中提及的高管要回驻地办公这块对注册地在偏远地区的信托公司影响较大，亦不利于今后的人才引进。那么，监管为何会对信托公司设立异地部门进行整顿呢？上述文件中称，近年来，信托公司为便于展业，普遍在注册地以外设立业务、营销等部门。因管理半径拉长，多数信托公司对异地部门缺乏有效管控，积累风险隐患，影响监管政策传导执行。此外，部分信托公司异地部门业务同质化严重，加剧不必要的内部竞争，损害竞争秩序。更有部分信托公司形成异地管理总部运营模式，弱化虚化注册地住所的职能作用。为治理有关行业乱象，维护良好行业秩序，促进行业改革转型发展，现就整顿信托公司异地部门。值得关注的是，《通知》提到，信托公司可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四川七个省级行政区设立异地部门，但每个省级行政区域内仅可选择一地集中设立异地部门（同一地址），且应设有地区负责人。但是要求，单家信托公司在前款规定的七个省级行政区域设立的异地部门数量合计应在22个以内，且单地设立的异地部门数量合计应在5个以内，其中单地设立的营销部门应在1个以内。《通知》指出，信托公司应合理安排单个异地部门员工规模，所有异地部门的员工总数应占信托公司员工总数的35%以内。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称，近年来，监管部门一直想解决信托公司异地展业的问题，此次靴子正式落地。此次监管要求较为严格，不允许管理总部与注册地分离，限定了可以设立异地业务部门的区域，异地人员的占比上限。该人士认为，此监管政策对于信托公司异地展业带来制约，特别是建设直销渠道，营销个人客户限制更大，对于部分信托公司影响突出，后续可能涉及部分人员的流动。此次监管政策部分要求仍有待细化和更易于执行，此外，应该逐步允许信托公司设立异地分支机构，适应信托公司转型发展需求。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新时代证券控制权花落谁家变数陡生。10月7日晚间，东兴证券（601198.SH）发布公告，拟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诚通”）通过公开摘牌方式联合受让新时代证券98.24%股权。其中，东兴证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取得新时代证券34.385%股权。但就在国庆假期前，9月27日西部证券也已发布公告，拟与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控”）组成联合体参与收购新时代证券98.24%股权。本以为西部证券收购新时代证券已成定局，却半路杀出了东兴证券这个“程咬金”。今年9月16日，仍处于被接管状态的新时代证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布了公司28.59亿股股权挂牌转让的消息，转让份额占新时代证券总股份的98.24%，转让方为新时代证券前十大股东中的八位，包括上海宜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新时代远景（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等。正是这笔高比例股权转让吸引了西部证券和东兴证券两家券商的目光。同业争夺新时代证券股权2020年7月17日，证监会发布公告，决定接管新时代证券、国盛证券和国盛期货，接管期限为期1年。至今年7月16日，证监会又宣布延长接管期限至2022年7月16日。延长接管期间，接管组织、接管内容保持不变。此前，监管层就曾透露，新时代证券等公司被接管的原因是“治理失衡”、“隐瞒实际控制人或持股比例”。这也意味着，公司并不存在清算资产、打包重组的可能，由监管引入新股东的可能性更大，此次老股东集体出清股权就是第一步。但令市场没有想到的是，此次新时代高比例股权转让居然吸引力西部证券、东兴证券两家券商加入竞逐队伍。对于此次收购新时代证券98.24%股权的目的，西部证券曾在公告中表示，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加快适应证券行业竞争新格局，切实增强战略、业务、人员及区域等多方面协同优势，不断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助力公司实现战略目标。东兴证券则称此次与中国诚通联合收购新时代证券股权，是公司参与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举措。东兴证券作为资产管理公司（AMC）系券商，在战略上提出深度协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处置主业，把握企业纾困、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机遇，发展差异化竞争力。东兴证券此次联合收购，既是对监管关于助力化解金融风险的积极响应，也是落实自身差异化战略的具体行动。实际上，上述两家券商近年来均在关注同业并购机会。如东兴证券即在2020年阐述未来三年发展战略时称，将积极关注行业并购机会，把握资本补充的时机与节奏，适时推动增发、发行次级债、发行可转债等资本补充工作。而据接近西部证券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公司股东一直力促公司对同业展开收购，称“不是收购别人，就要被别人收购”，此前公司还曾关注过太平洋证券的收购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东兴证券联合收购新时代证券，深度协同东方资产不良资产主业的同时，另一家AMC系券商华融证券却遭到了股东中国华融全面清仓，其给出的理由则是“根据监管机构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逐步退出非主业的要求”。“个人认为券商牌照对于处置不良资产还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华融'清仓'华融证券可能更多是考虑到自身偿债的需要。”有AMC系券商人士表示。另有四大AMC人员认为，目前企业重组重整市场潜力巨大，从企业发展角度，经济增长放缓、金融信用分化条件下，各行业的并购重组持续增多，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伴随大量低效、不良资产的重新配置，需要相应的企业纾困、重组重整等投行类金融服务。“资本市场的改革也为不良资产业务提供了募资、投资、管理、退出的渠道和空间。”各怀战略目标，百亿券商资产花落谁家实际上，如果能够成功收购新时代证券，对西部证券业务版图的扩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西部证券财报数据来看，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共在全国拥有超过107家营业部。但作为一家根植于西部地区的券商，西部证券所拥有的107家营业部中，就有60家位于陕西一省，即便在北京、上海西部证券仅分别拥有2家和5家营业部，其布局也显著失衡。而新时代证券合计拥有63家营业网点，布局则相对均衡，且在北京、上海、内蒙古、河南等西部证券布局较少的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网点。如能够成功吸纳新时代证券，西部证券则有望围绕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打造全国性的布局。在这一点上，东兴证券营业网点布局也有所“缺陷”。公司72家营业部中，有34家集中在福建一省，新时代证券的加入也能对公司营业网点布局形成有力补充。另外，新时代证券业投资银行业务中，债券业务具备一定实力，2020年完成2只公募债券和18只私募债券发行，其发债能力也将为东兴证券协助中国东方处置不良资产提供帮助。除两家竞逐新时代证券的券商外，与东方证券一道参与收购的中国诚通“来头”则更大，中国诚通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并且在十八大之后开启的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成为首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企业。根据东兴证券公告，截至2021年6月末，中国诚通总资产达4324.69亿元、净资产达2177.5亿元。而中国诚通同时也是东兴证券的前十大股东，持有东兴证券1.04%的股权。未来一旦收购新时代证券成功，中国诚通也将完成对券商的一参一控。不过在被接管期间，新时代证券的业绩也有所下滑，从已披露的2020年年报数据来看，当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04亿元，实现净利润3652.57万元，两项指标均较2019年同期数据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分别下降17.9%和77.0%。不过从此前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来看，2021年上半年，新时代证券业绩有所回暖，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55亿元，净利润1.59亿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新时代证券资产总额为176.74亿元，其中，母公司资产总额为166.87亿元，净资本70.56亿元。按照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此次新时代证券28.59亿股股权公开挂牌方式转让的披露起止日期为2021年9月16日至2021年10月19日。这一场券业收购的“大戏”届时即将见分晓。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毫无疑问，当前电动车主之所以存在续航焦虑，除了充电站建设数量不够之外，还与充电时间过长有关。目前，电动车的充电时间，即便是采用快充，也需要30-60分钟，而对于那些长途出行的朋友而言，充电时间就要1小时左右，再加上排队充电的时间，耗费的时长甚至要比本身驾车的时间更长。那么，如果15分钟就能够把电池充满，想必不少朋友对电动车的态度也会大大改变，毕竟这样的充电时间，已经快接近于燃油车加油的时长。日前，据瑞士ABB公司官网公布的信息显示，该公司宣布推出了全球最快的电动汽车充电桩Terra360。ABB公司称，Terra360充电桩理论上能在15分钟完成电动汽车充电，可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内为电动汽车提供100公里的续航里程，其新款充电器的最大输出功率为360kW。Terra360是一款模块化充电器，可通过动态配电同时为多达四辆电动汽车充电，节省充电站的空间。据称，Terra360充电桩预计将于2021年底在欧洲上市，2022年在亚太上市。即便是特斯拉的V3超级充电桩，目前峰值充电功率为250kW左右，而Terra360直接来到了306kW。因而，如果该充电桩能够上市发售，并且为不同品牌的车辆所适配，其将会受到广泛欢迎。...
永赢长远价值基金，基金经理常远，开售三天募满80亿。这个成绩“震惊”了下半年平淡的新基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永赢基金采用券商结算模式发行的首支基金。从银行的托管人结算模式到券商结算模式，看似是两个结算模式的不同，其实却牵扯到公募基金、券商、银行三方，背后利益纠葛更加复杂。公募是否愿意冒着“得罪银行”的风险，深度绑定某一家券商？单个券商能否以一己之力托举出爆款基金？传统银行作为主要的代销渠道之一，又是否愿意将蛋糕拱手相让？界面新闻记者深入采访各参与方，还原结算模式背后的利益江湖。一、从0到2738亿公募券结模式起始于2017年底，在证监会监管指导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启动了新设公募证券交易模式的转换试点。当时参与的包括博道基金、凯石基金、国融基金、恒越基金、东方阿尔法、青松基金等6家新成立的小基金公司。随后逐渐有其他公募公司开始加入。2018年底发行的中庚价值领航混合，招募说明书就显示，“本基金采用证券经纪商交易结算模式，即本基金将通过基金管理人选定的证券经营机构进行场内交易和结算。” 当年首募规模为8.93亿元。2019年2月，证监会正式发布《关于新设公募基金管理人证券交易模式转换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显示，新设公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各类产品参与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应当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拿到“通行证”的券商结算模式，迎来高速发展时期。Wind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共有189只采取券商结算模式的基金，资管规模合计2738.35亿元。按照年份划分，2018年有13只采取券商结算模式的基金成立，2019年有45只，2020年有56只，今年以来已经有74只。表：截至9月29日，市面上采用券结模式的规模前20名基金明细（标红基金则选择了券商作为托管方）来源：wind，界面新闻研究部整理目前规模最大的券结模式基金是睿远基金与中信证券合作的睿远成长价值、均衡价值三年，这两只巨无霸产品合计规模超530亿元。二、新入局者到底什么是券商结算模式？和传统的银行托管人结算相比，两者有什么区别？基金产品在交易所完成的证券交易，由结算人代表基金产品与中国结算进行清算，并完成券款交收。根据结算参与人的不同，基金产品结算模式分为券商结算模式和托管人结算模式。所谓托管人结算模式，公募基金作为管理人，租用券商的交易席位直连交易所，托管人作为特殊结算人与中国结算进行资金和证券的清算交收。表：托管人结算模式的说明券商结算模式，则是指基金管理人先通过券商系统报盘交易，由券商审核后报交易所，券商作为结算参与人与中国结算进行资金和证券的清算交收。表：券商结算模式的说明简单来说，两种模式最大的差异就是券商这一新的参与方。原来，基金的托管、结算基本都是由银行来做，随着“券结模式”的发展，未来公募基金的托管、交易、结算等都可以由券商来提供。表：两种结算模式的优劣势对比 界面新闻研究部整理两种结算模式背后，更深层次的是交易佣金利益问题。《通知》明确指出，基金产品管理人可选择一家或多家证券公司开展证券交易，打破了此前的佣金分仓规定——《关于完善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席位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一家基金管理公司通过一家证券公司的交易席位买卖证券的年交易佣金，不得超过其当年所有基金买卖证券交易佣金的30%”。也就是说，券商通过代销基金可以获得更丰厚的佣金。当大体量的公募基金纳入券商结算体系下，将极大利好券商经纪佣金收入。以目前券结模式中规模最大的睿远成长价值为例，截至二季度末，该基金规模高达369.63亿元，股票交易金额为518.62亿元，分给结算券商——中信证券的佣金高达4149.13万元。照此推算，券商结算模式下，公募支付给券商的佣金比例约为0.8%。规模167.69亿元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今年上半年股票交易金额为190.59亿元，支付给中信证券的佣金为1524.83万元，支付给券商的佣金比例约为0.79%。表：今年上半年部分券结模式的基金分仓佣金明细来源：wind，界面新闻研究部整理“目前是按照证券交易的金额计算和支付佣金，一般在0.7%-0.8%之间。”某实行券结模式的公募基金负责人表示。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通知》规定了基金的交易佣金不得与证券公司销售业绩、保有规模等挂钩，公募管理人会综合考虑券商登记结算服务能力、研究实力和代销能力等，选择券商作为托管和结算机构。此外，在券结模式下，基金产品使用专用的机构交易单元，交易量佣金直接支付给合作的证券营业部，能提升交易量支付渠道的准确性，并将基金公司和营业部深度绑定。因此，结算模式的变化将带来交易结算系统、交收、代销、研究、托管等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的大比拼。三、蛋糕会重新分吗？券商发力下，中小公募似乎找到了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券结模式之下，券商在新基金销售中热情较高，而且券商销售能力其实也不弱，因此我们比较重视。”永赢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表示，券商目前这一业务的积极性较高，同时券商渠道重视持续营销的经营理念，以做大保有量为业务目的。表：2020年度采取券结产品的前20名基金公司明细来源：wind，界面新闻研究部整理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新成立的基金公司更青睐券结模式。其中，蜂巢基金、博道基金、朱雀基金三家采取券结模式的规模均超过了100亿元。与此同时，作为传统的代销渠道，银行也在加速向“财富管理”转型。在今年的震荡行情中，和银行深度绑定的“固收+”基金、甚至一些银行的独家定制基金不断推出。除了结算环节，结算模式的变化对托管也有影响。招商证券非银团队此前曾发布观点称，当前每年数十亿元的公募托管市场蛋糕将有望重新划分，此前商业银行垄断公募托管市场的格局或将改变。不过，以销定托的格局难以被打破。“托管的灵活性不大，选择哪家银行或券商托管，都是根据销售能力来决定，基金不会为了图方便而更换托管。从试点阶段来看，券结模式对于托管业务的利好并不显著。现阶段，公募基金托管依然以传统银行为主。”北京一家头部券商产品业务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此外，也有基金公司提到了关于资产运作效率的问题。在基金运作中，基金资产中往往会保留一定比例的现金，用来应对日常申赎等。如果是采用银行结算模式，这笔现金会在银行购买存款、国债等流动性较好的工具，银行也会给予基金管理人相应的利息，但在券结模式下，券商能给予的利息比较低。四、观望还是加入？基于各种考量，机构们对券结模式的态度并不相同。“券结模式的劣势比较突出，主要是信息泄露风险这种不可控的人为因素。比如基金管理人的交易指令经过证券公司审核执行后上报交易所，交易所和中登公司将清算数据发送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会留存产品交易和持仓数据，这种较长的交易链条，会存在信息安全问题。”某头部基金公司人士表示。除了信息泄露风险外，部分大型公募对于和券商进行深度利益绑定存在抵触和恐惧。某TOP10的头部公募内部人士表示，目前传统的大型公募还是非常依赖银行渠道销售，以银行托管+银行结算+租用券商席位为主，其中托管账户、资金账户、结算账户都在银行，券商仅作为通道，延后不定期向券商支付分仓佣金，一些基金公司与券商合作业务包含租用券商席位、券商代销等，模式比较简单。“新基金如果采用券结模式，就意味着这只基金将和券商深度绑定，相互之间的黏性会更大。比如我们选了某家头部券商，那么在新发和持营上，不仅要靠这家券商的客户资源来把基金规模做大做强，日常发行和运营中，还要按照他们的要求，配合进行一些路演之类的。”该人士表示。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相比此前银行渠道的一家独大，保有量规模逐渐壮大的券商，也开始了“点名”某位基金经理发新基。“不是他想发新基金，是券商点名只要他。”在今年的动荡行情中，就有业绩不错的基金经理被合作的券商点名后再度出山。“毕竟基金经理也是公募的核心资源，我们不想丧失话语权，这也是我们一直比较保守的原因之一。”上述公募人士表示。而在这场看似由券商主导的模式中，一些头部券商同样存在疑虑。“我们其实也不太愿意做券结模式的基金，主要原因是要调动客户资源，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进行前期的推广和宣传，颇有‘押宝’的感觉。但今年的震荡行情让人不知所措。如果重点押宝到某一只券结的新基金上面，碰巧该基金业绩差强人意的话，这将对公司整体形象有很大打击，也会流失很多宝贵的客户资源。”某头部券商基金研究部人士表示。该人士补充强调，在提倡财富管理转型时，更希望做客户理财投资的陪伴者，以投顾的方式长期陪伴客户，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重点推广某一只产品，这样风险太大，也不是公司的发展思路。虽然有顾虑的机构不少，但也有更多机构欣然尝试。界面新闻记者统计发现，今年热销的新发券结基金，已经出现了老牌基金公司的名字。比如，南方基金旗下南方兴润价值一年持有于今年2月成立，发行规模达到148.69亿元，成为今年市场上发行规模最大的券结模式产品。此外，由私转公的朱雀基金，今年3月券结模式新产品大卖79亿。界面新闻记者从渠道方获悉，该基金仅有招商银行、广发证券和华泰证券三家渠道销售，仍旧获得了投资者追捧。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两种结算模式会对基金运作产生什么具体影响？投资者应该如何判断一只新基金值不值得买？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新基金会在《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披露托管方、以及采取何种结算模式。但具体选择哪家券商进行结算合作，《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没有明确披露。“如果看到某一个券商在一段时间内，密集推广某一只基金，那大概率该基金是采取了券结模式。”一位在头部券商工作的理财经理表示。盈米基金则建议投资者在甄选基金时，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考虑自己的投资目标、资金使用年限、风险偏好等。投资有风险，不能冲动购买。...
244家发行人集中“中止审核”背后，主要是由于发行人IPO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因此需要更新财务资料。9月下旬，科创板、创业板再度出现集中“中止审核”的现象。在创业板，9月下旬已有187家公司“中止审核”，仅9月30日，“中止审核”的就有131家。同一日，上交所科创板也有57家公司IPO中止。244家发行人集中“中止审核”背后，主要是由于发行人IPO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因此需要更新财务资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发行人、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及时告知本所，本所将中止发行上市审核。另外，在终止审核方面，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以来截止到目前，已有116家发行人终止IPO，其中，7家由于审核不通过，1家未在规定时限内回复问询，导致审核问询回复时间总计已超过三个月而终止上市审核，剩余108家为主动撤回申报材料。科创板累计132家终止上市，其中，9月份仅有4家终止上市案例。总体来说看，4月份以来，科创板、创业板终止审核的发行人稳定维持在15家左右，今年2~3月份，因主动撤回申报材料而终止上市的案例一度飙涨，尤其是2月份，两板撤回案例达到36家。在撤回的发行人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接到现场督导通知”而撤回项目，“一督就撤”显然违背了现场督导的初衷。在深交所组织的一次投行业务培训中也提及，现场督导目的不是劝退，而是针对审核中关注的问题，如果发行人一督就撤，那么，监管也会担忧是不是上市的企业存在问题。2月份，上交所率先出台了科创板保荐业务现场督导指引，4月30日，深交所发布《创业板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1号——保荐业务现场督导》。上交所下发的《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动态》中，针对撤回率高企的问题，再度重申保荐人、发行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绝不能“一撤了之”，保荐人应当严格遵守保荐执业规范，勤勉尽责，在项目申报前扎实做好尽职调查工作，避免“抢报”心态，绝不允许“带病闯关”。4月份以后，虽然现场督导持续进行，但撤回的案例明显减少，申报质量也在大幅提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望成为创业板最大IPO的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风集团”）于9月份的最后一天撤回了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东风集团于去年10月13日获得受理（详见报道《创业板最大IPO：东风集团70亿下注新能源》），招股书显示：东风集团此次募集资金达到210亿元，相较于去年10月15日上市敲钟的金龙鱼（300999.SZ），还多了逾70亿元。一般来说，创业板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大多在10亿元以下，体现创业的特点。在金龙鱼上市之前，仅有两家创业板公司首发募资超过50亿元。金龙鱼首发募集138亿元，跨越了百亿门槛，而如果东风集团成功上市，则将该纪录刷新至210亿元。东风集团于去年12月通过了上市委会议，不过，后续一直未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予以注册的决定。9月26日晚间，东风集团股份（00489.HK）在港交所突发公告称，基于公司经营决策和战略调整，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决定向深交所撤回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文件，并拟申请在深交所主板上市。事实上，以东风集团和体量和募资金额，相比创业板，深市主板或许更加适合。...
9月29日，杭州住保房管局官网发布购房风险提示，提醒广大购房者应在购买商品房时谨防七个“凡是”，并公布举报电话。杭州住保房管局清楚地指出购房者应注意的7大风险点：凡是开发企业未取得预售证收取购房款的就是风险；凡是开发企业要求购房款打入非监管账户的就是风险；凡是开发企业提供的监管银行与监管账户与预售公示或网签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就是风险；凡是开发企业以提供购房优惠为名诱惑签订线下合同的就是风险；凡是开发企业采取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就是风险；凡是开发企业承诺商业办公项目可以改为类住宅用于居住的就是风险；凡是开发企业承诺商业办公项目可以燃气入户的就是风险。杭州住保房管局表示，接下来，市区两级住保房管部门将积极落实宣传，督促开发企业在售楼部放置风险提示标牌，在商品房摇号报名平台中增加购房重大风险提示功能，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杭州此举针对的是商办项目，尤其是类住宅性质的商业大平层项目。这与近期杭州商业大平层交易火爆有关。知情人士透露，最近几个月，杭州市区内的类住宅性质的商办大平层项目，价格涨幅达到30%-40%，比如西湖区某项目，由上半年的2万多元/平方米，短短几个月时间涨到了现在的3万多元/平方米。一二手房价差导致不少资金涌入一手房市场，但新政以来，不少投资资金被挤出杭州楼市，而二手房最近跌幅也比较明显，投资资金“谨慎入场”。加上受限购限贷政策与银行利率调控的影响，杭州入市门槛抬升了不少。资金开始瞄上不限购不限贷的商办性质的类住宅项目。“原先有一些滞销的商办项目，中介也借机拿出来推销。”一名长租公寓投资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中介推销公寓产品的理由就是，这是一种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投资形式。与最近杭州市场表现出来的吸金能力一样，类住宅项目隐藏的风险同样引发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今年上半年杭州300平方米以上的商业大平层成交约750套，去年全年成交599套，交易量是去年一整年的1.25倍。-IC photo楼市下行，资金转向杭州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杭州300平方米以上的商业大平层成交约750套，去年全年成交599套，交易量是去年一整年的1.25倍。杭州一手楼市摇号中签率越来越小，且不限购的区域只有临安，而临安距离杭州市中心45公里以上。那些手持货币，有需要在市区地段居住的人群，便将目光投向了市区的公寓产品上。据业内人士透露，杭州目前在售类住宅产品大约有一半是现房或者准现房，对于那些对地段有要求又缺乏房票的消费者来说，如果买精装的公寓可以拎包入住的话，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成本。今年7月份以来，杭州二手房成交量大幅缩减；截至9月28日，杭州二手房成交量不足3401套，创年内新低，这也是自今年4月以来成交量不断下探。杭州8月5日出台楼市新政之后，此前狂涨30%-40%的二手房价也开始回落，加上税费、银行放款周期拉长等影响，二手房市场逐渐下行。资金开始转战商业大平层或公寓。实际上，近两年来，网红经济的崛起与外来热钱的蜂拥，导致杭州的商业大平层供不应求。高达几千万一套的商业大平层同样引发争抢。克而瑞数据显示，今年1-5月杭州300平方米以上商业大平层共成交601套，累计成交面积26.4万平方米，累计成交金额近60亿元，套均成交价1030万元。反观去年的杭州，300平方米以上商业大平层成交总量661套。换言之，今年5个月的成交量就已接近去年九成。好找房数据显示，8月份，杭州市区二手房签约套数TOP10中，类住宅项目占了一半。杭州目前商办公寓的市场行情，让不少业内人士想起了2016年的上海，彼时上海商办类住宅项目同样被资金蜂拥购买。2017年初，经历资金疯狂涌入公寓市场之后，上海明确规定商办公寓暂停销售。杭州的投资资金路径与上海极为相似。杭州住保管理局此时发布购房风险提示，与热钱盲目流入公寓以及公寓爆发的问题有较高关联度。值得关注的是，风险提示中“凡是开发企业采取售后包租或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就是风险”这一条，重申售后返租风险。这一风险在类住宅市场并非新鲜事。据钱江晚报报道，位于申花板块的综合体蓝钻天成，几年前以返租方式销售商铺和车位，但目前不少业主表示已多月未收到租金。董先生在2019年6月，经中介介绍购买前述项目一间10.72平方米左右的商铺，花了19.28万元。“当时承诺了非常优厚的租金返还，但去年拖欠了2个月的租金，今年以来也有1个月租金未支付。现在不要说投资了，能把本金拿回来就不错了。”董先生出示的合同在违约责任中明确：若甲方在所购商铺委托经营期间未能获取约定的每月收益租金连续或累计达三个月以上，担保方在第四个月必须无条件按照合同价格回购该商铺，并向甲方补齐之前未支付的收益租金。董先生多次催讨，得到的回复均是：“没钱支付租金了。”2018年，蓝钻天成以建设商铺和地下车库需要资金为由，分别以机械车位17万元/个，地面车位27万元/个、商铺19万元/个的价格销售给投资人，并承诺相应的返租租金。按照当时售楼部打出的广告，一个17万元的车位20年后的总回报率可以达到365%。但截至目前，已经有上百人未收到3个月及以上的租金。该项目的运营商——杭州哲元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是蓝钻天成委托经营的第三方公司，目前深陷多宗拖欠租金相关诉讼案里。杭州另一烂尾楼港龙城也有类似情况，该项目商铺曾以分割产权的方式，做了售后返租，也向业主承诺过高额的回报。但此后因资金链断裂，返租租金无法兑现。实际上，各地消费者“踩坑”商办项目的不少，这些项目承诺返租、回购，最后爆发各种问题。也有一些自住的客户买了商办改的公寓之后，发现原先合同上写着通燃气的，收房的时候却只能用电。杭州此次明确商业大平层不得接入燃气管道，对不少在售商办项目影响较大，甚至引发客户退房。不止于此，杭州已针对商住大平层开展安全隐患综合整治。那些已交付的商业大平层项目，后期也可能因为监管升级而丧失开发商先前承诺的一些居住功能。调控收紧类住宅性质的商办项目风险如此之大。从杭州住保房管局发布购房风险提示可见，政府正在削弱商业大平层所谓的投资价值。有房企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透露，有的商业大平层项目跟燃气公司的合同都已经签掉了，但还是被叫停，无法兑现通燃气的承诺，引发客户退房潮，加剧了房企回款风险。政府收紧调控，除了热钱疯狂涌入之外，还有关键的目的是打击项目违规操作。据了解，那些打着“精装类住宅”标签的商业大平层，项目土地出让大多明确规定“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酒店式办公等带居住功能用房”。早在2012年1月，杭州就曾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项目规划设计与管理的实施意见》，要求非住宅类项目的卫生间要按每层集中设置。这曾一度使得杭州小面积的酒店式公寓几乎绝迹。2018年4月24日，杭州市规划局再次发布《关于拟出让商业商务用地规划条件增加类住宅限制要求的函》，文件明确“对杭州市区（含十区）范围内拟出让的商业商务地块，增加类住宅的限制要求”。在该函发布至今，除了个别规划条件明确允许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的地块，杭州十区范围内出让的商业商务地块，规划条件中均明确写明“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酒店式办公等带居住功能用房，最小产权分割单元不小于300平方米”。这正是300平方米以上商业大平层的由来。此后，尽管小面积酒店式公寓不再新批，但300平方米及以上酒店式公寓却有遍地开花之势。目前，杭州在售的300平方米级大平层项目就已超过45个，此外还有大量待入市的项目。这几年的商业项目，大多被打造成具有居住功能的大平层公寓。不限购的商业大平层成了无房票人士的首选，同时商业大平层不限价，相比“高地价、限房价”的住宅楼盘而言，品质上更胜一筹，因此也更能满足一部分高端改善客群对高品质居住的需求。对开发商而言，大平层类住宅产品的利润空间也比写字楼大得多。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杭州喊停了市区商墅的建设。据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流出的《内部事务通知单》显示，以后杭州住宅小区内，底商只能和住宅齐排，只能做沿街商铺，不能再规划成独栋商墅，从而变相拉高货值，新规覆盖杭州十区。业内人士指出，这将牵涉不少原先规划了“商墅”的项目重新调整方案。在首批重新调整“商墅”规划的项目中，融信有两个项目，其中一个是与滨江合作开发的。前述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商墅、商业大平层这些利润突破口被堵死，杭州开发商后续在杭州市场的利润可能要经受更严峻考验，杭州土地市场的降温也在第二次集中供地中初露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