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某一天，在深圳新亚洲电子城二期的某个档口，一笔交易正在进行。交易的标的是一批数量为2000片的芯片，卖家就是这个档口的老板，买家是某国内排名前三的民营整车厂的附属半导体公司，委托了旗下一个贸易公司过来采购。最终，这批芯片在繁琐的验货流程完成后，买家现场付款，完成交易。成交价格并非密不透风。据称，买家现场支付了2000万元，也就说每片芯片的单价高达1万元。当然这个金额对于地处深圳核心电子贸易市场的档口来说，并不算多。但是在特殊的市场环境中，这笔交易还是被好事者放大了影响。有参与这笔芯片交易的人员说，这个型号的芯片，正常价格也就1500元左右。高达6倍的涨幅，而且是被国内前三的汽车整车厂提走，这一交易行为不被放大来看都不行。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次正常而又不正常的交易呢？一、一则禁令引发的涨价潮去年的5月15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商务部宣布加强出口管制，特别是在芯片行业，矛头瞄准了一些中资企业。坊间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是本轮全球性芯片涨价的根源。自半导体技术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被创造出来，经过数代工程师、全球产业链数十年的努力，搭建起了半导体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各国、各技术联盟、各企业在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各细分领域协力合作，构筑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生态，美国作为该生态的主要参与角色，从设备、材料、分工等各方面，形成了极大的技术性管控，这也是美国出口管制的底气。但即便是在美国试图完全阻断华为通过外界获得芯片的2020年，华为仍旧以超过190亿美元的半导体采购支出，稳居全球半导体采购的第三名。华为这种巨大的采购支出，实际上覆盖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从最上游的材料、设备、IP，到中游的设计、制造、封测，再到下游一点的集成、开发、应用，都或多或少地有着华为的身影。2020年华为核心供应商大会上出席的核心供应商有150家之多，连续十年的金牌供应商是恩智浦和英特尔，在获得华为评选的供应商奖项的92家金牌供应商中，来自美国的企业有33家之多，而有些企业的营收中，来自华为的采购收入占比甚至超过50%。对华为的出口管制，成为本轮全产业链缺货与涨价并行的导火索，真正引爆举全球之力搭建的生态爆炸的，又是2020年5月15日这次。因为华为只有芯片设计的能力，没有芯片制造的能力，华为芯片的来源无外乎两个：晶圆代工厂和上游芯片供应商。华为在2020年9月15日之后生存的粮食——芯片，要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内加大采购，而这种采购是非常规的、突发的、且已经持续一定时间的。华为要延续业务，就得抢产能。其实这从2019年开始就一直在进行，华为的产能抢得越多，其他公司能分到的产能相对就会更少。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华为海量的采购订单，势必影响到晶圆厂的产能计划，在晶圆厂的排产中，华为的优先级自然上升。在2019年，华为在台积电的采购支出在台积电的营收中占比为14%，是台积电第二大客户，同期大陆企业整体在台积电的占比为22%。与此同时，根据《中时电子报》报道，台积电正与高通、联发科、AMD、Nivdia等厂商进行沟通协调，将这些厂商的产能先挪一部分给华为，争取在120天的缓冲期内，先帮华为生产足够的芯片。整个2020年六月、七月、八月到九月最后期限前，几乎所有关于芯片行业的新闻，都离不开华为的采购和抢产能。从业内了解到，MTK将自身在台积电的产能，让出来给了华为。如果按照坊间对于华为挤占产能的影响的时间来算，3个月的晶圆生产周期加上一个月的封装测试周期，芯片从最顶端的原材料到成品，至少需要四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华为挤占产能最少三个月的时间，前后超过半年的产能空窗期，使得供应链生态从这个时候开始割裂。二、自保式的恐慌性囤货最先从美国出口管制中反应过来的，是国内半导体行业和ICT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中又分为三类，一类是和华为一样上了list的企业，这些企业（和机构）本身已经很难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获得含有源自美国技术的产品，因此在受到管制前，通过合规的贸易渠道，获得部分支撑企业正常发展的芯片。比如海康威视等，据称海康威视的安全库存，从常规的三个月，增加到了18个月到24个月。除了海康威视，还有更多的类似企业，尤其是头部企业，选择了囤货，原因无外乎3个：1. 担心美国出口管制扩大化，波及到自身。这个担心后来逐步变成现实，据不完全统计，除了65家的华为及其附属子公司，还有超过100多家的中国企业及机构，进入到了管制名单，这些企业无一不在有限的渠道内获取自身发展需求的产品，无一不进行大规模的囤货。2. 遍及珠三角、长三角的中小企业，担心因大企业集中采购造成市场价格上涨、采购成本上升，在可接受的价格区间内，向代理商、原厂下订单，并将安全库存周期进一步扩大。3. 不在中国大陆的其他外国公司，在美国的出口管制的威势下，开始寻求多维的供应链来源，而掌握上游技术供应的，也可能对他国企业发起类似的管制。比如日本对韩国面板原料的禁运，从侧面扩大了类似的事件影响，导致全球性的供应链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主要企业，也开始了大面积的采购。然而，正是这种因非正常的市场行为诱发的恐慌性囤货，将芯片的价格一波又一波地向上推。芯片陷入到一个复杂的死循环：越涨越缺，越缺越涨。一方面，下游客户采购，在市场环境复杂化、供应链生态恶化的背景下，对核心器件的需求被放大。原本一个月10K需求量，半年安全库存，算下来也不过60K需求量的器件。但现在采购因担心代理商、原厂不能交付，可能会将每月需求扩大，比如扩大到15K甚至20K，导致代理商、原厂的订单疯涨。另一方面，代理商、原厂的订单管理，也同样出现了巨大的挑战。从客户-渠道商-代理商-原厂的传统订单模式，是非正常的供货时期，出现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被称为“订单蓄水池”：客户A为了满足和保障自身的需求，在供货紧张时期，会选择“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采购政策，虽然芯片厂商有严格的代理商、渠道商管理制度，而且也要求同一颗物料在供应同一家客户的时候，不能出现2个及以上的供货渠道，但实际上大部分客户都会在OPEN BOM中默认提供二供、甚至三供的备选。于是客户会选择在一供、二供、三供甚至更多没在供应商序列的渠道商同时将需求订单下出去，这样的话，一供、二供及其他渠道的供货累加起来，可能就满足自身需求了。但是这些来自多个渠道商的订单来源，汇总到原厂手里，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客户的需求而已，但是这个需求，在下发出去的过程中，可能被放大了数倍。但是，每个最终汇总到原厂的订单，都是真实订单，对的，都是真实订单！这些订单来源，在供货紧张时期，很难做到筛查。这就好比蓄水池，从四面八方进来的水，不断的汇集，而又短时间内没有出货口，导致的结果就是客户手里没货、渠道手里没货、原厂产能爆满。而原厂缓解产能需要一个时间，尤其是诸如台积电这样的晶圆代工厂。要弥补挤占其他企业的产能给华为进行排产的空窗期，又重新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准备和恢复。此外，华为在手机市场的受阻，留下的巨大空缺，导致各大手机终端厂商的激烈争夺。供应链消息，OPPO向供应链下出去的订单增加了7000万台，vivo则是8000万台；而志在必得的小米增加了1亿台，坊间甚至传闻小米将TDK的某个滤波器工厂的产能打包了。在国内存在感极弱的三星，虽然没有公开增加的数量，但是从闻泰被韩国系滤波器厂商wisol砍单接近一半的数量，大体可以预估出三星的增加量约为5000万台。这些增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华为的实际出货量，而且也忽视了华为出售的荣耀，在存量见顶、增量放缓的情况下，巨大的订单吞噬了上游供应商巨大的产能。加上快消品的出货量巨大、摊薄后的生产成本低、利润率高的情况下，晶圆代工厂的转产转单也就能理解了。抗疫物资如额温枪、测温仪等爆发性的天量需求，又从侧面抢占了其他行业的产能，毕竟这些正在成为必需品。全球性疫情、得州冰灾、工厂罢工、地震、缺水缺电、失火等天灾人祸，将芯片缺口进一步激化，涨价在所难免。三、一边涨价一边炒货2020年6月中旬，在华强北的一些现货群里面，有点渠道资源的卖家开始放出一些消息：ST要涨价了。作为全球最大的通用型、车规级MCU企业，ST的涨价，势必会成为行业的方向标。此后，最常用的STM32F103系列芯片，开始出现波动跳动。进入8月后，在经过几次小波动后，陡然大幅度涨价。涨幅之大、涨幅之快一改以往半导体行业其他器件的10-20%涨幅的常态，而是百分之几百的增长。到了九月底，另一则消息在业内不胫而走：F103、F030都是ST的老工艺，台积电现在不接ST的订单了，4Q一定缺，明年1Q也很大机会缺。这则消息，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1. 台积电逐步放弃老工艺的产能，转为更为成熟的工艺；2. ST涨价会延续一段时间，按照Q4到Q1，至少半年以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预测，不仅准确，而且缺货延续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最初的时间，截止到现在，一年过去了，还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与ST现货市场的涨价不同，去年国内企业却是最先通报官方涨价的。去年9月22日，富满电子（300671.SZ）发布第一轮调价通知，一些产品在公司原标准报价的基础上调2分，且必须收现金。10月13日，富满发布第二轮调涨通知，部分产品在原价基础上，再上调0.05元，涨幅达到近50%。紧接着12月16日，富满发布第三轮涨价通知，覆盖全公司产品。随后，国内的芯片公司开始的大面积的涨价函，在和很多客户沟通的过程中，很多采购调侃道，以前和供应商谈都是谈“年降”，现在和供应商都是谈“少涨”。以前是收报价单，现在是收涨价函。富满的涨价，其实只是本轮涨价的缩影，背后的真实情况是：没产能。在芯片供应链生态的分工中，中国台湾地区定位为代工，而全球超过一半的晶圆产能，集中在台积电一家手中，加上联电、力晶、世界先进等，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晶圆代工产能集中在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最大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的份额，仅占6%左右。中国最多的是芯片设计公司，他们只有设计能力，没有制造能力，他们要将设计好的芯片生产出来，要靠晶圆代工厂。整个2020年12月，芯片贸易商朋友圈最热闹的，是国内之前以低价，抢占STM32F103系列通用型MCU的厂商。包括兆易创新的GD系列、航顺的HK系列、华大的HC系列以及极海的AM系列等几家，他们以PIN to PIN替代STM32F103为卖点，迅速切入原本属于ST的市场。从当时看，他们成功了，送样、测试、下订单，想着ST半年甚至一年的交期，至少有可以替代的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春节之后，很多客户开始催货，得到的结果无外乎缺货，延长交期。要么等，要么取消订单，而且还要面对涨价的现实，是的，这些厂商的价格涨幅，不比ST的低。一些测试了多家产品、改了多次电路板的客户，绝望了，放弃了。缺一颗料，意味着产品不能上线贴片，不能出成品。摆在客户面前的只有三条路：1. 改板，即找替代料。前期可能只需要找一颗MCU的替代料，随着全行业性的缺货，需要寻找替代料的情况越来越多，从MCU到电源芯片到音视频芯片，可能都面临做切换。很多产品从项目立项之初选定的MCU型号，可能是ST的，但是在开发过程中，在ST的公版原理图上开设做调整，换了MCU，意味着要换辅料，换完辅料，开设调软件、调程序，然后烧录，进入测试验证环节，等验证可以后，没货。于是开始验证其他的，可能是兆易创新的，也可能是航顺的，一轮又一轮下来，MCU好了。但是，电源芯片又缺了，又开始做替代，中国台湾地区的矽力杰、国内的圣邦微等开始起来，可是还是缺货。动辄从4周、8周的交期，延长到24周、56周甚至没有交期，如果等不到交期，只能选择其他方式来缓解。2. 接受市场价，漫长的交期，让市场进一步加剧了炒货的行为。由整个华强北支撑起来的现货市场，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地。这里生存着无数的代理商、分销商、渠道商，他们中几乎所有的卖家都涉及到炒货。当客户下订单后，通过代理商流转到原厂地，叫期货。而原厂为了缓解产能压力，要求代理商做适量库存的，叫现货。期货的价格很低，叫订货价；现货市场的价格，则可能很高，叫现货价。现货价的存在，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原厂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代理商通过现货市场获得一定的额外利润。加上消费品市场中成品的生命周期短，很多小企业根本无法像大企业甚至车企那样做半年、一年的生产计划，导致很多小企业无法进入原厂的供应链体系内，那么他们物料的来源，更多的来自于庞大的现货市场。现货相比于期货，可操作的价格空间那就非常地大了。几乎所有芯片原厂对供货价都有管控，但是对现货价，则是无能为力的。去年12月底，在NXP发布涨价函的同时，本田某款车型用到的一颗NXP的车规级MCU，型号是MCIMX6D6AVT08ADR，正常价格是18美元上下，由于方案已经通过广本和东本的测试、认证，换的话短时间内基本上不可能，但是原厂没货、交期52周。方案的供应商只能寄希望于现货市场，有，这颗料在万能的华强北找到了，但是价格贵的离谱：160美元，一分不少。最终，这款车型削减了产能，原本计划每个月50K的需求，硬生生被砍掉。3. 如果不接受交期，也无法接受现货市场的高价，那么只能是砍掉项目。国内一家生产思科认证的交换机的公司，从去年9月份开始，开始缺一颗芯片，这颗芯片实际上在平常是不会缺的，芯片的供应商是一家中国台湾地区的二线品牌，叫创惟，型号是GL3520-OVY22 QFN-88。因为是思科认证的，从项目立项到认证结束，前后花了22万美元，这是一个高价值、长生命周期的产品。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这颗料从原厂回复拿到的信息是：“交期12周”，“交期24周”，“交期36周”，“暂时没有交期”。到了去年12月底，正常情况下原本只要人民币20元上下的芯片，涨到了360元人民币，问题是还买不到货。很对业内人说，华为当时全球性扫货，很多中国台湾地区原本只属于二供的二线品牌的产能，几乎全部被华为吃掉了。最终，这款产品的开发方，一直等到今年6月份才拿到原厂的货，但是与每个月60K的需求相去甚远，只有2.5K，还是分货来的。四、产能到底去哪里了？以整车厂为代表的客户，今年是最难受的。那为什么会整车厂会放弃最为看重的原厂渠道，以高价在现货市场购买所需元器件？答案只有一个：现货市场有货。以某整车厂购买的这批被认为是FPGA的芯片为例，虽然国内有高云半导体、安路半导体等厂商可以供应，但是由于出口管制和专利等限制，以高云为例，最高制程也仅仅为55nm，而国外巨头赛灵思，已经到了10nm的制程。众所周知，FPGA是几乎所有芯片设计和验证中要用到的产品，芯片被设计出来，一大部分会先在大型FPGA中“跑一趟”，这种跑一趟就要求FPGA足够强大、性能足够吃下在里面跑的芯片，而这种类型的FPGA在现阶段的国际贸易背景中，是被限制出口的。同样的还有DSP芯片，在一些远程大型音视频会议矩阵中，会用到吞吐量很大的DSP芯片，比如一个ADI生产、型号为LTM4644的DSP芯片，正常情况下价格约为80美元，但是在今年年初，涨到了300美元以上，这种涨幅是非常不正常的。既然现货市场有，那为什么在原厂长交期（26周到56周）甚至无交期（不承诺交付截止日期）的情况下，现货市场的货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这一直是华强北的卖家们的生存之迷。从公开信息看，华强北的所有产品中涉及到进口的都是通过正常报关进来的，那么这些芯片能进入大陆市场并正常销售，那肯定离不开炒家们的操作。程总是某个品牌的代理商，他说，仅某个品牌的车规级芯片，他就屯了五六千万美元的库存了，而且如果原厂持续出货，他还要继续吃进来。当问到他不出货就不怕这些库存变成死库存的时候，他说，不会。原厂不会眼睁睁看着这批货死了的。为什么？因为原厂也要维持利润，如果代理商通过正常的订单获得物料，那么原厂是要出货的，而且很多吃进去产能的代理商，其实与原厂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原厂不会轻易对代理商动手，即便明知市场缺货。但是代理商本身也并不是一直捂着不出，他们也针对性的出一些货给终端。但是价格很高。比如一颗原本只要6毛的晶体振荡器，他们出给终端，价格至少在2元人民币以上。这种不大规模出货的行为，被认为是：“护盘”。这种股市中存在的资本行为，被人为的运用到了芯片的现货市场。这一轮的涨价，原厂如ST涨幅最高到15%，但是ST的一些产品价格，涨幅已经超过10倍还不止。比如TI的价格，其官方商城的价格，一直很低，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无货，货期栏目里面，几乎都是24周以上的交期，在现货市场，TI车规级的产品，涨幅几乎都是5倍以上，很多也是跟ST一样，到了10倍不止。当整个市场的价格上去之后，很难再回到常规水平，现货市场的高价，一半是被长交期支撑起来的，另一半则是人为的炒上去的。未来会怎么样？业内认为，国外现阶段几乎没有代工厂进行晶圆厂的建设，2018年、2019年投资新建的晶圆厂几乎都在国内。在国外，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三星，其新建都只在规划中。要缓解产能，无外乎增产、扩产。增产方面，从2021年半年报看，台积电增产幅度达到20%，这意味着台积电几乎释放了所有产能。另一个晶圆代工厂联电，为了满足产能需求，MTK甚至买来设备给联电进行增产——但是公开信息显示，在过去两年中，两家最大的晶圆代工厂都没有新建产能投产。而国内新建的晶圆厂中，最快的粤芯计划是在2022年Q2实现流片，Q3实现量产；中芯国际南方2厂，计划是2023年Q1流片；同时华虹新建的无锡厂，8吋的已经量产，12吋的没有看到公开信息，最快会在2021年年底有消息；此外，国内投资的还有泉芯等数个12吋晶圆厂，如果这些晶圆厂投产，同时配套的原材料也能解决的话，产能会得到很大的释放，也许到时候芯片的价格才会回归到正常水平。至于今年，大概率会一直缺货，而价格，3-4毛的板载MCU，铁定是回不去了。刚过去的8月底，英飞凌和微芯已发布涨价函，也许，9月份以后，国际大厂还会跟随，进行涨价。一些国内现阶段没有的，如大型FPGA、DSP则可能会一直维持在高位，毕竟国内暂时还没有突破，暂无替代。车厂？连与MCU厂商瑞萨绑定的最死的丰田都缺货，加上丰田的精益管理做得最好的情况下都缺货，其他家焉有不缺的？...
5G融合应用正处于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期，目前国内的5G基站数量即将突破百万大关。在此前举行的2021世界5G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表示，目前我国已开通建设5G基站99.3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95%以上的县区和35%的乡镇，5G终端手机连接数超过3.92亿户。但商用两年来，关于5G的“噪音”也不少，全球各个国家商用的步伐不一致、成本高居不下、应用的碎片化都让5G应用的快速落地变得不那么乐观。5G网络到底拥有多大的变现能力？爆款应用是否已经足够成熟？目前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时间回答。5G以及6G技术对比（来自于三星报告）但从战略的布局来看，作为未来最有商业前景的技术布局，5G代表的不仅仅是新一代通信技术革命，更承载着6G来临前的“连接经济”探索的重任，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已开始启动6G研究及布局，而根据最新的消息，我国首届6G研讨会也将在近期召开。根据中国信通院官网消息，IMT-2030（6G）推进组将在9月中旬围绕6G潜在关键技术主题进行讨论，内容包括6G无线融合通信及新频段、6G无线新物理维度及技术和6G网络架构与技术，涵盖增强型无线空口技术、新物理维度无线传输技术、通信与感知融合技术、内生智能的通信网络、新型网络架构、网络安全等十多个重点科研领域。而国内厂商方面，已有华为、中兴、OPPO和vivo等厂商公开表示，已对6G技术展开研究工作。9月11日，华为发布轮值董事长徐直军签发的公司总裁办电子邮件，表示6G将在2030年左右投向市场，华为在2017年开始对6G研究的投资。“6G面临的技术环境更加复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边缘计算、异构计算、内生安全等都将带来影响。6G能否做出科学的选择，借鉴该借鉴的，吸收该吸收的，让6G因为这些多样化的技术变得更有价值，而不要只是变得更复杂、更臃肿。”徐直军说。中兴通讯则在2018年成立了专门的6G研究团队。中兴通讯首席科学家向际鹰在8月底的一场演讲中表示，“6G的愿景需求非常诱人，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技术现状并不乐观，最近关于非经典通讯技术的研究也非常热，但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很难做到端到端，而且离成熟度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向际鹰说。手机厂商方面，第一财经从OPPO获悉，该公司已面向6G组建预研团队，对6G业务和技术需求、关键技术、系统特性等展开早期研究工作，并已初步针对相关技术设想建立AI仿真训练平台。vivo也成立了6G研究团队，在内部预测中，2023年前6G标准协会将确定6G的愿景、指标与项目，并深入到技术层面的研发探讨、单点技术的验证。2025年将正式启动6G，用大约3年的时间实现6G标准制定，2028年左右会形成第一个版本，最终到2030年达成6G规模商用。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已成为6G专利申请的主要来源国。当前6G通信技术领域全球专利申请量超过3.8万项，其中我国专利申请占比 35%（1.3万余项，约合1.58万件），位居全球首位。但对于6G的长远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建华近日也在公开场合表示，要避免陷入技术演进的路径依赖，要以需求布局6G的研究和发展，不能以技术趋势代替应用需求。“6G真正的需求应该来源于市场，聚焦解决实际问题。一定要避免臆想、武断，不能以技术趋势代替应用需求。”陆建华说。...
从坊间流言到官宣收购要约、再到立案审查，SOHO中国有意“卖身”黑石集团的计划再度落空。9月10日晚间，SOHO中国在港交所公告称，黑石集团终止对公司收购要约。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黑石终止收购，也是自2020年3月后，黑石第二次对SOHO中国发出收购要约宣布失利。潘石屹似乎“跑不了”了。图片来源：公告截屏第二次收购要约落空根据10日晚间SOHO中国披露的最新公告，对于终止收购的原因，SOHO中国方面表示，鉴于目前满足收购要约的先决条件进展不足，各方一致认为无法在要约最后截止日当天或之前满足先决条件，经各方一致同意，黑石集团终止对公司收购要约。事实上，这并不是黑石集团对SOHO中国提出收购要约的首度失利。早在2020年3月，SOHO中国就曾公告披露，该公司正在与海外金融投资者洽谈进行战略合作事宜，可能导致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作出全面要约。彼时的交易对象，便指向了黑石集团。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黑石集团正在与SOHO中国进行私有化谈判，价格为6港元／股，交易额共计约40亿美元；黑石集团还将接管SOHO中国的债务。然而在相关谈判进行5个月后，当年的8月13日，SOHO中国对外发布公告称，因未达成共识，终止早前要约私有化事项。直到今年6月16日，SOHO中国公告确认出售91%的股份给黑石，这场为期近两年的私有化交易，才终于宣告“靴子落地”。据当日公告，黑石集团已发出全面要约以获得SOHO中国控股权，将以每股5港元，最高现金代价236.58亿港元（约合30·48亿美元）收购SOHO中国91%的股份，而SOHO中国将继续在港交所上市。此次交易完成之后，根据要约价计算，潘石屹夫妇将一次性套现142.81亿港元，仅保留公司9%的股权。此外，潘石屹夫妇将退出公司董事会，不再担任董事。终止收购“早有征兆”一纸“黑石终止收购SOHO中国”的公告，意味着SOHO中国“卖身”计划的再次告吹。在业内看来，黑石集团终止对SOHO中国收购要约，似乎“早有征兆”。这在SOHO中国一波三折的要约收购进展披露中，可见一斑。7月6日晚间，SOHO中国对外发布公告显示，将延迟寄发综合文件有关此前黑石要约收购事项。至8月6日晚，SOHO中国再度公告称，要约方（黑石集团）已于8月3日收到国家监管部门签发的通知，对黑石根据法律提交的申报，正式立案审查。彼时业内便有观点指出，如此大额的地产流入国外资本，按照流程须经过反垄断法的立案调查，SOHO中国或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通过审查。“从对外公告的表述来看，终结收购的原因在于满足先决条件的进展不足，同时也认为无法在最后截止日当天或之前满足先决条件。由于收购需要向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交收购审查申报相关文件及材料，因此不排除由于未通过监管机构审查，是终结收购的重要原因。”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表示，因为从收购价格来看，此次收购要约已经低于市场价，并且双方经历过多轮谈判，双方对于收购价格本身已不存在太大分歧。欲“跑路”背后SOHO中国是潘石屹离开万通独立门户后，和妻子张欣于1995年联手创建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主要在北京和上海城市中心开发高档商业地产。2007年登陆港股的SOHO中国，在上市时还创下了亚洲最大的商业地产IPO纪录。彼时，也成为了潘石屹和SOHO中国在商业地产领域风头无两的“高光时刻”。然而好景不长，自SOHO中国2012年8月宣布从“开发销售”向“开发持有”模式转型以来，该公司营业额、净利润等核心指标呈现出连年下滑态势。公开数据显示，2018-2020年三个年度，SOHO中国的净利润分别为19.25亿元、13.31亿元、5.36亿元，同比分别下降59.33％、30.85％、59.77％。在业内人士看来，也就是在那时起，潘石屹开始“萌生退意”，并开始酝酿离开中国资本市场。公开资料显示，自2014年2月以52．3亿元向金融街控股出售上海SOHO海伦广场及SOHO静安广场起，潘石屹的“卖卖卖”的资产出售动作愈发高频。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几年间，SOHO中国通过出售资产合计套现约293.41亿元；期间，却再未揽入一个项目或一宗土地。不断抛售资产的过程中，潘石屹在公开场合谈“收租艰难”的表态也越来越多。在2017年11月举办的行业论坛上，潘石屹曾直言，作为“包租公”坐拥商铺收租的生意不好做了。“今天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我们的租金回报率是2%点多，不到3%。我们公司刚刚公布的年报，从银行贷款来的资金成本，是4.4%，这个4.4%的资金成本是全地产行业中最低的资金成本，所有的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成本都超过我们了，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把银行的贷款4.4贷过来，把我们的智慧、劳动、时间都花到里面去，还亏了2%，这个生意怎么做呢？”张波分析指出，SOHO中国目前本身持有的资产多以写字楼为主，并错过了住宅开发的规模化阶段，因此未来的收益主要依赖写字楼租赁，租金收入本身的稳定性可和持续增长性是影响长期利润表现的重要因素。虽然SOHO中国持有的物业多在一线城市，但近几年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租金普遍出现空置率提升以及租金下滑，并且从长期来看，租金上升的空间相对有限，这或许也是潘石屹选择套现离场的重要考量因素，未来考虑将资金投入到更具增长潜力和想像空间的领域，追求收益最大化依然可能是其发展方向。“其实，在当前行业严苛的调控背景下，卖掉资产也算是一个出路。”在同策研究院资深分析师肖云祥看来，潘石屹之所以要离开房地产，与其本身不看好房地产未来有关；此外，近年来SOHO中国的经营状况未见明显改善，利润也低，卖掉总比持续亏钱来得好。更多的数据也验证了商业地产的艰难。当初从“开发销售”转向“开发持有”时，转型为包租公的潘石屹曾大胆预测，随着租金升高，“五年后，SOHO租金年收入将超过40亿元”。不过五年之期早已过去，直到2020年，SOHO中国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也不过是21.92亿元。利润相关指标方面，2020年该公司实现毛利13.9亿元，同比减少7.9%，净利润同比减少58.8%至5.43亿元。在收入方面，租金收入15.37亿元，同比下降了16%，出售物业实现收入6.54亿元。同期，该公司净资产负债率约为43%，平均借贷成本约4.7%，总资产约707.04亿元，总负债约331.57亿元。据SOHO中国最新中报，2021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5亿元，同比下降45%；归属于股东净利润3.4亿元，同比上升67%；实现净利润约为3.43亿元，同比上升67%。期内，毛利约为6.59亿元，同比下降18%。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为14.92亿元，同比增长276%；总资产711.09亿元，总负债约为332.46亿元。就“黑石终止收购SOHO中国后，公司有无进一步出售计划”的问题，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企业表示，公告之外暂无更多回应。...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于9月10日正式启动。 9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共同举办了“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启动仪式，粤港澳三地同时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单个投资者最高可投100万元 根据《细则》，“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支持大湾区内地及港澳居民个人跨境投资对方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按照投资主体身份可分为“南向通”和“北向通”。 “南向通”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在港澳银行开立投资户，购买港澳地区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 “北向通”指港澳地区居民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开立投资户，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 对于内地投资者更关注的“南向通”。《细则》明确，开展“南向通”业务的个人投资者需满足三个条件：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具有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户籍或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连续缴纳社保或个人所得税满5年； 具有2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最近3个月家庭金融净资产月末余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或者最近3个月家庭金融资产月末余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而根据港澳金融监管机构颁布的《细则》，“南向通”可投资的产品主要为中低风险的经香港证监会认可的基金，债券，人民币、港元和外币存款等。 “北向通”的落地则为内地银行理财公司及基金公司带来机遇。 《细则》明确，“北向通”可投资的产品包括： 内地银行理财子公司和外方控股的合资理财公司，按照理财业务相关管理办法发行，并经发行人和内地代销银行评定为风险等级一至三级的固定收益类、权益类公募理财产品（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除外）； 经内地公募基金管理人和内地代销银行评定为“R1”至“R3”风险等级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相比于5月发布的《细则》征求意见稿，最终版在银行理财产品方面的规定更加清晰。 额度方面，《细则》规定，“北向通”跨境资金净流入额上限和“南向通”跨境资金净流出额上限均不得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 另外，“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对单个投资者实行额度管理，投资额度为100万元人民币。 银行将从中低风险投资产品入手 《细则》对参与“跨境理财通”业务的内地代销银行、内地合作银行、港澳销售银行及港澳合作银行均提出详细要求。 《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注意到，作为“跨境理财通”的重要参与主体，多家商业银行在前期做足准备的基础上，跃跃欲试。 “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正式启动后，工商银行第一时间向《中国银行保险报》表示，已组织其在粤深港澳的机构提前准备制度规程、系统研发、产品设计、风险防控、投资者保护等工作。 工商银行“跨境理财通”业务将严格遵循政策要求，按照“专户管理、资金闭环、用途可控、手续便捷”的思路，创新建立跨境理财服务机制，支持大湾区居民实现客户双向跨境购买金融理财产品。 招商银行表示，正在全力以赴做好“跨境理财通”的各项筹备工作，业务平台搭建基本就绪，能够通过系统实现资金闭环汇划和封闭管理，有效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和汇款路径的透明高效。 外资银行的参与热情也颇高。 《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注意到，除了进一步在大湾区增加人员配置，外资银行普遍专注于布局中低风险投资产品。 花旗香港总裁及总经理林智刚告诉《中国银行保险报》﹕“目前花旗香港正与内地的一家伙伴银行进行筹备协调工作，并已进入最后阶段。花旗香港将为‘南向通’客户提供超过100种中低风险类型的财富管理产品，包括债券、基金，以及多种外币服务。而为配合整体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我们计划在2025年底前在香港增聘逾1000名专业财管人员。” “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出发，我们计划先推出中低风险产品。以‘北向通’为例，初期我们会有超过20只基金进入‘跨境理财通’渠道销售，涵盖股、债等多种资产类别，包括中国新经济主题相关的基金，以及‘固收+策略基金’。”渣打银行（中国）总裁、行长张晓蕾向《中国银行保险报》介绍，目前，渣打银行在“跨境理财通”的服务流程、系统研发、投资者权益保护、内部制度等方面的筹备工作已接近完成。 总部位于香港的东亚银行表示，随着“跨境理财通”的推出，目前正积极扩充业务团队、拓展新的业务伙伴合作关系。为加强零售财富管理团队，东亚银行计划于未来3年在大湾区招聘300名销售人员。 恒生中国介绍，已建立和优化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强化产品选择和市场分析，预计在“跨境理财通”开通初期可为“南向通”客户提供超过140种涵盖不同资产及市场的基金，债券，人民币、港币及外币存款产品以供选择。...
A股成交量放大，外资的“功劳”不得不提。自8月20日大卖之后，北上资金一路高歌猛进。在此之后的15个交易日当中，仅有1个交易日是净卖出，总计净买入金额近600亿元，总成交金额高达2.2万亿元。在此期间，海外市场并不是一片太平，美股三大指数甚至出现了明显走弱的迹象。按以往经验，在这种情况之下，外资如此表现有些反常。那么，是否出现了“假外资”呢？近日，一位香港基金经理向券商中国记者独家透露，在香港业界，最近有一个信息流传甚广。那就是，有两家百亿级内地头部量化私募，在香港5倍杠杆配资，运用多空策略，在A股市场频繁操作。收益颇丰，而且回撤非常小，他们的规模扩张速度也很快。但他拒绝透露两家量化私募的名号。那么，这个信息的真实性究竟有多高？影响究竟会有多大呢？突传“假外资”，百亿量化是主角？一位香港基金经理向券商中国记者独家透露，据他收到的信息，现在A股市场的外资主力并非海外基金，而是在香港拿到牌照的内地量化基金巨头。这些基金在香港低息环境下放5倍杠杆高频交易A股。据说，交易频率是一周全部换一遍，资方配给量化基金那边的资金利率低于2%（杠杆率水平远高内地两融，资金成本亦远低于内地水平）。据上述香港基金经理介绍，假若一只100亿的产品，加5倍杠杆到600亿。这些量化基金一般一周会全部换一次标的，因此他们一周的交易可能高达600亿。然后同时完全做空沪深300等股指，策略上是市场中性，所以今年以来几乎没有大的回撤。截至目前，今年收益率是30%左右，虽然不是太高，但胜在没有回撤。该基金经理还透露说：“在香港搞了一年多以后，规模很快就可以从100亿干到1000亿。在香港配资相对容易一些。目前内地资金过来做量化，就是要申请一个牌照。这有一定难度，但也不特别大。找到懂行的人基本上大半年可以搞定，跟普通牌照一样，但是要找人。目前，在香港知名度比较高的主要是内地两家头部量化私募。”但他拒绝进一步透露两家私募的名号。在香港配资炒A股并非没有先例。2019年，市场曾对在香港配资进行过大讨论。彼时，港交所方面高官曾表示，香港配资并不容易。然而，当时亦有报道指出，2015年各大港资券商就纷纷开启了配资业务，其中耀才证券是最为激进的。后者当时提供的孖展利率低至3.88%，半年免佣金，还为开户内地投资者提供一万元交通费。在牛市高期，一家在港的中头部券商当年完成孖展利息收入接近13亿港元，为所有收入分项中最高单项。相比之下其传统的经纪业务收入仅为7.5亿港元左右。种种迹象表明，在香港配资的难度的确要比内地小很多，杠杆率也要高许多，资金成本却要低不少，资金的来源更是丰富许多。真实性究竟几何？那么，上述百亿头部量化私募在港运作的真实性究竟有多高呢？其实也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进行判断。首先，从外围市场与北上资金的联动来看，历史上，外围市场波动一般都会引发北上资金往外流。然而，在过去一段时间，情况并非如此。美股道琼斯指数已经连续两周调整，影响资金流向的美元指数上周则出现了反弹。但在此期间北上资金除9月8日外，其余时间皆是净流入，其连续性历史罕见。这是第一大反常。其次，从成交量来看，最近15个交易日的成交金额要比此前15个交易日高出2000亿元左右，更要比6月底到7月初那15个交易日高出近5000亿元。这意味着，近期，北上资金的规模和活跃度的确有较为明显的提升。这与历史上的情况也有较大区别，以2019年年头的小牛行情为例，市场越往上走，外资活跃度是略有下降的，净卖出频率是偏高的。这是第二大反常。第三，从策略框架来看，上述香港基金经理所说之中性策略也具备一定的可行性。2020年9月底，监管层面发布外资投资指引，从11月1日起，除原有品种外，合格境外投资者可投资于存托凭证、股票期权、政府支持债券等；同时，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交易、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以及债券回购交易，股指期货交易。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出，外资进行量化交易的基础是完全存在的。第四，从时点上看也比较吻合。因为，从去年11月开始，监管层面开始允许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股指期货等衍生品，而申请牌照需要大半年时间，从拿到牌照到融资运作也需要一定时间。前前后后算起来，恰好也到了今年七八月份。综合来看，内地量化基金在港利用高杠杆交易A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种现象是否普遍，规模究竟有多大，扩张速度如何？我们仍不得而知。对市场影响会有多大？近期，量化基金“吹”大A股成交量的话题不断被热炒。近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2021年第60届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会员大会暨年会上表示，在成熟市场，量化交易、高频交易比较普遍，在增强市场流动性、提升定价效率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交易趋同、波动加剧、有违市场公平等问题。最近几年，中国市场的量化交易发展较快。交易所对入市资金结构和新型交易工具怎么看？希望大家做些思考。那么，若香港市场真存在大型量化基金加杠杆进入A股的情况，影响究竟会有多大呢？首先，可能要面对的就是监管问题。2019年4月24日，香港金管局与证监会曾联合发布的一则公告令内资在港持牌金融机构站上了舆论风口，其公告中披露的复杂关联交易也令香港的配资业务再获大量关注。那一年，A股经历了一段小牛市，内地投资者在香港配资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也是在香港监管部门发声之后，市场开始走弱。此次不同的是，量化基金属于持牌机构。如果合规合法，不至于会有两年多前的事发生。但如何监管依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命题。其次，对市场而言，潜在的风险可能会比较大。若真有如此高的杠杆水平，一旦市场波动，可能会引发系统性杀跌风险。类似的事件其实今年已经出现了好几起：北京时间3月29日下午1时左右，瑞士信贷表示，旗下一家在美国的对冲基金因上周发生的保证金违约，该基金和其他数家相关银行将进行清仓。该事件导致的损失可能对第一季度财务造成“重大影响”。野村也于当日上午发布公告称，在3月26日（上周五），野村的美国子公司可能会因为一名美国客户的交易而出现重大亏损。此次事件，直接导致许多中概股无差别被抛售。今年7月，持有中概股的外资对冲基金也因中概股暴跌而出现爆仓，进而导致市场出现系统性大跌行情。...
（原标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对美团、饿了么、滴滴等10家平台企业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开展联合行政指导）9月10日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召开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就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对美团、饿了么、滴滴、达达、闪送、货拉拉、满帮、到家集团、阿里巴巴、腾讯等10家头部平台企业开展联合行政指导。会议指出，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问题较为突出，平台企业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准确理解和把握《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全面贯彻落实好《意见》要求，依法合规用工。会议要求，头部平台企业要“走前头做示范”，积极履行用工责任。要全面摸底依托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用工合作企业基本情况，抓紧梳理排查平台用工问题，对照《意见》要求制定整改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压实工作责任。要及时整改，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要依法订立劳动合同，保障其合法权益；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者要订立书面协议，按照《意见》要求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等权益。要修改完善与用工合作企业的合作协议，督促用工合作企业依法合规用工。要健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机制，充分听取劳动者意见建议，畅通劳动者诉求表达渠道，优化平台算法规则，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休息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建立健全劳动者申诉机制，保障劳动者的申诉得到及时回应和客观公正处理。会议强调，头部平台企业要发挥好行业引领作用，带头关心关爱劳动者，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中国童装行业到底是怎样的样貌？为什么服装大国没几个有广泛影响力独立童装品牌？前几年，当很多成人服饰靠打折降价生存时，童装行业就被普遍认为是服装领域的“最后一块蛋糕”。今年以来，放开并鼓励生育的一系列政策让童装市场再次火热。6月份，新生儿童服饰品牌“星巷”宣布获得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投资方为险峰长青，远识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7月份，深圳童装DTC（Direct To Customer，指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营销模式）品牌PatPat宣布完成5.1亿美金C轮系列、D轮系列融资。8月份又获得了软银愿景1.6亿美金的D2轮独家投资。而在近日，童装品牌“幼岚”宣布获得近亿元A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我国服饰行业总体虽然已经发展成熟，休闲服领域强将如林，男装和女装也渐成格局，但童装细分赛道却还未成定势，在低线城市及农村充斥着无牌产品，而在一二线城市，则呈现出一种“百团大战”的局势。中国童装行业到底是怎样的样貌？为什么服装大国没几个有广泛影响力独立童装品牌？1、服装领域的“最后一块蛋糕”中国童装业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在很多中年人的记忆中，小时候没那么多合适的衣服穿，好不容易换件新衣服也得买大一码，以便能多穿一年。甚至经常是哥哥姐姐穿了，弟弟妹妹再捡过来穿。当时由于受到商品供应不足和家庭收入的制约，儿童成衣消费还不能普及，寻常家庭都会买布料自己做或打毛衣，逢年过节了给孩子添置一两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们的养育观念开始改变，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开始追求不仅让孩子吃得饱，还要穿得亮。市场上的童装花样、款式、面料也开始变得丰富。因此，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童装市场在一片成人服饰的红海中开始冒头。之后，社会与家庭对孩子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儿童消费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有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14岁以下儿童的人数达2.48亿，其消费在家庭支出中占到了30%—50%。肉眼可见的现象是，现在无论线上线下，涉及儿童的购物和娱乐也越来越多，商场中最繁华、最有活力的往往就是儿童活动区，拖动着全家老少一齐去商场消费，盘活了商场的餐饮、购物和娱乐。除了教育、医疗，童装无疑是儿童消费中的重点项目，儿童生长发育速度快，每年都会对服装有新需求，如果再追求一下品质，花费自然就上去了。而童装最终的购买决策者，还是父母，他们的偏好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童装市场。所以，当一大批在互联网热潮中成长起来的辣妈潮爸渐成父母后，与老一辈“不要饿到冻到即可”的养育观念截然分开，追求的是时尚与潮流。综合下来，童装市场自然是潜力巨大，2018年市场规模就突破了2000亿元，预计到2024年，这个数字将突破4000亿元。在我国成人装及休闲服市场增长疲软，早就呈现饱和之势时，童装行业却是个成长中的“朝阳产业”，让众多商家和资本纷纷入局。天眼查数据显示，近十年来，童装相关企业总量持续上涨，目前有超46万家童装相关企业。商家和资本看好的不仅是服装领域的这“最后一块蛋糕”，放长远看，也是在赌未来，儿童终究会长大，而从小就接触的某个品牌，很容易烙印到他们的心智中。所以，搞“儿童经济”，下得就是一盘大棋。但相比成人服装行业，在童装赛道中，却鲜有实力强劲、被广泛认可的独立品牌。行业龙头巴拉巴拉的市场占有率为7.5%，其次为安踏、阿迪达斯、优衣库等的童装系列，而小猪班纳、安奈儿等独立童装品牌的市占率还不到1%。排名前10的童装品牌市占率加起来也只有15.8%。可见这个市场比较分散，单个品牌竞争力很有限。所以，作为服装大国，虽然男装、女装、运动装等各个领域都有一批实力强劲的品牌，但在儿童服装领域，除去从成人装延伸过来的品牌，始终没见几个名气大、产品不错、有品牌影响力的独立童装品牌。80%多的消费者就是在万千不知名品牌中挑选童装，这里面充斥着仿冒品、劣质品和同质化产品。2、童装“一哥”无品牌童装行业的分散和无序在广东佛山表现得尤为明显。十多年前有这样一种说法：全国童装看广东，广东童装看佛山。改革开放后，务实、勤劳的佛山居民用边角布料，缝制出了一个影响中国乃至国际的“中国童装王国”，童装盛世可见一斑。“佛山童装”一直以来都是佛山响亮的产业名片，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优秀代表，但是从最近10年来看，似乎我们很难再次感受到“佛山童装”这四个字在当年所拥有的市场人气与商业影响力。2000年后的十年是童装行业过得最舒服的时候。据说当年的佛山聚集了6000多家童装企业和8000家童装配套型企业，“佛山童装”在国内每年的产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3，中国童装行业中有25%的知名童服品牌出自佛山。从崭露头角到门庭若市，十年的时间，熙熙攘攘的大货车、小货车摩肩接踵，把各条路口堵了个水泄不通，很多外地老板的童装梦都是从佛山进货开始。佛山童装发展的这几十年间，正好赶上了我国劳动力红利的释放。不少服装企业采用贴牌加工的生产模式，低成本且高效的生产着，大大小小的加工厂短短几年就赚得盆满钵满。然而，贴牌生产给童装企业带来利润的同时，也往往让企业忽视服装的研发设计、忽略对市场需求的洞察，从而成为中国早期童装品牌的最大软肋。随着城市和产业双转型时代的到来，以贴牌加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品牌意识开始觉醒，有些服装代工企业在发展中开始建立自主品牌，但更多童装代工厂还在市场上垂死挣扎。“城中有村，村中有厂”这种产业布局成为制约童装产业发展的一个难解之结。佛山童服业在经历了金融危机招工难、成本上涨的风波后，仍没有形成品牌意识，没有建立起行业标准，仍然遵循“便宜才是硬道理”的生存法则，几千家童装企业，没有一个能叫得响的品牌，中国童装行业的发展难以为继。2011年，有着十多年历史的佛山核心童装小镇环市童服城被拆迁，佛山童装的风光不再，一个产业链的积累了十年最后被掐断，其中的曲折和无奈尽显。在这种严峻的局面下，很多童装企业经营者暴发户心态泛滥，索性放弃那些非常微小的利润，关门大吉转去购房买楼。可以说，佛山童装产业停滞发展了五六年，这时，放眼全国，浙江织里、山东即墨、福建凤里的童装产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到2021年，浙江织里已经取而代之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小童装生产基地，有童装企业1.4万余家，年销售额超610亿元人民币，独占中国童装市场三分之二。然而，其产品依然主要定位于批发市场和农村，鲜有影响力较大的品牌。3、童装市场为何“小而散”？织里童装生产的状况是全国童装生产的一个缩影。北京、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是先进的品牌化企业的主阵地，其加盟店入住了大大小小的商场，但对应的消费人群相当有限。很大部分低线城市和农村的消费者，购买的仍然是来自织里等地区的童装。根据Euromonitor的数据，2017年，中国儿童鞋服市场中，无品牌市场占据了65%的份额，随着人们品牌意识的提高，虽然市占率有所下降，但仍在一半以上。童装的市场“小而散”的特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童装本身的属性。童装涵盖了0-14岁年龄段人群的全部着装，可以细分为婴儿装、幼儿装、小童装、中童装、大童装等，种类缤繁复杂。而婴童身体成长发育快，服装尺寸变化频繁，加上不同孩子在成长中高矮胖瘦参差不齐，衣服更换很频繁，大部分只穿几个月甚至更短。所以，童装产业链难以规范化和标准化，很难制定固定且全面的行业标准。其次，相比成人装，童装利润率更低。一般认为，一件童装用料只有成人装的三分之一，但卖价并不比成人装便宜多少，利润应该更高，其实不然，因为在供应链环节，童装的品质要求和质检比成人装更严格，生产成本也更高。再加上各类童装适用的年龄段和身形差别很大，线下门店进货时务必得全套，即商品编号齐备，毫无疑问会提升供应量，减少毛利率。此外，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对童装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的样貌。黄峥曾说“五环内的人不懂拼多多”，懂拼多多的人不一定懂品牌，因此“五环外的人不一定懂品牌消费”也不无道理。小丽是四线城市的一名35岁宝妈，刚生了二胎的她偏向在线下实体店给小宝宝买小童套装，新生宝宝皮肤比较嫩，质量是第一考虑因素，看得见摸得着的衣服买着才放心，品牌首选童泰、好孩子等，物美价廉；相比之下，五岁的大宝宝就不需要操心太多，以质量保证为前提，怎么好看怎么买，是不是大牌是次要考虑因素。而小云作为一名生活在一线城市的95后宝妈，她认为任何商品价格有高低，品质就有好坏，刚出生的婴儿抵抗力弱，材质、品质和安全性是最重要的，相对来讲大品牌会值得信赖。此外，她认为，孩子的衣服不仅仅是穿在身上的衣服，还包含对品味和生活的追求，除了对质量有要求外，对款式也很在意，价格反而放在最后考虑。在三线城市开了5年童装店的小徐做过散货也做过加盟，她透露，童装毛利不高，特别在三四线城市，童装的消费能力稍显薄弱，童装行业跨度较大，货品难以齐全，散货的入门门槛低，这对于囊中羞涩的创业者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专门加盟一个品牌会有很多缺陷，比如加盟的价格太高、进货不自由、款式不够新潮、价格不理想等，再加上三四线城市大批的父母其实对品牌要求还没那么高，时尚敏感度也比一线城市低得多。而如果做散货的话，好处是品种多，价格低，所有的货自己说了算，卖价自己定，因此利润相对较高，跟消费者0距离接触，因此也能迎合消费者心中的时尚。开服装店不同于其他行业，干几年挣的都是库存，你会发现你挣的钱又都买了货，打价格拼不过电商，说设计干不过国外的，论质量，一半以上都是杂牌童装，占“剥削”大头的还是租金，近年来不断上涨不说，如果想做一个大的品牌，就得开在地段比较好的商场，又得扒一层皮。这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爆发，服装纺织业苦不堪言，童装是受影响非常大的品类，很多渠道商都积压了大量库存。智者顺时而谋，在不可改变的大环境下，很多童装老板把眼光转到了线上，孕婴童市场的商业模式随之发生了一些改变，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全渠道模式成为主流。开网店最大限度节省了成本，砍去了一部分店铺租金、水电费等。但是，电商童装近年来的通病就在于品牌商无心搞设计、款式，都在看淘宝大数据哪个款式卖得好，然后复制粘贴以网红同款自居，不仅出现在童装届，成人装风气更甚。特别是近两年以“快、准、狠”拿下年轻人的快时尚，成了抄袭模仿的重灾区，本就鱼龙混杂的童装快时尚风气更甚，以三下五除二的速度更新迭代，大家都挤在这个以抄袭为主的低端制造行业其乐融融，换个颜色就是新款上市。这种抄袭之风不仅蔓延在无名无氏的杂牌中，在成装领域颇有成就的H&M、Zara、太平鸟等都被爆抄袭，每年双十一带货成交额上亿的某网红主播某梨也频频被爆出抄袭童装。总之，这些价格便宜的“同款型产品”虽然在搭上“网红/明星同款”的顺风车中取得蝇头小利，但最终将致使品牌单一、毫无新意。4、不下沉，难做大早在上世纪末，国外童装品牌在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有不少外国童装品牌入驻中国试水，均在中国获取了一席之地。但洋品牌的大举入侵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国外市场疲软，中国经济仍一枝独秀，相对比较平稳。在童装市场一片蓝海的客观情况下，国外品牌气势汹汹地在中国走马圈地。较早进入中国的品牌当属意大利高端童装品牌Mirtillo，主打中国高端市场，凭借着高知名度、产品高质量等，一件童装动辄上万，站在童装消费品尖端的奢侈品行列。除此之外，像Burberry、Dior、Armani、Fendi等奢侈品牌推出的童装价格高昂，他们更多是为了吸引到本身就喜爱该品牌的成人，为自己的小孩购买同品牌童装。当然，曲高必定和寡，下里巴人才是迎合广泛市场的法宝。在过去高收入人群占比不高的中国，奢侈童装的定位稍显狭窄，Mirtillo等一众顶尖奢侈童装品牌难以做强做大。在第二梯队的高端市场，也基本是洋品牌的天下。Zara kid、Adidas kid、优衣库、H&M、迪士尼、Gap发展势头凶猛。即便外资童装企业扎堆进入中国市场，但是结果并不理想，虽然这些品牌规模不小、产品质量也没的说，但依旧难以打开局面。除此之外，国内老牌运动休闲服装巨头安踏、李宁等也随之纷纷杀入儿童市场。现今，安踏旗下拥有安踏儿童、Fila儿童、小笑牛，并由此开启儿童体育用品市场的多品牌战略。李宁在童装方面的大动作就是对原有李宁Kids进行品牌重塑，升级为李宁Young，针对3-6岁的好奇孩童和7-14岁的活力少年，设定两条产品线，将服鞋产品涵盖范围扩为跑训、篮球和运动时尚等品类。安踏、李宁等上市企业通过已打响亮的运动品牌来抢占市场，他们资金雄厚、经验丰富、渠道完善，以占领高端市场为终极目标。运动品牌加紧布局童装行业，成人服饰也不示弱。本土品牌太平鸟、江南布衣、红蜻蜓、海澜之家等在过去几年纷纷入局童装赛道。成人服装和国外品牌分去了童装行业一大块蛋糕。以巴拉巴拉、小猪班纳、铅笔俱乐部、ABC童装为代表的老牌童企，近年来保持稳定发展。其中成立于2002年的时尚童装品牌巴拉巴拉，主要依靠“大而全”的产品线，以“主品牌＋系列子品牌”多品牌战略为架构争夺自己的疆土。其业务全面覆盖0-16岁儿童的服装、童鞋、配饰品类，瞄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中端市场。除了巴拉巴拉，旗下还有其它子品牌：梦多多、马卡乐等，面向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细分行业，每个童装品牌的定位和风格均不同。一二线城市，一场童装品牌的“百团大战”已经形成，童装板块火药味十足，大家都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虽然没有一家能突破百亿级营收，但已整体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市场格局。头部童装品牌在一二线城市打的难舍难分，但曾风光无限的“童装第一股”却深陷连年亏损的窘境。注册于1999年的“Annil安奈儿”品牌，于201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成为国内A股童装第一股。上市之后，公司门店数量开始稳步增长，但整体业绩反而大不如前，一直以来增收不增利。特别是近两年来亏损越来越严重，安奈儿的财报显示，2020年全年亏损接近5000万元，门店关闭超过200家。为何消费者越来越不愿为其买单？太贵了。安奈儿主打高端市场，很难满足部分群体对于性价比的需求。几百块一件T恤的价格让家长无心接受，这样还不如去买大牌。虽说如今的家长乐意给孩子买单，但孩子基本每个月都得买衣服，价格太高，不会被大多数一二线城市之外的消费者接受。此外，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安奈儿的产品品类太过单一，近80%的收入都集中在大童装产品。随着近年来不少高端童装品牌迎来快速发展，童装品牌在一二线城市渐趋饱和，而很多低线城市市场依然空白，品牌发展宽度受限，低线城市消费者的品牌意识觉醒对儿童服饰市场规模的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在拼多多随便搜一搜童装，你会发现，100元以下的童装销量不低，我国下沉市场有十亿人口，潜力巨大却没有一个叫得上名字的品牌，因此如何整合低端，如何造一个童装届的“小米”？与其头破血流挤进高端市场，各大品牌不妨提前布局下沉渠道，利用差异化竞争出圈，不然，再牛的童装品牌也可能成为下一个安奈儿。...
编者按中国的基金投顾刚刚起步，美国的投顾市场日益壮大。7月6日，证监会公布消息称，目前首批基金投顾试点机构合计服务资产已逾500亿元。相比之下，根据平安证券统计，目前美国基金投顾规模高达83.7万亿美元。面对这一巨大的蓝海市场，国内各大机构也是蓄势待发，争先布局。南财理财通成立基金投顾课研究小组，旨在发现基金投顾价值、厘清现状，为行业发展做参考。本篇，南财理财通课题组将聚焦分类分析5家公募基金和3家第三方销售机构基金投顾组合的业绩情况。94个投顾组合，激进型占比最高达33%根据南财理财通课题组统计，5家公募基金和3家第三方销售机构共计提供了94个基金投顾组合。根据基金投顾组合的大类资产配置情况，南财理财通课题组将94个基金投顾组合分为六大类。分别是激进型基金投顾组合、积极型基金投顾组合、平衡型基金投顾组合、稳健型基金投顾组合、保守型基金投顾组合和目标盈基金投顾组合。按照上述分类，南财理财通课题组选取“近一年”为时间维度，“涨跌幅”“最大回撤”为分析指标，对成立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基金投顾组合进行业绩分析。“超级股票全明星”霸榜第一 自家基金配比有上限吗？从收益指标来看，截至7月13日，有4个激进型基金投顾组合近一年上涨超过20%，12个激进型基金投顾组合近一年涨跌幅在15%-20%之间，21个激进型基金投顾组合涨幅在10%以上。24个激进型基金投顾组合近一年平均收益率为16.86%。而wind数据显示，沪深300同期上涨了8.18%，普通股票型基金同期平均收益率为31.27%。激进型基金投顾组合的平均收益率跑赢沪深300，但跑输普通股票型基金。而具体到细分基金类型上，24个激进型基金投顾组合中有5个均明确投向指数基金。其中，南方基金的“司南多因子蓝筹指数组合”和“司南多因子成长指数组合”近一年涨跌幅分别是19.45%和18.04%，而同期被动指数型基金平均收益率为12.99%。两款组合均跑赢了被动指数型基金。从风险指标来看，24个激进型基金投顾组合近1年最大回撤大多出现在年后核心资产大幅回调的时候，平均最大回撤率为15.48%。而同期沪深300最大回撤率为15.18%，普通股票型基金平均最大回撤率为15.98%。激进型基金投顾组合的整体回撤处于平均水平。具体来看，中欧的“优势行业全明星”和嘉实的“神鹿一号”近一年最大回撤率均大于20%。而接近60%的激进型基金投顾组合近一年最大回撤率在15%以上，整体受权益市场影响波动较为明显。此外，“长赢指数投资计划-S定投”近一年最大回撤率为8.34%，也是激进型基金投顾组合中唯一一只回撤小于10%的组合。综合业绩指标和风险指标来看，中欧的基金投顾组合表现优异。“超级股票全明星”“90后水滴养老”和“85后水滴养老”包揽Calmar比率前三名。其中，“超级股票全明星”收益回撤比高达1.94。对此，中欧财富在接收课题组采访时称，“超级股票全明星”基于“核心+卫星”的投资策略，核心配置基于对基金产品和基金经理的评估，选择长期业绩持续优异型基金作为基础配置，力争获取长期较高的Alpha收益，密切跟踪基金经理投资业绩的可持续性；卫星配置结合对基本面、技术面、政策面等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适度调整仓位进行择时操作，并通过投资于不同风格的基金，在大小盘、价值成长风格和行业（债券型基金为久期、杠杆、利率、信用等）等方面进行配置调整，密切跟踪基金经理可能的风格漂移。从底层持仓情况来看，中欧财富APP显示，该组合最新一次调仓是在二季度末，调仓后配置了12只基金。其中，中欧基金旗下自家基金占比达到了75%。对此，华南一大型公募的基金投顾投资经理告诉记者，基金投顾组合配置自家基金主要是因为对自家基金较为熟悉，而外部基金仅通过调研了解有限。但同时，一家基金公司很难在多个行业都有表现突出的基金和基金经理，所以需要全市场选基。该投资经理认为，配置比例超过70%确实较高，并透露自家基金投顾业务配置内部基金的比例在50%左右。课题组认为，配置比例过高或有做大自身基金规模的可能。对此，中欧财富回复称，目前“超级股票全明星”最新持仓中欧旗下基金占比约为50%。且根据中欧财富9月6日统计，目前外部基金在中欧财富“活钱管理”“稳健理财”和“财富成长”策略中占比分别是65%、70%-80%、50%-100%。同时，中欧财富也表示，配置中欧旗下基金主要是考虑到自家成份基金无需收取申购费和调仓赎回费（计入基金财产之内的除外），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费率优惠。“积极型”组合收益走低，竟跑不赢偏股混合型截至7月20日，积极型基金投顾组合近一年平均收益率为14.8%。而沪深300同期上涨了12.42%，偏股混合型基金同期上涨了29.46%，积极型基金投顾组合跑赢沪深300，跑输偏股混合型基金。从风险指标来看，9个积极型基金投顾组合近1年平均最大回撤率为11.08%。同期沪深300最大回撤率为15.17%，偏股混合型基金平均最大回撤率为14.09%。可以看出，积极型基金投顾组合的整体回撤较小。综合收益和风险指标来看，偏股混合型基金相比积极型基金投顾组合的收益率更高，但同时最大回撤率也较高，堪称“高收益高风险”。建议投资者不该单纯依据业绩情况选择，而应该综合评估自身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具体到组合层面来看，在榜单前三名中，南方基金占据两席。排名第一的“司南股债积极组合”近一年涨幅达到20.33%。蓝筹风格的“司南股债积极蓝筹组合”近一年涨跌幅为19.60%。但从风险指标来看，上述组合近一年最大回撤率都在14%以上，处于同类较高水平。而从Calmar比率来看，中欧财富的“70后水滴养老”、盈米基金的“长赢指数投资计划-150份”和南方基金的“司南股债积极组合”呈现出较高的性价比，收益回撤比分别是2.30、1.65和1.42。而在同类组合对比中也可以发现，华夏财富的“70后智赢人生组合”和中欧财富的“70后水滴养老”均是针对70后客户的养老投顾需求。综合来看，“70后水滴养老”近一年收益率为12.98%，近一年最大回撤率为5.65%，收益回撤比更高。“司南股债平衡蓝筹”涨幅第一，“春华秋实”回撤控制能力优异从收益指标来看，截至7月20日，平衡型基金投顾组合近一年平均收益率为11.44%。南财理财通课题组统计，同期平衡混合型基金平均收益率为19.40%。相比之下，平衡型基金投顾组合未跑赢平衡混合型基金。具体来看，南方基金“司南股债平衡蓝筹组合”近一年收益率最高，达到18.20%。近一年最大回撤率为9.93%，收益回撤比达到1.83。从风险指标来看，14个平衡型基金投顾组合近1年平均最大回撤率为7.14%。同期平衡混合型基金平均最大回撤率为14.19%。平衡型基金投顾组合的整体回撤较低。除华夏财富的“常青藤教育金组合”最大回撤率大于10%之外，其余平衡型基金投顾组合最大回撤率均在10%以下。综合业绩和风险指标来看，盈米基金“春华秋实”的收益回撤比最高，达到2.81。该组合近一年上涨了12.30%，近一年最大回撤率为4.37%。事实上，该组合在2019年和2020年就体现出较高的回撤控制能力。2019年，沪深300最大回撤率为13.49%，该组合最大回撤率为3.96%；2020年，沪深300最大回撤率为16.08%，该组合最大回撤率为5.08%。从运作原理来看，该组合正是以控制回撤为前提，通过配置权益、债券、货币、另类（含商品、中性）等四大品类公募基金平衡风险收益比。“司南双月宝”成投资性价比黑马，“年年乐偏债进取”页面显示有误截至7月20日，稳健型基金投顾组合近一年平均收益率为6.05%。而从风险指标来看，23个基金投顾组合近一年平均最大回撤率为2.75%，除中欧财富的“年年乐偏债进取”和嘉实财富的“美元生息”组合外，其余组合的最大回撤率都在5%以内。具体来看，中欧财富的“年年乐偏债进取”排名第一。该组合近一年上涨9.60%，近一年最大回撤率为5.10%。然而，课题组发现，该产品存在资产配比和配置明细不相统一的问题。中欧财富APP显示，该组合的资产配置明细分别为：股票类基金占比23.9%、量化对冲型基金占比9.74%、纯固收类基金占比30.57%、固收+基金占比30.73%、货币类基金占比5.06%。而在资产配比中，数据明显有误。页面显示，股票类占比64.37%，债券类占比30.57%，货币类占比5.06%。也就是说，资产配比中64.37%的股票类基金包括了配置明细中的股票类基金、量化对冲型基金和固收+基金。然而固收+基金并不属于股票类基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误导投资者。对此，课题组也向专家进行求证。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于孝建向课题组表示，这主要是APP前端页面分类显示问题。从底层配置来看，23.9%的股票类基金是符合组合定位的。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南财理财通课题组建议机构核实并调整产品信息，确保信息准确，以免和投资者产生纠纷。除了中欧财富的“年年乐偏债进取”外，南方基金的“司南双月宝组合”也值得关注。综合业绩和风险指标来看，“司南双月宝组合”近一年上涨了4.66%，近一年最大回撤率为0.34%，收益回撤比达到13.7，组合性价比较高。那么，“司南双月宝组合”的投资逻辑是什么？对此，南方基金“司南双月宝”投顾组合经理林飞在电话采访中回复称：“该组合的投资期限在2个月到3个月之间。根据我们测算，以短债基金为底仓，能力争在两个月内达到较高胜率和较低回撤。而在增厚收益方面，我们主要有两大策略，分别是久期调整策略和股票投资策略。一方面，我们通过拉长久期配置纯债基金或一级债基；另一方面，我们通过配置以绝对收益策略为主的固收+基金来配置权益类资产，并将组合的股票仓位控制在5%以内。最终通过“双重保障”的思路来实现收益的增厚和风险的控制。”“现金增强”惊现大幅回撤，“保守型”跑赢货币基金根据南财理财通课题组统计，截至7月20日，保守型基金投顾组合近一年平均收益率为2.70%，而货币基金同期平均收益率为2.19%，保守型基金投顾组合整体跑赢货币基金。然而，在“保守型”组合中，底层资产的货币类和债券类的配比仍有一定差异。其中，“固收优选”的债券类基金占比最高，达到93.61%。因此该组合近1年涨跌幅也达到了4.31%，近1年最大回撤也相对较高。此外，中欧基金的“现金增强”策略也值得关注。截至9月6日，该组合近一年平均收益率为2.18%，同期业绩比较基准（货币基金指数）的收益率为2.58%，产品大幅跑输业绩比较基准。从风险指标来看，该产品在1月22-29日出现大幅回撤，最大回撤率达到0.51%。对此，中欧财富向课题组表示，“现金增强”定位在主投货基力争账户资金灵活性的基础上，增配债基寻求更高收益，因此和业绩基准相比波动性和回撤也更大。“今年一季度债市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调整，这也导致同期‘现金增强’策略相比业绩基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撤。”中欧财富回复称。“幸福八八小目标”或已被下架，“目标盈”策略依旧火爆在基金投顾业务中，目标盈策略组合成为一大特色。从机构的反馈来看，目前该策略上线后颇受投资者欢迎。那么，该策略究竟有何魔力？对此，南方基金“司南小目标”的投顾组合经理林飞告诉课题组，止盈策略不同于传统的投资策略。要达到止盈目标，需要注重关键时点仓位的选择，组合的波动性可能更大。如果采用传统的股债配比策略，效果可能不太好。“针对目标盈投顾组合，我们也专门进行了策略开发。”林飞表示。总的来看，盈米基金的“幸福小约定”发行期数最多，达到49期。但该组合发行时间较短，至今均未达到止盈观察期。南方基金“司南小目标”发行的36期中，13期仍处于静默期，其余23期中有21期已经止盈。而华夏的“小常乐目标盈”发行29期，已有17期止盈。而中欧财富此前发行的目标盈策略组合共有两个。分别是“幸福六六小目标”和“幸福八八小目标”。前者年化目标收益率为6.6%，后者年化目标收益率为8.8%。其中，“幸福八八小目标”第1期从今年2月1日起始运作至今219天（截至9月8日统计），一直未达止盈条件。目前，该策略组合在天天基金APP上能查询到，但显示“已售罄”状态。也就是说，产品发行1期后并未再继续发行。而中欧财富APP“水滴投顾”页面已查询不到该组合。课题组猜测，该策略组合或已在中欧财富APP下架。业绩展示标准不一，组合净值化存在争议总体来看，各家基金投顾试点机构的投资组合业绩展示标准不一。课题组发现，除了腾安基金和盈米基金采用净值的方式展示业绩外，其余机构均只展示了每日的涨跌幅和阶段收益。对此，腾安基金向课题组表示，基金投顾组合的净值展示主要是考虑到用户的实际需求。“我们平台此前接到不少用户反馈希望增加该字段，所以才设计了净值。”腾安基金回复称。然而，也有一华南公募基金高管在接受课题组采访时谈到，没有设计净值是因为基金投顾组合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基金投顾组合不应该过多地追求相对业绩，真正要看的是能否满足投资者的预期收益。”该公募基金高管表示。而另一公募基金投研部高管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基金投顾是一项新业务，不能走传统产品化的老路，重点还是在‘顾’的方向配合好‘投’的价值。淡化以业绩论是先进的。因为不是收益率越高越好，而是策略越符合客户需求越好。业绩高低不应是衡量策略好坏的核心标准。”该投研部高管表示。诚然，对于基金投顾业务来说，业绩需要重视，但不能简单重视。投资者通过业绩考验机构投研能力的同时，也更应该注重是否真正满足自身的需求。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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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许久之后，杜女士终于拿到了地方银保监局对于民生银行存在销售违规的认定。这也是民生银行代销的外贸信托-瑞智精选映雪债权专项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映雪信托计划）惨遭清算后，投资人持续维权后获得的一点进展。 此前，民生银行将映雪信托计划销售给多名私行客户，然而这一客户经理口中的“优质”产品运作不足2年就惨遭清算。据新浪金融曝光台了解，映雪信托计划所投的1期基金踩雷了泰禾、华晨、西王等“知名”债券，投资人或将面临巨额亏损。 值得注意的是，多名投资人对新浪金融曝光台表示，民生银行客户经理存在误导、代替客户操作、未进行双录等销售问题，同时该行客户经理对产品没有清晰的了解就引导客户购买。由于多次与银行交涉未取得任何进展，投资人陆续将民生银行及相关机构投诉至银保监会。（参见：民生银行代销信托产品惨遭清算 私行客户称存在多项销售问题） 杜女士就是“踩雷”的投资人之一。杜女士称，此前她购买理财产品风格相对保守，“只买二级产品（即民生银行风险分级为较低风险（二级）产品）”，但客户经理却将映雪信托计划描述成一款“安全”的理财对其进行销售。 近日，邯郸银保监分局对杜女士的投诉进行了调查并出具了调查意见书，调查意见认定，民生银行邯郸分行存在多项违规，邯郸银保监分局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该行予以处置，包括要求民生银行邯郸分行就代理销售业务开展全面自查，责令民生银行邯郸分行对相关客户经理的违规行为和排查出的问题按规定处置等。 具体来看，监管认定，民生银行客户经理发送给杜女士的产品信息与映雪信托计划中的产品描述不符，存在夸大、虚假宣传，误导性陈述行为。在产品出现风险后，该行客户经理在解释沟通中建议杜女士不要赎回，但没有明示仅为代理告知，违反了该行代销合规销售的相关管理办法。不过，有部分杜女士投诉的问题因缺乏证据而未被采纳。邯郸银保监分局回函图片来源：杜女士 杜女士表示，在拿到监管回复后她曾与民生银行相关人员进一步沟通解决方案，相关人员仅表示接受监管处罚，但无法满足杜女士的本金赔偿诉求，“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弥补”。...
核心提示：1. 今年4月，张煜医生实名举报新华医院医生陆巍对患者的治疗不规范，并牵扯出为患者输注NK细胞的嘉慷公司。9月8日，患者家属马荣报案，控告上海嘉慷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涉嫌诈骗、总经理助理朱某涉嫌非法行医罪。目前，上海警方已接受相关证据，开展进一步调查。2. 9月9日，张煜医生发文称此事为“巨大的丑闻和中国医生的耻辱”，6大证据表明陆巍与上海嘉慷公司给患者输注的不可能是NK细胞，而只是含有维生素C的盐水。马荣公开的控告书中认为，嘉慷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3.“NK细胞”的全称是“自然杀伤细胞”，该疗法目前在全球均未被批准上市。据业内人士称，癌症患者使用未上市的NK细胞，模式基本为医生推荐，外部公司提供NK细胞回输。这注定了许多医生牵涉了大量的相关利益在其中。4.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机构所做的NK细胞疗法，都不在合法合规的范畴之内。国内的细胞免疫监管有两次标志性的事件。其一是16年魏则西事件，其二便是“肿瘤黑幕”事件。但细胞治疗乱象，目前仍然无解。肿瘤黑幕事件家属报案，指称细胞治疗公司给患者输注“含有维生素C的盐水”？肿瘤内科医生张煜掀起的“癌症治疗黑幕”风暴，吹刮5个多月后，仍再掀巨波。胃癌患者马进仓女儿马荣前往上海长宁区某派出所报案2021年9月8日，“肿瘤治疗黑幕”事件中的胃癌患者马进仓的女儿马荣，在奔走120天，穷尽各种申诉后，到上海临空经济园区派出所报案，控告曾为其父提供“NK细胞免疫治疗”的上海嘉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嘉慷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涉嫌诈骗，控告嘉慷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某涉嫌非法行医罪。以及控告上述二人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希望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上海警方已接收相关证据，开展进一步调查。报案人马荣在微博上称，高度怀疑这家公司给父亲输注的是“含有维生素C的盐水”。马进仓女儿马荣微博胃癌患者马进仓的女儿，是这起在中国医疗界引发巨大震荡事件中的推动者之一。她对于自己父亲患有晚期胃癌，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医生陆巍处推荐的各种昂贵治疗后，仍然死亡，心存疑虑。并将诊治经过发布于网络。这些处方以及治疗经过，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张煜医生介入后，发生了重大改变。今年4月，张煜医生实名举报新华医院医生陆巍对患者的治疗不规范，以赚取利益为首要目的，向患者推荐无效、昂贵、不合法的诊疗方案，导致“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家属花费了常规治疗10倍以上”，如NGS测序、NK免疫细胞治疗等昂贵的新型疗法。这一举报牵扯出给患者输注NK细胞的嘉慷公司。上海市卫健委随后对嘉慷公司处以罚没款总计165万元，关联诊所上海嘉英医疗美容诊所被吊销执照。马荣发现，这家号称可以进行NK细胞治疗的医疗公司，被处罚的理由居然是该公司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诊所诊疗活动也超出登记范围。也就是说，嘉慷公司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患者马进仓进行的“NK细胞治疗”在国内并未得到许可。属于非法行医。5月底，马荣给上海市卫健委和上海长宁区卫健委申请了信息公开，要求知道嘉慷公司的更多违法的信息。8月31号，马荣称自己收到一份可以公开的资料，里面包含了长宁卫健委对嘉慷公司立案报告和询问笔录。在长宁区卫健委卫生健康行政执法文书中，朱某曾称，嘉慷公司给马进仓注射的是徐某闪送来的“维生素C营养液”，但后来媒体曝光了之后她才知道可能是“NK细胞液”。朱在嘉慷公司负责后勤、行政、运营等工作，并不是医务工作者。虽然国内明确禁止使用未经批准的药物用于治疗患者，但新华医院陆巍医生仍向患者推荐了这种仍处于试验中的治疗方法，并在医院内进行了输注。据马荣提供的录音显示，陆认为“一开始一定要努力一下，加一个NK细胞治疗，会对他来讲恢复得更好，或者是更容易产生效果。”陆称自己和上海嘉慷公司的老板谈好NK细胞治疗的价格，每次治疗费用为3万元。而后陆巍被曝曾担任这家公司的股东。据马荣披露的长宁区卫健委笔录显示，上海新华医院副主任医师陆巍曾任原始股东的博慷公司与涉案的嘉慷公司老板都是徐以兵。后者在案发后去美国至今未回。马荣除了向公安机关报警，还于今年 7 月 28 日，针对上海市卫健委对陆巍暂停执业 6 个月的行政处罚，马荣已向国家卫健委发去行政复议申请书，并请求对基因测序、基因检测、NK 细胞治疗等过程是否有不正当利益输送等问题，进行调查处理并对外公布。马荣随后在网上发布一篇长文，讲述了为何报警的原因，以及披露的相关证据。“肿瘤治疗黑幕”的第二轮风暴，正在缓缓吹起。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再指当事医生陆巍是“中国医生之耻”，发文斥“不良生物公司欺诈，销毁证据，给胃癌患者输注假的NK细胞”？9月9日，张煜医生发文，明确指称给患者马进仓输注假的NK细胞是“巨大的丑闻和中国医生的耻辱，我原以为，陆医生只是想要钱罢了，所以胡乱诊治以及推荐患者去接受无效的NK治疗。但是万万想不到，陆医生推荐的NK公司：上海嘉慷公司竟然是个骗子公司，越来越多的证据指明：陆医生和该公司对患者的诊疗行为涉及诈骗。因为他们给患者输注的可以肯定不可能是NK细胞，而只是含有维生素C的盐水罢了。陆医生，这么没有底线的事你都敢干，真是中国医生的耻辱。”他在文章中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仅对方的员工自己承认老板说输的就是维生素C营养液，并且有无数线索表明输的不是NK细胞，证据如下：（都在患者家属贴出的卫健委的调查报告中）1. NK治疗需要预先抽血50-100ml做分离和培养，这位患者从未被抽这些血。该公司在卫健委的调查笔录上号称抽了18ml血，用于基因检测、CTC循环和NK治疗，但实际上，利用这18ml血做NK治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2.卫健委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公司的受审查的成员第一次口供就承认这不是NK治疗，而是含有维生素的营养液。3. 该公司人员声称：所有的NK治疗，都不做记录。4. 在事情暴露后，该公司员工第一时间删除了微信聊天、通话记录和电脑里所有的数据资料。这不是做贼心虚是什么。5. 该公司实际负责人徐以兵拥有绿卡，出事后就一直呆在美国，不敢回国做进一步的解释。6. 曾经有业内人士指出，有照片可以判断，NK细胞治疗的颜色并不是患者输注的液体颜色，完全不相符合。所有这一切，只要正常智商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该公司并没有给患者输NK细胞，纯粹是一个骗子公司。张认为，医生和不法公司联手收患者7.5万后给患者输注盐水，这如果不是诈骗，我真想不出别的来形容，这真是巨大的丑闻。另据相关信息，马荣公开的控告书中认为，嘉慷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某的行为同时符合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造成患者死亡，以及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情形，已触犯《刑法》。而据相关法律规定，一旦非法行医罪成，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NK细胞免疫疗法，为何会在国内沦为骗取癌症病人的工具？此次”肿瘤治疗黑幕“事件中，耗尽胃癌患者马进仓全家积蓄的“NK细胞疗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它真的可以治疗癌症吗？“NK细胞”的全称是“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是淋巴细胞的一种，因不需要预先致敏直接杀伤癌细胞而命名。它的治疗方法是从患者或健康人的血液中、干细胞等多种渠道中获得一种免疫细胞——NK细胞，体外培养增殖之后，再输回患者体内。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和美国的科学家赫伯曼发现了血液当中的免疫细胞--NK细胞属于免疫系统“第一反应者”，游离于血液中，一旦发现体内出现异常细胞，NK细胞可以识别并对这种“missing-self”表型的细胞产生应答，最终导致靶细胞的裂解，会第一时间处理掉威胁。它们还可以消除体内回圈的癌症干细胞，有助于预防转移。2018年，《自然》杂志指出其抗肿瘤作用已在包括肺癌等实体瘤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在内的多种肿瘤中得到证实。虽然NK细胞疗法已经成为细胞免疫疗法领域最前沿技术之一。 但目前全球还没有一项该疗法被批准上市。2020年底，FDA 授予 CellProtect 孤儿药称号，CellProtect (XNK Therapeutics)是一种改良的自然杀伤细胞疗法，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但从认定到完全批准上市，还有一段距离。据在NIH查询，目前在国内外共有将近百项基于NK细胞治疗方法的不同的临床试验。但全球也仅有两家商业公司及华盛顿大学一家科研机构在研的NK细胞治疗癌症的产品进入到临床2期。从2019年以来，已有多家细胞治疗公司研发的产品获美国FDA研究性新药（IND）申请。据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回顾文章称，在离体扩增NK细胞过继转移疗法、针对DKK2 抗体的NK 细胞激活疗法以及嵌合抗原受体转导的NK 细胞疗法中，NK细胞疗法已显示出可增强恶性肿瘤患者临床疗效的巨大潜力，并可能在肺癌等多种实体瘤的治疗中发挥作用，NK在国际主流的免疫治疗浪潮中，被视作一项极有前景的治疗方法，但至今其只在血液肿瘤治疗中有潜力，在实体瘤中还没有显示出明显效果。与国外不同，NK细胞治疗方法，在国内的癌症病人间知名度很高。国内包括上海新华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也可或明或暗地被推荐这种在国内并无上市，甚至许多并未进行过临床试验的NK细胞治疗方法，用于治疗白血病、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脑肿瘤、肝癌、肺癌、胃癌等实体瘤。许多癌症病人大多把这种并无上市的试验性治疗方法，当成自己最后一搏的救命神药。虽然至今并无确切证明，表明这些患者在使用NK细胞后得到了治愈。据业内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称，癌症患者使用未上市的NK细胞，模式基本上是由医生推荐，然后由外面的公司提供NK细胞回输。医生、公司模式，注定了许多医生牵涉了大量的相关利益在其中。或者拿提成，或者拿股份。国内的细胞免疫监管，有着两次标志性的事件。一次是2016年，魏则西事件，曾对细胞免疫产业产生极大影响。2016年5月4日，国家卫计委紧急叫停细胞免疫治疗临床应用，明确自体细胞免疫治疗技术仅限于临床研究。几乎所有医院与研究机构，都叫停了相关研究和临床应用。此事件也促使国内对混乱的新技术应用研究进行了整顿，2016年底开始回归到相对规范的轨道。根据卫健委的相关规定，免疫细胞治疗可在三级医院经伦理委员会批准开展非注册新技术应用临床试验研究。 同时，我国新药评审中心自2017年底也已开始接受免疫细胞新药临床申请，获得批准后(新药临床批件)可开展新药临床研究。 但所有临 床试验研究 均不能收取费用，并要按程序和要求签订知情同意书等。 也就是说，目前所有的类似的细胞治疗方法，均不能收费，而只能做为临床试验，参与治疗。“肿瘤黑幕”事件发生后，国内所谓的细胞治疗产业再次遭遇到了自2016年魏则西事件以来，更严的监管。但似乎效果并不太好。目前在网络上仍可以搜到与肿瘤治疗相关的NK细胞公司的推广与介绍。据查询，目前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共有47个NK相关临床试验。这些临床项目大多属于干预性研究，试验阶段处于“探索性研究/预试验 ”，尚未进入I期临床。这意味着在国内NK细胞治疗方法，仍然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治疗效果。而据媒体引述权威人士谈话，目前我国大部分的机构所做的NK细胞疗法，都不在合法合规的范畴之内。而这种乱象，目前仍然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