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8%　　研究显示，2019年推出控制权变更方案中包含业绩对赌条款的9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没有完成业绩对赌，占比达77.78%，更有4家在2020年出现了巨额亏损。值得一提的是，9个案例中有7个接盘方为国资。　　由于卖壳对赌争端，莱茵体育前后两任控股股东“对簿公堂”。公司日前公告，控股股东成都体投集团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关于本次仲裁事项的受理通知，其诉求是要求原控股股东莱茵达控股依约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出售控股权绑定业绩承诺的做法，可追溯到2017年中超控股的易主方案，时任大股东中超集团作出了为期5年的业绩对赌，系A股首例“对赌式卖壳”，但该交易最终并未完成。之后，不少控股权转让案例效仿对赌模式，买家多为国资平台。据上海证券报记者梳理，目前类似莱茵体育这样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的案例为数不少，多家公司陷入争议纠纷或补偿难的困境。　　“要求原实控人对上市公司业绩作出承诺的交易中，绝大多数买家是国资。这些买家对所收购的企业所处行业及其经营业务并不熟悉，当时是想通过业绩对赌来控制交易风险。”文艺馥欣资本顾问创始人阮超表示，目前国资收购上市公司的数量仍不少，但对收购目的想得更明白——主要是基于产业思维，而不是单纯的收购壳公司。　　对赌卖壳，谁输谁赢　　2017年，由于去杠杆等宏观环境发生变化，控股权交易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部分案例设置了对赌条款，买家有的只需要保障基本的业务稳定性，有的则要求有一定的业绩增长。　　四年过去了，昔日的“安全垫”真的安全吗？现实表明，买的不如卖的精，业绩承诺落空的案例不少。　　2019年6月，成都体投集团与莱茵达控股完成股份过户手续，莱茵体育“远嫁”成都国资。根据协议，莱茵达控股确保莱茵体育现有业务2019年、2020年均不亏损，若有亏损，莱茵达控股将亏损额补足给莱茵体育。“不亏损”的条件并不高，但莱茵体育在2019年盈利2603万元的情况下，2020年亏损了7172万元，触发业绩补偿条款。双方无法就此事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成都体投集团转而提起仲裁申请。　　智慧松德（现名“福能东方”）2018年底投身佛山公控。原实控人承诺，以6000万元净利润为基准，上市公司在2019年至2021年经审计净利润年增长率应不低于5%，且2021年净利润不低于7800万元。但上市公司2019年亏损1.48亿元，2020年盈利仅1159万元，触发业绩补偿条款。公司2021年半年报透露，补偿事项已经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正在执行中。另一边，原实控人郭景松家族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触发违约，所持股票陆续被司法拍卖，履约能力存疑。　　最棘手的是合力泰，买主是国资背景的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当时，原实控人文开福承诺上市公司2018年至2020年盈利分别不低于13.56亿元、14.92亿元、16.11亿元。而2019年公司实际盈利10.33亿元，2020年巨亏31.2亿元。　　合力泰2020年年报披露“业绩补偿承诺正常履行中”，但至今不见下文。目前，文开福所持股份被质押、冻结。另外，2019年底，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和短线交易，文开福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松发股份委身恒力集团时，原实控人承诺上市公司2018年至2020年扣非后净利润每年不低于3000万元。公司2018年完成指标，2019年盈利2710万元，2020年仅盈利106万元，需向公司补偿2894万元。2021年半年报显示，由于资金周转问题，承诺方采取分期偿还的方式支付。　　“本质上，这跟前几年并购重组的高承诺、高估值的逻辑是一致的。卖家希望以较高的业绩承诺，换以更高的企业估值卖个好价钱，对于业绩的可实现性根本没有深思熟虑。”投行人士对记者表示，一定程度上，这也与并购重组后遗症有关，“不少实控人因为并购等资本运作需要，前期质押所持股份，遭遇流动性危机后，只好找下家接盘纾困，绑定业绩承诺也是不得已为之。”　　国资入局，如何收场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且越来越呈现为“双输”的局面。一方面，原实控人无法兑现承诺，令买方及上市公司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因股价大幅下跌，国资浮亏严重，在缺乏优质资产注入的情况下骑虎难下。　　文艺馥欣资本顾问一项研究显示，2019年推出控制权变更方案中包含业绩对赌条款的9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没有完成业绩对赌，占比达77.78%。在7家公司中，以2019年和2020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为基数，中位数完成率仅58.55%，更有4家在2020年出现了巨额亏损。值得一提的是，9个案例中有7个接盘方为国资。　　“过去几年，国资平台成为上市公司收购市场的重要力量，但无论是资本运作还是股价表现，效果并不理想。不过，国资的反应和调整也很快。”阮超表示，2020年以来，以珠海国资沿着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收购、地方国资为本地中小企业纾困为代表，国资的收购思路愈发清晰，即立足产业思维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化。　　另一困局是，上市公司业绩“失准”，导致公司股价持续下跌，国资买家浮亏严重。“由于标的企业爆雷，部分国资接盘方骑虎难下，一方面没有优质资产注入，另一方面还需要清理烂摊子，以及面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责。”投行人士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资在入主后通过锁价定增等方式摊薄投资成本，给上市公司注入资金、资源，为夯实主业或产业转型做铺垫，但效果仍有待观察。　　比如，合力泰今年2月披露定增预案，拟以3.07元/股的价格向控股股东福建电子信息集团发行股票，募资28.7亿元。2018年，福建电子信息集团受让文开福所持15%股份时价格高达6.86元/股，总价逾32亿元。　　另一重风险，来自于权力交接后的未知博弈。今年8月，从浙江民企变身江西国企的星星科技突然爆雷，进入预重整程序，申请人为国资控股股东的关联方。与此同时，在变更前期会计差错后，星星科技大幅调减2020年营收和净利润，截至2020年底净资产变成了负值，随即“披星戴帽”变身“*ST星星”。...

VC/PE，一天“消失”16家，上半年注销400只。投资人常年出差看项目，里程积累了不少，但是真正出手投资的一个没有，为何？“主要是没钱。”一位业内投资人直言。募资仍未回暖吗？从目前看，募资的基金数量上升，但金额却下降了。2020年H1，新募集基金数量为1200余只，新增基金金额为4200余亿人民币。但今年H1，成立新基金数量上升至1900余只，但金额仅小幅增至4500亿上下。也就是说，新成立的基金单只平均规模更小了。但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H1，资管新规公布的当年，新增基金金额也有7100亿。考虑到头部机构募集基金的规模更大、钱口袋更深这一情况，中小机构、腰部基金，获得的资金是更少的。01一天注销16家，上半年注销基金管理人超过400家投资人们的生存环境各异。一线机构的投资人，显然能看到项目更多。一家深圳一线机构的合伙人告诉融资中国，“现在需要融资的项目更多了，科创板之前，很多项目对资金的需求不高，是拒绝资本的。”自从上市路径更加清晰后，这类潜藏在水面下的项目开始露头，追求已久的一线投资机构也得投资更多的项目。数据显示，在刚过去的半年时间里，红杉中国已经投资了超过100个项目。高瓴的出手速度也达到80余次。6个月时间，投资项目数量超过50个的还有深创投、同创伟业、启明创投、东方富海和IDG。一线机构开始加速。但中小机构呢？生存环境对腰部机构并不友好。从募资角度看，上半年，完成10亿规模以上的基金包括达晨、云投基金、国投创业、纪源资本、中诚资本、黑石、KKR等。其中云投基金所募集的云南省国企改革基金规模更高达130亿人民币，投资方向为云南省国企改革。除了这类政府出资的资金，市场化的钱还是比较紧张的。此外，上半年募集金额小于1亿人民币的基金占比达到65.3%，人民币市场的募资仍然困难。中基协数据显示，2021上半年注销基金管理人超过400家，仅9月9日一天，就有16家注销。图片来源：中基协在投资方面，中小机构没有资金支持之外，在资源方面也确实难以与一线机构匹敌。以前，是投资人挑好项目，现在是好项目挑投资人。这样的背景下，投资隐性门槛越来越高，项目都会挑选能给自己带来资源的机构。而只有对产业深刻理解、或者是产业资源充足的一线机构，才能做得到。“2021年，投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更有危机感。”元禾原点北京合伙人米菲曾直言。投资人的压力不小，一些优质项目刚一浮出水面，就被快速争抢，竞争激烈。这也让投资机构的尽调速度在缩短，业内，见过一面，聊了50分钟，就给出TS的现象不在少数，“现场决定投资，3天内走完内部所有流程，5天完成打款。”业内一家投资机构金融科技的机构的合伙人表示。腰部机构开始优化内部投资流程，尽量提供更好的投资服务，更便捷的投资流程，以争取项目。小机构并不代表投资业绩不好，相反，越是基金规模大，回报上越难以保证。所以，中小机构都在向“专”方面走。但如果小机构还没有专业的研究能力，那几乎没有优势。今年以来，几个赛道迅速火热起来，小机构在资金和人员数量上与头部机构无法竞争，所以在投资上需要更精细化。02有人常年天上飞、有人“借鉴”项目自己创业一线投资人常年出差在外，积累的飞行里程不少，一家头部人民币机构的合伙人也在内部直言“不是出差多就有好项目，还是要研究的深，精准的看。”业内有人直言：“有些投资人看了半天项目一个不投，主要是没钱。”今年二季度，单季度募资总额超过2000亿元，但与前几年相比，平均二季度募资水平都在3900亿上下。这反映出，股权投资行业在资金端仍然紧张。没钱还看项目？图什么？有一部分人，看看项目、了解下市场，自己创业了。业内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就是雷军和黄章。2019年，小米发布会后，魅族社区有人发帖分析“小米9为何定价如此雷人？”平时对外低调，但颇喜欢在魅族论坛上与魅友探讨的黄章忽然发表回复如下：“想冲高端但眼高手低，贱惯了高不起来，贱人贱己贱行业。”黄章公开声讨雷军，不是“无缘无故的恨”。据传，早在2009年前后，雷军南下广东，在魅族厂里待了一个月。当初，雷军是以投资人的身份接触魅族和黄章。2009年雷军通过通过珠海当地政府的介绍结识了黄章，那时的雷军已经很有名气，先后投资了多家企业。2010 年，雷军经常出入魅族，与黄章探讨手机。但实际上，雷军在这时已经暗暗筹划小米的成立。雷军提出投资魅族，但是，魅族科技是黄章白手起家打拼出来的，对股份特别重视，没有答应雷军以投资人身份获得股份的要求。直到 2010 年 12 月，黄章才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他公开声称自己很后悔之前毫无保留地和雷军交流魅族的一切。“就连 M9 的 UI 交互文档都有发给他请他一起探讨。我觉得 MIUI 伪装成民间团队很过分，请不要在论坛发 MIUI 的话题。”黄章曾公开表示雷军偷学了他的技术，并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喝可乐。而当时，这个买可乐的人就是魅族的郭万喜（现为魅族副总裁），最近两年每次喝酒说起这事，郭万喜都忍不住想哭。事实上，业内“假装有钱，白嫖项目方陪聊”的事不少。一家政府母基金负责人查杨对融资中国表示，“我们见过很多机构都这样，天天以私募公司自夸，其实募资能力为零。总想套政府的钱。”“还有一部分基金，对外号称忙投后管理，其实也没钱投资。”03IR也内卷，多地政府引导基金开始“算账”业内的机构只要完成募资，大部分都要宣传一番，一方面告知天下，另外一方面，突出一下自身募集的能力。而那些完不成募资任务的机构IR刷着其他机构完成募资的新闻，也是慌得不行。但现实是，市场上53%的资金来自9%的头部机构。一线机构，承包了市场上一半的钱。2019年，募资最难的阶段，曾有机构全员上阵，包括前台都去进行募资。从去年开始，如果争取不到政府引导基金，几乎就难以完成募集。今年，政府引导基金在市场上的分量更重。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有超过50只引导基金在各地设立。并开始向二三线城市下沉。比如，山东淄博就宣告了成立百亿母基金和S基金。再比如，苏州天使母基金为例，今年1月份成立，首期规模60亿元，在随后的4个月里，共有22只子基金通过投决，总认缴金额17.09亿元，子基金总规模近60亿元。9月10日，《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办法》中指出，天使基金在单个子基金中的累计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该子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 40%；苏州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合计出资比例不超过该子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 50%；天使基金对单只子基金出资规模原则上不超过2亿元；子基金规模原则上不低于1亿元、不超过5亿元；子基金投资项目总数原则上不低于15个。政府引导基金虽好，但要求也在趋严。3月下旬，深圳市引导基金公示终止合作及缩减规模一批子基金，收回认缴出资额近60亿元。这已是2018年以来深圳市引导基金第五次清理子基金。去年2月，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提高财政出资效益的通知》，明确实施政府投资基金全过程绩效管理，绩效自评和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基金存续和计提管理费的重要依据。除了深圳，北京等多地的地方引导基金也相继对子基金进行了管理。当下，引导基金同样面临市场化的挑战。政府引导基金不仅要有引导作用，同时，事关政府预算和财政出资。引导基金设立高峰是在2014年-2016年，从存续期计算，今年开始陆续步入退出期。在经过了几年的运行后，政府引导基金也开始重视退出业绩。当前，除了GP配合度的问题，那些业绩不好的、且引导作用也不明显的机构，即便是头部，也会被放入黑名单。...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似广告的通知广电办发〔2021〕29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公厅、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国教育电视台：近期发现，一些“美容贷”广告以低息甚至无息吸引青年，诱导超前消费、超高消费，涉嫌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广电总局决定，自即日起，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平台一律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似广告。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平台要高度重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的要求，抓紧组织进行核查清理，确保上述要求落到实处，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营造良好传播环境。各地各单位核查清理的情况，请于10月15日前报广电总局传媒司。联系人：张颖电话：010-86097013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2021年9月27日...

9月26日晚上11点，方潼刚走出东部某省的住建大楼下班回家。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的十一假期他要为化解恒大风险加班。6月底，该省住建厅就发现恒大地产项目的异常，并多次约谈恒大及相关方；8月中旬，住建、公安、税务、金融、政法委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主要任务为保交房的“恒大集团项目处置及风险化解专班”，全面摸查核算债务缺口。不仅仅是方潼所在的省份， 自恒大流动性问题爆发以来，在监管层统一协调下，部分地方成立由省级政府牵头、市县级政府为主体的恒大风险化解专班小组，计划帮恒大部分停工项目复工。“没有一个好消息。”听到其他部门反馈的情况，方潼叹了一口气。作为监管部门中的工作人员，方潼与恒大经常打交道，他说，目前外界看到的只是恒大众多问题的冰山一角。“谁家孩子谁抱走”方潼所在省份，恒大有50多个项目，分布在10个地级市。一个多月来，住建厅对全省恒大项目资产进行摸底，测算“保交房”资金缺口，协调地方城投公司和其他开发商的接盘意愿。排查摸底发现，恒大在该省份近三分之一项目非正常停工或逾期交付，恒大方面也和购房者承认，两到三年内无法交房，能够将房子建好交付的大概有10个项目。各个地市因问题项目数量而面临压力不一，有的城市恒大项目有10多个，一旦出现异常交房，很难找到接盘方。即便业主筹集资金自救，也非常困难。以往成功案例极少。住建厅也尝试协调其他开发商救助恒大项目，但无论国企或民企，尽调完部分项目后，都摇头婉拒了。一家央企的人士告诉方潼：他们摸底后发现，恒大项目债务情况复杂，有的项目一两年换了好几拨财务团队，财务章也收归到总部，“项目被抽资的厉害，有的项目预售款项被总部控牢了”。由于无人接盘，这些动辄数十万平方米的项目变成“烫手山芋”。方潼说，现在处理恒大问题的思路主要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保交楼严控金融风险据方潼介绍，他所在省份对恒大问题项目进行测算，保守估计，资金缺口超过400亿元。这就需要由地市和区县财政按一定比例出资，作为保交楼建设款，压实属地责任，他们称为“解围资金”。他算了一笔账，恒大的50个项目，除了10个能自负盈亏的，剩余项目平均每个资金缺口在10亿元左右，“这只是工程建设款，保不定后面还有其他债务，因此估算400亿元是很保守的”。方潼也清楚自己团队的使命：恒大流动性问题波及购房者、投资人、供应商等多方面，但目前风险化解专班最大的任务是保交楼，先确保购房者拿到房子。据方潼介绍，每一级政府都有相应的应急资金，必要时可以申请调用，“无非是市、区按照多大比例支出这笔钱，由哪些城投来接项目”。资金解决后，需要为恒大的问题项目引入新的施工单位，对于施工单位的甄选，住建厅首选的是地方城投公司。首先，城投公司由政府背景，可以减少二次暴雷的风险；其次，工程款可控。方潼表示，解围资金一般不会直接拨付给原施工企业、承包商、供应商，如果原施工单位愿意继续承建项目，可以和城投公司签约，但解围资金仅限于支付复工后的工程款，“之前恒大欠的钱，还是得找债主”。让城投公司接盘恒大项目是地方政府不得已的选择，方潼所在的省份曾尝试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但恒大项目的纷繁复杂的融资及商票链条，最终让其他房企望而却步。方潼说，和p2p、长租公寓暴雷不尽相同，很多人买房是穷尽一家几口人的钱包，有限的资金只能用来解决最紧急的矛盾。方潼透露，除了保交楼外，风险化解专办的另一个重点任务是保地方城商行主体。由于恒大项目多在三四五线，城市商业银行成为部分恒大项目的主要债权人，所以要确保恒大的流动性问题不会波及到银行。“如果一家城商银行对接了三四个恒大的项目，动辄数十亿元、上百亿元，一旦形成坏账，如何吃得消？”方潼说，城商行多数由农村信用社等转型而来，本身抗风险能力较弱。万一这些银行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方潼说，城商、村镇银行的资金缺口取决于银行自有资金以及存款规模，每家银行不一样，如果碰到一两家小的城商银行出现问题，波及面太广，当地政府需要综合考量，“保证小额存款的户头安全”。方潼从兄弟省市住建部门打听到，有的省份恒大项目接近80多个，有些城市甚至难以平衡保交楼资金缺口。从严监管资金2021上半年，恒大在长三角项目去化率达到85%以上，6月底，方潼所在的住建部门注意到，恒大部分项目存在无证销售、购房者交了房款无法网签、预售款未存入监管账户甚至被挪用等情况，也多次约谈恒大及相关方。比如，部分项目由于没有预售证，实际上与客户签的不是购房合同，实质是债务合同。 “即使购房者起诉恒大到法院，因为项目没有达到预售的条件，客户以为自己买了房，实际上是买了恒大的债”，方潼表示。据他介绍，今年5、6月，恒大在全国各地打折促销卖房，但部分项目预售款没有用于支付工程款，而是直接抽调到总部。“恒大总部把项目的财务章收走了，导致了项目公司对这笔资金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反应过来，但这些购房款已经被抽走了。”9月，方潼所在的省份，由住建系统牵头，要求恒大将所有预售款存入监管账户。方潼发现，近年来，包括恒大在内的不少房企，与建筑商、供应商利用监管空隙，通过开具虚假发票、虚报工程进度等方式，提前支取预售监管资金。除了工程进度证明造假，许多企业也没有按照预售监管资金的格式文本来操作，比如很多地方实际审核放款的单位是金融部门，部分企业绕过了住建部门，拿着工程方的出资证明、票据证明，向银行要求提款。到了最后把关的金融部门，监管者根据企业工程方的相关证明，认定双方是经济履约行为，只要监管协议的格式文本不违反民法典的相关要求，也会同意放款。方潼说，恒大欠付的工程款、违规收取预售款的规模有多大，还需要相关部门核查，目前有关部门只是初步摸排，“听到的消息是不太乐观”。9月22日，广州市南沙住建局要求将恒大阳光半岛项目所有收入缴入政府托管专户，包括已收款项、购房款、按揭款等后续所有收入。经济观察报获悉，贵阳市雨溪区成立恒大集团项目处置工作专班，工作专班包括日常监管组、资产核查组、农民工工资保障组等多个小组，目的是“全力化解恒大‘债务危机’对雨溪区的影响，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目前各地的恒大危机化解专班架构与贵阳雨溪区大同小异，主要是住建、公安、金融部门以及属地街道负责。9月以来，方潼所在住建厅连发几个督办函，要求夯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该省风险化解工作专班由副省长、住建厅厅长等牵头，“什么时候把问题解决，专班就什么时候撤离”。方潼提到一个细节，除了核查资产和债务情况，风险化解工作专班首先要做的事是拿到恒大项目的财务印章，把项目财务权、人事权从集团剥离下来，防止项目资金再被挪用。（应受访者要求，方潼为化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方式。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4.94亿，中国人均电子书、纸质书、有声书阅读量分别为9.1本、6.2本、6.3本。在这个数字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传统阅读与内容消费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答案并不尽然。尽管碎片式的信息获取俨然成为主导，但传统图书阅读依然有其市场。或者说，困境中的沉淀，亦是破局的关键。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很多人都容易落进这样一个循环中：兴奋买书——舍不得拆封——积灰，似乎读书的进度永远赶不上买书的速度，旧的还没读完，新的又买了回来。豆瓣有一个小组的名字就叫“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作为豆瓣最大的书组，这里聚集了超过55万名爱买书的“书呆子”，但比起分享书，组员们似乎更热衷于分享“购书”秘笈。在这个小组，买书是一门技术活儿。对于各个平台的活动期间，商家设置的复杂规则，资深组员都能拎得清清楚楚：满100减50，学会怎么将订单凑到整百元的倍数，属于入门水平；叠加使用满600减100的优惠券，从而以3折的价格拿下，才是正确姿势。沉迷于抢券、满减、低价，甚至近乎疯狂的组员不在少数。此外，分享购书后的成果，也是组内成员津津乐道的话题。小组中，有专门的晒书/房专区，很多人家里的书房像个小型图书馆，满满当当的书架是标准配置；更有甚者，会专门买房来藏书。对于小组成员而言，书籍成了单纯的消费品，倒也符合当下消费主义的潮流；下单之前，他们似乎并不考虑自己会不会真能读完这些书，而是仅仅满足于付款时刻的兴奋，以及收货时刻的短暂欢愉。正如小组简介写道：“买书时总有一种囤积的热情。阅读时却总没时间、没心情、没机会、没耐心。满架的字纸用怨恨的眼看我……所以，这里只谈买书和藏书……看与不看，再说吧。”比起分享线上图书店铺的热火朝天，线下实体书店在这里却很少被提及。基于全国1万余家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提供的采样数据，图书业咨询调查机构北京开卷信息今年年初曾发布《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970.8亿元，其中电商渠道的码洋规模为767.2亿元，占据近80%的市场份额。（注:“码洋”是图书出版发行部门用于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的词语，指图书的原价与册数的乘积）当电商平台烈火烹油繁花似锦，实体书店满满落寞与无奈。线下实体书店，到底还有前景吗？实体书店的困局事实上，自图书电商出现后，每年都会有实体书店倒闭的新闻出现。一方面，消费习惯线上化早已成为一个大趋势，疫情则加快了这一进程。受疫情影响，实体书店在房租、人力资源、仓储等成本的重压下生意江河日下，客流量减少、销售额下降，有的最后不得不关店倒闭，其中不乏开业多年的老店与网红书店。今年3月，有着30多年历史的北京独立书店“盛世情”宣布停业。随后，书店在网上发布的一篇手写告别信小火了一把；8月，开店5年位于静安寺芮欧百货的钟书阁静安店，也以一场主题为“被镌刻的书店时光”的两小时直播向读者道别，曾经的“最美书店”，也难逃闭店命运。另一方面，内卷的“价格战”让实体书店苦不堪言。早在2010年，京东图书刚刚上线时，京东和当当两大平台就曾为争夺图书市场发动了价格战。尽管恶战之后当当偃旗息鼓，但各类电商平台却在之后十年间纷纷崛起，针对图书的促销活动更加多样：满减、买赠、百亿补贴、拼团、VIP会员优惠等等花样齐出。2020年兴起的直播带货、短视频售书等新兴网店渠道，更是将低价促销作为了重点营销手段，部分网红带货的售书折扣甚至降至3.5折——这已逼近正常图书产品的硬性成本。对此，出版社与实体书店只能默默承受降维打击。此前，出版人邱建国就曾有感于出版社赔钱做图书的窘境，以及图书直播生态圈中的“全渠道最低价”“历史最低价”“九块九一本包邮”等低价促销现象，在《让人心疼的书》一文中由衷地感叹：对自己和同行们费尽心血做出的书感到心疼——心疼它的“贱”——被贱卖的“贱”。在线上平台动辄按书籍定价的4折、5折销售的背景下，实体书店迫于经营压力，所售书籍多数时间不打折，即便推出优惠活动，优惠力度也很有限，8折几乎是优惠的最高力度，因而即便环境优美、服务周到，其所能达成的书籍消费也很有限。这一点也在《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中有所体现。该报告提到，2020年整体网店渠道售价折扣为6折，但满减活动以及促销几乎覆盖全年，而实体书店渠道售价折扣为9折，两渠道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导致，大多数人在线下实体书店，都是“只翻不买”，一旦看到喜欢的，会转而选择在线上搜索购买，毕竟更便宜，何乐而不为呢？在此情形下，实体书店“光靠卖书不赚钱”已成了近年来业内的共识。在图书价格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打造融合阅读、生活、美学、娱乐的多元化服务空间体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实体书店的生存法则。“书店+”模式能吸引年轻人吗？值得关注的是，根据《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95后购书用户数量占比和件单价有相对明显的增长：25岁以下用户占比从2018的16.4%提升到了2020年的17.6%，95后用户的件单价在2020年跟2018年相比，提升了10%。拼多多发布的《2020多多阅读报告》也指出，在文学小说书目订单中，95后、00后占比超4成，已经超过了75后读者的比例。这意味着，此前被视为消费潜力的95后似已成长为图书消费新势力。基于此，如何更好地满足年轻客群的需要，占领年轻人的心智，成为实体书店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首先是选址以及装修品位越来越贴近年轻人，不少书店场地类型都会选择购物中心、商业区等热门商圈。不仅如此，明亮温暖的灯光、独具特色的装修，柔软舒适的座椅，这些以往被认为专属于咖啡馆的元素，现在也被搬到了书店中，再加上独特的具有文艺气质的店名，着实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诚品书店、西西弗书店、言几又、先锋书店、大众书局……书店不仅成了当代文青的打卡潮流地，有的甚至成了所在城市的必逛景点之一。其次，书店开始主动迎合年轻人，往书店里叠加各种书籍以外的产品与服务，由单纯的零售型转向体验型、服务型书店。例如书店+咖啡/茶饮、书店+杂货/文创用品、书店+文创活动/文化服务……在书店里边喝咖啡边读书，参加一场沙龙讲座，再顺带买一个文创用品，这种“书店+”的形式已成为一股风潮。今年，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剧本杀”也开始入驻书店，为“书店+”模式提供了全新选择。例如，七一建军节期间，上海的1925书局开启了一场“七一”特别版“追寻·前行”红色剧本杀，提供了《追寻》《觉醒时代》《黎明计划》等一批红色主题的剧本，吸引了不少外界关注。除此之外，“书店+影院” “书店+民宿” “书店+棋牌桌游”……“书店+”模式在跨界混搭的路上越来越会玩。不可否认，“书店+文娱活动”确实是最贴近95后年轻人喜好的选择。除此之外，许多实体书店还将书店开到了网上，并用网络直播、网上读书会、线上销售等多种方式吸引了一大批年轻消费者，为实体书店带来了一些新的朝气与活力。可以看出，处于夕阳产业的实体书店仍然韧性十足，还在积极地寻找新定位，探索多元化增长曲线，不断为自身增添新的活力。在经历漫长寒冬后，面对时代的飞速发展、社会的不断变迁，实体书店经营面对着更多复杂的挑战。对书店经营者而言，如何将服务从基础的图书、茶饮、文创拓展到空间和内容，增加可盈利的书店产品，同时更好地打造书店IP，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是实体书店“长红”必须面对的考验。无论如何，实体书店还有很多可为空间，短时间内不会被轻易淘汰。本文部分参考资料：1.《“网红”书店过气了？“书店+”模式能吸引年轻人吗？》，中国青年作家报2.《盲盒模式会是实体书店的下一条出路吗？》，财经下午茶3.《过气“网红”何去何从？上海“最美书店”缘何闭店？》，上观新闻4.《让人心疼的书》，邱建国“版话儿”5.《2020年图书市场这五大趋势，将会如何影响2021？》，开卷报告丨出版人杂志6.《知识普惠的新时代中国，图书市场应该有什么样子？》，天方燕谈...

专精特新企业，正在迎来史上最佳发展机遇。7月底，国家政策层面提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此前，7月27日，在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强调，“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企业家要以“专精特新”为方向，聚焦主业、苦练内功、强化创新，把企业打造成为掌握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或者“配套专家”。专精特新企业是构建中国企业梯度培育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多重相关政策的出台也加持了专精特新企业进入“黄金时代”。隐形冠军与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什么关系？“隐形冠军”的概念由赫尔曼·西蒙教授提出，指在细分产业市场份额领先，且公众知名度相对较低的企业。更通俗的讲，就是在行业内广为人知，但是普通人不太了解的企业。201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称，单项冠军与德国赫尔曼·西蒙教授提出的隐形冠军概念相类似。《方案》中，定义了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专用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专精特新是隐形冠军企业成长的基础，是中小企业发展大势所趋，也是必由之路。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鼓励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走专精特新与大企业配套发展之路。小巨人企业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与隐形冠军与单项冠军企业一同构成了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隐形冠军”都有哪些？第一，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自2012年4月26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指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企业，是“隐形冠军”梯度培育的重要基础环节。工信部从2018年起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这类企业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专注于细分市场，是创新能力强、市占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评选由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主导，是国内广泛被认知的“隐形冠军”企业。第二，单项冠军企业。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首次提出培育“单项冠军”，并提出了“单项冠军”的标准：长期专注于瞄准一两个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特定细分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全部业务收入的比重在70%以上，从事相关业务领域的时间达到10年或以上（或从事新产品生产经营的时间达到3年或以上）；生产技术、工艺要国际领先，产品质量精良，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和很高的市场份额，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3位；企业经营业绩优秀，利润率超过同期同行业企业的总体水平，一般要求年销售收入4亿元以上。第三，新兴产业领航企业。早在2019年，工信部就发布过《培育制造业领航企业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工作方案》，领航企业的概念也随之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指主业突出、综合实力强的大型优质企业。第四，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概念最初是由种子轮基金创始人Aileen Lee于2013年提出，指具有发展速度快、相对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的企业。瞪羚企业的概念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伯奇首次提出，是指跨越创业死亡谷，进入高速成长期的创新创业企业，也被称为“高成长企业”，其主要特征有成长速度快、创新能力强、专业领域新、发展潜力大四方面。专精特新企业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有怎样的作用？专精特新企业的分布领域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与工业强基有关的；二是与中国制造2025中规划的十大重点领域相关，所谓十大领域是指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三是与“卡脖子”技术和产品相关。未来，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多了，不仅可以大大优化内需产业链、供应链，而且可以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十四五”期间，我国供应链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必须补短板锻长板。某种意义上，锻长板比补短板更重要，只有锻造更多的有独特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的长板产业、长板企业、 长板产品，才能最终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主动地位。“隐形冠军”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关键地位，难以被取代。夯实产业基础，需要在全球产业链上造就一批“隐形冠军”，提倡和培育工匠精神，使各类产品在市场的压力下精益求精不断革新。如何打造中国版隐形冠军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最终还是需要靠企业家精神和自身努力。对于“专精特新”企业自身来说，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和政策大力支持下，打造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在未来十分重要。“隐形冠军示范工程”，旨在发现、展示、表彰制造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中制智库与德国隐形冠军协会、浙江大学隐形冠军国际研究中心联合推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隐形冠军的评价体系，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打造核心竞争力。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衡量、评价和培育国内隐形冠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是从产品角度。强调产品的专用性和不可替代性，深耕细分市场，性价比高，有独创，难模仿；二是从市场角度。是指产品市场占有率或首位度具有较大优势，在所处行业中具有领导地位，有行业标准制定权和定价话语权；三是企业角度。敢于从无到有，潜心若干年做出一个市场。企业的持久性强，传承性好，对多元发展持谨慎态度；四是企业家角度。是指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是具有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特质的企业家，偏执，苛刻，有足够战略定力与意志力。以上四点，简略来说即为“四个专”：专用、专业、专注、专家。分享政策红利，讲好“冠军”故事十四五期间，工信部将形成“百十万千”专精特新企业群体，通过“双创”带动百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十万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千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同时在资金保障上，工信部联合财政部将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累计安排约100亿元奖补资金，分三批重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发现、展示、表彰隐形冠军群体显得尤为重要。今年3月，中制智库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与凤凰网财经共同打造“隐形冠军示范工程”项目，以《隐形冠军》节目配套“隐形冠军闪耀100”年度评选，通过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形式，邀请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与经济学家一同走进企业深度探访，采用访谈+外拍的形式，整体组织策划、拍摄、制作融媒体节目，并通过年度表彰，形成全媒体生态矩阵整合宣传。旨在通过对这些企业专属特质的凝练和概括，面向全社会制造业细分领域利基企业进行严格甄选，从多个维度挖掘隐形冠军企业的生存密码，总结提炼值得其他企业复制和借鉴的经验，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为更多企业树立标杆，形成明星企业群星璀璨的产业生态阵地，最终实现我国企业的提质升级，培育更多的世界级“隐形冠军”。...

9月27日消息，据外媒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谷歌正在下调客户在其云平台（Google Cloud Platform）上向其他供应商购买软件时获得的收入分成，将抽成比例从原来的20%降至3%。图：2019年开始担任谷歌云计算服务部门主管的托马斯·库里安(Thomas Kurian)这是谷歌云计算服务部门自托马斯·库里安2019年担任首席执行官以来，为提高竞争力而做出的最新努力。谷歌在云基础设施方面落后于亚马逊AWS和微软Azure，该公司正试图吸引独立软件制造商在谷歌云平台上销售他们的产品。谷歌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为合作伙伴提供业内最好的平台和最具竞争力的激励措施。我们可以确认，云平台上的费用结构正在调整中，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信息与大家分享。”近几个月来，大型科技公司始终在减少在其平台上的分成比例。部分压力与竞争有关，同时监管和法律方面的担忧也在增加。今年7月，谷歌下调了通过其应用商店Play Store进行购买的佣金费率，将开发者每年获得的最初100万美元收入分成从30%降至15%。同样在今年，苹果也为年销售额低于100万美元的应用开发商提供了同样的优惠。在游戏开发商Epic Games提起的诉讼中，加州一名法官本月裁定，苹果将不再被允许禁止开发商提供链接或其他通讯方式，以引导用户远离苹果的应用内购买系统。与此同时，微软在8月份将从Windows应用商店购买游戏的抽成比例从30%下调至12%。在谷歌云平台上，客户可以找到著名软件公司的产品，包括Confluent、Elastic、MongoDB和Twilio。但它缺乏埃森哲、Equifax、FactSet、FreshWorks、惠普和Xilinx等公司的产品，这些公司都在AWS市场销售。根据瑞银(UBS)分析师今年早些时候的估计，作为云市场领头羊，AWS获得的收入分成约为5%，每年可达10亿至20亿美元。亚马逊拒绝置评。微软在7月份表示，它已将抽成比例从20%下调至3%。微软云和人工智能首席运营官夏洛特·雅科尼(Charlotte Yarkoni)表示：“我们收取的费用只是为了抵消我们为客户开具发票和账单以及运营市场的成本。我们并不想从合作伙伴的营收中分得一杯羹。我们的生态系统是我们帮助合作伙伴销售解决方案的渠道，这与其他云供应商不同。”谷歌尚未将其云平台转变为母公司Alphabet的盈利引擎。今年第二季度，谷歌报告云业务运营亏损5.91亿美元，营收46亿美元。Alphabet大约82%的营收和几乎所有利润仍依赖于广告。...

　　党风廉政建设，正在成为众多信托内控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焦点。　　近期，《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多家信托公司正通过不同形式开展廉政教育活动，梳理和制定各项廉政防控措施，包括与员工签署《党风廉政责任书》，向交易对手方发送《廉洁风险告知书》等。　　有业内人士表示，上述举措的背景或是当前金融领域反腐重拳频出所致。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近年来已有十余位信托高管被调查或因受贿罪被判刑。随着案件信息披露，信托业腐败现象及“涉贿”套路进入公众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中纪委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从涉及的问题来看，银行领域腐败案件既有权钱交易的老套路，也有一些具有特点的新情况，比如利用信托受益权转让、融资财务顾问等金融交易大肆敛财。”　　十余位信托人被查处　　今年以来，信托领域的腐败案件陆续进入公众视野。　　2021年1月12日，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宣布，中信信托原资本运营二部总经理李革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中信信托给予其开除处分，收缴其违法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务一并移送。　　4月，据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吉林信托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邰戈被双开；5月，吉林信托原董事长高福波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10万元。　　6月，中纪委网站披露，外贸信托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剑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8月，据“廉洁东莞”通报，东莞信托原董事长黄晓雯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东莞市监委监察调查；9月，媒体报道称，金谷信托原总经理徐兵被双规。　　今年内，更有信托公司因员工受贿问题遭到监管处罚。5月13日，上海银保监局公布的罚单剑指中海信托及其原副总裁魏志刚。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每年都会有多起信托高管受贿案件爆出。　　2020年，北方信托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包立杰因涉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吉林信托原投行部副经理郝某佳因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刑15个月，缓刑2年。2019年，审计署网站公布的19起违法违纪查处情况，其中涉及中诚信托原董事长王忠民和山东信托原副总经理宋冲。此外，湖南信托原北京业务总部总经理李某、业务三部总经理伍某等均因受贿罪被判刑。更早前，陆家嘴信托原董事长常宏因涉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灰色”交易敛财　　从信托领域高管被查处的具体违规行为和被处分缘由上看，问题多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隐瞒事实、欺骗组织，对抗组织审查等；二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等；三是滥用职权，造成国有企业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等。　　具体到腐败的“套路”，中纪委官网近日刊发的文章指出，利用信托受益权转让、融资财务顾问等金融交易大肆敛财等问题成为腐败案件的新特点。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远忠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信托受益权转让运作，部分银行机构实现了规避存贷比要求、突破资金限制、给关联企业输血等目的。　　上海律师协会信托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冯加庆也表示，现在有一些信托项目出现展期或延期等问题，信托公司通过信托受益权转让的形式帮助部分持有人接盘，如果没有有效分工和监督，当中的交易对价或交易条件的安排或易产生腐败问题。　　提及信托业的腐败现象，东部地区某信托公司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管理层的腐败，是信托公司的大腐败。有的信托公司领导由于自己和一些地产商关系特别密切，就跟业务团队、风控总监‘打招呼’，导致出现‘上行下效’的风气。”　　上述信托公司高管进一步指出，信托公司的腐败主要分为内部和外部。公司内部主要是前台业务部门和中后台部门的“勾结”，常见的腐败形式是业务人员给风控老总送礼，致使一些原本可能过不了会的项目获批。公司外部的高发领域则是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尤其是一些融资困难的交易对手，在完成融资后，以财务顾问费的形式给业务人员“返点”，也有一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给融资方负责人“好处费”。　　此外，公开报道显示，在某信托公司业务人员受贿案件牵涉的信托融资项目中，涉嫌受贿的业务人员在与融资方达成收取一定财务顾问费协议之后，在明知该项目贷款实际用途与项目申报资料不符的情况下，依然审批同意上会。　　加码廉政文化建设　　“我们每一笔业务，都会给交易对手方(如金融同业机构或融资方)发一份廉政风险告知书。”上述信托公司高管告诉记者，公司通过告知书会提醒大家在业务开展过程中要廉洁自律，不要行贿受贿等。　　当前，信托公司党风廉政建设逐渐成为重要工作，很多公司党建部门联动合规、法务、纪检等部门，组织开展培训、监督、纠察、以及签署廉政承诺书等多种形式的廉政文化建设工作。　　党建在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和战略层面亦日益受到重视。根据云南信托研究发展部的分析，2021年62家已经披露年报信息的信托公司有9家在战略规划中提及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而2019年该数字仅为4家。　　记者还了解到，厦门信托、华宝信托、中海信托等多家公司与管理层、业务负责人等员工签署了廉政责任书。此外，中铁信托早在2018年底发布了企业员工的《廉洁与合规负面清单》；华鑫信托则通过聘任人力资源部、计划财务部、信息技术部和办公室部门负责人为公司特邀廉洁监督员等形式，构建“大监督”格局。　　上述信托公司高管认为，反腐首先要从公司管理层尤其是一把手开始，重视并将党风廉政建设做到位；第二要制定集体决策机制并且厘清每一方的职责，无论是参与决策的、分管业务的还是承经办的人员，都应该有不同程度的责任，并在事后负有监督责任。　　冯加庆律师则分析认为，由于考虑到信托业务拥有非标、资金端资产端匹配等特点，有监管机构和信托公司目前在考虑调整或延后相关激励或建立项目终身负责制度等，或许能够有效达到抑制短期利益驱动下的腐败冲动的效果。　　上述信托公司高管还指出：“信托公司还要以相关案例警示员工。当大家看到认识的人因为受贿问题被调查、被判刑，他心里会有根弦。”据记者了解到，当前信托行业受贿事件难以曝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托公司出于对品牌形象的顾虑，一般不会对公司内部受贿行为进行揭发检举。...

9月26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旨在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相关机构等提供伦理指引。早在今年1月5日，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表示相关组织或个人在开展人工智能研究开发、设计制造、部署应用等相关活动时，应充分识别、 防范、管控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相较于《指引》，本次出台的《规范》对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同时对算法偏见等技术伦理问题也给予了关注。重视数据与隐私安全，强调算法伦理《规范》提出了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等6项基本伦理要求。其中，数据与隐私安全内容贯穿了人工智能管理、研发、供应等特定活动的具体伦理要求。《规范》指出，人工智能各类活动应充分尊重个人信息知情、同意等权利，依照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处理个人信息，保障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不得损害个人合法数据权益，不得以窃取、篡改、泄露等方式非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不得侵害个人隐私权。在管理方面，要充分尊重并保障相关主体的隐私、自由、尊严、安全等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禁止权力不当行使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在研发方面，要提升数据质量，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环节，严格遵守数据相关法律、标准与规范，提升数据的完整性、及时性、一致性、规范性和准确性等。在供应方面，要强化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质量监测和使用评估，避免因设计和产品缺陷等问题导致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用户隐私等侵害，不得经营、销售或提供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与服务。算法伦理也是本次规范的关注重点之一。《规范》在“研发规范”中明确提出，在数据采集和算法开发中要避免偏见歧视，加强伦理审查，充分考虑差异化诉求，避免可能存在的数据与算法偏见，努力实现人工智能系统的普惠性、公平性和非歧视性。同时，要增强安全透明，在算法设计、实现、应用环节提升透明性、可解释性、可理解性、可靠性、可控性，增强人工智能系统的韧性、自适应性和抗干扰能力，逐步实现可验证、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预测、可信赖。技术伦理与数据安全成市场监管重点近年来，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问题日益引发关注，数据安全与算法伦理合规一直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关注焦点，相关制度正在不断完善之中。2021年7月14日，深圳市人大常委组织部起草的《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 （草案） 》要求人工智能企业“设立伦理风险岗位”，“履行伦理审查和风险评估职责”，并明确规定开展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活动中禁止侵犯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算法歧视等一系列行为。2021年7月28日，科技部发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明确了伦理先行、敏捷治理等基本要求，并提出了五项科技伦理原则，要求“从事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机构，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 （审查） 委员会”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于今年6月和8月相继出台，数据和信息安全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强调。政策风向之下，AI企业在融资上市的时候也越来越重视数据安全与算法伦理的合规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依图、旷视、云从、海天瑞声、云天励飞等“AI概念股”扎堆涌向IPO，数据合规及科技伦理均是审核关注的焦点。今年5月，在旷视科技IPO过程中，上交所首次对科技伦理进行了问询，要求旷视披露公司在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组织架构、核心原则、内部控制及执行情况。而云从科技曾因财务资料过期而一度被中止发行上市审核，依图科技已撤回申请，其发行上市审核现已终止。监管力度加大的背景下，近日, “AI四小龙”之一的商汤科技提交港股上市招股书，并在招股书中设有专章详尽披露了隐私与AI治理环节，说明其在业务中如何做到数据隐私及个人信息保护，并称将遵循三项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技术可控原则。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王琼飞在此前接受21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对于AI产业及科技公司来说，短期来看，鉴于数据合规、AI治理均将耗费大量的精力与成本；但从中期看，上市科技公司主动对个人隐私、AI治理工作进行披露，无疑将对其他企业起到示范以及指引作用，从而减轻数据标准化以及降低数据治理的工作量；从长期来看，此举亦将加速AI行业的健康发展，在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人工智能创新与监管的平衡状态。...

此次参与信托财产查询的试点机构为，上海市辖内各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我国信托业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正在日臻完善。9月26日，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国信登”）发布通知，目前，中国信登信托财产查询服务功能已部署上线，各家参与信托财产查询试点的金融机构从10月1日起，可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信登“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在获得信托财产所有人授权同意的前提下免费查询信托财产，并严格管理使用相关信息。查询场景适用于，试点金融机构在发生不动产、未上市公司股权交易，接受不动产抵押、未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时，应查询相关财产是否为信托财产。该项试点工作得以启动的背后，中国信登从2017年9月起便开始全面提供信托登记服务，并自2020年10月起，开展全国信托公司未上市公司股权和不动产两类全量信托财产登记信息的采集工作，由此具备了为注册地参与试点金融机构进行信托财产查询的数据基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目前68家信托公司都完成了信托财产信息报送工作，而此次参与信托财产查询的试点机构为，上海市辖内各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查询六步走中国信登公布的《信托财产信息线上查询操作指引》中指出，首先，试点机构使用信托财产信息查询服务，应登录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国信登”）“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而在登录平台前，需至中国信登或中国信登指定代理开户机构开通信托受益权账户，同时需开通投资者综合服务。其次，登录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时，选择信托受益权账户登录，应激活管理员用户，随后可进行密码修改等操作。第三步为，管理员用户创建普通用户，并授权普通用户“信托财产信息查询”功能权限。第四步为，普通用户登录“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 后，选择“信托财产信息查询”功能模块。第五步为，填写所需查询财产的相关信息：【财产类型】选择“不动产”，需填写【财产权属登记证书号码】；【财产类型】选择“未上市公司股权”，需填写【公司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股东姓名/名称】、【股东证件类型】、【股东证件号码】。第六步为，阅读“信托财产信息线上查询承诺书”，点击同意后得到查询结果（查询结果可下载）。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信登指出，为防止恶意查询并保护查询信息的安全，建议查询机构切实加强有关信托财产查询工作的风险内控制度建设，并将以下内容纳入制度管控：一是明确查询信托财产是基于真实业务需求；二是在查询前须获得财产所有人的授权同意；三是严格限定信托财产查询结果的知悉人员范围；四是强化对违反规定泄露信托财产查询结果或将信托财产查询结果用于不正当目的有关人员的问责措施。信托财产登记、查询发展历程信托财产登记、查询是信托基础制度，对投资者权益保护、信托业转型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建设发展有十分重大意义。早在2017年，原银监会便发布了《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其中指出，信托登记信息包括信托产品名称、信托类别、信托目的、信托期限、信托当事人、信托财产、信托利益分配等信托产品及其受益权信息和变动情况。原银监会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明确指出，信托机构的信托产品及其受益权信息登记、信托受益权账户的设立和管理等由中国信登集中办理。由此，确定了中国信登的职能定位为“三大平台”，即信托产品及其信托受益权登记与信息统计平台、信托产品发行与交易平台，以及信托业监管信息服务平台。在《信托登记管理办法》生效当日，中国信登的信托登记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运行一年后，已基本完成全国信托业全量信托产品初始信息的归集。随后的2020年10月1日，中国信登正式启动不动产、未上市公司股权两类信托财产信息的报送，并要求信托公司于当年11月30日前完成存量信托财产信息的补报工作。随着信托财产信息报送的正式开展，中国信登逐步实现对不动产、未上市公司股权两类信托财产信息的全面、集中采集，为后续实现两类信托财产信息查询功能奠定基础。2021年9月18日，上海银保监局、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在上海开展信托财产查询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收文单位包含辖内各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意见》中指出，为进一步发挥信托财产查询在明确财产权利状况、降低交易风险、保护交易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各机构在发生不动产、未上市公司股权交易，接受不动产抵押、未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时，应参照《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在中国信登查询相关财产是否为信托财产。《意见》中要求，各机构应高度重视信托财产查询试点工作，制订完善相关业务审批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措施，做好人员培训工作和工作事项衔接，确保相关人员熟练掌握信托财产查询业务。由此，才有了信托财产查询试点工作在上海率先落地中国信登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总结完善信托财产查询试点经验，保持与相关部门、行业机构的沟通协作，不断提高信息查得的及时全面可靠性，并在地方政府支持与相关制度的安排下，努力实现与权属登记部门间信托财产信息的互认互通，使之成为信托财产登记制度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应用范例。附信托财产查询试点常见问题解答：一、信托财产查询情形包括哪些？答：根据《关于在上海开展信托财产查询试点的意见》，试点金融机构在发生不动产、未上市公司股权交易，接受不动产抵押、未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时，应查询相关财产是否为信托财产。二、“财产所有人”是指哪些？答：“财产所有人”是指拥有相关财产所有权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三、对于试点机构制定信托财产查询相关业务制度有哪些建议？答：为防止恶意查询并保护查询信息的安全，建议查询机构切实加强有关信托财产查询工作的风险内控制度建设，并将以下内容纳入制度管控：一是明确查询信托财产是基于真实业务需求；二是在查询前须获得财产所有人的授权同意；三是严格限定信托财产查询结果的知悉人员范围；四是强化对违反规定泄露信托财产查询结果或将信托财产查询结果用于不正当目的有关人员的问责措施。四、信托登记信息与不动产登记、公司登记信息之间会出现相互矛盾吗？答：不会。信托登记信息所登记的是已设立信托的财产信息；而不动产登记机关、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信息并不能反映相关财产是否为信托财产。因此，信托登记信息与不动产登记、公司登记信息之间并不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五、财产所有人查询授权书是否有规定格式？答：试点金融机构可以自身业务实际自行制定查询授权书文本，也可参考查询授权书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