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网下打新“抱团压价”幕后（上）打新矛盾日益激化，谁是最隐秘的利益联盟？去年以来，注册制新股询价环节频频爆出新问题，其中网下机构投资者“抱团压价”现象备受市场关注，逾八成投资者报出相同价格或相差5分钱以内的情况屡见不鲜，成为注册制新股发行一幕怪诞画面。有人嗤之以鼻，有人怒斥“可耻！”也有人两手一摊表示无奈。多家机构投资者反映，目前网下打新呈现出“头部机构抱团，中小机构被边缘化”的格局。这究竟是市场化的选择，还是伪市场化的结果，引发业内讨论。券商中国记者透过328只注册制新股、逾480万询价数据，进行抽丝剥茧，寻找真正掌握定价权的幕后者。8月下旬沪深交易所就科创板、创业板股票发行与承销相关业务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高报价剔除比例由“不低于10%”调整为“不超过3%”获得业内普遍认可。但有市场人士表示，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大型买方报价权重是否应该调整；新股配售权能否进一步市场化；中长线资金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整齐划一的报价在倡导“价格发现市场化”理念下，询价机构“高度抱团”成为注册制新股发行中最为诡异的画面。据了解，网下询价机构共分为三类，即A类（公募、社保、企业年金、养老金、险资）；B类（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C类（私募、券商资管及自营等），各类投资者按有效申购数量获配。注册制下IPO发行价格的形成是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的。该价格不能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险资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根据券商中国记者统计的样本（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期间上市的328只采用询价定价的注册制新股），不少案例显示出数千个甚至上万个配售对象整齐划一报价。中长线资金未能发挥出长期投资者的作用和价值，短期逐利动机明显。将高度抱团演绎到极致的是2020年9月科创板上纬新材IPO项目，高达99%配售对象统一报出2.49元价格，这家公司最终以10.04亿元的市值压线科创板五套上市标准的最低要求，发行价格如果再少一分钱就会发行失败。同样剧情在今年7月反复上演。根据券商中国记者统计的样本当中，有7只新股出现“单一价格的报价集中度逾90%”的现象，其中有多达5只发生在今年7月。具体来看，在青达环保IPO项目上，95%的配售对象报出10.57元；华依科技IPO项目中，94%的配售对象报出13.73元；正元地信IPO询价过程中，同样有94%的配售对象报出1.97元；容知日新IPO项目上，90%的配售对象报出18.23元。上述项目均为科创板项目。迈普医学IPO项目中，有94%的配售对象报出15.14元。值得注意的是，迈普医学是创业板注册制中首单采用“第二套市值上市标准”（ 即“预计市值不低于10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的企业，该公司在询价后最终以10.002亿元的市值踩线发行。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曾撰文分析，询价规则上的一个小细节促使了抱团报价的产生。据了解，《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在询价过程中，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不得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0%。在王骥跃看来，随着新股供求关系改变，IPO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上述这条规则成为压制发行价甚至串通报价的重要因素，即比市场均价高几分钱都可能被划到被剔除的前10%最高价范围内。根据券商中国记者统计的样本，大多数新股的剔除价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仅相差几分钱。数据显示，高达95%的IPO企业剔除价与发行价格相差在1元钱以内，占比近58%的IPO企业剔除价与发行价相差1角钱以内。进一步来看，有39%的IPO企业剔除价与发行价格相差5分钱以内（含），比如上述提到的上纬新材、青达环保、华依科技、迈普医学、正元地信、容知日新等企业的剔除价与发行价仅相差1分钱。网下打新圈子如何形成？“现在新股究竟如何定价我觉得是个谜，我们很希望了解。目前情况是大机构抱团，小机构被边缘化，我们很想融入主流。”一名小型券商资管人士表示。网下机构抱团如何形成，谁在当中主导价格，备受市场关注。业内人士普遍反映，随着新股询价和网下配售集中度上升，参与网下发行的机构格局已出现明显的分层，形成“圈内”和“圈外”两大群体，而圈内有大型机构在引导价格。一名在“打新联盟”内的百亿规模私募人士回忆表示，去年创业板实施注册制期间，有券商研究所推出新股定价系列报告，有投行组织机构投资者进行线上和线下的交流，询价机构逐步形成一定的圈子，这是打新圈子最早期的阶段。随着时间推移，圈子成员关系愈发紧密，尽管上述券商研究所曾有一段时间暂停发布新股定价报告，但圈子已经形成。“圈内只要有机构投资者引导价格，就会有人跟随，跟随抱团才能中签。后来圈子通过熟人关系逐渐扩散，吸引更多中小机构加入。有时也会是承销商引导，他们通过电话口述价格。”上述私募人士表示。“可耻！”上海一家中型机构投资者在谈及新股询价情况时向券商中国记者表达愤怒。在他看来，这涉嫌合谋股价操纵。据其透露，在新股询价过程中，部分大型基金公司确定好价格，然后通过具有阅后即焚功能的软件或是服务器在境外的社交媒体软件进行“串价”，让其他网下机构按照该价格报价。券商中国记者梳理多个询价案例发现，大型机构通常动用数百个产品打新，在定价话语权上本来存在天然优势。而这些大机构往往集中报低价，且相差不超过5分钱，令市场质疑抱团痕迹明显。以今年7月28日新上市的唯赛勃为例，询价机构报出5.76～14.74元。该公司最终确定发行价格5.85元，剔除价5.87元。从申购资金规模来看，前7家大型机构有6家报出5.85～5.87元，仅相差2分钱，其中多为大型公募，一家百亿私募。同月22日上市的新柴股份案例中，询价机构报出3.36～30.11元，该公司确定发行价格为4.97元，剔除价5元。从申购资金规模来看，前8家大型机构报出4.97～5.02元，相差5分钱，主要为大型公募基金、浙江两家百亿私募、一家险资资管报价，最终某头部公募因高价被剔除。有券商资管人士谈到，抱团群体逐渐发展壮大，后期分裂出多个利益联盟，他们在报价最后几分钟内压价抢筹，以几分钱的微小差距剔除竞争对手，十分激烈。正由于紧密抱团对投资者而言变得愈发重要，价格发现机制难以真正发挥作用，路演流于形式。前期，交易所已联合证券业协会对部分网下投资者开展专项检查。监管层在检查及案件处理中发现，相关网下投资者通讯设备管理不严格，存在较大价格泄露风险；未建立有效的估值定价模型，最终报价结果缺少充分有力的定价依据。“圈子化”VS“被边缘”数据显示，询价机构一旦跻身主流圈中，将更容易拿到新股获配资格，获配规模也更高。根据券商中国记者统计的样本（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期间上市的328只采用询价定价的注册制新股），对逾480万询价数据抽丝剥茧，发现注册制新股询价环节中“最大赢家”由头部机构组成，包括大型公募、保险、私募等。在新股配售成功率方面，头部机构中T基金（化名，下同）旗下产品获配成功率平均为88%；Y基金产品获配成功率平均为68%，据了解 Y基金累计获配规模达到67.81亿元，排名第一；某合资公募基金旗下产品获配成功率平均为58%，该机构以43.03亿获配规模排名第二。在公募基金第二、第三梯队里，W基金获配成功率平均值高达93%，R基金为91%；Q基金、Z基金、P基金等均有85%以上。部分大型私募表现也比较突出，上海S私募、华南X私募旗下产品获配成功率平均值均超过95%，上海T私募、上海P私募、北京J私募也超过90%。上述私募管理规模均超百亿。相应地，也有机构投资者在这场打新盛宴中颇感落寞，或因为没有进入“主流圈”，或投研能力不强，其新股获配结果颇为惨淡。一家管理规模逾7000亿的险资背景资管公司，旗下多只产品在上述期间累计参与网下新股申购6918次，实际只有55次获配，获配金额规模累计只有90.85万元。上海一家中型险资机构，旗下产品累计参与新股网下申购884次，实际获配66次，获配金额规模只有328.14万元。一家合资险资机构旗下产品累计参与新股网下申购209次，一次都没获配成功。某拿下公募基金牌照的百亿私募也面临尴尬境地，该公司旗下产品累计参与新股网下申购1397次，实际上成功获配才34次，去年至今获配金额规模1061.14万元。知名私募G公司旗下产品在上述期间累计参与新股网下申购638次，实际获配47次，获配金额规模只有1139.23万元。深圳一家小型私募旗下产品参与新股网下申购282次，一次都没成功获配。超大买方报价权重问题待解要改变目前投资者报价集中以及弱化研究现状，业内主流建议是，可以考虑取消高价剔除比例或灵活调整比例，进一步提高新股定价环节的市场化程度。另外保留“四数孰低值”定价参考的基础上，允许实际操作中突破“四数孰低值”进行定价发行，提升发行人定价主动权，进一步改善询价报价集中的现象。如今，监管层正在采取行动。为响应业内呼声，多个IPO承销规则迎来修订。8月下旬沪深交易所就科创板、创业板股票发行与承销相关业务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高报价剔除比例由“不低于10%”调整为“不超过3%”；取消新股发行定价与申购安排、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次数挂钩的要求。对此，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表示，机制上仍是“买方定价，卖方接受价格”，核心机制没有改变，只是参数上调整，但已很有诚意，对拉开集中报价有帮助，可以更充分反映买方的真实需求。“监管意图很明显，不改变大趋势，只解决极端问题，保障新股可持续发行是核心。”多名券商投行人士、资管人士在接受券商中国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认可，预计对网下投资者“抱团报价”现象有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最终效果如何还要继续观望。但仍有问题需要解决。从前述券商中国记者统计的数据可看出，一旦多家大型网下投资者一致报低价，几乎可以直接决定某只新股的报价区间。如何能更合理体现市场对新股的评价，引发业内讨论。力鼎资本创始合伙人CEO高凤勇曾表示，大型机构通常有数百个产品参与询价，大型买方存在天然优势，其报价容易离报价中位数和算数平均数最近。他曾建议，参与询价产品数量超200个的超大型买方应把报价强制分布，所有产品不能仅报出一档价格。王骥跃在接受券商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应该限定大型机构投资者的权重上限。他建议“不管网下投资者有多少产品，作为机构报价，权重都应是一样的。只是在机构分类上，规则可向公募、社保等具有定价权且不易被收买的询价对象增加权重，或设置权重上限，才更能体现市场不同主体对某只新股价格的总体看法。”一家上市券商的资管人士认为，现有规则中每个网下投资者最多填报3个报价，但同一配售对象只能有一个报价，在该人士看来这是导致报价少的原因之一。他建议改成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报三挡价格，并相应报三个申购数量。他向券商中国记者解释，不同产品的投资经理对新股的判断不一样，每个产品应该单独报价，从买方内部中瓦解“抱团”的可能性。另有观点称，新股配售权应交还给市场。华泰联合证券曾撰文分析，在网下配售环节，目前新股配售仍采用分类比例配售的模式，即对于同一类别的配售对象按照其申购量的占比进行同比例配售，在目前网下配售对象数目超1万个的背景下，单个配售对象获配的金额非常小，大大降低了投资者价格发现的积极性。为了促使投资者提供基于客观信息的准确报价，在配售过程中发行人和承销商需要建立相应的补偿和激励机制，比如同价格时给予更多配售量。短期来看，华泰联合建议允许按询价配售产品锁定期安排进行差异配售，培育长期投资者。中长期建议可以打破现有的承销管理办法中的网下分类比例配售机制，通过给予主承销商一定的配售灵活性，甚至可以引入基石投资者制度。南方基金则撰文建议进一步引导中长期投资的资金参与和主导定价，并通过配套机制设置实现量和价配合，诸如给予中长期资金更长的锁定期限，以锁定时间长短决定定价影响参数；或适当提高网下投资门槛，减少套利、打新类账户参与。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监管层修订规则主要就漏洞补漏洞，但未来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长期以来的行政管制，导致“炒新”风气盛行，“新股不败”经久不衰，投资者将打新作为福利，趋之若鹜。注册制定价环节市场化仍有较长的要走，如何把注册制真正推向市场将是各方持续探索的话题。（券商中国柳智斌、实习生杨若琳对本文亦有贡献）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9月3日，投资圈被一则“量化交易贡献了A股一半的交易量”的消息刷屏，让不少投资人恐慌，甚至有的指出量化是AI收割机，主观投资会被收割。　　对此，记者采访多家头部量化机构及券商，其表示，这数据完全失真。而从长期来看，量化投资也并不会影响主观投资。　　而据记者了解，目前已有多家头部量化私募出手封盘，以保护超额收益。　　“量化贡献A股50%成交量”刷屏　　量化私募：瞎写，数字完全失真　　9月3日，沪深两市交易量超1.5万亿，这是A股连续33个交易日交易量破万亿的日子，然而，交易很活跃，赚钱的股民或基金经理却不多。这时候，有人想起今年赚钱效应爆炸的量化来了。　　午后，一则“关于1.7万亿的成交量的背后”分析刷屏投资圈。　　不过，这则消息传出后，各大头部量化大佬都表示，该数字失真，显著高估了。　　还有头部量化机构直言，该分析纯属“瞎写”。“说实话，写这个的人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其表示。　　据这则分析，目前量化交易占A股交易量约50%。其还“头头是道”地分析了这50%成交占比，是怎么来的：　　国内量化基金的规模已经1w亿了，近几年基本都是做高频量价的，现在规模大了，可能总的频率降了降，暂定平均每天换仓20%，卖2000亿，买2000亿，这就是4000亿的成交额。　　每天剩下的那80%不调仓的，再加个t0策略，市场活跃一点，开仓信号多，这8000亿底仓，t0再做个3000亿，一买一卖双边就6000亿的成交。　　4000亿+6000亿=1w亿成交额。　　最后，他判断，市场非常缺钱。　　“我们看到的17000亿成交额，真实只有7000亿是主动交易，然后被打肿脸充胖子的这7000亿，又要被10000亿薅羊毛。最可怕的是，这些量化基金的策略同质化很严重，带来的结果就是趋势被超级强化。”　　那么，这则分析说错了什么？　　1、重复计算量化交易量　　事实上，两市交易量1.7万亿其实是计算单边，是交易所撮合的金额。而如果按照上述分析的买卖都算，那首先A股的交易量要去到3.4万亿。　　深圳一头部量化机构甚至表示：如果1万7的交易量有50%是量化产生的，那市场只有8千亿交易量时，是不是就100%都是量化产生的？　　此外，有券商和记者分析，这里还有个对手盘的问题，量化A的对手盘未必是量化B，他对手盘可能包括：1/4与量化B，1/2与主观机构，1/4与散户。　　2、高估量化换手率　　事实上，大部分量化机构都随着规模的增长，换手率在下降。华东一券商告诉记者，头部量化机构因规模增长，换手率早就降下来了，只有中小量化或者大量化中只有部分资金是换手偏高的；　　沪上一家百亿私募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数据没有考虑到量化的换手率在下降这个事实。“比如说一家量化机构，过去是200亿规模，换手是100倍，现在已经一千亿，他换手直接就降为30倍了，但如果还是按照他们100倍的换手算，一万亿乘以100倍，自然会觉得很夸张。但实际上量化市场在这两年飞速发展，募资大踏步前进的团队交易量都是显著下滑，只有相对来讲小规模的团队的换手还是很高，有些甚至是200倍的换手。”　　他指出，因为目前没有一个标准统计，大家都在瞎猜，所以交易数字完全失真。　　此外，这则分析把量化每日20%换仓，以为是20%的股票全部卖出再买入20%的股票，其他股票可以做T0。“其实量化在换手的过程中，是所有股票都会有买入和卖出，而且是连续交易的，所以不可能还有股票可以去做T0，额外给我们加了一块交易量。”上述头部量化私募相关人士表示。　　3、不考虑量化成本　　一头部私募此前和记者计算，一家300亿规模左右的中频量化机构，一年要交的印花税、交易所的规费、资管税就超20亿元。　　如果按照上述大部分交易量都是高频量价产生的，那么高的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量化很难获利，这时候就会优胜劣汰，控制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4、量化投资很分散，难以造成趋同　　另外，跟主观集中持有少量行业与股票不同，据深圳头部量化机构向记者分析，量化一般的持仓都十分分散，造成趋势被强化的可能性很低。“以我司为例，持仓接近2000只，单股持仓在千2千3以下，从收益相关性来看，跟其他量化团队也并不十分趋同”。他表示。　　量化交易的量到底有多少？　　业内评估：2000-3000亿　　不过，随着量化规模的高歌猛进，最新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元，量化交易在A股的成交量占比的确有一定的增长。　　华南一头部券商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头部量化机构，换手率能30%+就不错了，有些量化一年也就50倍。交易量看一些大的头部量化的交易就可以看出。”　　具体而言，据上海一家头部量化私募计算，目前量化的换手率平均在每日换仓12%-20%的区间。“折中取值15%，如果量化真的有10000亿，那么每日交易量在买入1500亿，卖出1500亿。另外，北上资金中有50%是量化的策略，所以每日成交量差不多单边2000亿。”他表示。　　北京有头部量化机构还指出，产品规模现在量化私募很多是募集和交易层分开的，实际规模比协会数字要小，估计打个7-8折差不多。　　上述北京头部量化机构直言，量化每天单边换仓20%，对于百亿规模很容易就撑不起，现在头部频率都降了，全市场估计要打个7-8折。两个折扣一乘，也就是传闻的成交额的5-6成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在卖的资管产品，每天也就5-10%的换手率。”他告诉记者。　　但也有私募指出，沪股通里的确有一些国内量化的基金，但不多，一般市场环境下，加上北上资金，成交量也就20%的占比。　　“1.7万亿的时候，由于成交量比较大，我估计一些做T0的策略，成交量会提高，但是比例最多到30%”。上述深圳量化私募表示。　　此外，量化私募表示，国内量化交易量的占比这几年有一定增长，但还是不足以跟欧美对比的。　　量化大爆发：20家量化私募规模破百亿　　平均收益超20%　　量化私募在今年迎来高速发展。　　据中信证券研究部估算，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国内量化类私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达到10340亿元，正式迈过1万亿关口，在证券私募行业的占比攀升至21%。　　而百亿量化私募数量更是频频刷新纪录。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截至9月初数据，国内百亿量化私募公司已经突破20家，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在产品热销的形势下，今年百亿量化私募备案的新产品也爆棚，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百亿量化私募已经完成1930只新私募基金的备案，同期百亿私募新基金发行量为4183只，也就是说，数量占比仅为两成的百亿量化私募所发行的基金数量，在百亿私募中已经占据半壁江山。　　其中，灵均投资、九坤投资两家头部量化私募，今年发行新基金数量都超过了300只，明汯投资今年备案产品超200只，还有宁波幻方量化、启林投资、衍复投资、诚奇资产等年内新发基均在100只以上。　　今年量化私募之所以受到资金追捧，背后的原因是其今年业绩表现突出，显著优于股票多头。　　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仅有59.38%的主观多头产品赚钱，而今年83.78%的量化产品都赚钱；且今年量化多头产品收益普遍分布在10%—20%、20%—30%区间。　　上述20家百亿量化机构，今年以来平均收益达20%。　　而在投资者疯狂追逐量化基金的同时，的确有声音表示，量化机构挤压主观投资的获利。对此，深圳一头部量化机构告诉记者， 实际上量化投资是不影响真正的中长期投资者的，但的确有可能挤占中短期投机资金的获利机会。　　多家百亿量化私募已“封盘”　　值得注意的时，今天，进化论资产公告，旗下量化线产品暂停募资。　　其表示，为保障现有投资者的利益以及公司的长远发展，经过慎重考虑，我司决定今年内不再新发行量化产品，目前存续的量化产品将采取部分暂停募集，部分限额的方式进行额度管理，产品的正常赎回不受影响。　　而此前，明汯投资、启林投资、金戈量锐、星阔投资等知名量化私募纷纷出手封盘旗下市场中性、500指增等策略产品线，闭门谢客。...

　　我在研究离婚对信托财产的影响时，发现了一个挺特殊的案例，看完冷汗涔涔。这种场景实在太常见，而风险竟然这么大，值得专门聊一篇，给大家提个醒。　　据我所知，“代买”信托这件事，其实挺常见的。原因主要是两种，毕竟信托财产体量大，一些体制内的人员或者是债务情况复杂的人，会倾向于用其他人（主要是父母子女兄妹等）的名字认购，手续别人给办，但是银行账户实际上自己掌控，钱到账后划走。　　另一种，是信托往往根据资金量计算收益，大家关系好的，几个小额凑一个大额，几个大额凑一个1000万，收益就能上两个台阶，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都是成年人，基本的风控意识也还是有的，做这种往往私下里签了代持协议。大家都觉得真要发生什么撕破了脸，代持协议也能说明问题。　　我们故事的主角，就从一个大老板何某说起。何某是个杭州的商务人士（我猜的），和另一个生意人王某交好，期间两人借贷往来，何某借钱给王某了七八千万。　　根据询问笔录显示，2013年王某把这七八千万中的1000万，转到自己实际控制的弟弟陆某的银行账户，并在转入当天认购了民生信托的一个定增项目。　　为了保险，购买信托当天，王某还和弟弟陆某签了一份《代持协议》，里面写的清清楚楚：该信托项目实际出资人是王某，陆某只是名义代持，本金收益都归王某所有。俩人都签了字。　　一般投资者自己搞的“风控协议”，也就到这里为止了吧？　　后来，王某因为还不上大老板何某的钱，何某索债后发现，其中1000万拿去买了信托了！　　钱必须赶紧要回来，但是信托又没到期，怎么办？　　好在王某和陆某都比较配合，几个人签了《信托转让协议》，规定信托一到期本金利息都要转给何某；何某还觉得不放心，又签了个《质押协议》，约定这个1000万的信托用来担保何某债权实现；何某还不放心，又签了《还款协议》，内容也差不多……总之核心意思就一个，到期赶紧还钱。　　签了这几个协议后几个月，何某发现钱还是要不回来，就到法院起诉要求还钱，几千万收不回来，压力可想而知。　　这个时候，陆某的妻子——吴某，出场了。　　事后来看，吴某的棋分了几步走。　　第一步，起诉离婚。从流程上看，这个婚离得相当顺利，从起诉到判离仅用了2个月。离婚判决里有重要的一条是，这个1000万份额的信托，由于使用陆某账户认购，认购行为发生在陆某婚姻存续期间，登记在陆某名下，法院判决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中500万份额归吴某所有。　　离婚诉讼还在进行时，吴某就走了第二步，起诉要求确认《质押协议》无效。　　这次诉讼就把自己的老公陆某、王某和何某都带上了。核心理由仍然是，该信托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陆某未经自己准许擅自与何某签订《质押协议》，侵害了自己利益，应当认定无效。　　这个诉讼历经一审、二审、再审裁定，最终法院没有支持吴某主张。也就是说，陆某的“金蝉脱壳”没能完成-但此时吴某已经通过离婚固定了500万份额的所有权。　　500万份额并不止500万，漫长的诉讼过程中，民生信托的这个定增项目非常争气，1000万翻了三番还多，变成了3200多万。　　另一边，何某的借贷诉讼也赢了，法院判决还钱后，陆某赶紧去申请强制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吴某的阻碍——吴某拿出离婚判决，证明其中500万份额——也就是1600多万应该是自己的。何某就傻眼了：先去申请撤销离婚诉讼，结果走了一圈再审程序后，法院还是驳回了。　　法院的核心逻辑是这样的：　　信托认购行为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登记在一方名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符合法律规定；　　虽然钱是王某打给陆某的，但仅仅转账凭证不能认定代持关系；　　虽然王某和陆某签了《代持协议》，但吴某没签字，仅凭你俩签字不能否认信托为夫妻共同财产，否则会侵害吴某利益；　　王某自己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不持异议（陆某是王某弟弟）　　总之，大老板何某请求被驳回了。　　后来，何某针对《转让协议》《还款协议》等合同又另行提起诉讼，历经两年，最终仍然还是被法院驳回，核心理由仍然是认定该信托为夫妻共同财产。　　明明这1000万是当天转入，当天认购，当天签署《代持协议》——但仍然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声明一下，整个案情其实复杂得多，我主要截取了代持相关的情节，可能有简化之处并由此带来不准确的地方，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到裁判文书网上查阅。　　遍览了这个陆某前前后后打官司的过程，感受其实很复杂。一方面，法院的判决不是没有理由，金钱是种类物，只要钱打出去，如何证明拿去买信托的钱就是你打的那笔钱？　　即使能证明，这里面仍然涉及到所有权和债权的冲突问题。　　即使签了《代持协议》，只要对方配偶不认，仍然有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可能。　　另一方面，我知道请人代买信托的情况实际上非常普遍，甚至会出现委托对象再委托其他人代买的情况（本案也可能是此种情形），而且很多人会“低调处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根本想不到也不愿意让对方配偶也来签个字。　　但是这么巨额的财产交付，真的出了岔子，就像本案的何某一样，官司打了五六年，最终损失不可谓不惨重。　　总之，如果说有什么要总结的，看到这里的朋友，买信托尽量用自己账户——不要代持。如果非要请人代持，记得事前拟好协议，必要时可以请人见证，并务必见证对方配偶签字确认…… 即使这样，可能还会面临收益分配、损失承担的问题，对这些风险心中要有预期。　　当然，最好的解决办法仍然是：不要代持。...

沪深股市近期的成交放大的有点惊人！8月19日，两市成交合计突破1.2万亿；8月23日，两市成交合计突破1.3万亿；8月24日，两市成交合计突破1.4万亿；8月30日，两市成交合计突破1.5万亿，逼近1.6万亿；9月1日，两市成交更是半天超过1万亿，全天超过1.7万亿。当上证指数仍在中位区震荡时，两市成交相比两个月前已经翻倍。一时间，全市场的策略分析师都在问，增量资金从哪里来？这些资金想要做什么？而西部一家券商的分析师率先给出结论。他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A股市场如今50%的成交来自量化基金，20%来自外资，30%来自内地基金调仓，他一并给出了结论的运算逻辑。这个说法有道理的么？占比50%逻辑何在？上述的西部地区策略分析师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的观点，大致意思：（近期A股市场）的巨量资金交易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受到结构牛市吸引进来的，包括北向资金（外资），约占20%；二是场内机构资金调仓，约占30%；量化交易约占50%。后续又有一些分析观点给出了50%成交占比的推算逻辑：国内量化基金的规模已经1万亿，近几年基本都是做高频量价的，现在规模大了，可能总的频率降了降，暂定平均每天换仓20%，卖2000亿，买2000亿，这就是4000亿的成交额。每天剩下的那80%不调仓的基金，再加个t0策略，市场活跃一点，开仓信号多，这8000亿底仓，t0再做个3000亿，一买一卖双边就6000亿的成交。4000亿+6000亿=1万亿成交额。量化巨头“不认可”前述预测量化交易要占据50%的市场成交占比，意味着近期的日均成交额要达到5000~7000亿（单边）的水平。这个可能么？渠道信息反馈，多家规模400亿以上的大型量化私募对上述预判给出“不可能”、 “拍脑袋”、或“难以测算”的反馈。另据私募排排网，截至8月末，国内管理规模达百亿元的量化私募公司突破20家。且近期量化私募巨头纷纷发出封盘公告。以九坤投资为例，该机构规模位列量化私募前三，早在今年5月份就发出暂停旗下中证1000指数增强策略的资金募资。再以金戈量锐为例，8月末对渠道称暂缓近期500指增和市场中性策略产品的资金募集。另一家百亿量化启林投资在8月中旬称，暂停市场中性策略产品的发行和募集（包含已经发行的老产品）。量化机构限制规模的措施出台后，沪深两市的成交仍在活跃，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量化机构或许不是这轮成交放大的主要力量。换手率和收益预测过高？还有一些专业的分析观点认为，目前市场对于量化投资的业绩和换手率都过于“神话了”.据一些第三方配置机构了解，目前国内主流私募量化机构的平均换手率实际在每日10%~25%之间（每年50~60倍换手），公募量化资金的换手率会更低一些。这和前文预测的50%~70%以上的换手率预测，差距非常大。一些机构反映，由于2015年后交易所对日内回转交易的限制更加明确，近年国内量化策略的换手率已经“一降再降”，早已不可能是50%的换手水平了。而这样相对稳健的换手率水平，不可能缔造远远偏离指数表现的收益率。今年的指数量化产品就很明显，跟踪指数表现较强的中证500增强产品业绩收益就好，相对而言沪深300指数增强等策略就表现低迷一点。...

当新一轮集采来临，医药行业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强监管是否会扩张到医药领域，仍是未知。在继为促进教育公平，政府部门所颁布的“双减”政策之后，很多领域都充斥着强监管来临的这样一种声音。先是游戏娱乐股票的一轮暴跌，房地产行业在已经多轮下跌后仍要经历一阵恐慌，而且鉴于中国政府对一个行业的强权性指令的不可预知性，外资在中国投资的政策风险加剧，外资近期持续抛售中概股，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一路暴跌。当新一轮集采来临，医药行业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强监管是否会扩张到医药领域，仍是未知。但不可否认，当强监管进入，医药及医院的部分公共属性让整个医药产业链面临重大调整。医药公共属性的源头要谈论医药的宏观经济问题，享德森的《健康经济学》一书是避无可避的经典医药经济学著作，但非药物经济学的学生很少有人去接触这样一本书。2019年杰伊·巴塔查里亚等人重新编写《健康经济学》，并增加了在医药经济领域行为经济学等新的内容，为我们系统了解医药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首先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医药为什么会成为公共物品。并不是医药本身有多公益色彩，而是政府已经深深介入医药领域，使其变为一个财政学问题。在医保系统中，政府色彩尤其浓重。加上生命健康权的需求需要政府提供最为基本的保障，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从福利经济学出发，政府提供部分最基本的福利也是一种利益考量。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政府介入医疗体系的力度也就越强。因为在现有医疗体系下，医保报销比重最低比例已达到55%，每一元医疗服务花销便有最低0.55元是政府开支。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国家希望人均寿命提升，在医疗体系中，政府的医疗支出也就越多。而医保基金的压力增加势必增加政府与药企的谈判力度。从长期来看，医疗服务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支出项，在收入端（社保缴费人数）没有很大变动的情况下，长期支出本质是一笔本金的消耗。而医疗体系中政府、居民、药企三方关系中仅政府有能力维系这种平衡，政府便被迫承担起愈发积重的风险，而政府可能采取的方式便是强监管举措，无论最终的矛头指向的是对居民还是药企。02强监管的预期与行动如果一个行业可以被定义为公共物品，那么政府的强监管也就有其必要性。医疗行业作为准公共物品，并未达到自然垄断的地步，有限的非竞争性使得医疗保障永远是最低满足的状态，现实中仍然很多人看不起病，而且一些高昂的生物药依旧使得众多家庭不堪承受。药企的定价权取决于药物是否排他性，并部分受制于政府管控。如果是单一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垄断药，通常定价都是更多受控于药企，就像诺华的格列卫在CML领域的垄断地位。如今的医药市场已经出现众多分化，整个医药市场研发重心从小分子化学药转向生物药，中国药企也逐渐开始从仿制转向自研创新药。生物类药品在整体医药市场份额逐年增加，2020年全球生物药市场规模已经达到3131亿美元，中国生物药也已经达到3870亿元。从我国公立医疗机构销售医药类别来看，化学药、中成药近5年呈现下降趋势，而生物药逐年上升。一方面，生物药在技术上更为领先，可以创新的地方很多，抗体药物、蛋白重组等细分领域近年来得到广泛发展拓宽了生物药的边界。另一方面，生物药在疗效上更优，且其毒副作用相较于化学药更低。无论是技术拓展还是疗效上，生物药都占优的局面使其未来仍有较强增长的空间。从医保体系格局来看，化学仿制药集采已经进行了5轮，而生物药的集采工作还在规划中。集采最大的特点便是降价，以价换量。我国早期仿制药的格局十分分散，政府在2013年制定了有关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规定，在2015年正式实施一致性评价，2018年4+7城市带量集采开始实施，并于同年对部分品种展开一致性评价。随着带量集采的常规化，一些重磅药物的利润空间被压缩。根据西部证券相关研究显示，近年来的集采每年都会有1轮谈判，自2016年到2020年，参与谈判品种累计达到379个，每年成功谈判的进入集采名单药物平均降价50%。自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医保局接手医保谈判，谈判类别也从抗癌药物扩充至呼吸系统疾病、肝病、心血管疾病等类别。药企是否有意愿参与带量集采？可以肯定的是，以价换量并不需要每个药企热衷，但有药企参与你如果不进，那么市场份额便会被蚕食，这便是药企与医保局的博弈，也是药企间的囚徒困境。如果药企能够提升效率，仍可以赚取超额收益，这也是社会化生产制造业要走的路径。虽然成为制造业代工厂并不是每个药企的愿望，但在研发与创新的道路上，并不是每个药企都是有足够底气走下去的，这种药企的路径分化是一种监管的探索，也是在变相促进药企们选择自己的路径归属。03“三医联动”改革，医药监管的当下医药市场是否自由化？不去想其他的方面，医药行业目前所受到的监管是多方面的，但资本自由投资与鼓励自由创新、自由竞争的行业导向从未改变。回顾整个医疗体系的变革，我们经历了较为艰辛而长久的摸索，“三医联动”改革也在紧密实施中。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契机也从顶层设计上为我们理清医疗体系的监管格局。2015年，药审改革开始，我国的医药体系改革正式拉开序幕，我国的医药行业也正式摆脱多头监管的局面。药监局负责新药的审批及一致性评价；医保局发挥购买者职能，统筹医保与终端支付；卫健委深化医院体系改革，医药分离、分级诊疗等医院事业单位内部调整。如今的改革已经走过了药监局的改革阶段，医保局是当下改革进行的重点，从其发布规章的数量也能够看出。医院体系的变革是牵扯最多也是最困难的，要看政府是否有决心去实施变革。2019年4月，医保局颁布2019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并于同年8月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此次修订药品目录将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以及原研药统一定价。2019年11月、2020年12月医保局又将当年谈判纳入新药写入药品目录。医保局在医疗保障的信息化方面希望实现医保凭证的全国通用，一证通用的阻力较大，但2020年11月，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已经在广东率先应用，医保支付体系以及统一平台的建设也在为医保的畅通提供条件。与药企研发生产最为相关的药监局，对于药企的监管也在逐渐规范与强化。2020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重新规定了新药审批的流程，条件的程序性要求，并规定了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同时管理总局发布《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了三种新药申报上市的方法，自此将新药生产与注册相分离。在2020年版的新药注册审批流程中，减少了审批流程的时间，加速新药审批上市的速度，同时也优先审批重点创新药，为创新药提供特殊窗口。医疗体系的改革是一场持久而艰苦的过程。因为历史积压问题深重以及现存的利益主体各方有着不同的诉求，医疗体系的完善向好是对中国医药行业的规范与重塑。强监管落到医药行业头上是必然，这是我国医药行业市场化运作的逻辑，我们不希望医药的安全与价格问题成为阻碍一个家庭、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因素，当整个社会有更多资源可以利用，当大刀阔斧的改革可以换取更为完善的社会运作体系，这一切是值得的，但限于医疗体系自身庞大的支系，这场改革需要走到哪一步，仍未可知。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紧锣密鼓！北京证券交易所（下称北交所）首批业务规则公开征求意见！首批业务规则为《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简称《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试行）》（简称《交易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规则（试行）》（简称《会员管理规则》）。业务规则的起草，既遵循证券交易所制度建设的普遍规律，又充分考虑北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地位。本次就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会员管理规则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后，北交所将根据意见情况进一步完善，经履行有关程序后发布实施。近期，北交所还将就落实公开发行注册制下审核职责相关的自律规则公开征求市场意见。主要内容：北交所上市标准平移精选层的四套“财务+市值”的条件不再实行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制度为引入做市机制、实行混合交易预留制度空间探索与公司制交易所相契合的会员管理制度对现金分红比例不作硬性要求允许在充分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的前提下，合理设置低于股票市价的期权行权价格，以增强激励功效符合新三板基本挂牌条件或创新层条件的，鼓励进入相应层级挂牌交易平移精选层上市标准在结构上，《上市规则》由发行上市、持续监管、退市机制和监管处理等四部分组成。北交所的上市标准平移精选层的4套准入标准。这一制度安排更适合盈利能力相对稳定且具备一定经营杠杆的成长型企业。目前，在精选层现有66家公司中，上述4套标准均有覆盖。其中，以第一套标准进入精选层的公司占绝大多数。根据《上市规则》，在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可以申请到北交所上市。目前，不管是创新层，还是基础层，符合上述4套标准中财务条件的挂牌公司数量比较充足。停复牌管理更加严格相较于精选层挂牌公司，北交所在持续监管方面做了四大方面的调整。一是公司治理更加优化。增加了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意见的情形，将资金占用主体范围扩大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紧盯“关键少数”；明确了不得新增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同业竞争，确保上市公司独立性。二是信息披露要求更加具体。例如，《上市规则》细化了自愿披露、豁免披露、暂缓披露、行业和风险信息披露等具体要求，提高披露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停复牌管理更加严格。《上市规则》贯彻“少停、短停、分阶段停”的监管原则，要求上市公司不得滥用停复牌机制，不得利用停牌替代信息保密，确保市场交易的连续性，保障投资者交易权利。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时间压缩至不超过10个交易日，筹划其他重大事项不超过5个交易日，因特殊情形延期复牌的，连续停牌总时长不超过25个交易日。四是主体责任更加清晰。北交所不再实行主办券商“终身”持续督导，由保荐机构履行规定期限内的持续督导职责。需要强调的是，为确保平稳过渡，在北交所开市初期，上市公司与主办券商已签订的持续督导协议应继续执行，信息披露和日常业务仍按现行模式办理，北交所将尽快明确后续制度切换安排。为混合交易预留空间从内容来看，《交易规则》整体延续精选层以连续竞价为核心的交易制度，涨跌幅限制等其他主要规定也均保持不变。主要内容方面，一是实行30%的价格涨跌幅限制，给予市场充分的价格博弈空间，保障价格发现效率。二是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实施临时停牌机制。即当盘中成交价格较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30%、60%时，盘中临时停牌10分钟，复牌时进行集合竞价。据了解，配套个股临时停牌机制主要是为了避免股价快速非理性波动带来市场恐慌和盲目交易，给予市场一定的冷静期。三是连续竞价期间，对限价申报设置基准价格上下5%的申报有效价格范围，对市价申报采取限价保护措施。四是买卖申报的最低数量为100股，每笔申报可以1股为单位递增。五是单笔申报数量不低于10万股或成交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可以进行大宗交易。市场人士认为，上述交易安排，不改变投资者交易习惯，不增加市场负担，体现中小企业股票交易特点，确保了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值得一提的是，北交所还为引入做市机制、实行混合交易预留了制度空间。探索与公司制交易所相契合的会员管理制度根据《会员管理规则》，北交所探索与公司制交易所相契合的会员管理制度。北交所作为公司制交易所实行会员管理，会员是证券公司开展业务的资格载体。区别于会员制交易所，会员在公司制交易所不享有财产所有权。实施会员管理是落实上位法对于证券交易所的明确要求，在境内外公司制交易所有较多成熟实践，《会员管理规则》予以吸收借鉴，重点明确了对会员交易风险控制、客户管理、交易信息使用和技术系统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强化监督机制，督促会员在各项业务活动中归位尽责。对现金分红比例不作硬性要求北交所上市公司监管制度在遵循上市公司监管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北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总结吸收了精选层运行以来的监管实践。特色方面，《上市规则》充分吸收了精选层前期实践经验，承袭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监管制度，形成了体现北交所市场定位和特色的差异化制度安排，有效平衡了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规范成本与收益。例如，对现金分红比例不作硬性要求，鼓励公司根据自身实际“量力而为”；对于股权激励，允许在充分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的前提下，合理设置低于股票市价的期权行权价格，以增强激励功效。明确主动退市与强制退市安排退市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退市标准，即“谁应退”。《上市规则》明确了主动退市与强制退市安排，强制退市分为交易类、财务类、规范类和重大违法类等四类情形，构建了多元丰富的指标组合。其中，财务类强制退市考察期为两年，指标不交叉适用。二是退市程序，即“怎么退”。《上市规则》规定了退市风险警示，作为强制退市的先导制度，既向市场充分揭示风险，也保障投资者的交易权利；明确强制退市由上市委员会审议，确保退市决定的严肃性和审慎性。三是退市去向，即“退到哪”。北交所充分发挥与新三板市场一体发展的制度优势，对于退市公司，符合新三板基本挂牌条件或创新层条件的，鼓励进入相应层级挂牌交易，继续发展；存在重大违法等情形，不符合挂牌条件的，转入退市公司板块，体现了对退市风险“分类纾解、充分缓释”的创新探索。此外，北交所退市公司符合重新上市条件的，可以申请重新上市。...

监管部门对楼市投机者一直是堵截打击。刚刚售罄的杭州滨江区某超级大红盘（简称“超级大红盘”），赚钱效应再次轰动全城。该楼盘此次仅推出76套房源，却有人自曝一次摇中两个号买到了两套房。这名客户此前曾在某买房群里晒出自己认筹通过该楼盘审核的短信，后来又在另一业主群里宣布自己摇到该楼盘两个排名靠前的号，获得买两套房的资格。公开信息显示，该项目最后一次开盘推出的可售房源有82套（含A类人才6套），剔除6套人才房之后，仅剩76套房源。而入围摇号的共有2483户家庭，其中高层次人才家庭110户，无房家庭749户，普通家庭1624户。该盘中签率约3.3%，是杭州8月5日新政之后首个需要限售5年的楼盘。这次推出的最后一幢楼，除了顶层200多平方米的户型之外，主打的户型面积为333平方米左右。按照周边同类房源一二手房价差匡算，买到一套新房浮盈约2400万元。令人疑惑的是：何人能在如此稀缺、价差巨大的超级大红盘，一次摇到两个号？限价下的巨大价差8月份，杭州登记摇号楼盘有68个，共有17886套摇号房源入市，共计90759户家庭参与/入围摇号，平均中签率19.71%。但前述超级大红盘中签率只有约3.3%。有不愿意具名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摇到该楼盘两个号的客户，今年年初还摇到过“江河鸣翠”的房子。根据杭州的限购政策，他并没有资格同时再买两套房。这名客户是手握5个购房资格，摇中两个号。这5个购房资格是哪里来的呢？这名客户没有否认，是通过与他人签署“租赁协议”拿到的“房票”，并透露是以永久居住权的名义一次付清“租金”，并签了巨额罚惩性悔约条款。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坊间所说的“代持”购房。在一些热点城市，新房限价，与二手房形成较大价差，买到即赚到。有客户为了提高网红楼盘的中签率，与有房票的人谈好“合作”条件，进而以多张房票参与摇号，博取大概率中签机会。今年年初，滨江与绿城合作开发的江河鸣翠开盘，新房限价6.85万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成交价已达10万元/平方米。据称就有人手握多张“房票”参与摇号，一旦中签，每平方米即赚3万多元。前述超级大红盘限价4.81万元/平方米，该盘今年年初交房的一期已有二手房成交，可查询到的网签价接近12万元/平方米。也就是说，若能摇到一套新房，以单套户型面积333平方米匡算，在二手房市场上可以赚得约2400万的利差。理论上，前述摇中两个号的客户，买入两套房，浮盈可达4800万元。“代持”铤而走险据七普的数据显示，杭州常住人口达1193万人，比2010年六普增加323万人，比2019年末人口增加160万人。人口大幅增长，住房压力放大。杭州市政府这两年不断收紧楼市缺口。但有人为何还能找到那么多房票？以超级大红盘为例，由于认筹太火爆，有资格入围摇号的人必须有顶格的社保。而满足15年顶格社保的，除老人外，就只有杭州本地拆迁户才能满足条件。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用拆迁补偿款买了回迁房，即便还有购房名额，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了。据介绍，前述连中两套房的，其房票就来自于拆迁户。有杭州业内人士分析，投资客使用拆迁户房票这一招，其实是钻了政策的漏洞：在杭州，不少回迁房的不动产证发放进度较慢，这导致有些拆迁户即便名下已有几套房，也算是无房户。投资者与有房票的人合作“代持”，流程一般是这样：签署一份租赁协议，通过出租永久居住权的方式，投资者让有房票的人提前拿到“合作”的金额，同时租赁协议里约定以天价违约金锁定房源，从而预防代持人偷偷转让房源。投资客与拆迁户能够一拍即合，租赁协议中约定的天价违约金便成为了约束代持人的“金腰带”。从老人票、大学生票到拆迁户票，楼市投机者从代持人手中“购买”房票，不断寻求一切可能暴富的机会。但必须提醒的是，监管部门对这种投机行为一直在规范堵漏，一旦查实将严厉打击。杭州双赢机构总经理章惠芳认为，前述楼盘是市场上价差比较大的红盘，目前预测该盘一期二手房网签价12万元/平方米并非天花板。刚推出的这批房源，户型大，总价高，价差更受关注。这些价差巨大的楼盘，正是楼市投机者像秃鹫一般紧盯不放的肥肉。...

天下苦“苹果税”久矣。一向傲慢且强硬的苹果放低了姿态。当地时间8月26日，苹果发布一系列关于应用商店（App Store）的新政策：App开发者将可通过邮件订阅等方式，向App用户提供苹果iOS支付系统以外的购买方式，以此绕开苹果的抽成。这意味着，美国App开发者与苹果的反垄断官司初获成功。五天后，韩国针对苹果和谷歌的支付政策限制方案“反谷歌法”在国会全票通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每在App内完成一次支付，苹果就需要抽30%的提成。天下苦“苹果税”久矣。苹果开始松口，抽佣时代已显溃败之势。虚伪的利好政策？“苹果税”的含义不难理解。当用户在App Store里下载应用时，每一次的支付行为中，苹果都能从中挣到30%的佣金。下载的次数越多，苹果挣到的钱就越多。以网飞为例，每年，全球有数百万用户通过 App Store 订阅 Netflix，订阅费达 8.5 亿美元，但根据“苹果税”的要求，每年有 2.5 亿美元落入苹果的口袋。微信也被“苹果税”残忍收割过。由于无法绕开苹果暴力抽成 30%的政策，微信在 2017 年 4 月直接关闭了赞赏功能。几乎每一个上架了App Store的APP开发者对此都怨声载道。重重声浪之下，苹果似乎妥协了。苹果此次的让步在于对App Store的内购规则进行修改，允许开发者向用户提供他们在iOS系统App Store之外的购买选项，且用户无需为发生在App Store之外的购买项目向苹果支付佣金。在此之前，当用户通过App Store购买下载应用时，苹果会从中抽取30%的佣金分成，这也是人们所称的“苹果税”。然而，新政之下，苹果看似做出妥协，实则严格限定了不少条框与障碍。比如，开发者可以使用电子邮件等通信方式与用户共享iOS App之外的支付方式的信息，但相关通信途径必须得到用户同意，且用户有权选择拒收。同时，App开发者仍然不能直接在App内告知用户App以外的购买方式。按照苹果给出的以上条件，即使允许APP开发者和用户使用新的支付方式完成交易，在实际应用场景下，绝大多数的支付行为依然发生在iOS App之内。“苹果税”还是得交。同时，苹果也借机对App Store 实施针对中小型开发者的“激励计划”，即年收入小于100万美元的APP开发者将继续享受15%的抽成率，而大于100万美元的APP开发者则需要继续支付30%的苹果税。苹果同时承诺，至少在未来三年内保持此计划。另外，苹果还宣布“启动新闻伙伴计划”。要参与此计划，新闻机构必须向用户提供他们在 Apple News 上使用 Apple News Format（Apple 新闻样式）发布的内容的访问权限。参与机构仅需为他们的新闻 App 中符合资质的订阅支付 15% 的佣金。通常，订阅类App需在第一年上交30%的“苹果税”，进入第二年后“苹果税”降为15%。由此来看，“苹果税”虽然略微松动，但只限于开发者可以向用户介绍他们在iOS App之外的购买选项，且这一方式还有严格的限制。苹果“雁过拔毛”的做派并没有因此改变。近些年，内容产业在移动互联网中飞速发展，也因此，App Store始终是苹果营收的创收利器。苹果的新政看似在妥协和让步，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App Store提供的收入占苹果营收的比例如何？能够享受15%抽成率的APP开发企业的规模有多少？这些问题苹果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过。举个例子，年收入小于100万美元的能够享受抽成减半的小型APP开发者的数量有多少？苹果官方只是表示他们占据“绝大多数”。市场研究机构公布的数据可作参考。2020年底，Sensor Tower的报告显示，App Store的开发者约有98%都有资格享受15%“苹果税”的优惠政策，然而这些开发者仅占App Store总营收的5%。也就是说，App Store并不依靠这些小型APP开发企业来获利，占据苹果大头的收益来自于那些头部App所提供的佣金。根据App Annie统计的榜单，App Store中排名前50的应用中没有一款收费应用。由此可见，App Store的最大创收来源都是免费的游戏、流媒体类APP和订阅使用的APP，主要创收方式就是通过抽取这些应用被订阅购买时的30%的佣金。禁止软件开发者在应用内使用其他支付方式，这是苹果的“护城河”，也是苹果最为强硬的地方。苹果的强势并非没有原因。近些年，苹果在硬件营收上逐渐放缓，开始扩展软件服务业务的营收，其中包括：苹果接连推出视频、音乐、游戏、新闻等多项付费服务。在整个软件服务业务中，App Store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即使在名义上做出了“降税”和“妥协”的承诺，苹果，依然会死守护城河。而今，App 小型开发者站出来指控苹果垄断应用商店，伤害App开发者和消费者，阻碍创新，并将苹果公司告上美国加州法院，而苹果选择拿出1亿美元来和解，将这一集体诉讼“冷处理”，并顺水推舟，宣布“将对 App Store进行一系列更新”。从中也可以看出，对于未伤及其核心商业利益，苹果可以选择“和解”的策略“妥协”，而从苹果公布的对App Store进行的一系列更新来看，其实苹果更加坚实地维护着“30%苹果税”。被围剿的苹果这不是苹果第一次因为垄断而被敌对。20年9 月，一个名为“公平应用联盟（Coalition for App Fairness）”的非营利性组织诞生，主张 App 生态的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携手向苹果等公司施压，反对像 App Store 这样的应用商店向软件开发商抽取过多佣金，并认为“苹果税”是利用垄断地位打击创新的行为。公平应用联盟在其官网引用相关数据指出，App Store 一年的“苹果税”收入高达 150 亿美元（估算 App Store 2019 年销售额 500 亿美元，假设开发者占 7 成，则苹果公司能收取 150 亿美元的抽成）。截止当前，该联盟的成员数量已达 30 家，包括 Epic Games、Spotify以及社交应用 Tinder的 所有者 Match Group 等。除了公平应用联盟的成员之外，微软、Facebook 等科技巨头也对 App Store 进行抨击。事实上，“苹果税”过去几年在全球范围已经遭遇多次“围剿”。2019 年 3 月，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 向欧盟提起对苹果的反垄断诉讼，称其必须使用苹果的内购支付，并且不得不向苹果支付 30% 的抽成，苹果还限制应用开发商告知用户其他支付方式。去年 7 月，美国一些 iOS 开发者针对苹果发起集体诉讼，指控苹果 100% 掌控了整个 iOS 应用市场，且禁止 iPhone、iPad 用户从第三方下载软件，利用其垄断地位向开发者征收佣金。今年 3 月，日本电商平台乐天株式会社（Rakuten）旗下电子书阅读器 Kobo 向欧盟投诉称， Kobo 在苹果设备上发生的电子书交易被抽成 30%，而苹果自己的电子书产品 Apple Books 却不用面临所谓的抽成。为了避免向苹果缴纳佣金，Kobo 用户只能被迫在网站购买电子书。类似的还有亚马逊的 Kindle。此前，一个名为“Hey”的付费电子邮件服务因拒绝苹果佣金抽成而被迫下架，后来该公司 CTO 在网上公开向苹果叫板，并获得大量开发者的支持，最终此事以“苹果批准 Hey 应用上架，Hey 遵循 App Store 规则而做了些变通”收尾。当不满和抗议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就会产生推动改变的能量。今年 6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跟进 Spotify 此前的投诉，正式对苹果是否违反竞争法展开调查，调查主要集中在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和支付系统 Apple Pay。欧盟公告指出，应用程序开发者要么在苹果应用商店取消收费，要么只能涨价，将苹果公司的“佣金”转嫁给用户，而且还不能告知用户是否还有其他购买方式，本质是一种垄断行为。7 月 30 日，苹果、谷歌、亚马逊以及 Facebook 四大科技巨头的 CEO 出席由美国国会召开的反垄断听证会，针对国会议员的指控进行辩护。在垄断这一指控上，苹果被质疑最多的就是 App Store 从应用程序销售额中收取 30% 费用的模式。对此，库克辩解称，苹果的佣金与大多数竞争对手收取的佣金处于同一水平或更低，苹果推出 App Store 之前，软件开发商发布其作品要支付 50%-70% 的费用，而苹果收取的佣金数额远低于此。苹果公司在其官网中强调，与所有公平市场一样，开发者可在一系列价位中自主选择定价。只有当数字商品或服务是通过 App 交付时，才会向开发者收取佣金。另一个背景是：过去几年，苹果的硬件销售业务（尤其是主力军 iPhone）增长出现瓶颈，服务业务才是被投资者所看好的具有潜力的增长业务，其营收不断创新高。正因如此，即便被多次围攻，苹果依然不肯在“苹果税”问题上真正松口。苹果税的前世今生“苹果税”的提法出现于2017年。苹果规定，适用范围内的虚拟商品或服务，必须使用App内购买支付，不允许使用支付宝、微信等其它支付方式，也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包括跳出App、提示文案等）引导用户通过应用外部渠道购买。而苹果与开发者的默认分成比例为3∶7，即苹果收取30%。苹果能从佣金分成中获得多少收益？至今并没有公开的数据。研究机构Analysis Group曾发布一项数据，App Store生态系统在2020年创下6430亿美元的账单与销售额，其中有10%的销售额来自App Store内。据此粗略计算，仅此一项，苹果一年的进账或可达百亿美元。不少苹果硬件使用者也发现：在App Store买视频会员时，也许你的会员费比在安卓平台上贵，因为苹果要收30%的税。即便开发者们怨声载道，为何苹果税依然得以横行？究其原因，在于苹果自成一体的封闭式生态系统。对APP开发者来说，上架到苹果的应用市场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支付高额抽成，但是苹果并未提供一套完整的对应扶持的机制。这意味着：大的应用软件和游戏产品因为本身体量就很大，对应的苹果抽成就越多，所以苹果愿意多推荐这些产品，会给它们提供更多的曝光位置。而对于体量不大的中小型APP来说，其受益本身不占优势，再提供给苹果30%的佣金，只会白白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在苹果打造的生态系统里，马太效应始终存在。然后，被抽取佣金的开发者们却无能为力。因为对一个封闭且大体量的苹果生态圈而言，只有支付“苹果税”，才有拿到入场券的资格。当互联网巨头形成生态闭环时，赢家通吃成为最主流的商业形态，这也意味着只有巨头，才有制定规则的话语权，而参与者绝大多数只能在这些规则内辗转求生。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求取生存，所有的APP开发者不得不从身上割下这一块肉，投喂给苹果。即便在去年，苹果已经声称给营收在100万美元以下的APP开发者提供“苹果税”减半的政策，但是，放低姿态的苹果真的会拱手让利吗？答案显而易见：并不会。苹果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2020年度文件中显示，降低其App Store佣金率可能会损害该公司的财务业绩，截至9月底的季度，App Store的收入为145.5亿美元，占该公司同期收入的22％。这就是说，如果面向平台里所有企业降税，确实会给苹果财务业绩带来很大压力。因此聪明的苹果特意设置了前提条件：只针对年净利润低于100万的开发者或企业有效，而这些人带来的收益影响微乎其微。根据Sensor Tower公司分析，在App Store 中的180万款App中，小型企业占据了98%，但其在营收方面的影响也并不算大。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些企业营收超过100万美元，那么它将恢复到原来30%的税收。如此看来，苹果旨在利用“小额利润”做杠杆，来撬动更大应用市场。看似拱手让利，实则是拉拢中小型开发者，进而刺激更广阔的应用市场。苹果此举，更像是在反垄断的压力之下的缓兵之计。据不完全统计，已有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启动对苹果的反垄断调查。欧盟去年提出了《数字市场法案》，剑指苹果的应用商店佣金。就在上周，韩国国会立法和司法委员会表示正考虑批准一项被称为“反谷歌法”的电信商业法修正案，禁止谷歌和苹果等应用商店运营商利用其垄断地位，从开发者的应用内购买收入中抽取佣金。“佣金”的本质是“我的地盘我做主”，这是科技巨头给自己铸就的营收护城河。但是，在反垄断成为浪潮的当下，一贯强势的“苹果税”还能继续坚挺吗？...

（原标题：被疯狂资本搅乱的演艺圈）李学政又被激怒了——今年某公司在拟运作的47集电视连续剧《铁军》项目简介中，赫然标注着联合出品方为“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而实际上，这个预算6000万元的项目与金盾影视中心毫无关系。同时他又很无奈——作为金盾影视中心主任和制片人，李学政对这种假冒其所在影视中心出品或者他个人名义宣传融资的影视投资骗局已经司空见惯了。8月10日，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一条“郑重声明”，希望有关方面关注到这种乱象。“感觉自己天天在打假。”9月3日，在金盾影视中心，和《法治日报》记者谈起演艺圈的虚假项目和投资骗局，李学政皱了一下眉头说道，“这种乱象应该好好整治一下了。”近年来，随着影视行业市场规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在促进该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造假现象和投资骗局。比如为吸引投资和赚取回报，收视率造假、票房造假、微博数据造假、榜单造假等事件层出不穷，防不胜防的还有盗用公司名字、假称知名导演执导或当红明星主演骗投资的现象。记者调查发现，当下影视行业的一些不良资本运作衍生出了诸多黑灰地带，除了暗藏法律风险外，还极易导致行业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对行业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影视项目融资碰瓷名人投资者中招皆因套路多“被总监制”“被联合出品”这样的事情，李学政每个月至少会碰到四五起，在他看来，这些已被发现的骗局可能还只占总量的五分之一。2017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爆火后，该剧总监制、总发行人李学政进入公众视野。此后，冒用他个人名义或者所在机构名称宣传融资的现象时有发生，直到泛滥成灾。2019年7月4日，李学政通过微信朋友圈点名电视剧《双园风云》剧组，称对方假冒金盾影视中心欺骗投资商和演职人员。在《双园风云》公开的招商筹备文件中，金盾影视中心的名字出现在出品方一栏，同时也被列为该剧的发行方，李学政则被列为该剧总监制之一。3天后，又有一家影视公司在策划案中擅自使用李学政个人简历，被发现后，对方发布了一封道歉信。去年，还发生了一起“乌龙事件”，导演宁浩给李学政发了封律师函，因为有人打着“总监制李学政”和“著名导演宁浩”的旗号发布项目书进行融资。宁浩不知道，李学政也被冒用了。李学政对此哭笑不得，“我们两个真李逵，被李鬼打着招牌去骗钱”。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京成曾经接过几起电影投资诈骗案，在他看来，金盾影视中心、李学政在影视行业是权威、专业的象征，一些出品公司利用这种“假关系”发布“假项目”，能引来很多潜在的合作，最后或能顺利融资，但此举损害了金盾影视中心的权益和李学政的署名权。因多次被“碰瓷”，李学政不胜其烦。他直言，影响不大的骗局只能假装看不见，因为很难全部追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还是可以打的，有些还不好打，因为牵扯很多人”。2019年《巡回检察组》立项之初，某影视公司在项目投资中只占5%的份额，却对外宣称其投资占该剧总投资的50%，在全国各地以众筹方式将这些股份释放出去，并且释放对象是不特定关系人，导致数百人受骗。“通过这种操作，很快就能收回成本，将风险留给下面的投资人。这种操作方式比较隐蔽，骗取不特定关系人的钱财，社会危害性很大。”李学政说。这是一起典型的恶性诈骗事件，最终该公司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据李学政介绍，目前常见的影视投资骗局有三种：打着著名影视公司、导演、当红明星或者重要机关的旗号，宣称合作，骗取投资；将影视作品包装成一个高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利用高收益率为诱饵，吸引投资者入局；对外出让投资份额，以众筹形式溢价售卖。此外，据公开报道，还有人用具有诱惑力的概念吸引投资，比如以上映电影的票房表现作为分红的标准。此前有人在网上宣称，电影《狐踪谍影》发行14万张“版票”，每张1000元，总和占该电影50%的票房分红，而票房预计在20亿元以上。该片曾宣称2018年10月黄金档上映，最后直到2020年才上映。当投资人去咨询时，对方又辩称“版票”只是由公司发行的具有收藏价值和门票功能的票。在李学政看来，那些假借知名导演、演员参与做项目宣传的公司，有的是因为缺乏资金但又急于做成影视项目，采用此招筹到钱后，再去找那些被冒名的导演、演员合作，“但很多时候好演员和导演没有档期，片方只能换人拍摄。如果投资商所签的合同里没有规定主创人员，被坑后就很难打官司维权”。更恶劣的是，有的项目方骗到钱以后挪用他处，甚至卷钱跑路。“处理这种事情，通常是发个声明不了了之，能看到的人很少。如果我们起诉侵权方，不仅耗时很长，而且对方多是皮包公司，得不到什么赔偿。”李学政说，违法成本太低了。明星上演推动股市神话天价片酬背后内幕重重为什么虚假项目和投资在演艺圈如此猖獗？李学政认为，这和近年来资本大量涌入有一定关系，“大家觉得演艺行业好赚钱，一窝蜂涌入该行业，有些人心怀鬼胎，利用假项目、假投资圈钱”。然而，资本市场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人们至今对2016年一家明星企业企图用6000万元撬动30多亿元的疯狂操作记忆深刻。当年，演员赵薇和丈夫黄有龙成立的龙薇传媒，试图以30.6亿元的高价收购上市公司万家文化。成立仅一个月的龙薇传媒注册资本尚未实缴到位，仅有6000万元为自有收购资金，杠杆率高达51倍。此举在A股市场引发不小的震动。最终，该笔交易被叫停。也是在2016年，深交所向乐视发出明星为何低价入股的质询，乐视网拟向乐视影业44名股东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其中包括多位大牌影视明星，深交所要求披露乐视影业报告期内的详细财务数据。暴风集团拟以10.8亿元的对价收购稻草熊影业60%的股权，该公司主要明星股东为吴奇隆和刘诗诗，溢价率近40倍，收购方案很快被证监会予以否决。当时，在影视公司上市热潮的刺激下，不少一线艺人纷纷扎堆入股当老板，在影视界掀起“明星股东”旋风，名人IP在资本领域到了炙手可热的哄抢阶段，外界对明星空壳公司估值存有质疑。也有投资者认为，存在影视明星巨额利益输送并由中小股东买单之嫌。证券监管部门则频频发出警示，明星证券化“对上市公司经营及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很可能对投资者形成误导”。2016年，随着一些明星收购案的流产，“明星推动股市神话”戛然而止。尽管没有明确的监管政策出台，但2016年至今，再也没有一家明星影视公司能登陆A股。而一些不良影视资本破坏行业生态，快速攫取利益的脚步却从未停止过。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有的影视上市公司放大杠杆、以小博大，通过“明星证券化—标的公司‘空壳’化—保底发行、票房造假哄抬股价—自买自卖、减持质押疯狂套现”的资本运作套路，掏空了很多中小投资者。李学政透露，有的影视上市公司甚至故意包装亏本的公司，赚股民的钱“割韭菜”。“某些影视公司真正的收入，不在主营业务，而在其背后的资本市场套现。”编剧郭明亮曾对影视投资有过研究，他发现，股市一度成为资本方的“提款机”。2021年A股市场“影视借壳第一股”长城影视被终止上市，该公司实际控制人赵锐勇通过借壳、自买自卖、高位减持、股权质押等手段获得大量高杠杆资金，被舆论质疑为空手套白狼。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汪海林曾是《楚汉传奇》《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影视剧的编剧。他告诉记者，在资本游戏的疯狂加持下，影视行业的购销环节存在诸多猫腻。汪海林说，在我国，影视行业存在垄断现象，即制作公司和播出平台是一家，制作公司和经纪公司也是一体。“自己制作，再卖给自己，中间产生利润。实际上，经纪公司应该提高成本，制作公司应该降低成本，但他们是同一家，如果老板让经纪公司把艺人价格做高，那么艺人的价格就是可控的，回报也是稳定的。一旦可控，就能完成高利润，财务流水就会很好看，所以影视公司特别热衷于签艺人、签经纪公司。艺人只要上戏，他们就会有回报，而项目回报相对是不可控的。”资本方为什么青睐流量明星？汪海林解释说，因为资本方可以通过流量明星做出天价片酬，推高成本，再做出超长剧集，做出超高单价，获得大量利润，迅速完成对赌。他透露，这中间有非常广阔的黑灰地带，做出虚高的成本和虚高的售价后，能从中获取差价。比如一部戏通过上述一系列操作，将成本虚高至5亿元，再卖出7亿元，哪怕是“保底”5亿元，他们都可以从中获取巨额差价。这种模式驱动下，利益唾手可得，一些不良资本方、制作方便无所不用其极，最终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销售中，给的回扣多，即使作品不好也能卖出高价钱，好的作品反而卖不掉。他们会想出一些对老板或者平台有说服力的说法，流量就是其中一个说法。这个明星为什么值这么多钱，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多费用去买，因为他有流量。”汪海林说，所以资本方和制片方就会想尽办法把明星的流量数据抬高。明星流量变成资本方和制片方的一道护身符。“从播出效果来看，如果收视率高，说明他们选对了；如果不高，就可以将责任推给流量明星。”汪海林说。重塑影视作品评估体系呼唤中国“派拉蒙法案”“热钱来得快，催生了很多投机者入局，虚报天价的投资金额，虚报强大的人脉关系，投机者们混迹在影视圈，客观上搅乱了这个行业。”郭明亮说。如何根治演艺圈资本市场乱象，汪海林认为需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是管理好平台，二是解决垄断问题。“目前存在横向垄断和纵向垄断的现象。”汪海林解释，关于横向垄断，目前由几家网络影视平台对内容、价格进行高度控制；关于纵向垄断，从文学网站即所谓的IP开始，到制作、艺人经纪、播出、宣发甚至数据，全部被资本方掌握，形成一个闭环，而这个闭环是不透明的，也容易产生腐败。他建议进行政策性拆分，将制片公司的发行和放映业务分离。“呼唤中国的‘派拉蒙法案’（美国于1948年5月开始推行的法案，该法案判定大制片厂垂直垄断为非法）。制作公司不能做院线，经纪公司不能做制作。这样一来，经纪人就会去维护艺人的权益，制作公司就要去和经纪公司谈判，降低艺人的成本，如此才会形成良性业态。”汪海林说。在他看来，目前国家对于流量至上现象进行了多方位管控，短期内会遏制流量经济愈演愈烈，但仍需加快建立新的质量评估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同时，尽快建立新的购销机制和剧作中心制，以故事来定项目、定价格，以实际播出效果来定收益。“如今虽然斩断了一些数据的来源，但资本方仍然可以想办法去寻找新的数据，实现新的流量算法，因为现在一些网络平台还只会通过流量算法来进行项目评估和买卖。”汪海林说，“所以要改变流量算法，要让数据资产国有化、公共化、社会化，不能被私有资本掌握和随意利用。”而在李学政看来，在演艺圈，不论是哪一个环节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具有凝聚大众力量做先进文化的思想觉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有高度、有格局、有温度、有价值的影视作品。...

核心提示：1、近10年，阿里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张，阿里的“地图”也在不断扩容。据公开信息查询，截至今年8月，阿里通过公开非公开等方式，在杭州已拿下近20宗地块，打造淘宝城、达摩院、阿里云总部、云数据计算中心、蚂蚁总部等。2、2020年蚂蚁金服总部地块，8月底改规划，9月挂牌，10月卖地，且设置的土地出让条件苛刻，几乎是为蚂蚁集团“量身定制”。3、蚂蚁集团拿地后带火了周边的项目，原本平平无奇的盘，涨价依旧被疯抢。凤凰网《风暴眼》实地调研周边新房、二手房情况，发现从2020年8月板块内二手房价就悄悄蹿起来了。4、阿里旗下的地块，大部分都是底价成交，越来越多的物业沉淀，有人笑称：阿里系已成杭州最大“地产商”。至少，从拿地金额与几乎量身定做的准入政策来看，阿里拿地实在是“easy”模式。树欲静而风不止，大概是过去一年阿里的最佳写照。从旗下蚂蚁金服IPO，到之江拿地建总部，再从上市叫停、“退地”谣言四起，到上个月杭州发生的一系列“地震”。阿里，一时站在风口浪尖。于杭州楼市而言，阿里就是最可靠的定投大佬，所到之处从滨江、未来科技城再到之江，“跟投”基本不会出错。以致，杭州楼市中有着“跟着阿里买房”的口号。近10年，阿里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张，阿里的“地图”也在不断扩容。据公开信息查询，截至今年8月，阿里通过公开招拍挂、招商合作等方式，在杭州已拿下近20宗地块，打造淘宝城、达摩院、阿里云总部、云数据计算中心、蚂蚁总部等。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去年蚂蚁金服总部地块。“量身定制”的“蚁巢”2020年10月21日，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蚂蚁金服）以约27亿的底价，竞得了之江度假区单元XH1710-B1/B2-23地块。这是一次毫无悬念的竞拍。在土地落锤的第一时间，媒体们提前码好的新闻稿像雪花一样洒在各大购房群里。倒不是杭州人均“大预言家”，业内但凡看过土地出让条件的，都会觉得它是为蚂蚁集团量身定制的。这幅地块在2020年9月21日挂牌出让，根据出让公告，地块设置了不得建设带居住功能用房、10年不得转让等多项出让条件，其中最为苛刻的一条是，“受让方的营收不低于1000亿”。按照《浙商》杂志发布的“2020浙商全国500强”榜单，仅是总部在杭州的公司，年营收超过千亿的就有8家，为何蚂蚁集团的拿地呼声最高？这要从地块挂牌前说起了。“榜单”中的千亿级军团（营业额以2019年为准）公开资料显示，去年7月、8月，杭州市领导、西湖区领导多次赴蚂蚁集团视察进行有关工作。其中一次视察在官方报道中，某领导提及要抓住蚂蚁集团上市机遇，全力支持企业在新起点上继续做大做强。对于蚂蚁集团相关项目建设，用了8个字——“统筹协调、狠抓落实”。更巧的是，网上很快流出一张《蚂蚁集团中期发展意向区块选址方案》（下称选址方案），之江板块之浦路以东、彩虹快速路以南多宗地块被列为意向选址区块。蚂蚁金服选址方案（图源网络）尽管之江度假区单元XH1710-B1/B2-23地块并未在选址方案中，但并不影响后续的变化。之江度假区单元XH1710-B1/B2-23地块前身为杭州金都极地海洋公园地块，2007年金都地产总价3.3亿拿下，准备打造10万方的杭州极地海洋公园，但事与愿违，该项目烂尾被政府收回。2020年8月31日，杭州市规划局公示了该地块的局部调整方案，地块规划发生翻天变化：首先，地块限高从60米增高至200米；由娱乐康体设施用地（B3）调整为商业商务用地（B1/B2），容积率从0.5提高至3.0，体量也从10万方增加至62万方，扩大了5倍。这就意味着，这里从公建类设施变成拥有大量写字楼的项目。地块调整前后而从“做地速度”上来看，这宗地块的“首位度”也很不一般。在地块规划调整公示的同一天，做地单位接到任务，迅速成立了专项小组，仅用20天时间就完成了测绘、拆楼、取得规划条件、材料审批等做地前期任务并成功挂牌，拟于10月21日出让。而有业内人士告诉凤凰网房产，常规情况下这一系列流程需要一个月以上。在地块正式开拍的一周前，10月14日，杭州市政府与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蚂蚁集团全球总部正式落户杭州，加快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公开的迹象展示了“蚂蚁”爬过的痕迹，而来自民间的声音更加笃定。去年10月凤凰网房产曾到之江板块调研二手房情况，当时多家中介表示，早在8月份板块内二手房价就悄悄蹿起来了，其中不乏有提前得知“内部消息”的阿里人。地块开拍前，差不多同一时间，周边酒店式公寓就以“蚂蚁来了”作为宣传标题。周边楼盘软文截图 日期都在蚂蚁拿地之前时间进行到土地出让的2020年10月21日，最后的结果，毫无意外。蚂蚁上市造富机器8月底改规划，9月挂牌，10月卖地，一套行云流水的组合拳背后，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那件令许多人“逆天改命”的大事件——蚂蚁金服上市。在地块规划改变的前一个月，蚂蚁金服宣布要在科创板和香港两地同时上市。据说消息公布后，现蚂蚁集团办公楼Z空间里爆发了一阵欢呼，那是庆祝财富自由的声音——蚂蚁上市寻求2000亿美元的估值，约1.4万亿人民币。2020年8月25日，蚂蚁集团向上交所科创板和香港联交所提交招股文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相关审查完成。同年10月26日，蚂蚁集团IPO初步询价完成，A股发行价确定为每股68.8元，发行总市值2.1万亿，被媒体称为“史上最大IPO”。蚂蚁上市，一时间市场上锣鼓喧天，持股员工离千万富翁只隔着一张招股书，机敏的局外人打新股、买债券，比“双11”薅羊毛有盼头多了……但相比于振奋的股东、股民，之江业主早已经喝到了蚂蚁上市前的“头口水”。2020年10月21日蚂蚁第一次拿地，吃上第一波红利的，当属周边公寓盘及二手房东。隔壁某个类住宅项目，一直卖得不温不火。蚂蚁落地后的第二天，在分销的助力下，售楼处挤满了来“抢房”的人，一套、几套地下单，连项目案场的人都惊叹，一天竟然卖出了四十几套。另一边，领导看到这么火，顿时也不干了：“涨价！”就这样该盘傲娇了起来，第二天对外报价每平方米涨了1000元，依旧有不少人冲了进去，甚至到了要托关系买的地步。当时盛传的一句广告语，“做不了阿里的员工，可以做阿里员工的房东”，不知有多少人为此激情澎湃。蚂蚁拿地之后，笑开了花的还有附近小区的业主们，尤其是禹洲滨之江。此盘平平无奇，在之江板块远谈不上品质，还曾多次因“霸王条款”“质量问题”顶上热搜，也因此它可以说是板块次新房中的低洼区。不过，它胜在距离蚂蚁地块近，只隔了条马路。在蚂蚁拿地前一周，该小区的二手房成交量蹿上主城区二手成交榜的NO.1。去年10月末之江二手房价（凤凰网房产/摄）蚂蚁金服落地官宣，更是不得了，房东连夜涨价几十万，当月禹洲滨之江以25套的成交量傲居主城区二手成交NO.1。在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该小区的二手房价暴涨1万元/㎡。退地传闻及二次拿地上面某类住宅项目和禹洲滨之江，只是蚂蚁“筑巢”后，对之江区域房价触动的缩影。当时许多人以为这是“财富盛宴”的前餐，却没想最终成为顶点。去年11月初，这场让众生癫狂的“财富盛宴”并未如约开席，蚂蚁集团上市突然被叫停，造富机器成了镜中月、水中花，直至今日都没有再度上市的迹象。蚂蚁金服大张旗鼓的入市行动戛然而止，让各界颇为微词。之江楼市进入高潮后的平淡，一时间关乎之江的“利空”消息也接踵而来，传言蚂蚁要退地。消息似乎很逼真，不少说是从阿里传出来的，也有说之江公务员给的消息，这甚至动摇了周边房东高价卖出的信心。不过很快，杭州市规划资源局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对此进行了辟谣，“退地风波”也算告一段落。时间转眼来到2021年8月，此间蚂蚁金服也积极准备第二次上市，但都未迎来好消息。今年8月10日，蚂蚁集团再度在之江板块拿地——之江度假单元XH1708-02地块（以下简称蚂蚁二期地块），总价13.15亿，同样底价落锤。该地块与蚂蚁一期仅一路之隔，两宗地块体量合计约85万方，将被共同打造为蚂蚁集团全球总部。蚂蚁两宗地块相比蚂蚁一期地块，这一次的土地出让前鲜有媒体发声报道，显得十分低调。而从官方公示的监管协议看，这几乎又是一宗“定向”的地块。首先，该地块项目准入类别规定为“集团总部”，结合地块位置，似乎找不到比“蚂蚁二期”更好的答案。其次，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1000万元/亩，亩均年税收不低于800万元/亩。此外，还附加2项重要条件：承诺税收评价期10年；且挂牌交易后3月内在杭州市年度缴纳税收额不低于40亿。年纳税40亿是什么水平？据公开信息，2020年杭州市有43家企业入围“浙企百强”榜单，纳税总额加起来近1874亿，其中蚂蚁金服母公司阿里巴巴排名第一。自媒体《铁头功社》曾写道，“1800多亿税收中光超级纳税机阿里，就有1000亿”，如此算下来，其它42家企业平均纳税20亿。据悉，省交投、市实投、省国贸等杭州头部大佬，大多在这个纳税范围。可见，40亿已经是极高的门槛，阿里之外的企业极少能达到如此规模。按照地产行业的惯例，房企拿地后设计、工程部就该搞方案强排了，3个月内规划图出街、土地动工。但距离蚂蚁集团首次拿地已过去10个月了，非但没有效果图，凤凰网房产从现场航拍情况来看，蚂蚁一期地块依然保持着原始状态，毫无施工痕迹。至于是想两宗地一起规划、一起出街，还是有其它原因，暂时不得而知。阿里系的“动物园”自然界中，一只小小蚂蚁可以举起自重400倍的物体，数十只蚂蚁合力甚至能够搬走5000倍重的食物。人类社会中的“蚂蚁”，不但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一座城市的购买力。但不可忽视的是，“蚂蚁”背后的庞然巨物——阿里巴巴。这家诞生于杭州的公司，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杭州的城市和产业格局。1999年，风清扬带着“18罗汉”在城西湖畔花园里创造了阿里，随着业务越做越大，华星科技大厦、创业大厦、西湖国际科技大厦、华星时代广场等办公楼里都留下了阿里人的身影。十年快速发展，人马越招越多，阿里却一直“蜗居”在城西的写字楼里。彼时，阿里B2B公司分散于各幢楼里，开个沟通会都是“大难题”，尽管阿里多次想要租下整幢楼，但因“房东”不干一直未能实现。直到2009年阿里巴巴B2B公司搬进滨江区的阿里巴巴（中国）基地，他们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园区。而这也成为阿里产业布局全杭的起始点。一方面，按照每人5㎡的工位来算，彼时15000人就要近百万方办公空间，何况阿里队伍人数还在迅速膨胀。另一方面，据公开报道，2009年仅阿里B2B公司的年租金便超过3300万，企业财务部门也测算过，建设滨江园区远比租赁写字楼来得划算。在滨江园区之后，这些年阿里系拿地的脚步紧跟着集团的体量。据凤凰网房产查询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阿里系通过招拍挂、招商合作等公开、非公开方式，在杭获取了近20宗地块项目，详情请见下表：20余宗地块，其中11宗落在余杭区，6宗来自西湖区，阿里最早的产业园所在地滨江区，当前依然仅有阿里巴巴一期、二期两个园区项目。从天猫到蚂蚁金服、菜鸟网络、飞猪旅行、盒马生鲜……阿里旗下产品都有一个可爱的动物形象，这些被网友戏称为“阿里动物园”。阿里这块“金字招牌”带动了杭州多个区域房价的破关式增长，它在做大做强的同时，不断扩张“阿里动物园”的数量与体量，而每一处阿里的“动物机构”，都是所在板块的“产业发动机”。最成功的案例便是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巴巴万人“大迁徙”移师余杭五常，“淘宝城”也从一期扩张至五期，原本的大城西荒地也换上“宇宙中心”的新头衔。在杭多点开花，阿里付出了十余年心血。滨江之后，阿里重点布局的区域是余杭。余杭区的11宗地，占到阿里在杭土地总面积的近六成，其中淘宝城项目是大头。淘宝城历时近十年分五期开发建设，总体量超200万㎡，相当于80个黄龙体育馆。近两年来，阿里重点布局的地块还有余杭中泰的阿里巴巴达摩院、临平塘栖的天猫云数据计算中心、余杭仓前的未来科技城201号地块等。淘宝安家后，菜鸟、蚂蚁等纷纷“筑巢”，而最勤快的大概就是蚂蚁集团了。黄龙时代广场的支付宝大楼、西溪路上的z空间，是蚂蚁金服的主要办公地点。今年7月20号，西溪路上的青春宝地块也正式投入使用，名字叫“蚂蚁A空间”，而这是蚂蚁集团的又一个新家。加上蚂蚁在之江拿的两宗地块，蚂蚁的“地盘”再度扩大。但这也许不是蚂蚁巢穴的“终点”。去年，占地170亩西溪路551号正大青春宝地块完成收储搬迁工作，据悉该地块预计投资50亿元，引入世界级金融科技企业。而这宗地块旁边就是蚂蚁A空间，这不禁引发了蚂蚁金服再次落子的猜想。对于拥有近1.6万名员工的蚂蚁，如此多的办公场所，明显过剩。（员工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来源：蚂蚁金服招股书）再来回看阿里旗下公司自主拿的地块，大部分都是底价成交，招商引资合作的投入成本更少，越来越多的物业沉淀，有人笑称：阿里系已成杭州最大“地产商”。至少，从拿地金额与几乎量身定做的准入政策来看，阿里拿地实在是“easy”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