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火炬、鹏鹞环保1月3日双双大跌收盘，两公司均遭股东“清仓式”减持。Wind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个交易周是限售股解禁高峰期，共有73家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解禁规模高达1156亿元。　　市场人士认为，弱市行情下重要股东清仓式减持，投资者要注意规避相关个股。　　“清仓式”减持引关注　　新疆火炬1月3日公告了公司股东“清仓式”减持计划。当日公司股价开盘直接跌停，盘中跌停板有所松动，最终以大跌9.55%收盘。鹏鹞环保同样遭遇股东大规模抛售当天跌停。　　新疆火炬表示，持股17.19%的股东九鼎投资和持股9.09%的股东君安湘合及王安良因自身资金需求，拟将其所持股份全部减持，总计不超过0.37亿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6.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股份全部来源于新疆火炬IPO前持有的股份。而2019年1月3日正好是这部分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首日。　　鹏鹞环保当日同样公告，公司持股19.47%的股东CIENA ENTERPRISES LIMITED和持股10.98%的股东卫狮投资拟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的方式将总计1.46亿股股份全部“清仓”。　　“大规模减持向市场释放的信号就是股东认为在当前价位离场仍然划算。这可能会对投资者的信心造成进一步冲击。”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总经理杨德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清仓减持引起了监管层的关注。新疆火炬公布股东减持计划后就受到了上交所的“火速”问询。上交所要求说明拟在短期内减持其所持全部股份的主要考虑，核实相关股东在IPO前投资上市公司时是否已有明确的退出安排，是否有支持公司做好主业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具体措施。同时，交易所要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说明是否与前述相关股东就减持计划进行沟通，并要求公司督促相关各方提供内幕知情人名单，以供交易核查。　　杨德龙表示，在市场减持规模比较集中的情况下，监管层会加大对内幕交易等情况的关注。　　较大规模解禁　　“清仓式”减持背后是大规模解禁潮来临。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个交易周是限售股解禁高峰期，当周共有73家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解禁规模高达1156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9年前两个交易日已有13家上市公司新增减持计划，其中不乏连续减持者。　　比如，龙大肉食当前持股高达14.49%的股东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在2018年12月30日前的5个月内已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2%股份。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此次公布了新的减持计划，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五个月内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12%。　　华创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君认为，解禁规模不等于可减持规模。但从历史情况看，解禁高峰期伴随减持金额增加。12月、1月通常为解禁规模较大的月份，对应的减持规模均有不同程度增加。限售股持有人在解禁时间窗口减持行为的聚集性，或引导普通投资者抛售，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减持规模。　　“今年解禁潮有着特殊情况。当前市场存在着流动性不均匀的情况，一些股东或者金融机构比较缺钱，因此减持动力较强。”首创证券研究所所长王剑辉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王君指出，集中解禁潮之前，若市场表现较为弱势，则解禁高峰期的到来多半加速市场下跌；市场上涨时，解禁潮的到来对指数上涨的压制作用微乎其微。　　“注意规避传媒、房地产及医药生物等解禁规模占比大且快速扩大的行业板块及个股。”王君表示，但限售股解禁风险总体可控。减持新规给解禁股份减持“刹车减速”，大规模减持难再现。实际减持的节奏会保持平稳有序。...

　　从年收入10亿，到被申请破产清算，新三板公司保通食品(831651)前后经历不过两年的时间。二级市场上，保通食品股价早已跌成“仙股”，逾百名股东似乎只能自动计提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公司预告2017年度业绩遭遇“滑铁卢”后，仍有投资者入场。十亿级收入到面临破产清算　　1月2日晚间的一纸公告，道出保通食品目前的处境很“囧”。　　公告显示，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合浦南方高科沥青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保通食品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为保通食品的管理人。　　保通食品的主办券商申万宏源证券指出，目前挂牌公司破产清算方案尚未确定，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主办券商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想当年，保通食品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营收超过10亿元。　　▲保通食品2016年年报财务情况　　保通食品主要从事冷冻海洋水产品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罗非鱼系列产品、虾系列产品、海捕系列产品。该公司于2015年1月挂牌新三板。　　挂牌以来，该公司业绩持续增长。2015年在收入突破10亿后，该公司盈利接近8000万元，同比翻倍。　　由于盈利规模不俗，保通食品连续入选2016年、2017年创新层企业。业绩大幅下滑，有投资者入场　　彼时，业绩靓丽，保通食品受到机构的追捧。　　挂牌以来，保通食品于2015年、2016年分别实施了一次定增融资，2015年4家做市商拿下库存股的价格为每股4.5元，2016年8家投资机构及国海证券认购的价格为5.3元/股。　　二级市场上，自2015年8月下旬采取做市方式以来，保通食品股价走势波澜不惊，较为平稳地运行在5元-7元的区间。　　直到2017年10月，该股下行跌破4元，随后又跌至3元以下。这时，挂牌公司将交易方式变更为协议转让方式。　　▲保通食品自做市以来股价走势图　　该股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后，股价出现大幅波动，在逼近1元后，又拉升至30元。2018年1月，再度出现类似走势，股价更是一度触及55元。　　不过此后该股开启了漫漫熊途，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报0.36元。　　2018年初该公司发布的业绩预测，已经预示公司经营发生了状况。　　去年2月28日，保通食品发布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17年盈利下滑至1414万元，下降幅度达81%。　　尽管业绩大幅下滑，但2018年上半年，该股在股转系统仍吸引了一些投资者。　　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42亿股，股东人数为134户。而截至2018年6月30日，股东人数升至167户，前五大股东合计持股78.79%，第五大股东持股3.59%。　　单位：股　　▲保通食品2018年半年报前五大股东情况　　这意味着，超过30名股东是在2018年上半年入场的。财报遭质疑，涉数个民间借贷案　　实际上，业绩远不止大幅下滑，保通食品披露的2017年报上演了“变脸”：营收下滑近三成，盈利出现亏损，亏损额度近3000万元。　　造成“变脸”的原因是公司未预提坏账准备。据保通食品解释称，2017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净增加1.62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出口未收汇。而会计师事务所在预审时按既定会计政策补提。　　这一份年报，还遭到了会计事务所的质疑。会计师事务所对保通食品2017年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报告，指出挂牌公司存货年末余额2.86亿元，但该公司实际上年末并没有对存货进行盘点。　　会计事务所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会计事务所言下之意是:“我们也无法考究上述存货余额的真实状况。”　　另外，2017年末，保通食品手上现金仅剩余251万元，而公司2017年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1亿元。现金流相当紧张，会计事务所对此强调，保通食品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年报被“非标”后，保通食品负面消息接连传出。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民间借贷诉讼纠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庞春远、庞春国均被纳为失信被执行人，他们所持挂牌公司股份已全部被质押或冻结。　　保通食品因逾1亿元借款未偿还，被银行告上法庭，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　　除此之外，保通食品及其子公司因涉及数个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被纳为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净资产为4.72亿元，其中货币资金仅715万元，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超4.8亿元，存货1.53亿元。...

赴港提交IPO招股书半年后，2019年1月3日，港交所披露易信息显示，我来贷位于香港的母公司WeLab申请上市状态变为“失效”。此前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WeLab将推迟原定约5亿美元的IPO融资计划，造成此举的原因为香港股市状况不稳定。2018年7月3日，成立于2013年的香港金融科技集团WeLab正式向港交所提交IPO招股书，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为联席保荐人，具体募资规模与发行数量并未披露。招股书显示，WeLab主要包括三方面业务：一是在香港WeLend上直接为借款方提供信贷;二是通过大陆平台我来贷提供端对端助贷解决方案;三是为大陆及香港的企业客户提供消费贷款技术解决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招股书显示，2015、2016、2017三年间，WeLab仅2017年盈利，其中，2015年营收2156万美元，亏损超1352万美元;2016年营收3033万美元，亏损超2477万美元;2017年营收为1.55亿美元，扭亏为盈净利润1769万美元。招股书显示，WeLab收入来源主要包括：我来贷平台贷款撮合服务收入、我来贷平台和WeLend平台撮合后服务收入、我来贷平台信贷服务收、逾期相关收入及其他他。其中，仅第一、三项我来贷贡献的收入就占WeLab总营收的80.5%。也就是说，WeLab超八成的收入来源于助贷业务。而根据招股书，P2P贷款平台投资者的资金是我来贷撮合贷款的主要来源。2015年、2016年、2017年，来自P2P贷款平台投资者的资金分别占我来贷所撮合贷款总额的30.9%、50.8%、57.7%。以2017年为例，我来贷81亿的撮合贷款中就有46.72亿元来自P2P平台贷款投资者。公开资料显示，WeLab是在香港创立的金融科技公司，2014年8月上线大陆助贷平台我来贷。2015年1月，我来贷完成A轮2000万美元融资，李嘉诚旗下TOM集团、红杉资本以及DST为投资者;2016年1月又获得由马来西亚主权基金——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公司 (Khazanah Nasional Berhad)领投，香港南丰集团与荷兰银行集团(ING)跟投的B轮融资，融资金额10亿元人民币。...

导读以不统计未到期债券的口径计算，2018年末违约率已达0.95%，较2017年的0.41%翻番；而2016年时，该数据仅为0.29%。“120只，1176.51亿元。”这是2018年债券市场留给投资者的违约数据。创下2014年债券违约元年以来的最高值：数量上，120只与前4年总和（2014年-2017年）122只几乎持平；规模上，1177亿元比前4年总和860亿元高出约36.9%。综观2018年，债市违约率大幅上行：若不统计违约发行人未到期债券，2018年末违约率已达0.95%；若算上未到期债券，违约率则已达到1.26%。对比2017年末，这两个数据分别为0.41%和0.53%。此前债市引以为豪的低违约率，正进一步向银行业不良率靠近。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三季度末，银行业评级不良贷款率为1.87%。从发行人属性看，非国企的违约成为今年债市违约的绝对主力，在发行人数量和规模上占比都超过9成；从行业分布看，主要体现在制造业、批发与零售、新能源等行业分布较为分散。“2018年这种违约程度是出乎绝大部分投资者意料的。”北京一位私募债基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而且2018年的债券违约难以从行业周期里寻找规律，“比如最早那批违约的债券比较多集中在新能源领域，跟当时欧洲的需求迅速下滑有关，代表性的是天威英利；之后是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领域大量违约，比如东北特钢、川煤等。但2018年则看不出有典型行业特征。”“前几年融资环境宽松时快速扩张、负债率上升快速的公司，在融资环境收紧时，几乎都面临风险，没有哪个行业绝对安全。”北京某券商资管部投研人士表示。展望2019年信用风险，蓝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信评总监张成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随着2018年四季度相关积极政策的逐步推出，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有所企稳，但政策执行和传导还需一些时间，加之贸易摩擦等国际因素，国内外经济环境对于国内企业经营改善仍较为严峻，城投债、地产债、部分行业的国企产业债也将面临考验。“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力度不够，短期内风险或仍将逐步暴露。”张成说。违约率翻倍2018年的债券违约量，可以用“跳升”来形容。Wind数据显示，2017年，债券违约数量和金额为35只、337亿元；2018年跳升至120只、1177亿元，违约金额增加了约2.5倍。伴随违约规模的飙升，违约率也大幅提高。以不统计未到期债券的口径计算，2018年末违约率已达0.95%，较2017年的0.41%翻番；而2016年时，该数据仅为0.29%。“债市违约是2014年才开始的，所以刚开始违约率很低。但因是公开市场，一旦违约，基本上都会有记录，违约率数据也比较真实。”北京一位券商信用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随着债市违约的常态化，“未来违约率即使超过银行也很正常。”从发行人属性来看，2018年民企是违约主力。Wind数据显示，2017年民企（按非国企口径统计）债券违约数量和规模分别为22只、197亿元；2018年，则升至103只、1072亿元，规模增加逾4.4倍。相应地，民企债券的累计违约率（不统计未到期债券）从2017年的1.89%跳升至6.02%，已大幅高于债券市场整体违约率。“民企债在整个债券市场的占比不大，2018年几乎都是民企在违约，所以在结构上显得数据上升得较为明显。”前述券商分析师表示，尽管大量违约的民企债评级较高，“基本上都在AA左右，但实际上很多应该按照高收益的垃圾债来看待。国外垃圾债的违约率也是比较高的。”2018年之所以成为债券违约高峰，张成认为，主要由于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一些自身竞争力较弱、过度投资、负债规模大幅扩张、融资渠道单一、外部支持力度不强的企业流动性风险加剧，导致债券违约；从债券主体分类看，产业债相对城投债、地产债来说，风险暴露更为明显，也说明实体经济景气度低迷造成企业信用区分度更加明显，资质差的企业正在逐步出清。“一是过去低利率与宽松监管时期，发行人大幅扩容。”中信证券研究院信用分析师吕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公司债自2015年新政以来，以相对更高的效率与适当放松的标准“征服”了一级市场，但同时也意味着偏弱的主体大量涌进市场；第二个原因是，时经两年的去杠杆在中观与微观层面发生作用，“之前主要是委贷等影子银行的资金购买中低等级信用债，去年信托、委贷，包括债券发行的数量大减，而很多发行人借新还旧接续不上，导致资金骤紧，发生违约。”违约花样增多2018年违约发行人行业分布特征不再明显，同时违约的“花样”也越来越多。“比如2018年8月17兵团六师SCP001的违约，六师国资与政府关联紧密，它的违约出乎市场意料，尽管后来补上了，但市场仍心有余悸；还有12月的17洛娃CP001，账上货币资金几十个亿，区区3个亿竟然违约？”前述北京券商资管部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债市的违约案例屡屡打破投资者的经验认知，让人防不胜防。中金公司近期研报总结称，传统的到期、付息违约逐步演化出更多非典型性违约与不规范兑付，如交叉违约、债务展期、私下兑付、提前到期违约等，投资者可能以各种形式遭受损失，债券投资者给予特殊优待的可能性也在下降。例如，在2018年违约的债券案例中，16弘债02和16盛运01均公告回售延期；13永泰债、15宏图MTN001公告和投资者协商债务展期；15金茂债公告指定投资者回售由中登公司办理，未指定投资者回售由公司与相关投资者达成的安排执行私下兑付；16金茂01也与投资者协商提前回售但部分投资者应按照与发行人达成的偿债安排申报回售。更有甚者，因近期发行人破产进程明显加速，部分发行人债券尚未到期就因进入破产程序而导致所有债务同时触发违约，如洪业化工破产重整导致其3只存续债券提前到期违约，山东大海集团破产导致其存续债券17大海01提前到期违约。值得一提的是，永续债亦成为投资者眼中重点关注的风险。2018年10月中旬，海南航空选择不赎回其3+N结构的永续中票“15海南航空MTN001”，据条款约定，票面利率从2018年10月21 日起跳升为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2.58%再加上300个基点，按此算法，票面利率重置后约为8.8%。“永续债假戏真做。”一位投资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由于海航在此前发布公告表示将行使赎回权，会全额赎回25亿债券，但却在临近兑付时临时变卦；而且，尽管票面利率调高了，但那时二级市场海航相关债券的收益率比8.8%更高，投资者认为利益受损了，“但这一切都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海航不算违约。”据中金公司统计，截至2018年12月底，共计11只永续债券合计177亿元公告进行递延展期，其中2018年新增9只永续债券合计132亿元公告递延展期，数量明显增加。“在票面利率大幅跳升的情况下，发行人仍选择不赎回的永续债，通常反映出公司资金链紧张，再融资困难。”中金公司点评称。民企债违约风险缓解据中诚信国际2018年12月初公布的数据，2019年企业债、公司债、债务融资支持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等债券到期量是4.23万亿元，考虑到2019年内新发行且到期的债券规模预计1万亿-1.5万亿元，因此，总到期量预计5.23万亿-5.73万亿元；此外，公司债回售到期规模1.6万亿元，按三分之一的实际回售比例算即0.5万亿元。加总的债券到期规模预计5.7万亿-6.2万亿元。“2019年仍是兑付高峰，民企的兑付压力不小，但从债市的大环境看，再融资环境可能比2018年好。加上监管层的大力支持，民企债的违约风险也会迎来边际缓解，违约规模估计会比2018年低。”前述北京券商资管部人士说。2018年10月22日，央行宣布再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1500亿元，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同时，央行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并鼓励其发行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担保增信对中小民企债券做信用支持；此后证监会亦推出了类似的支持工具。“2018年四季度开始，民企融资困境缓解了不少，发行量开始回暖，而且利率也在下行。”前述券商资管部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不出现大规模经济基本面恶化或恶性违约事件的情况下，有望持续好转。加强发行人监管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发现，本轮债市违约潮，信息披露的不足是导致投资人无法及时发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市场对发行人的约束有限，债券持有人会议有效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些仍待监管加强。“在2018年面临着集中的行权/到期，全年到期兑付共计4364亿，其中信息披露有限的私募债占比达55%。”吕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2015-2016年发行的中安消、亿阳、五洋建设等项目，“仅一到两年后就难以为继，最终成为以点带面的风险释放点。”他认为，仅依靠纸面数据反映的基本面，愈发不足以反映公司全貌，“每一个会计时点账面上即使全是货币资金，也并不能保证债务按时偿还，众多的关联交易与担保互保更是‘定时炸弹’。不管公司的货币资金、利润、经营现金流、银行信贷关系等事实本身多么清楚，但关于他们之间的联系复杂，很难确切地证明与证伪。”前述私募债基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监管机构而言，“全面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最急切的，爆雷后的全方位风险处置机制建设也需要跟上。”“既然是市场化产品，爆雷应是常态。投资者的专业分析能力应是基本功，建立健全的信用分析体系是应有之义，跟踪分析机制也是必需的。”上述高管说。“监管部门坚持债市市场化发展的方向一直没有变，只是有些现实问题和国情没法一下子解决。”一位信用债监管部门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发行人要树立诚信意识，“以后债市对发行人的监管会进一步加强。”机制的完善难以一蹴而就，短期内还需投资者擦亮目光，尽量避免踩雷。对此，张成建议，产业债经过一年多的出清，2019年企业情况相对更为明朗，选择上更有的放矢；房地产债从3月份开始将面临较大规模的回售和到期，不确定性较大。建议结合政策面的变化和企业自身经营、债务分布和偿债安排来选取。一位公募债基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随着高层支持民企融资的相关政策推进，部分发行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也需要关注，“比如，有的上市公司在获得纾困贷款后，大股东很快减持；或者利用政策窗口，对本来已经到期的债券进行强制延期等。”“有些雷很难避免，比如发行人做假账、逃废债等。”该公募债基人士续称，这种情形若发生，投资者事前几乎难以发现，“因此需要监管部门严厉执法，通过法治化、市场化的手段来防范。”...

　　在强化商誉减值监管的大背景下，有上市公司选择了主动“爆雷”，本意或许是与过去告别，不想却成了新年的第一个意外。　　2018年12月29日，当年的交易日全部结束后，科达洁能发布关于沈阳项目长期停产并预计子公司资产减值的提示性公告，决定对已拖累公司多年的沈阳项目实施资产减值，同时附带解决近年来收购的两个“小炸弹”，合计将影响公司净利润6.5亿元至8.5亿元。　　与其他公司的商誉减值不同，科达洁能此次“爆雷”有着明显的操控痕迹：沈阳项目已亏损多年，早已资不抵债，然而面对监管问询公司曾坚持不减值；科达东大、科行环保两家收购的资产刚刚完成业绩承诺，变脸来得如此迅猛？　　“强化商誉减值监管，是为了信息披露更加真实有效，不能成为财务洗澡的借口。”有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的券商人士认为，公众公司理应加强内控建设，玩弄财务数字游戏也许可以蒙混过关，但损失的是信誉以及众多股东的利益。　　沈阳项目多年累计亏损7亿元　　沈阳科达洁能燃气有限公司（简称“沈阳项目”）是此次资产减值的主体。据披露，根据科达洁能财务部门初步估算，预计将对沈阳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4.9亿元至5.9亿元，同时，科达洁能将对公司为沈阳项目提供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7.7亿元至8.7亿元。　　简单回溯，沈阳项目为科达洁能全资子公司安徽科达的控股子公司（持股82.5%），该项目于2010年启动，注册资本4亿元，共建设20台10kNm3/h 清洁燃煤气化发生炉系统及相关配套装置，于2014年进入商业化运营阶段。　　财务数据清晰地显示了沈阳项目的经营状况。自2013年至2018年前三季度，沈阳项目的净利润分别为-7150万元，-1.5亿元、-1.17亿元、-1.79亿元、-1.24亿元和-5172万元，近6个报告期累计亏损约7亿元。公告称，亏损系该项目客户需求一直未达预期，年均产能利用率仅30%左右。　　持续的巨额亏损早已引起投资者的不满，并曾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2016年底，上交所曾对科达洁能下发问询函，要求公司解释沈阳项目亏损的原因，以及为何长期亏损但不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据查询，至2016年沈阳项目的净资产已经为负，且上市公司对其有8.86亿元借款。　　科达洁能当时回复称，如果产能利用情况得以改善，沈阳项目的财务状况有可能扭转不利局面。　　2018年3月31日，在披露2017年年报时，科达洁能对沈阳项目做了一次资产减值测试，并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3023万元。然而，据公司最新公告，自2018年4月起，沈阳项目就已停止运营。　　真实情况似乎比公告中的描述要恶劣得多。公司在此次减值公告中披露，考虑到当地天然气供应增加等因素，公司认为沈阳项目难以摆脱经营困境，资产盘活存在较大难度，公司决定长期停止沈阳项目的生产运营活动。　　业绩承诺期结束就“变脸”？　　如果说沈阳法库项目的减值在预期内，那么科达洁能对另两家子公司的减值则属于重大意外：两家子公司此前都刚刚完成了业绩承诺，且上市公司一直强调有产业链上的协同性。　　据披露，由于受到宏观信用政策收紧、下游产业环保政策趋严的影响，科达东大、科行环保整体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存在资产减值迹象。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预计将对科达东大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1亿元至1.8亿元、对江苏科行环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0.5亿元至0.8亿元。　　据查询，科达洁能于2014年2月完成了对科达东大的收购，标的公司原股东承诺2013年度至2017年度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7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实现净利润1.8亿元，超过承诺数1031万元。　　进一步查询，科达东大2017年实现净利润2409万元，较2016年的5672万元下滑了58%。如今2018年刚结束，公司计划对科达东大计提1.1亿元至1.8亿元的商誉减值损失，科达东大目前商誉总值为2.33亿元。　　科行环保系上市公司于2015年8月收购，当时公司以1.8亿元收购了科行环保72%的股权，标的公司原股东承诺2015年至2017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200万元、3500万元和4200万元，且扣非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960万元、2800万元和3400万元。　　令人困惑的是财务数据混乱且出现“打架”的情况。据查询年报中重要非全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科行环保2015年至2017年实际净利润分别为3265万元、3094万元和2740万元，呈逐年下滑的态势。然而，在最新的减值提示公告中，科行环保2017年净利润为4269万元，2018年1月至9月则仅有41万元。　　另从最新披露的情况来看，科达洁能对科行环保的持股比例已由2017年底的72%下降至67.92%。回查公告，当初收购时曾有过业绩全部达标管理团队可以增资的条款，股权比例的变化是由于对高管团队实施激励吗？如今的业绩变脸又该如何解释？　　据披露，科达洁能此次拟对科行环保计提商誉减值损失0.5亿元至0.8亿元，科行环保的全部商誉为7560万元。...

（原标题：还要比惨吗？3428名证券业中的金领竟然“待业”一年！）保荐人数量达到历史高峰，但开工率显得严重不足。2018年全市场3659个保荐人，仅有231人的IPO成绩单没有挂零，且只完成了105单IPO。由于投行收入中，占绝对大多数的来源是新股发行，因此，这一市场变化基本决定了投行的全年收成。不过，在大面积交白卷的情况下，2018年有9位保荐人完成2单IPO项目，成为少数的幸运儿。优等生产地集中在华泰联合和中信建投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1日，全市场注册的保代人数为3659人。这一数字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在2016年年初，保荐人的数量为2781人，短短两年时间增加了878人，扩容幅度超过30%。但是2018年能够在IPO项目上签字的只有231个保代，这个人数仅仅只占总保代人数的6%左右，大量的保荐人无缘新股发行这一肥差。少数能逆势取得2单IPO的无疑就是幸运儿了。相比2017年不少人一年完成3单的辉煌业绩，2018年仅有9位保代取得了2单IPO的过会业绩。这些保代分别来自于6家券商，为中金公司、中信建投、长城证券、华泰联合、银河证券、中信证券。其中华泰联合有3人取得了2单IPO业绩，中信建投则有2人取得了2单IPO的保荐业绩。可见优等生也是产生在最优秀的投行团队中。9位取得了2单IPO业绩的保荐人谁家人少贡献大？谁家人多交白卷？从数量来看，头部券商人数比较多。约有10家券商的保荐人数量超过100人，其中中信建投的人数最多为200人，其次是广发证券192人，国信证券166人，中信证券154人。中小券商中，国金证券有136人，民生证券105人，属于保荐人数量比较多的。虽然去年业绩不佳，但是2016、2017两年券商都在大肆招聘保荐人，其中不乏小券商，甚至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券商号称要招600人的投行团队。而在一些地方政府鼓励加快上市步伐的省份，区域性小券商投行人数也在2年间实现了翻番。保荐人数量是否和收入成正比呢？从结果来看并非如此。根据东方财富数据统计。去年收入前10名的分别为中金、华泰联合、中信。其中收入排名第一的中金公司保荐人数量为99人，可见其数不多，但是收入贡献巨大，但是国信人数较多，在收入上排名却未能跻身前十。这主要得益于项目规模大小，虽然中金公司保荐家数不多，但是收入令同行羡慕。今年前十大IPO中，中金公司独揽三单，凭借承销工业富联、美凯龙、中国人保这三大项目，收获5.9亿元的承销收入。但是也有家承销保荐公司，人数也有90人，IPO却遗憾挂零。成为去年新股承销交白卷的一员。IPO收入排名前十的券商注册制后“金领”会不会褪色？保代总人数是否过剩了？北京地区一券商保代人士向记者表示，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如果将保代确定是作为IPO项目签字人的职责角色去定位的话，那确实是有一定程度的过剩，毕竟市场上项目有限；但另一方面，换个角度看，如果保代就是投行人员，除了IPO之外，还有其它很多中介业务可以做，这样的话保代并不过剩，他们仅仅是更优秀的投行人员而已。“实话实说，目前的保代趋于饱和，所以一些大券商招聘已经不看应聘者是否是保代了，更多的是看中个人能力、资源”，该人士说。未来如何抉择，成了小公司保代当下的难题。去年以来，项目都向头部券商集中，而行业监管的方向也是优先扶持和鼓励大券商做大项目和创新项目，那么在小券商可拿到的项目很有限，但是跳槽又面临上下游的选择少了，过去可以向上游的PE/VC去转行，或者向下游的上市公司去做高管，但如今这两方面的职位需求都较为有限。“虽然科创板可能是投行未来的机会，但是其中的风险也是比较大，保荐人需要承担的职责估计也是更大了。”受访几位保荐人对于明年的前景并没有太过乐观。在他们看来，注册制之后行业格局变化会很大，审批制下，新股通常面临供不应求的局面，价格水平基本上由监管者设定。而未来，注册制下，对保荐人来说最为核心的是定价能力和销售能力，而这种能力目前的很多从业者并不具备。...

　　私募因操纵股价被罚的案件又多两例。　　近日，证监会公布的2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两家私募因操纵股价被罚，其中2016年的私募冠军苏思通榜上有名。　　根据处罚书，苏思通与2015年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连续交易、对倒、尾盘拉抬等方式影响“云煤能源”等5只股票价格和交易量，构成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被罚没超1700万。　　无独有偶，同时期还有一家私募也通过相关账户操纵股价，被罚没130万元。　　私募冠军操纵股价，罚没超1700万　　人称“快刀八郎”的前私募冠军苏思通，近日挨罚了。原因是操纵股价。　　根据近日证监会下发的政处罚决定书，蓝海思通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连续交易、对倒、尾盘拉抬等方式影响“云煤能源”等5只股票价格和交易量，其行为违反了关于禁止操纵证券市场的规定，构成操纵证券市场行为。　　因此，对蓝海思通没收违法所得513.7万元，并处以1227.4万元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苏思通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通报还披露了苏思通通过耀汇金1期3期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云煤能源”情况：倒亏近3000万　　2015年9月18日至10月9日11个交易日期间，苏思通利用“耀汇金1期3期”账户，在8个交易日累计买入“云煤能源”5824.5万股，成交金额3.8亿元，累计卖出“云煤能源”5824.5万股，成交金额3.54元，亏损2786.95万元。　　据调查，苏思通利用资金优势，采用持续高价申买、对倒等方式，拉抬“云煤能源”股价，并在拉抬后立即反向卖出，影响了“云煤能源”股价和交易量。　　例如：9月18日14:10:12-14:59:59，耀汇金1期3期连续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部分为涨停价)持续买入“云煤能源”，累计申买2042.74万股，占市场申报量的40.51%，成交1899.5万股，占市场成交量的50.69%，股票全天涨幅为8.93%，最高至涨停，当天上证指数涨幅为0.38%，全天交易量占比为30.4%。　　(二)交易“西藏旅游”情况：赚了394.6万　　2015年7月15日至7月17日3个交易日内，耀汇金1期3期在3个交易日累计买入“西藏旅游”474.5万股，成交金额7488.2万元，累计卖出“西藏旅游”474.5万股，成交金额7895.9万元，截至7月17日，耀汇金1期3期期末持有“西藏旅游”股票172股，盈利394.6万元。　　据调查，苏思通利用资金优势，采用持续高价申买的方式，拉抬“西藏旅游”股价，影响了“西藏旅游”股价和交易量。　　例如：7月15日10:53:00-11:08:19开始分5笔以涨停价16.26元申买“西藏旅游”，累计申买240万股，占市场申报量的61.01%，成交140万股，占市场成交量的54.43%，期间股票振幅5.41%，全天涨幅4.13%，最高至涨停，当天上证指数涨幅为-3.03%。　　(三)交易“恒源煤电”情况：亏损115.1万　　2015年9月28日14:58:38-14:59:40，耀汇金1期3期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分6笔申买“恒源煤电”300万股，占市场申报量的74.88%，全部成交，占市场成交量的93.71%，成交金额2049.2万元，买入均价6.83元/股，期间股票最大涨幅为8.44%，当天收盘价为6.93元/股，全天股价涨幅为2.21%，当天上证指数涨幅为0.27%。　　拉抬后一个交易日9月29日，“恒源煤电”开盘价6.5元/股，开盘涨幅为-6.2%，10:52:09-14:23:30，耀汇金1期3期卖出“恒源煤电”469.2万股，成交金额2949.8万元，成交均价6.29元/股，亏损115.1万元。　　(四)交易“西宁特钢”情况：盈利95.3万元　　2015年9月30日14:58:10-14:59:57，耀汇金1期3期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分13笔申买“西宁特钢”331.7万股，占市场申报量的85.87%，成交245.5万股，占市场成交量的88.25%，成交金额1252.9万元，买入均价5.1元/股，期间最大涨幅为5.76%，当天收盘价为5.12元/股，全天股价涨幅为5.79%，当天上证指数涨幅为0.48%。　　拉抬后一个交易日10月8日，“西宁特钢”开盘价5.14元/股，开盘涨幅为0.39%，09:34:33-10:21:01，耀汇金1期3期卖出“西宁特钢”1404.8万股，成交金额7033.4万元，成交均价5.01元/股，盈利95.3万元。　　(五)交易“新钢股份”情况：盈利23.8万元。　　2015年9月30日14:53:31-14:58:21，耀汇金1期3期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分27笔申买“新钢股份”610.2万股，占市场申报量的79.27%，成交526.1万股，占市场成交量的88.14%，成交金额2875.9万元，买入均价5.47元/股，期间股票最大涨幅为6.5%，当天收盘价为5.45元/股，全天股价涨幅为7.28%，当天上证指数涨幅为0.48%。　　拉抬后一个交易日10月8日，“新钢股份”开盘价5.5元/股，开盘涨幅为0.92%，09:30:16-14:54:20耀汇金1期3期卖出“新钢股份”2400.1万股，成交金额1.27亿元，成交均价5.29元/股，盈利23.8万元。　　都是2015年7月15至10月9日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只基金当时的表现如何？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区间收益仅2.63%。　　2016年私募冠军此后多只产品提前清盘　　说起苏思通，相信不少业内人士都略有所闻。是人称“快刀八郎”的前私募冠军。而上述操纵股价为其正式成立私募产品之前发生的事情。　　资料显示，苏思通曾是知名私募基金经理，80后。2015年12月，成立私募产品“蓝海一号”，2016年，该产品以189.75%的收益排年度私募第一，一时间成为私募明星。　　苏思通的投资风格以快、准、狠著称，市场人称“快刀八郎”。“蓝海一号”在私募排排网的介绍上写道：“泽熙旧部，重出江湖；快刀八郎，唯苏思通。操作手法，快进快出，极稳极狠。”总的来说，苏思通正是以其手法犀利的短线操作取胜。　　据报道：他关注盘口信息，一旦出现异动，就预示着有可能是一个买入机会。苏思通表示“一般3个涨停就出来了，如果判断有偏差，杀进去后股价下跌，那么在亏损3%时就斩仓。如果横盘震荡，他会等待两个月，如果第3个月依然没有表现，就放弃持有，这期间如果出现下跌，他会趁机增仓，以降低成本。”　　但2017年起市场投资风格已经逐步开始转向，短线操作在A股市场的立足空间越来越狭窄，苏思通因此仅是“昙花一现”。　　资料显示，2017年底起，苏思通旗下7只产品在陆续提前清算，净值0.66至0.74不等。　　目前仅剩5只产品正在运行，其中“蓝海一号”的净值相对于2016年的高峰，已经跌去超4成。　　雅利资产吕沈强操纵股价亏5万被罚130万　　无独有偶，同时期还有一家私募及其负责人也通过操纵耀汇金2期账户，操纵股价，被罚没130万元。　　处罚书指出，雅利资产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连续交易、尾盘拉抬等方式影响“中发科技”价格和交易量，构成操纵市场行为。　　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2015年9月10日14:57:32-14:59:55，耀汇金2期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分5笔申买“中发科技”209万股，占市场申买量的86.36%，成交181.4万股，占市场成交量的89.48%，成交金额2678。万元，买入均价14.76元/股，期间股票最大涨幅为7.9%，当天收盘价为14.83元/股，全天股价涨幅为4.29%，当天上证指数涨幅为-1.39%。　　拉抬后一个交易日9月11日，“中发科技”开盘价14.79元/股，开盘涨幅为-0.27%，14:18:18-14:32:46，耀汇金2期分35笔卖出“中发科技”75.5万股，成交金额1075.5万元，成交均价14.25元/股，亏损5.4万元。　　证监会认为，雅利资产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连续交易、尾盘拉抬等方式影响“中发科技”价格和交易量，其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四项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所述的操纵市场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吕沈强。因此对雅利资产操纵“中发科技”处以100万元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吕沈强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商住房，是指在商业、办公用地上建造的住宅形式的房屋，近20年来一直游走在法律和政策的灰色地带。2017年全国楼市一片炙热的时候，商住房在政策上遭到强力打压，市场转冷，一直持续到现在。买了商住房的人无法理解，好好的房子，怎么突然就卖不掉了呢？北京像素——商住房市场的标签2018年12月27日早晨，众多居住在北京像素的年轻人像往常一样，涌进地铁6号线草房站，奔向北京各大写字楼，开始新的一天。北京像素号称北京最大的商住楼盘，在东五环外、朝阳区与通州区交界处。2018年12月，北京像素小区，楼房窗户密密麻麻。中新网记者 邱宇 摄小区一共19栋高楼，窗户密密麻麻，东南西北各种朝向都有，就像一个大蜂巢。这里有近1万套房屋，面积从30到70多平米不等，居住着三万多人。虽然建于2010年前后，但因缺乏维修，楼内就像老旧的宿舍，每层30户，走廊又暗又长。推拿店、美甲店、宠物店直接开在小区里，办公室出租广告随处可见。很多北漂选择在这里落脚，他们没有户口，又暂时没有购房资质。比如陈林，两年前，他怀揣着父母和亲戚帮忙凑的150多万块钱，在北京像素买了一套40多平的开间。“商住房”是一个很微妙的概念，在土地性质上属于商业地产，却被开发商包装成住房进行出售。不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都有类似的房子。与普通住宅比，商住房有一系列限制：40年或50年后产权到期；不能落户；首付高、贷款年限少；水电气费贵，税高。北京像素每层30户，走廊又暗又长。中新网记者 邱宇 摄这些陈林都不在乎，他甚至选择性忽略了小区杂乱的环境和头顶上几乎每分钟一次的飞机噪音。北京像素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终于在北京买了房、安了家。陈林早已打算好，等后面交够五年社保，就把房子卖掉，去换一套北京的普通住宅。2016年买房的时候，他不愁将来卖不掉，毕竟那时仅北京像素一个小区就聚集了近20家中介门店，听说每月都能成交几百套。房子不好卖了但在2017年3月26日之后，一切都变了。当日，为打压炙热的房地产市场，北京出台了空前严厉的商住房调控政策。明确规定商业、办公类项目“不得擅自改变为居住等用途”，从态度上否定了商住房的所谓“居住”属性。政策同时规定，个人购买存量商住房时，要求名下无房、五年社保或缴税，并且只能全款购买。2018年12月，北京像素小区附近只剩三家中介门店。中新网记者 邱宇 摄购买商住房的条件从不限购变得异常苛刻，有人评价这等于对商住房市场“一剑封喉”。不仅北京，2017年，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天津等多城均出台措施，对商住房加以限制，商住项目也因此迅速降温。2018年12月，距离政策出台一年半多，北京像素小区附近只剩三家中介门店。其中一家大型连锁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商住房”的字眼，改称“商业房”。市场的冷淡还反映在成交量上。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政策出台后20个月，即2017年4月-2018年11月，北京商住房成交仅5409套，而此前的20个月（2015年8月-2017年3月），成交套数为 89690套。也就是说，北京商住房成交量暴跌了94%。现在，北京像素的复式户型报价降到4万/平米左右，调控前，同类型的房源报价一度接近7万/平米。但是在陈林看来，报价4万还是3万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现在很难找到下一个接盘的人，真心想卖房的业主只能不断降价。他说，虽然规定可以卖给公司，但现实中很少有公司愿意买，因为公司完全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租一套类似的房子。资料图：图为北京市海淀区房管局办事大厅。中新社记者 苏丹 摄2018年12月，远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回龙观某小区，也有人在论坛发帖“降价出售”商住房。售房的业主临近退休，她的房子比购买时跌了几十万。“我们用老少三代人积攒的血汗钱买的房子，意在不给社会和儿女添麻烦，为什么现在要限制买卖？关键是买的时候，并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以后是不能自由买卖的啊！”她无法理解。投资客蠢蠢欲动虽然商住房市场空前冷淡，但也有一些投资客在冒险寻找机会。2018年11月，苏夏在北京花130万全款购买了一套不到40平米的商住房，从开始看房到过户、对外出租，只用了不到两周时间。她看中了商住房极高的租售比。每月租金4000多元，同样的租金，如果购买住宅的花，大约需要花三四百万元。此外，商住房还可以租给公司用于注册地址，一年八千到一万元。北京像素小区内挂着办公室出租广告牌。中新网记者 邱宇 摄“买商住，有‘钱’途。未来普通住宅还会不断被建造出来，而商住房是存量版的。比如北京，只有2017年3月26日之前已销售的商住房才可以卖给个人，以后新售的，个人想买都买不了。”苏夏说，民水民电带燃气的商住房则更是存量版中的极品。游走在政策的灰色地带其实，购买商住房一直都有风险，因为近20年来，商住房始终处在法律和政策的灰色地带。“商住房本来就是违规的，现在是把原来政策管理上的漏洞补上了。”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说。他说，中国用地性质划分很明确，包括住宅、商业、办公、工业用地等，并没有“商住”一说。用地规划决定建筑规划，虽然用地规划没有这一类型，但过去很多开发商在四五十年产权的商业、办公用地上建住宅，做出了违规的建筑规划。北京房山区某商改住楼盘销售中心。中新网 种卿 摄那么，商住房是在何种背景下诞生的呢？杨红旭说，上世纪90年代末，受外部环境影响，中国楼市十分低迷，出现了很多烂尾楼。2000年以后，经济回暖，加之1998年房改之后中国大力发展住房市场，住房需求大幅释放。一些开发商收购了烂尾楼，改成酒店式公寓，由于地段好、总价低、租金高，这些公寓一时大受欢迎。“尝到甜头之后，过了几年，有些开发商在拿地之初就已经规划好，用低于住宅用地的价格拿下商办用地，再建成所谓的‘住宅’，也就是商住房，以卖个好价钱。”杨红旭说，开发商打擦边球，而地方政府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市场上的商住房也因此越建越多，并且被包装得越来越像住宅。未来调控会放松吗？2017年多地出台的政策填补了商住房管理的漏洞，不过，近来部分地区楼市调控有所松动。2018年12月，菏泽、珠海、广州、杭州相继出台政策，放松楼市调控。广州的政策与商住房有关。广州提出，在2017年3月30日之前土地出让而形成的商服类物业，允许个人购买。而过去此类物业只限定企业购买。图为广州楼房。唐贵江 摄目前商住房政策最严格的城市是北京与广州，广州的动作是否意味着北京等其他城市也会逐渐放开对商住房的限制政策呢？“商住类产品由于本质属于商业物业，往往会被贴上投资的标签。但确实也有部分购房者并非投资，而是个人居住。”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说，对商住类产品如何定性还需要等待更为明确的政策判断，这也是左右调控是否会全面放松的重要标准。在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看来，对商住房的限制性政策主要目的是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但这种政策应该是暂时的，放松调控是大趋势，不会一直禁止个人购买。杨红旭认为，楼市降温之后，未来两年，各地对商住房的调控可能有所放宽，但出于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的考虑，不太可能回到调控之前，因为商住房本身就是违规的。2018年12月27日，中弘股份因面值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而被强制退市。买房之后，陈林更加关注楼市的相关政策和消息。2018年12月27日早晨，他走出北京像素小区，随人流挤进地铁，手机上跳出一条新闻：中弘股份因面值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而被强制退市，成为A股史上首只跌破1元的退市股。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像素正是中弘集团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中弘曾经凭借商住房项目风生水起，但受楼市调控影响和一些自身原因，中弘销售业绩出现断崖式下跌，资金链问题持续恶化，最终在A股黯然退出。不过，与中弘的死活相比，陈林更关心的是，对商住房的限制会松绑吗？将来他的房子会以什么样的价格卖出？（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摘要：现在的互联网巨头们，早已不再争夺日活、月活，而是在争夺用户的时间。中国中老年群体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节俭，他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职业羊毛支付宝的红包活动，已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其目的，是为了占领市场，也是为了和微信争抢地盘。活动的口号是：“支付宝发红包，你赚赏金。”活动规则不算复杂。比如，扫描了朋友的二维码，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红包，如果3天内用掉这个红包，你的朋友还能得到一份“赏金”。而红包和赏金的金额都是随机的，从0.1到99元不等。在2017年，支付宝的红包活动金额都比较高，“狂掷10亿发红包”，当时的支付宝宣传声势浩大。因此，大量的职业羊毛党开始形成——这也是第一代羊毛大军。网上流传着一张颇为惊人的截图。有人利用支付宝这次红包活动，疯狂赚了137.8万之多，还有的赚了52.5万，且显示仍有10万多个红包在路上。“其实，这是靠着短信群发获取的海量红包。”某位知情人士透露。一家短信平台的销售人员称，他们就曾帮助职业羊毛党，发过支付宝的红包，“当时的价格是3分钱一条”。发送短信的数据，都是自然生成的电话号码，“空号、没接收的，通通不收钱”。而发送短信，还有一些窍门。比如，在短信开头加上【支付红包】、【支付宝】等字样，来诱导用户点开。很快，支付宝就发现了这一漏洞，并称：“禁止使用发短信等破坏用户体验的方式推广。”支付宝因此取消了800个可疑账户，但已经赚的钱不会取消。“当时的羊毛大军，都是有组织、专业的。”黑客CC称。CC称，他们曾经还从事过 “支付宝白号” 买卖，它们专门用于薅各种红包。所谓的支付宝白号，就是注册后尚没有实名认证的账号。“但后来白号都没法支付，随着支付宝的风控不断调整，薅羊毛越来越难。”CC称，职业羊毛大军的利润不断被削薄，他们开始退场。个人羊毛职业大军退场后，个人羊毛党开始兴起。“我的微信朋友圈，最近被支付宝占领了。”金融从业者蒋月生表示。最近，他的微信朋友圈，充斥着“支付宝红包”的广告。更不堪其扰的是，甚至有朋友私信他，扫二维码领红包。而有些沉寂许久的微信群，也神奇复活，发的全是支付宝红包的二维码。某社交内部监测的数据显示，12月初，支付宝红包的数据，呈现突然上涨趋势。有趣的是，很多区块链的“代投”都开始捣鼓支付宝红包。“以前我有很多区块链的用户，组建了2万多人的社区。现在区块链不景气，我就在社群里给大家推这个红包。”曾经在区块链代投行业小有名气的代投小哥何金称。他在朋友圈，也会天天发支付宝红包。“每天我得到的赏金，就有几百元。”何金称，自己一个月也有近万的收益。对于何金来说，这只是小副业，而资深羊毛党邓伟，做得更规范和职业。邓伟觉得，光靠微信的朋友圈太有限，于是他建立了几个2000人的QQ群。大家在群里分享自己的二维码，相互扫，以赚取赏金。邓伟称，很多羊毛党会自己找些好玩的段子或文章，发在贴吧、论坛上，然后在后面附上自己的支付宝红包码，以此导流。各种可以展现的机会，羊毛党都不会放过。“这种转化率可以到千分之一，1万个阅读，就会有10个人扫红包。”邓伟称，会玩的人，能日入上千元。机器批量操作时代已经过去，这些羊毛党都是以个人手动操作为主，他们就像是支付宝“雇佣”的推广员，赚取一定奖励。中老年大军而第三波的羊毛大军，开始变得更有趣。他们以中老年人为主，每天“只为赚个买菜钱”。几周前，一则“免费送白菜”的视频，刷爆了微博、抖音等平台。视频中，一位身穿军大衣的摊主，做起了“免费送白菜”的生意。摊主招呼着大家，先扫他的二维码，领一个红包，将得到的红包金额转给摊主，就能领取对应金额的白菜。譬如，0-4.99元领一棵白菜，5-9.99元两棵。没想到，这个活动吸引了一大堆的大爷大妈，有些大爷自己没有支付宝，摊主还支招，让他们去拿家里孩子的扫。媒体报道显示，这位摊主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卖光了所有白菜，营收达到了5000元以上。这已将支付宝红包玩到了极致。而很多超市、小卖部的店员们，都开始将自己的二维码贴在柜台上，让大爷大妈去扫。“阿姨们最喜欢了，每次必须扫。她们为了便宜一毛的鸡蛋，可以多坐三站地，而扫一下就能省几毛。”一位服务员称。很多大爷大妈，慢慢摸清游戏规则，开始主动薅羊毛。“家里有三部手机，都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刚满60岁的大妈陈红佳称，她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就先相互扫红包。她先用女儿的手机扫自己的二维码，领了红包后，支付给老伴的手机。接下来，她再用老伴的手机扫女儿的二维码，领了红包后，再支付给自己。一个轮回下来，所有的人都得了红包，领了赏金。“一轮下来，能赚几块钱，一天的青菜钱就出来了。”陈红佳称。但是，她不会局限在家庭成员内部薅薅羊毛，而是已经开始动员她的广场舞伙伴们。“我让他们每个人都扫我的二维码，然后去超市买东西，花掉红包就可以得赏金。”陈红佳称，广场舞伙伴有30多个人，这里每天能赚十几块钱，一天饭钱就出来了。现在的互联网巨头们，早已不再争夺日活、月活，而是在争夺用户的时间。中国中老年群体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节俭，他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于是，他们开始觉醒为最大的一群“羊毛党”。身在一二线城市的孩子们，意外地发现父母早已成了互联网的深度用户。他们经常收到父母发过来的邀请链接，不是领红包，就是求下载。除了拼多多，还有更多的APP，正在沉淀到中老年群体。“我妈每天都让我扫描她的支付宝二维码。”蒋月生称，“就为了那几毛钱。”“我爸给我推荐了一个今日头条极速版，让我下了看新闻。”另一位“北漂”何永华称。他刚开始不懂为什么，后来发现，只要他下载激活，父亲就可以得到几元钱，如果他每天看新闻，父亲还可以得到钱，单个用户最高可返21元。他的父亲早就成了“阅读类”APP的大推广商，除了今日头条极速版，还下载了趣头条、快头条、淘新闻，等等。无一例外，何永华被父亲要求一一下载这些APP，并且每天阅读。这些APP除了推广有奖励之外，看新闻也会给钱。比如，你阅读一篇新闻，从头看到底，就被认为属于“认真阅读”，会被奖励几十个金币。而这些金币，会转变成钱。“爸爸在家每天抱着4部手机，挨个划新闻，但并不是为了看新闻，他也看不清了。”何永华称。所有的奖励加起来，一天也有十几元，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元。这对于三四线城市的大爷大妈来说，已是不菲的收入。而陈红佳早已将这类阅读类APP推荐给她的广场舞大爷大妈们，“大家一起划划手机，就能赚钱，比跳舞强吧。”因为总是能带给大家一些赚小钱的新玩意，陈红佳也成为了广场上的“时尚人”。中老年这种纯薅羊毛的用户，是否有价值？“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讨论过很多次，最终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一位金融平台的运营负责人称，可以慢慢培养老年人的消费习惯。比如，培养他们用支付宝、花呗、余额宝的习惯，一旦形成，产生惯性，他们就和年轻用户并无区别。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拥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他们使用APP的比例，也在逐年升高。现在，他们正在用“薅羊毛”的方式，慢慢进入这个世界。也许未来，他们会孕育出巨大的商机，并催生一波流量红利。（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近两年，随着券商经纪业务竞争加剧，散户佣金费率大幅下降。近日，某社交媒体又疯传监管层有意降低机构佣金，而且是从基金管理费中列支，在卖方和买方圈子中引发不小的波澜。该消息甚至言之凿凿地称，监管层有意将机构佣金降至万二。不过，中国证券报记者经过向多家券商研究所负责人反复核实后得知，大家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更有某券商研究负责人表示，该举措目前推行的可能性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广发证券研究所方面回复记者时表示，研究所昨晚6点多才开始开会。而上述截图显示，5点45分就有消息来了，肯定不是研究所这边的内容。卖方与买方怎么看？卖方立场：大呼“凉凉”券商研究员小吴沮丧地说道：“这个杀伤力太大了。如果机构佣金真的由万八降到万二，那么公募给券商的佣金总额将直接减少四分之三。这样一来，券商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研究员了，我们估计得下岗了。”前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对券商而言，最直接影响就是钱少了。如果只靠赚佣金，确实没钱途，而且大家提供同质化竞争，还存在利益输送嫌疑。佣金下调的趋势是逼着券商转型，少吃牌照钱。未来券商的重要课题是如何打造自己的核心价值。毕竟通道佣金不长久，且大资金流水从券商这儿过，只挣个通道费没有价值。有没有能力把钱留下来，或者让更多资金愿意在自己这儿过才是券商需要思考的。有的券商佣金率早就降下来了，比如华泰。”某券商分析师小刘：目前国内金融业整体还处在起步阶段，卖方研究也是。和国外成熟市场不同的是，机构分仓佣金收入还是研究所主要收入来源，其他收入较少。目前，从卖方行业的机构佣金费率看，目前公募基金在万分之八左右。如果真的降低机构佣金费率，对行业影响还是很大的。降低机构佣金（的政策）应该不会轻易推出。北方某券商行业研究员：2018年二级市场表现不好，交易量缩水，佣金自然下降，卖方服务也更难做。此外，二级市场表现不好，卖方的行业观点与股票推荐成功的概率相对降低，挑战更大，加上佣金总量缩水，争取佣金的难度更大。2019年情况看，预计也不容易，但希望2019年市场是转折年。买方立场：对基民有好处某基金公司相关人士A：“目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传闻，不过佣金下调是大势所趋。倘若传闻是真，这对基金公司来说是大利空，收入下滑，部分基金经理没法混日子了，同时券商研究所分仓收入也会大幅下滑。这种制度保护基民的利益，挺好的，净化了行业环境。”注交易佣金目前是从基金资产列支。也就是说，在发生交易的前提下，公募基金给券商的机构佣金相当于是直接从基民的本金里扣除。此外，公募基金还会向基民收取管理费。这样以来，公募基金相当于向基民收取了“两道”钱。上述降佣传闻倘若为真，从此机构佣金从基金管理费中列支，基民确实将被少收“一道”钱。此前，有两只公募基金因为千万交易佣金“火”了一把，引起市场上对公募基金与券商之间存在利益输送的质疑。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11月中旬，这两只基金分别以31.97亿元和20.58亿元规模，对应2639.87万元和2506.91万元的巨额交易佣金，却仅取得-14.91%和-21.58%的业绩，令人大跌眼镜。与规模不相匹配的巨额佣金，不免令人怀疑基金与券商之间是否存在利益输送。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中报，123家基金公司旗下6147只基金产品一共由303家证券公司分仓交易，共分成80469个交易席位。交易总额27.11万亿元，其中股票交易金额5.96万亿元，债券交易金额0.73万亿元，回购交易金额20.42万亿元，佣金总额达49.22亿元。某公募基金人士B：“佣金下调对大基金公司而言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大基金公司佣金较多，下调空间大。但对小基金公司影响就比较大了，本身佣金量小，不太可能下调太多。”某资深业内人士C：以前机构佣金算交易成本。现在这传闻如果成真，机构佣金算是基金公司的成本，对于基民是有好处的。另外，这也会促使基金减少操作，降低换手率。他山之石市场容量是相对固定的，竞争者的增加，必然导致竞争的加剧。同时，从长远来看，过多的卖方机构肯定是不正常的，市场将经历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转型必然带来阵痛，中外莫不如此。上述传闻提到的欧洲模式，也即MiFID II（金融工具市场指导II），或许存在一定借鉴意义。MiFID II在2018年初生效，系欧洲证券市场管理局（ESMA）出台的一项监管改革措施，实则几乎涉及欧洲证券交易的每个角落，主要目的有两个：防止金融公司欺诈投资者和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发生。该规定旨在提高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和透明度，内容包括强制资产管理机构披露在投资研究方面的支出，以及限制使用“暗池”(dark pool)交易平台。国泰君安研究显示，MiFID II出台后，全球研究开支或将减少。根据MiFID II，基金经理或咨询师禁止从第三方获取研究费，不能将费用打包至客户交易佣金内。受此影响，投资者此后将要为单独研究报告付费，并自行核对研究报告质量。这一举措或将使投资机构减少研究报告需求，以降低研究费用开支，从而也将可能导致大批分析师“转业或失业”，相关机构可能需进行部门调整。也就是说，MiFID II强制要求投资银行（券商）的研究服务和经纪服务分别收费，以避免利益冲突。而在此之前，研究服务费（投资咨询、研报等）通常是和经纪服务费“捆绑”在一起的。从此，作为研报的买方，基金经理们要为研究服务支付额外的费用了，而不再是免费获取研报，但基金公司并不需要大量的研报，不想为此支付大量的费用，因而砍掉了部分为其提供研报的机构。而作为研报的卖方，大型投行（券商）面对疲弱的市场需求，不得不大砍投资研究预算，以降低成本，这也使得一些研究分析人员面临失业危机。这样一来，研报买方需求萎靡，卖方削预算、降成本、裁员。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指出，MiFID II实施后，基金公司会越来越挑剔，投行在投资研究上的支出将会削减30%，这将使得数百名分析师面临失业。另外，由于研报需求端的整体萎靡和基金经理们会越发挑剔，业内人士普遍预期投行们的研报报价将下跌，投行们也可能就研报打起“价格战”。某券商前高管称，机构佣金早就该万二了！至于研究服务如果真有价值就该直接花钱买，凭什么随便牺牲中小基民的利益？高善文此前曾表示：“交易规模的持续萎缩，加上卖方分析师成本的高企，可能已经使得边际上的券商难以由此获利，行业整合的压力正在开始显现。未来从事卖方业务的机构在目前的数量上减少一半，也许不会是过于激进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