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做个套利，现在看来还好跑得快，不然被反套！”昨日上午，投资者周先生告诉上证报记者，他以每股27.4元买进ST景谷，接受要约的股票在1月23日才回到自己账户，但是当天没有卖掉，24日在跌停板上抛掉了，“亏了一点”。　　ST景谷要约收购结束后，套利者选择了“跑路”。据查询，1月17日，ST景谷的要约收购期结束。停牌一个交易日后，1月21日复牌，股价下跌了4.95%，1月22日下跌了3%，1月23日跌停，1月24日继续跌停。其间，ST景谷成交量非常小，换手率分别为0.08%、0.04%、0.11%、0.03%。　　“前两个交易日，参与要约的股票都被锁定了，实际流通的股票少。23日起，接受要约的股票被放出来，但是没有人接盘。”周先生向记者介绍。　　周先生所指的“被锁定”，是指同意接受要约的股份被暂时托管。“要约收购期结束后，未被收购的剩余股份有1至3个交易日的锁定期，甚至更多，因为股份的分割需要时间——登记公司要看到收购人的资金到账后，才能对股票进行分割。”银河证券一位投资顾问告诉上证报记者。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在要约收购的相关条款中明确：收购期限届满后3个交易日内，接受委托的证券公司应当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结算、过户登记手续，解除对超过预定收购比例的股票的临时保管。　　对接受要约的股份进行托管，公平吗？“这个得看立场，有些股东不愿意接受要约，你当然得保证他的交易权；对于接受要约的股份，既然你选择了以高价卖出部分股份，当然也得承受一定的代价。”该投资顾问认为，这本质上是一种“除权”，“所以下跌也是在预料中的。”　　托管加上股市大环境的不理想，加大了套利者的风险。以ST景谷为例，要约收购结束前的20个交易日，公司最高股价28.25元/股，最低股价26.41元/股，加权均价27.406元/股，以此均价作为估算成本，按照要约收购的最终成交比例43.6%（要约收购股份3245万股除以接受要约收购的总股数7438万股）和32.57元/股的要约价，套利者剩余股份需要在23.41元以上卖出才能获利。至1月24日收盘，ST景谷以跌停板价格23.38元报收。　　“我们遇到一些投资者询问：要约收购本身是好事，大股东出钱给其他股东发福利，但为什么收购完了会跌这么厉害？还有投资者对锁定两个交易日不满。我们只能做解释，同时也希望上市公司和相关收购参与方加快速度，减少托管的锁定时间。”前述投资顾问表示。　　上证报记者进一步采访了解到，有部分券商和相关收购主体通过积极的前期准备尽量缩短这一时间，如前期刚完成要约收购的汉商集团，在要约收购期结束后1月4日复牌当天，接受要约的投资者同样不能交易，但在下一个交易日即1月7日，交易权已恢复。...

导读无论是传统零售企业还是从线上进军线下的互联网企业，回归零售本质，成为每一个“局中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零售行业发展历史，就是新、旧业态不断融合变化的过程。2016年10月，“新零售”的概念由阿里主导进入公众视野。短短两三年间，阿里系、腾讯系两大互联网巨头“跑马圈地”划分阵营。传统零售业巨头也或被动或主动地开始“寻方问药”。这期间，业态创新、资本涌入、噱头不断等成为常态。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对实体零售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创新发展方式、实现跨界融合、不断提升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及效率作出部署。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8万亿元，同比增长9.0%。在新技术推动以及日益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支撑下，新兴业态和传统业态融合成为消费市场供给的重要途径。但事实上，梳理各大零售巨头的动作不难发现，自2018年3月以来阿里、腾讯系事实上都停止了 “买买买”的脚步。阵营内还出现了“退潮整合”的身影。除了无人便利资本热潮渐淡，2018年12月，永辉超市剥离永辉云创，成为零售业新一轮调整趋势的苗头。云创业务作为新零售板块的尝试，出现了严重亏损，近3年来累计亏损近10亿元，仅2018年前三个季度亏损就达6.17亿元。这也让永辉超市的净利润下滑了26.9%，也是其7年来首次业绩下滑。整个资本市场的降温，也让资本对新零售的“助攻”降低。但新零售本身存在的前期盈利乏力能力问题也不容小视。尽管每一次的商业变革都超出业界预期，但产品和服务依然是从业者追求的真谛。无论是传统零售企业还是从线上进军线下的互联网企业，回归零售本质，成为每一个“局中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退潮预警由盒马鲜生掀起的“零售变革”，俨然已经演变为零售业的大狂欢。盒马鲜生CEO侯毅在2018年9月首次披露了盒马鲜生的经营情况。侯毅称，盒马鲜生总共开设有64家门店，覆盖14个城市，服务消费者超过1000万人。从坪效看，如果是成熟门店（经营1.5年以上），盒马的单店日销超80万元，折合每平米坪效超5万元。传统超市坪效一般在1万元/平上下，单从坪效角度来看，新零售的尝试取得了质的飞跃。盒马在一年内开出64家卖场，成就零售企业望尘莫及的速度。对资金实力，团队、人才、管理、供应链、运营能力都提出极高的要求。阿里下沉到重资产的实体去做新零售，基于阿里体系强大的支撑。这些支持包含物流、服务，技术各个环节。根据公开的订单来源，盒马成熟门店的线上订单量占比达到60%，事实上在2017年年中，盒马成熟门店的线上订单量就已经超过线下。客单价层面，盒马的线上订单客单价75元，线下客单价113元。具体到会员每月购买情况，如果会员线上线下都使用盒马的服务，会员的每月花费在575元。纯线上消费的会员，每月花费为279元。纯线下消费的会员每月花费228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披露的数据仅仅是成熟门店的数据。“盒马目前公布的仅仅是头部几家的数据，上百家门店的整体坪效仍然无法记入。如果后面门店亏损额较大，很有可能会把头部门店的盈利摊平。对比原本就盈利的线下企业反攻线上市场，在线下建立门店前期对资本的依赖性要求更高。”零售专家、上海尚益咨询创始人胡春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显然对于阿里系“心头宝”盒马来说，资金后盾坚实。但以目前的市场规律，资本的退潮周期往往只需要3-5年。对于其他入局的传统零售企业来说，如果也一窝蜂、“孤注一掷”地押注“新零售”，带来的后果可能反而是“伤筋动骨”。永辉云创业务作为新零售板块的尝试，近3年来累计亏损近10亿元，仅2018年前三个季度亏损就达6.17亿元。面对严重亏损，永辉已经不堪重负。“数据和算法”对于永辉这样一家传统零售业起家的公司，要想修炼得道，免不了长期“重资产”的投入。或许正是鉴于短期内无法见底的投入，永辉选择了适时收手。新零售风气正盛之时，永辉凭借强大的生鲜供应能力，从商超场景切入餐饮场景，延伸流量，寻求高毛利。通过“超级物种”，将高端超市和生鲜餐饮的混合，定位为轻时尚及轻奢餐饮。2017年底，腾讯以46.8亿元入股永辉超市，受让上市公司5%的股权；随后又以1.875亿元对“永辉云创”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腾讯对“永辉云创”持股15%。在零售领域，腾讯和阿里的对抗升级，超级物种全面对标盒马鲜生。然而2018年底，永辉不得不正视亏损的现实，剥离永辉云创，及时止损。“热钱涌入，过于急功近利，对于原本合理的商业模式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并非所有情况都能够通过烧钱解决问题。资本需要教育，回归理性，回归零售内在逻辑。需要重新思考能够得到多大的收益、需要多大的成本，需要多长的时间找到投入和收益之间的平衡点。”胡春才说道，“资本的快速投入，迅速获得客流。事实上，消费者聪明得很。除去头部的一些消费者，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更看重口袋里的钱，购物的性价比。没有补贴红利之后，自然而然地会选择其他消费方式。通过烧钱带来的伪需求并不能持续。”零售本质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效率和效益，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成本和收益。在以家乐福为代表的零售时代，零售商通过从供应商处的相对优势，取得通道费用的模式得到收益。而在新零售时代，阿里首先做出革新，通过同供应商合作，共同挖掘价值进行分享，使得供应商原本18-24个月的产品开发周期，可以缩短到3-6个月。帮助供应商找到合适的新品，赋予供应商价值，也成为未来趋势。“对于零售商来说，本质上它是一个二传手，本身并不生产商品。有了电商之后，二传手的价值逐渐淡化，从物流式的二传手转变为价值的二传手，在顾客和生产商之间挖掘出属于零售商的价值，才是未来零售转变的内核。”胡春才分析道。此外，7FRESH、天虹sp@ce们也都在疯狂开店，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加快铺店速度，抢占先发优势似乎成为各方力量主要的角斗场。盒马采取新开店的方式吸引中高端客群，对于时间和品质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在激进扩张的路途中，“弄潮儿”盒马也不免出现问题。2018年11月15日修改胡萝卜上架日期的“标签门”；2018年12月11日，盒马鲜生因门店销售的鲫鱼被检出恩诺沙星超标而被通报并上榜；今年1月15日，成都盒马销售的皮皮虾被查出镉超标。差异化打法在这场新零售混战中，传统外资零售巨头的打法有所不同，尽管趋于缓慢但步伐更稳。沃尔玛的山姆会员店在2017年推出了云仓项目，某种程度上应对了不断下沉到社区的零售业争夺。事实上，对于云仓（即前置仓）的尝试在传统零售业内一直存在争议。前置仓，是指在企业内部仓储物流系统内，离门店最近，最前置的仓储物流。传统的物流配送格局已经由电商平台+快递企业+消费者转变为电商平台+前置仓+即时物流（或消费者），或者前置仓+消费者。盒马鲜生、每日优鲜、永辉生活、大润发、阿里的零售通等等，也都有前置仓的尝试，只是形式上略有不同。盒马鲜生属于店仓一体，既是门店也是仓库。沃尔玛山姆会员店的前置仓则不具备门店的功能。大约占地200~300平米，SKU在1000左右，一般选址会员比较集中的地方，精选会员高频次购买和高渗透率的商品，包括生鲜、母婴、个护、干货，以及网红爆款休闲零食类商品，基本涵盖生鲜全品类，为周边3~5公里的用户提供1小时的“极速达”服务。以目前公布信息，山姆预计在每个一线城市布局10个左右甚至更多的前置仓，通过深化与京东到家的合作，进行到家业务的完善。“鉴于云仓项目推出后的良好反响，我们2018年将云仓项目扩展到上海、北京。以运营超过一年的深圳云仓为例，其坪效达到每平米每年销售过13万元，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开设更多云仓。云仓对会员的购物频次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山姆的会员制特性，我们最关心的还是顾客的购物频次和续卡率。”沃尔玛中国副总裁、山姆会员商店高级副总裁陈志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一般生鲜电商的客单价约三五十元，山姆前置仓的客单价达到200元以上。在每个订单固定成本（如配送成本）相同的前提下，如果客单价越高，盈利能力越强。“云仓解决了部分会员即时消费需求，尤其是高品质的生鲜商品和‘保真’的母婴商品，这两类商品在云仓卖得非常好。我们的目标会员不愿意因为其他因素就降低生活的标准。因此，云仓满足了会员对生鲜和母婴商品的紧急需求，帮助我们会员保持生活的水平和品质。用户反馈体现在销售和购物频次的增加，以及满意度的提高。”陈志宇补充道。而对于处于热点追逐中心的活鲜、熟食品类，山姆则选择了相对的“冷处理”。沃尔玛中国副首席执行官、山姆会员商店中国业务总裁文安德（Andrew Miles）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山姆在中国的定位主要满足个人会员需求——针对中高端收入的家庭。出于坚持商品质量、食品安全的考虑，并没有设计售卖活海鲜的业务。我们不能服务所有消费者，必须坚持服务目标群体。”沃尔玛中国区总裁陈文渊也对记者表示，未来实体店仍然是以加强生鲜经营、加强自有品牌开发以及继续做好“天天平价”三个策略为主。陈文渊披露，沃尔玛在中国首家自营生鲜配送中心将于今年3月正式运行，该项目总投资超过7亿元，创下沃尔玛进入中国市场22年以来单笔投资之最。未来20年，沃尔玛计划在中国改建或新建十几个类似的物流中心。“云仓的增长非常快，2019年我们希望可以达到成倍的增长。现在主要的瓶颈是人手问题。在品类方面，我们依旧会以母婴和生鲜商品为主。我们可以把店装修很华丽，可以开在市中心，可以制造很多噱头，但这些成本最终都会导致商品价格上升。定位准确才是山姆目前最好的切入点，也是能够给会员提供最高价值的方面。”陈志宇补充道。对实体零售来说，门店坪效也不再成为衡量业绩的唯一标准。传统实体零售将门店作为品牌、市场、销售、发货、仓储等流程的阵地，但对于全渠道业态来说，门店不需要承载所有的功能，除了为销售服务之外，门店还应该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基于这样的背景，以家乐福、沃尔玛、天虹等为代表的传统零售巨头都在加快门店升级的步伐。通过新增母婴室、互动区以及引进星级大厨进行食材烹饪指导的方式，升级线下购物体验。区别于唯快不攻的“重资产”打法，传统零售巨头显得更加谨慎，更加注重自身内功的修炼。下半场开赛当前零售行业无疑仍处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目前国内零售百强企业，仅占实体零售20%的市场份额，而国外前十的零售企业占到市场份额的30%。相比之下，美国线下零售发展较为成熟，根据Rediff Business显示，2010年，世界十大零售巨头中，美国有五席，分别是亚马逊、克罗格、Costco、家得宝和Target。而高度发达的线下零售一定程度也遏制了电商的发展。反观中国，线下零售总额增速较为缓慢，从2009年开始，增速低于20%。但以阿里为代表的电商则实现弯道超车。回到零售业态现状，线上企业的资本优势明显，但缺乏线下经验；线下门店受到线上业务的冲击，也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处境。很多实体零售老板开始觉得做超市越来越难，选择出售资产。再者，对标全球零售业发展的趋势，也呈现出提高资产的集中度的趋势。这其中并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2019年以后的零售行业，集中度提高也会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电商时代上半场( C2C )注重流量跑马圈地、到即将开启的下半场(B2C)，将更加注重品牌升级。新零售巨头面临线上流量增长瓶颈，也开始探索向线下索要流量的商业模式。从2000年到2018年，行业的两个核心关键词是流量和品牌的线上升级，但目前流量成本提升，平台在增加品类颗粒度上面临较高的成本，导致品牌线上发展速度放缓。2017年是腾讯和阿里分抢线下实体零售资源最为疯狂的一年。阿里苏宁系、腾讯京东系为代表的新零售版图之争激战正酣。2017年初，阿里完成银泰私有化，先后签约了上海百联集团、入股上海联华超市、福建新华联，以及重磅级入股高鑫零售（大润发、欧尚）、投资居然之家，迅速完成新零售版图搭建。2017年12月，腾讯通过正式入股永辉，开始跟随阿里对线下零售业密集出手。迅速扩充战场，形成聚集了沃尔玛、家乐福、红旗连锁、中百集团、步步高、美团、每日优鲜、天虹股份的零售版图。2018年社交电商风头正盛。社交零售具备成本低、场景多元、去中心化的特点。基于这样的特性，商派社交在对多家客户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后，全新布局社交业务领域的三大板块：社交零售+社交分销+社交营销。而2018年以后的后电商时代，零售将继续核心聚焦复购和效率。此外，人口结构、消费习惯都决定着零售前行的方向。此外，数字化零售，从诞生之日起，裹挟着价值交换方式的想象和对未来的验证。从今年的数字化进程不难看出，数字化商业时代，不管是制造商还是零售商都应该把重心从过去的产品思维转向客户思维。新零售中关于人、货、场的重新结构，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场景化思维更能增进商家和消费者的粘性，也是最易上手的数字化方式。德勤也发布研报指出，当今零售业面临的最根本改变是消费者对技术的应用超越了企业，从而推动企业需要变革自身来追赶消费者的新需求。而数字化平台可以帮助企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触达消费者，由此带来了竞争模式的彻底变化。新零售“呱呱坠地”的两年多来，尚在摸索阶段。行业整合竞争未有定数，群雄逐鹿，结果未知。然而无论是山姆、盒马，还是超级物种、7FRESH，都多方寻“药”，如今也都在开店和电商的组合赛道上布局。尽管前途未卜，但新零售已经显现几番沉浮。对企业来说，是激流勇进还是稳中求进？最终答案仍需回到商业的本核，效率和效益的竞争。...

数据是衡量作品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全部。爱奇艺之后，优酷也选择了与播放量说“再见”。当1月18日优酷宣布将在全站关闭前台播放量显示时，一位做公关公司的老朋友发信息给懂懂笔记，说自己现在特别佩服爱奇艺和优酷，因为这两家懂得什么叫“仁慈”。当然，在优酷那一则名为《破除喧嚣，回归本心》的声明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初衷”。优酷的相关举措，与去年9月爱奇艺宣布关闭前台播放量几乎一致。视频平台之外，前不久微博也发布了《关于调整微博转发评论数据显示方式的公告》，宣布对相关量数据显示做出调整。公告显示，“设置100万的上限，当转发、评论实际数量超过100万时，相应的转发、评论数量均显示为100万+。”这也就意味着，此前那些当红小鲜肉随意一条微博转发量就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场面，将正式成为历史。平台之外，从监管层面来看，流量至上的问题也逐渐迎来管控。2018年12月26日，广电总局就宣布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已基本建成并开通试运行，同时表示相应法律法规的健全也在部署中。刷量带来的不止是好看的数据，还有混乱过去几年，在唯流量论的影响下，互联网行业基本上是以数据指标来作为评判一个视频甚至视频平台的指标。通过播放量的多少，来给作品做一个定价，哪部作品播放量高它的广告就会更值钱，就会有更多的平台来抢它。这种现象无形中会产生很多泡沫，包括将一部作品的价格抬得虚高，甚至相关平台的估值也会相应提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影视、音乐作品的刷量问题几乎成为行业公认的潜规则，很多所谓的爆款，也都存在刷数据、粉饰数据的情况。猫眼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的爆款《延禧攻略》，在爱奇艺的累计播放量达到159.7亿，这是一个何等恐怖的数据。而2017年的电视剧《楚乔传》，最后播放量更是突破了400亿。当时，著名编剧汪海林还曾就此发微博调侃称：“牛X，全地球的哺乳类动物，一只看一遍《楚乔传》！”不仅在国内视频平台，2018年11月，吴亦凡新专辑推出后三天，强大的粉丝团体就成功地让其中七首歌曲在苹果iTunes美榜的前十名中占据了七席。之后苹果因质疑其粉丝刷榜，将其排名调整至200名开外。虽然，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数据在表面上非常光鲜，但是这种潜规则之下的负面作用，给平台带来的更多是尴尬，以及用户、广告主选择的不便利。在刷量现象泛滥的背景下，用户和广告主对于平台公开数据难以信任，用户对优秀作品的选择难度在增加，而广告主的投放更多时候是在用炮弹打空气。2018年9月爱奇艺在宣布关闭前台播放量时就曾表示：“在这样的非良性竞争环境下，制作公司失去了指导内容制作的评判依据，用户在选择内容时得不到有效的参考目标，广告主也无法对营销投放的效果做出合理评估，行业健康可持续成长的土壤遭到破坏。”一刷解万难？不是，一刷毁行业。如果摒弃播放量显示，至少给行业带来更多的真实。告别单纯的以播放量为恒定标准之后，平台通过点击、评论、收藏等用户一系列多维度的操作来计算出的热度，无疑会更加公平，也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出用户对于作品的喜好。同时，以热度作为衡量指标之后，对于那些短剧集的影视作品也会变得更加公平。此前，很多动辄5、60集的长剧集作品，在播放量上相较于短剧集作品确实有着天然的优势，尽管在内容品质上未必胜过后者。从爱奇艺开始，到微博、优酷的跟进，一众互联网巨头对前台流量显示的调整似乎也预示着——“流量为王”的时代即将成为历史。不过现阶段来看，单纯的砍掉前台播放量显示，换以热度值替代，依然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完全改变行业存在的一些顽疾。改变不了刷量，但行业正在向好黄牛和水军可以被称为两大最“神奇”的职业，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典型“实践者”。就像黄牛手中永远有你挤破脑袋也买不到的火车票，在水军和刷量者的眼中，热度和播放量并没有什么区别。据懂懂笔记调查发现，在相关平台关闭播放量显示之后，作品热度依然可以通过人工手段进行干预。一位刷量刷单从业者对懂懂笔记表示：“刷是肯定能刷的，就是难度和成本都要比之前单纯的刷播放量或者点赞、评论高很多。目前视频平台的影视剧和自媒体视频都能刷，只是收费不同。自媒体视频初始热度到1000大概需要300元，影视剧则需要数据评估，没有固定的收费标准，而且刷得越多越贵。”由此可见，热度分析并不能完全体现一部作品的真实情况，依然能够被人为的通过第三方手段进行干预。对此，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对懂懂笔记表示：“关闭播放量的举措总体上对行业是利好的，但任何一种产品总要有一种方式来衡量它的价值，关闭播放量显示以热度作为衡量标准，某种意义上还是换汤不换药。热度也要通过一系列算法机制来进行推荐，一旦这个机制被刷量机构熟悉之后，就可以通过一些人为手段来干预。只要这个衡量和推荐标准还在，数据造假的现象就很难被完全遏制。”同时，丁道师强调，虽然不能完全杜绝刷量的行为，但这些平台的一系列改革也表示内容行业正在试图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希望告别“流量至上”的误区。可以说，从现阶段来看，无论是爱优腾等视频平台，还是微博、抖音、快手等内容分发平台，都需要一个衡量指标，而只要这种指标存在人为干预的情况，造假就很难被避免。就像微博限制转发量上线为一百万之后，那些背后推手又转而对评论和点赞展开了“攻势”。内容为王，是这个时代原创者和平台方的共同需求。曾经，整个行业都奉行“唯流量论”，如今一系列的改变也预示着，内容平台正在由单纯追求流量，转而逐渐向“内容为王”迈进。...

还记得陈怡吗？这名上海泛鑫保险代理公司的美女老板，在8年前“长险短做”，将保险公司20年期的寿险产品拆分成1-3年的短期理财产品对外销售，资金链断裂后于2013年8月出逃斐济，在检察院批捕仅2天后就被从斐济抓获。当时有传言称，陈怡卷走5亿资金潜逃海外。但2年后低调宣判的判决书揭示了赃款真相：陈怡等人集资诈骗造成被害人8亿余元损失，陈怡等人将4999.8万元港币转至香港后，携带83万余欧元等巨额现金和首饰、奢侈品等财物潜逃境外。判决书写道，继续追缴违法所得8亿余元。追赃比追逃更重要“追赃比追逃更难、更慢，原因主要是，证明某人的犯罪事实难，证明海外某笔资金或财产是违法犯罪所得更难。”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文华说。“财产和人不一样，人不管逃到哪里，总还是那张脸，可是资金可以不断地流转，它的流转环节多，通过投资等方式改变财产或资金性质进行洗钱比较容易，因此要溯源查清其来源很难。”王文华说。贪腐资金外逃形势曾相当严峻。2001年最高检曾透露，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追赃已受到比追逃同等甚至更多的重视。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将传统的“追逃追赃”表述修改为“追赃追逃”，“追逃”和“追赃”的顺序发生了变化。一些案件中追赃的成果也很突出。据《红色通缉》专题片披露，新西兰法庭判决“百名红通人员”第5号闫永明洗钱罪成立，他的资产被全部没收，并缴纳巨额罚金，折合人民币总共两个多亿，其中1.3亿赃款被返还中国。加上此前通过不同方式缴纳的违法所得和罚金，中国共计追回赃款人民币2.82亿元。而轰动一时的“中行开平案”目前已经追回赃款20多亿人民币。该案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窃案，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卷走资金折合人民币超过40亿元。闫永明案中，“我们创造了很多新的模式，包括人赃俱获，罪罚兼备，包括对闫永明赃款和罚金的分享模式。”办案人员介绍。“相比于坚持全部追回但实践困难的追赃模式，资产分享其实是一个更为务实、理性的选择，而且为诸多国际公约所确认。”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彭新林说。资产共享合作互惠“2018年10月26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通过并公布施行，将有利于我国海外追赃更好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告诉记者。“《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对调查取证、文书送达、资产追缴等作出了规定，尤其是引入了应外国请求冻结、扣押、没收、返还财产制度，从而保障了国际合作的互惠性。”他说。也就是说，在刑事司法协助实践中，由于我国此前存在协助外国追缴资产的法律空白，在向外国请求协助时没有明确的互惠性机制，外国自然没有义务“帮忙”。彭新林向记者表示，他建议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科学设定资产分享的条件、比例和范围等内容，以充分发挥该机制在资产追回上的正向功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确立了资产分享机制，但分享的比例、标准未做明确规定，“这需要在个案中针对各方的付出进行具体的协商”，黄风说。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增加的一项特别没收程序如今也在多起海外追逃追赃案件中适用，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藏匿、死亡时，法院可以裁定没收其违法所得。“百名红通人员”第65号蒋谦在武汉城市排水公司任职期间，负责武汉市一个污水处理厂拆迁项目，和人合谋虚构拆迁内容，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获利1400多万元。蒋谦逃往加拿大后，追逃工作组迅速冻结了他的所有资产。2015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蒋谦违法所得的1400余万元款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可以进行缺席审判。作出判决以后，就可以拿着这个判决，请外国来承认和执行。”黄风介绍。据报道，2014年以来，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5000多名，其中“百名红通人员”56人，追回赃款100多亿元。...

中国楼市“买房必赚”的时代正在远去。以一线城市为代表，京沪深豪宅抛售、二手房业主让利、成交低迷……2018年下半年至今，房地产市场低迷已逐渐传导至二手房市场。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显示，近一两个月来，一线城市业主也“扛不住”，降价的案例比比皆是。房地产保值增值的神话被打破。背后原因在于，“杠杆买房”的黄金时代终结。作为投资标的，房产的变现能力、流通性逐渐下降，和成交量价的表现一样，开发商、经理人、业主的心态持续焦灼。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限购限贷政策抑制需求，人口红利也到达临界点，供需结构发生深刻改变，增量市场进入了拐点。未来，房地产调控大幅放松政策的可能性甚微。多位业内人士预计，信贷偏紧仍然是长期趋势，而房地产税、土地制度等长效机制也将逐步完善，中国住宅市场有望向居住回归，房企纷纷挖掘存量市场新的增长点。二手房降价潮深圳业主张先生在2016年买入龙岗中心城某大盘一套房，时值深圳楼市巅峰时刻，那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手中房产在持有的两年间不断贬值。“小区刚卖出了89平方米的二手房，334万，2016年买价是387万元”，张先生说道。据记者了解，这个项目二期开盘均价4.3万元/平方米，如今成交价约3.75万/平，降幅达13%。在北京二手住宅市场，也出现了部分业主急售房源。记者从贝壳找房获悉，北京太阳宫附近某小区一套两居房源从1250万元降至1190万元，下降60万元，另一小区一套三居室则下降100万元，而最高跌幅在地铁10号线某小区，单套三居室直降182万元。“北京已经跌了一年多了，豪宅更是基本没有什么成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记者表示。焦虑的张先生只是众多一线城市二手房业主的缩影。时近1月底，二手房市场延续2018下半年的低迷状态，一线城市仍是二手房价下行调整的重创之地。而豪宅的有价无市则尤为显著。日前，有消息称，上海浦东陆家嘴世茂滨江花园近20套豪宅“严重低于市价”抛售，业内哗然。安居客即时数据显示，世茂滨江花园两片区的挂牌均价为9.03万元/平方米，而目前仍有5套低于7万元/平方米的房源正在挂牌，每套均低于市场价100至200万。数据还显示，世茂滨江花园均价从去年5月份以来，已连续九月下跌。在深圳这个楼市“风向标”，以深圳湾和东部华侨城为代表的豪宅和别墅，也同样沦陷。继东部华侨城天麓爆出业主亏本千万出售房源的传闻，深圳湾豪宅片区皇庭港湾也有个盘直降300万元售出，印证了在深圳“买房必赚”的定论或被颠覆。而对于豪宅抛售这个关注点，美联物业全国总监何倩茹表示，其实各类房产都有劈价出售的案例，只是豪宅降价的数额更受人关注。“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确实多了一些降价比例较高的二手住宅。”何倩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能卖出去的二手房，大部分都是降价的，幅度大部分在5%至10%，少部分在10%至20%。二手房市场数据同样凸显了市场低迷。根据乐有家和深圳市规土委的数据，2018年深圳二手房成交价格和数量在下半年呈现明显缩量下跌，四季度的成交量均在公认的5000套/月的安全线之下，12月更是跌破4000套。深圳中原数据显示，二手房成交均价方面，深圳已连续四个月下跌。成交数量上，截止至12月23日，深圳12月二手住宅累计成交2699套，相比11月的4175套减少35%。从二手房价格看，广州更是在一线城市中“领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12月，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连续四个月下跌。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0.2%、0.3%、0.4%和0.3%。换房链条被阻断多位地产研究人士指出，二手房市场陷入低迷状态，政策调整是主要原因。就深圳而言，在731新政后，深圳楼市遭受重创，加上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市场预期向下。在政府严格限价、限贷下，一二手房价倒挂现象明显。此外，“三价合一”政策提高了换房成本，二手成交陷入低迷。诸多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一线城市二套房首付大多高至60%-70%，使一大部分有换房需求的购房者只能趋于观望。高企的二手房税费也成为了交易双方的负担。“税费高一直都存在的，且没有取消的可能性，购房者只得接受”，深圳链家研究院院长肖小平向记者表示。肖小平进一步指出，除调控政策抑制需求外，对涨幅的预期是影响市场的关键。“在经济下行的预期之中，会让广大购买者有一个观望的姿态，购房更加谨慎。”肖小平表示，市场普遍认为国家调控房地产的预期较大，涨价没有空间，购房者在这种前提下便会放缓决策。由此可见，哪怕是在深圳楼市，消费者也不再有“投资房产必赚”的信心。此外，年末房地产开发商巨量新盘入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手房的成交。以深圳为例，华强城、万科星城开盘共推4000多套房，最终卖出约2000套。万科、风轩和鸿荣源壹城中心等也在年末撒网拼业绩。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2018年11至12月，深圳有至少30个新盘入市。在新房限价和开发商促销打折活动加持下，置业新房者明显居多，加剧了二手房市场的低迷。在房贷首付、税费以及新房促销的三重压力下，12月的二手房交易陷入低迷。根据乐有家和深圳市规土委的数据，2018年深圳二手房成交价格和数量，尤其是下半年以来呈现明显缩量下跌，四季度的成交量均在公认的5000套/月的安全线之下，12月更是跌破4000套。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预测，2019年，如果不出现明显的房地产政策变化、信贷政策变化，市场的下调难以避免。“杠杆买房”时代终结“房价关键看信贷”，张大伟指出，在流动性收紧背景下，房地产资产的变现能力偏低，买房尤其是非核心城市已不再是稳妥的投资选择。央行最新数据表明，2018年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38.7万亿元，同比增长20%，增速比上年末低0.9个百分点；全年增加6.45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39.9%，比上年水平低1.2个百分点。此外，截至2018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5.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增速比上年末低4.4个百分点。个人房贷余额持续收窄，居民购房杠杆也进入了下行通道。据易居研究院测算，2018年三季度，全国居民表内购房杠杆率为31.3%，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同比下降6.5个百分点。而从历史数据来看，2016年四季度居民购房杠杆率达到2010年以来最高位，为44.1%。2017年一季度，该指标小幅回落至43.8%，此后6个季度连续下行。这意味着，随着信贷政策不断缩紧、流动性因素的影响，居民加杠杆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房产的变现能力转差。直到12月，一直气氛紧张的楼市有了些松绑的迹象，各地政策动态明显减少，人们对楼市的预期也因此改变。融360大数据显示，12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68%，相当于基准利率1.159倍，为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23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北上广深等热门城市的首套利率均值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深圳由基准上浮15%下调到了上浮10%。何倩茹预计，2019年房贷执行利率将下调，会对整体市场产生较大影响，但重点还得看下调幅度有多大。她进一步指出，除房贷利率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市场成交量的变化，虽利率调整有利好因素存在，但不代表成交量就会上升。以深圳为例，“2019年全市二手住宅的成交量将现下行压力，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量降幅预计大概为5%-10%”，何倩茹称，二手房价难以大幅上涨，预计2019年房价涨速将放缓。张大伟则指出，全国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底部已经出现，未来大幅度全面宽松可能性不大，信贷将依然处于偏紧的环境中，限贷政策将严格执行，但对于自住需求的合理信贷有所倾斜，也是2019年最有可能的房地产政策变化。...

26日，国务院宣布，任命原工行董事长易会满为证监会主席。易会满1964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是一名银行业的“老人”。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是“逆袭”，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易会满的第一学历并不高，他80年代毕业于一个看似名不见经传的中专院校——浙江银行学校(现已升格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城市金融专业。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学校始建于1975年，曾是直属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国家级重点中专。别看以前只是个中专，该校曾培养出大量金融人才，原农业银行总行副行长及执行董事楼文龙、原浙商银行行长龚方乐等皆是毕业于此。而且要知道，80年代的中专生在当时已是“精英”。2012年11月3日，易会满在母校作报告时鼓励大学生从基层做起，他指出：“作为应用型职业人才，各位同学要从基层做起，基层或许很枯燥，条件也很艰苦，但只要摆正心态，以良好的态度去从事工作，就有可能获得成功。”当然，易会满后期曾去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深造。二是易会满的工作经历比较单一，他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供职于工商银行，一路从工行基层做到顶层。从履历上看，除了1984年8月到1985年1月曾短暂在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分行担任计划处计划员外，易会满其余时间均在工商银行任职。第一个阶段，易会满主要工作在江浙一带。从1985年1月开始，他先后担任过工行杭州市分行计划处副处长；办事处副主任、主任；计划处处长；杭州市分行副行长、行长；浙江省分行副行长；江苏省分行副行长、行长。第二阶段，易会满上调北京。2005年3月开始，他担任工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工行党委委员、工行副行长。而易会满的脱颖而出，发生在2013年5月。当时，工商银行宣布，由易会满接替超期服役的杨凯生，担任行长一职。此前，他只是排行第五的副行长。2016年，易会满再次打破惯例，开始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梳理其在金融领域的见解看法，亮点不少。易会满曾在公开场合提出“超级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他指出，当前各类跨境、跨界、跨市场的金融活动在推动金融发展和创新的同时，也滋生了一些金融乱象，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考验。一些传统的观察视角、统计工具和管理手段开始失灵，如M2、存贷比、杠杆率等传统指标已无法全面有效地反映我国金融运行的总量和结构；金融数据的部门性特征较为明显、数据覆盖面不全和口径不一致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研判、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效果。为全面真实反映金融整体运行状况，需要建立一张金融业的超级资产负债表。超级资产负债表是一张涵盖表内+表外、境内+境外、存量+流量、即期+远期、传统+创新的立体多维的金融报表体系，是一张全视角、全覆盖、全口径反映金融业运行状况和风险实质的“体检表”。同时，就未来银行业的发展，易会满曾从五个方面做了思考，他认为，一是要坚持服务本源，以金融的力量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跟便利化；二是要进一步加快创新领跑，以科技变革推动银行再造；三是要坚持转型升级，加快由资产持有大行向资产管理大行转变；四是要坚持风险管控为基，全面加强合规与风险管理；五是要激发金融全要素的活力与效率。此外，易会满对于技术也十分重视，他曾表示，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发展对银行的传统科技带来很大挑战，不能充分掌握和充分运用的话，银行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有意思的是，过去几年，四大行中已有三位领导去到证监会任职主席。2011年，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上任。2013年，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上任。2016年，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刘士余上任。如今工行出马，也算是水到渠成了。个人简历易会满，男，汉族，1964年12月生，浙江苍南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研究员。1985年加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1981年9月——1984年7月，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习 ;1984年8月——1985年1月，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分行计划处计划员;1985年1月——1991年2月 ，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作，任杭州市分行计划处副处长;1991年2月——1993年6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分行西湖办事处副主任、主任;1993年6月——1994年4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分行计划处处长;1994年4月——1998年7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1997.07起主持工作);1998年7月——1998年11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兼杭州市分行行长;1998年11月——2000年1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兼浙江省分行营业部总经理;2000年1月——2000年10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主持工作);2000年10月——2005年3月，任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2005年3月——2005年6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2005年6月——2008年5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委员(高级管理层成员)兼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2008年5月——2013年5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2013年5月——2016年5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2016年05月——2019年01月，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2019年01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党的十九大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从21日宣布提档，到23日决定撤档，《情圣2》出品方的焦虑肉眼可见。这部由吴秀波主演的电影为何提档后又撤档，在铺天盖地“吴秀波事件”报道中，哪怕出品方未指明具体原因，众人也能猜到。影视圈中，演员人设突然“爆雷”的黑天鹅事件不止吴秀波这一起，如《捉妖记》原男主柯震东吸毒事件、《大轰炸》主演范冰冰陷税务风波、《巴清传》男主高云翔在澳洲涉嫌卷入性侵案事件。撤档的撤档、换演员重拍的重拍、远赴欧美上映的也去了国外，这些负面事件中，除了对演员本身的负面影响外，对出品方、影视资本方更会产生重大的损失。而这些演员人设崩塌的负面事件，或许不是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极有可能是一直被忽略的大概率会发生的灰犀牛事件。当影视资本遭遇演员人设“爆雷”后，他们又该如何自救？艺人“爆雷”殃及池鱼继《失恋33天》《唐人街探案》之后，《情圣2》也成为一个可以“封神”的有毒剧组。这部由吴秀波、白百何、肖央主演，薛之谦演唱主题曲的电影，已成为吃瓜网友互相奔走相告的新梗。一如当年柯震东吸毒事件曝光后众人义愤填膺的抵制，也像范冰冰陷税务风波后的群嘲。除了他们，还有文章、房祖名、陈思诚、王学兵、陈羽凡、高云翔等一系列人设崩塌的艺人名单，不断增加。对网友或观众来说，时间久了、情绪淡了，这些都是一个个会被逐渐淡忘的“瓜”，对演员而言是一次“自作自受”的危机与惩罚，但对制作方、出品方或是投资方来说，更像是一个个从天而降的炸弹，负面事件带来的损失不言而喻。据猫眼专业版显示，截至目前《情圣2》的预售票房仍大多集中在首映日（大年初一），共393.1万元，1月24日的预售票房为14.9万元。《情圣2》撤档后，该影片的出品方新丽传媒、淘票票、万达电影、华夏电影以及狂欢者电影制作等公司遭受损失不可避免。甚至，受吴秀波事件影响，连吴秀波持股的当代东方（000673.SZ）、幸福蓝海（300528.SZ）股价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挫。另外，由唐德出品的重磅巨制《巴清传》，号称是亚洲电视剧制作历史上单体最大投资。这部制作成本超过5.8亿元的《巴清传》，2016年便早早开机了。原本预定的1月12日播出时间，也因为女主角范冰冰的税务风波和男主角高云翔涉嫌性侵事件延档至今。据了解，唐德影视公司市值已经缩水至26.84亿元，相比2018年年缩水超过65%。方法1：流血止损索罗斯曾说过，投资本身没有风险，失控的投资才有风险。交易员之间也默认着一个简单的交易法则——鳄鱼法则，也是经济学交易技术法则之一。该法则源于鳄鱼的吞噬方式：猎物越试图挣扎，鳄鱼的收获越多。它的意思是：假定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与手。你愈挣扎，就被咬住得越多。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一只脚，有点类似虎怒决蹯。这便是止损。止损是证券投资的一项基本功，也是华尔街100多年来通过无数血泪和金钱得到的第一条铁律。这条铁律或者对时常要深陷演员灰犀牛事件的影视公司来说，是一个思路。一部反映国内抗战的电影《大轰炸》，在国内受到抵制后，选择在欧美上映也是一种带血的止损方式。而《情圣2》的在这个节点的提档或撤档，侧面体现了他们的止损意识并不弱。《文汇报》分析，《情圣2》改变档期的初衷无非两点：一是贺岁档竞争过于激烈；二是恐受男主角吴秀波负面新闻拖累。（《情圣2》出品公司截图）但现实中，大部分的人或机构都处于电影《后会无期》的台词中——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就算在金融领域，投资者设置了止损而没有执行的例子比比皆是，止损为何如此艰难？侥幸心理？犹豫不决？还是“掉肉”这件事过于痛苦？在这类事件接连出现后，影视公司或许可以向金融机构取经试着设立一个止损机制，如事先设立一个止损点，在理性评价实际情况时坚持预设的止损点。一旦，电影因某个陷入负面事件的演员受到波及和影响时，便启动止损程序及时、主动切割。方法2：主动合理补仓2015年2月2日，柯震东发布了一条微博，并@了井柏然和白百何。微博内容称：“暂时要与‘捉妖记’告一段落了，很舍不得儿子胡巴……Farewell buddy! Take good care of him for me plz @井柏然 @白百何 Thanks and love you all!”而《捉妖记》的新男主角井柏然转发并回复到：“兄弟放心，一定会照顾好儿子。”至此，从柯震东吸毒被抓到《捉妖记》延期再到换角消息满天飞，井柏然代替柯震东重新出演《捉妖记》的消息被正式确认。而当时，做出换演员重拍这个决定并不是容易的事。张晗，当时是《捉妖记》出品方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她曾表示：“说是补拍，其实基本上已经相当于重拍了。年后开机，大概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涉及到对手戏的演员都会重新召回拍摄。”而额外的产生的成本，就像是一个片子几乎拍了两遍。这样的重拍，无疑增加了投入，但在广电总局对演员品德要求日益严格的大背景下，期待着风头过去再上映，血本无归的可能性更高。而《捉妖记》换角重拍的选择，与被股票套住又不得不主动补仓的股民一样——套住后，虽然解不了套，还增加了成本，但可以将补仓所买回来的股票所赚取的利润弥补高价位股票的损失。同时，补仓的原则，似乎也能用在影视公司补救时。比如不要把补仓部分变为新的套牢盘。摊平成本的做法很多的时候会坐失良机反复被套，补仓的资金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要慎用。而选用新角色时，就需要考虑这些隐藏的风险。《捉妖记》选择井柏然，除了因为官方所说的身体、形态与柯震东类似外，井柏然乖巧的人设和当时事业正在低谷徘徊片酬不高，也都是出品方看中的吧。方法3：诉讼自救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了一份裁定书。这份裁定书显示，唐德影视去年12月向法院请求对高云翔及其关联公司名下价值共计6382.4万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但，这份裁定书与命运多舛的《巴清传》无关，主要针对的是高云翔主演的另一部电视剧《阿那亚恋情》。该消息一出，一直低迷的唐德影视，从15日股价便有所回升，从开盘6.74元/股升至6.98元/股，最高达7.02元/股，上升了3.71%。1月23日，《情圣2》撤档的话题在微博引起了一大波讨论，成为“热搜”，不少观点觉得这类事件频出，制片方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需要认真对待。微博大V@王志安，就在一条相关新闻下转发并留言：“如果今后制片方都和主演签订合同，规定因为个人原因，比如吸毒，强奸，出轨，打架导致无法上演，必须赔偿票房损失。那估计都没人敢随便出轨啦！”实际上，影视公司在与演员签订合同是，一般都会增设附加条款，规定影视作品因演员的不良嗜好导致的损失由演员承担。按照行业惯例，大部分品牌与明星签订广告代言合同时，都会要求明星不得犯罪、不得出现负面新闻等。如果违反了上述条款，除了终止合作，明星可能还要赔偿品牌损失。而明星和经纪公司签约时也有相应的约定，一旦艺人自己出了问题，要赔偿的不仅有品牌方，还有经纪公司。学者何春蕤就认为，明星的生产同样可以用“模组化”来理解——他们本身已不具有完整性，而是整个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零部件。在更新换代迅速的娱乐行业，人设也是一种成熟的分类制造体系，以便在舆论危机和喜新厌旧的较强波动周期中，保证经纪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反脆弱的能力。当人设经济被多次证明为娱乐产业中的速效催化剂后，这一路子毋庸置疑地成为资本市场最佳方案。在影视资本流量为主、作品次之的次第下，依赖演员人设这条路本来就是一场“豪赌”。...

　　随着国际金融业的发展，到一些较为发达的市场进行大宗商品交易，已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在选择交易平台时，万万不可少了防备之心。近日，中国香港破获了一起黄金交易诈骗案，涉案金额之大令人咂舌。　　85岁老人被骗5亿元　　《南华早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一名85岁高龄的中国香港男子在过去两年因为陷入一个黄金诈骗案而被骗走了5.8亿港元（约合人民币5亿元）。报道称，这名85岁的男子是一名退休人员，但他仅仅只是这起诈骗案的7名受害者之一，这7名受害者总共损失了近6.2亿港元（约合人民币5.34亿元）。这起案件成为中国香港史上最大的黄金交易诈骗案。　　　　《南华早报》报道截图　　中国香港警方于本周四（1月24日）宣布，他们逮捕了涉嫌参与这起诈骗的14名嫌犯，但为了保护受害人，警方并未公布这名损失惨重的85岁老人的更多信息。　　东九龙总督察谭伟顺（Tam Wai-shun）称，“在警队反诈骗小组的协助下，警方在行动中冻结了与这起诈骗案相关的2.2亿港元所牵涉银行账户。”谭伟顺表示，这14名嫌犯中有12名男性和2名女性，包括有中国香港和内地公民，还有一名新加坡人。谭伟顺称，“嫌犯包括这起诈骗案的主谋、涉案三家投资公司的前董事及现任董事、经纪公司及银行账户持有人。”　　彭博社报道称，此类所谓的“伦敦黄金欺诈案”在中国香港已存在多年。中国香港警署网站称，诈骗犯通常通过直接打电话的方式诱使受害者进行贵金属交易。然后他们会要求受害者将钱存入一个投资账户，并签署授权第三方代表他们交易的文件。受害者发现，由于频繁交易造成的巨额佣金和投资损失，他们最终血本无归。　　《南华早报》报道称，东九龙总区刑事调查组的警员于2018年10月开始调查该诈骗集团，当时这位85岁的老人曾向警方求助，这位老人在2016年年中第一次接到了陌生的电话。另一位消息人士则表示，老人曾在两年内进行了大量的交易。　　除了这名中国香港老人外，其他的受害者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其中最年轻的32岁，损失最少的有70万港元。一位中国香港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表示，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到中国香港就是为了会见那些欺骗他们签署文件和投资的所谓“经纪人”。　　若定罪，最高可判14年监禁　　警方表示，该犯罪集团通过招募年轻人担任所谓“经纪人”，并通过电话推销和社交媒体寻找潜在的“投资者”。谭伟顺称，这些“经纪人”通常是年轻人女性，会用一些甜言蜜语来诱导受害人。她们宣称自己理财经验丰富、擅长投资，为了获得目标客户的信任，还会假装体贴。　　　　这些受害人被说服在伦敦大宗商品市场上交易黄金，并进行其他高收益的投资。随后他们被要求签署相关的文件，并将资金转入东九龙投资公司的账户或个人的银行账户。警方表示，这些投资者被告知他们的钱在“交易”中亏损后，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谭伟顺表示，“一些钱根本就没有用于任何形式的投资交易，但仍然‘亏’了。”据悉，这7名受害者的受骗过程从2016年6月持续到了2018年10月。在警方2018年11月至本月初的第一阶段逮捕行动中，共有7名嫌疑人被捕。另外6名男子和1名女子则在本周内被逮捕。另一名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称，这个团伙的两名头目都是中国香港人。　　在这个代号为“冰极（Ice Peak）”的行动中，中国香港警方查获了手表、文件、电脑、手机、银行卡等大量物品。截至本周四，警方对这起诈骗案的调查仍在继续，大部分嫌疑人已被保释，正在等待进一步的调查。《南华早报》报道称，如定罪，此类诈骗罪最高可判处14年监禁。　　一些“女经纪人”承诺与客户发展恋爱关系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这并非近年来中国香港警方针对类似诈骗案进行的第一次抓捕。　　2018年7月，中国香港警方出动300名警务人员，在两起涉及黄金交易的欺诈案件中逮捕了近90人。在这次逮捕行动中，35名被捕的嫌疑人中有10名女性经纪人，年龄从18岁到53岁不等，该诈骗集团从64名男性中骗取了2600万港元。　　中国香港警署总督察员Marina Yin Hiu-yu表示，该组织雇佣年轻貌美（大多是中学毕业生）的女孩，伪装成“明星理财顾问”，会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豪车和名表来“钓鱼”。这些女孩会想方设法说服受害者付钱，进而在伦敦市场上交易黄金。其中一些“女经纪人”甚至还承诺与客户发展恋爱关系。　　　　图片来源：Twitter　　　　图片来源：Twitter　　之后不久，“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的警员又因另一宗黄金诈骗案在尖沙咀及观塘逮捕了54人。在这起诈骗案中，为了赢得男性客户，男性“经纪人”会假扮成女性，并说服客户授权他们控制其投资账户，进而在伦敦市场上交易黄金。警方称，一些人投资了1000多万港元。在这次行动中，警方缴获了5辆汽车，其中包括两辆保时捷和一辆奔驰，以及一套价值500万港元的公寓，另外还有现金、电脑、银行卡和可疑的交易文件等。　　　　图片来源：Twitter　　　　图片来源：Twitter　　2017年5月~6月，尖沙咀发生的一起黄金诈骗案中，三名当地人被骗走了163万港元。据了解，这起案件中，犯罪分子冒充黄金交易商，以低价出售金条或者金粉。警方表示，受害者通常会被引诱到发生诈骗的酒店入住。在交易过程中，受害者会交出一捆捆的现金，随后得到金条或者金粉。　　装着现金的包会先被锁在酒店房间的保险箱中，等待金条或金粉的真伪鉴定。然而，“当鉴定出是假黄金时，受害者打开保险箱却发现钱不见了。”警方说道。　　2017年7月，一名42岁的中国台湾商人就被这个套路骗走10万美元。当时，这位台商在尖沙咀的富豪九龙酒店登记入住。当天下午，他和他的一名员工在酒店与四名衣着光鲜的男子见了面，四名男子同意以10万美元的价格将他们的黄金卖给这位台商。直到被告知“黄金”是假的，而放在保险箱里的钱不见了时，这名台商才发现自己被骗。...

1月25日，腾讯社会研究中心和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网络隐私及网络欺诈行为研究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网络安全事故频发，快递、酒店、外卖、网络社交等行业领域频 频爆出用户数据泄露事件，泄露的用户数据大多高达数亿级。报告显示，2018年下半年测评发现，当前所有的Android端APP都会不同程度的获取手机隐私权限。 其中，最常获取三大核心隐私权限分别是获取位置信息、读取联系人和读取短/彩信 ，分别有81.9%、51.9%和42.8%的APP获取了以上三大核心隐私权限。此外，Android端手机APP最常获取三大重要隐私权限分别是使用话筒录音、打开摄像头和发送短信权限 ，分别有86.9%、81.6%和53.6%的APP获取了以上三大重要隐私权限。具体到行业领域，投资理财类APP是获取手机隐私权限最多的APP。投资理财类APP平均获取了17.2 项手机隐私权限。其次是生活购物类和通讯社区类APP，分别平均获取了15.3项和15项手机隐私权限。网络游戏APP是获取 手机隐私权限最少的APP类型，其平均获取的权限数量达11.6项。...

　　进入2019年，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票据违约仍未有进展。《中国经营报》记者查阅“中国货币网”了解到，多家主承销商发布中城建票据违约的后续进展公告。然而，截至目前，中城建方面并未发布还款计划。　　据统计，中城建旗下9只债券已实质违约，违约金额达161.5亿元，涵盖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受牵连”。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中城建作为被执行人涉及多起合同纠纷，包括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已提起法律诉讼。　　违约“大户”股权复杂　　日前，多家主承销商发布关于中城建票据违约的后续进展公告，揭开了中城建违约“黑洞”。截至目前，中城建方面并未发布相关还款计划。　　记者梳理发现，中城建违约“风暴”早在2016年露出端倪。2016年11月28日，“12中城建MTN1”发生利息违约，由此打响了中城建违约“第一枪”。据Wind统计，中城建旗下9只票据已实质违约，违约金额达161.5亿元，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受牵连”。　　需要关注的是，中城建尚有股权纠纷一事。2018年2月5日，中城建发布公告称，“中城建原100%股东(现49%)中城建国际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中诚科技“)同51%股东北京中冶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冶“)，现正就北京中冶拥有的我集团51%股权的有效性及合法性进行纠纷处理中。”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中城建频现违约，与其扑朔迷离的股东背景有很大关系。“比如，最早接触的时候，对方还是‘央企’，项目存续期间，中城建发生了实控人变动，股东背景发生变化，影响了债权人的信心。资金一旦收紧，债务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　　“公司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股权问题比较复杂，暂时还不能处置。目前，相关诉讼都在走法律程序。”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城建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　　国企“依赖症”　　记者查阅裁判文书网发现，中城建涉及多起法律诉讼。其中最新的裁判文书显示：“A银行与中城建合同争议仲裁一案，中城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向A银行还款人民币3亿元及利息、违约金等的义务，A银行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8年7月6日依法立案执行。”　　该裁判文书显示，被执行人中城建没有其他可执行的银行存款、互联网银行存款，也没有机动车、不动产、股权和有价证券等财产。因此，申请人A银行提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申请。　　记者了解到，2018年7月20日，中城建发布《中城建关于多笔债券违约的涉诉情况的公告》(以下简称“涉诉公告”)中提及相关债务问题，波及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原告方仅银行就包括杭州银行、北京农商行、杭州联合农商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上海银行、浦发银行、浙商银行、民生银行等。另外还有太平洋保险、吉祥人寿、幸福人寿、景顺长城基金、浦银基金、易方达基金、国联安基金等非银金融机构，而“最大债主”兴业信托一家投资本金高达12亿元。　　综合来看，上述债权人均认购了中城建发行的票据。其中，大多数金融机构因认购中城建发行的PPN(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而成为其债权人。　　记者就上述涉诉公告提到的一笔涉诉金额向对应银行确认，该行回复并确认该笔债权关系及数额，“现在只能走法律程序了，其他金融机构也在诉讼”。 同时，他还向记者表示“多家银行都与中城建有诉讼，大家的想法都一样，先走法律程序，后期再看如何处置。”　　谈及解决方案，上述人士表示，中城建已无还款能力，目前还没有召集债权人大会，最坏的打算就是破产清算，或者是重组。“如果是重组，并且银行愿意续贷，企业或许还有喘息的机会。”　　华东某银行投行业务人员告诉记者，“之前有接触过中城建，后来觉得不靠谱，没有投他们的债。”他向记者分析道，很多企业挂“中”字头，在市场上大肆敛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