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半年巨额融资、上市消息不断，到年末的默默无闻，对于二手车行业来说，2018年是冰火两重天的一年。刚刚进入2019年，界面一篇名为《人人车败退：8500万美元与破灭的乌托邦》就将沉寂已久的二手车交易平台——人人车推上了舆论漩涡。在该文章中，人人车被曝在2018年经历了多次资金紧张，出现大面积裁员、关店等动荡，原因则在于，自2017年起人人车把战略重心放在了扩张、网约车和包卖这三个烧钱的业务。更有甚者，承担金融业务的网约车部门，担保人是一家第三方P2P平台。随后，有媒体曝出该平台即人人车的投资方之一汉富资本关联的小诺理财。不过，在人人车回复金融观察团的采访提纲中，否认了大裁员、关店以及与小诺理财合作等质疑，称“目前业务稳健发展，一切正常。”但不可回避的是，在人民群众眼里“不差钱”的人人车等二手车平台，这两年靠“烧钱营销”打市场的路子，给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感并未提升。截止发稿前，聚投诉网站上针对人人车押金、定金、速卖宝等退款难，信息造假、欺诈客户的投诉超过两百件。可见，如何在烧钱之外找准赢利点，是人人车等二手车商们均需要考虑的问题。人人车连否市场质疑称目前稳健发展在上述报道中，界面新闻提到，人人车经历了数次资金吃紧，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从2017年开始，人人车把战略重心放在了扩张、网约车和包卖这三个烧钱的地方。所谓网约车，人人车与滴滴的合作方式包括滴滴从人人车平台直接采购二手车，以及滴滴通过人人车平台为滴滴车主提供新车交易或融资租赁服务等；而包卖又称严选商城，是一种二手车新零售的尝试，需要人人车在线下增设场地，并向卖家垫付车款，其收到车后统一放在一处，方便买家挑选。网约车实则更像是金融业务，严选商城则需要人人车提前垫付80%车款并铺开线下门店，都属于资金投入多且回收期长的项目。虽然人人车的其他同行也在新车和保卖上花费重金，但其融资总额却是人人车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到了2018年年初，人人车的现金流就已经严重紧张了。在此之前，人人车的资金来源为2017年9月滴滴2亿美元的战略投资。现实情况是，自去年4月完成E轮3亿美元融资后，人人车并未有新的融资动态。去年11月，新浪科技就报道称人人车关闭了多家城市业务，关闭城市业务数量达两成。彼时，人人车回应称，属正常业务调整。界面报道还称，人人车网约车业务的合作方式一家P2P平台，且在去年雷潮中已出问题。自媒体互金商业评论推测称，该第三方P2P很可能是汉富资本的兄弟公司，汉富控股旗下的小诺理财。面对一系列质疑，人人车一一做出了否认。人人车回复金融观察团称，人人车业务目前稳健发展，不存在所谓大规模“裁员、关店”一事。“此前针对部分城市的调整，属于正常的模式升级与业务升级，旨在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及用户体验。”在合作方方面，人人车表示，“我们并未与小诺理财有任何形式的合作。”人人车还补充道，去年11月，人人车与五大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近日，又与海尔云贷等三家机构在资金与金融服务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押金、保证金退款难被投诉上百次尽管人人车对市场质疑全盘否认，但从客户层面讲，烧钱营销的后果可能并不尽人意。目前，与传统渠道相比，仍有大多数消费者对二手车存有疑虑，且问题投诉不少。聚投诉官网截图金融观察团就在聚投诉网站上发现，关于人人车的相关投诉达到200多件，投诉最集中的是保证金、押金、速卖宝等不退款。投诉人严先生就投诉人人车速卖宝服务费难退问题。他表示，销售激烈推荐了速卖宝服务，付款3000元，承诺15天卖不掉，30天会急速退款。但30天过去后要求退款，以各种理由来推脱，不予退款。聚投诉官网截图而在多位投诉人参加的“人人快卖二手车拍卖平台压住押金不退还”集体投诉中，投诉人称“2018年我在人人快卖拍车客服告知需要充值1000元保证金，充值1000元保证金后，才告知保证金3月才能退，三月后打电话没人结，这都将近半年了，也没给退。”金融观察团粗略统计，聚投诉上类似的投诉超过百件。此外，还有投诉人称人人车恶意电话骚扰，人人车销售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连续10几个电话打进来骚扰，每次都用不同的号码。投诉人标记完一个加入黑名单，接着又一个。作为二手车交易平台，人人车在卖车的核心环节——车辆信息核实方面，也遇到了投诉。有客户投诉称人人车车辆检查信息造假，欺诈客户。该投诉人指出了人人车在车辆销售过程中的“五个骗局”：聚投诉官网截图1.网站车源检测信息作假，现场看车时，发现车况与描述不符。2.以降低车价为诱饵，诱惑签订购车合同。合同签订前需要交服务费和保证金，共计5000元，并告知可以退款，但至今未退。3.复检车辆有多个问题，不解决也不退款。4.未告知车辆陷财务纠纷，实际处于抵押状态。5.车辆所有人与买车人不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上述投诉均处于“处理中”状态。后二手车电商时代烧钱外还需找准路子随着二手车电商野蛮生长时代的终结，资本逐步归于理性。对于幸存的二手车玩家来说，如何在同行中脱颖而出，找到持续的盈利点是个重大问题。目前来看，在人人车的模式下，主要的收入是交易服务佣金和金融等收入，其中交易佣金成为占大头，金融部分并不高。而友商X信二手车在2018年三季度2C端助贷收入为4.7亿元，占到总收入的54.7%，可以看出金融业务在营收中的贡献力之大。虽然，去年4月底获得高盛投资后，人人车也开始在公开场合宣称“将把金融作为重点业务之一”，但目前发展状况如何，还需检验。在资本日趋谨慎的当下，如何围绕二手车交易形成自己完善的生态圈、实现可持续性的盈利，是人人车等二手车平台均应该考虑的问题。金融观察团向人人车咨询关于未来发展规划，人人车回应称，在2019年，“我们将按照自己的计划，始终坚持用户导向，始终坚持口碑运营，始终坚持技术驱动，让人们放心买车、卖车、用车。”未来，人人车是否能如愿“稳健发展”？国内其他二手电商的发展走向又将如何？金融观察团将持续关注。...

时间进入2019年，“资产荒”成为开年以来被广泛提及的关键词。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而言，一方面，随着央行通过降准、MLF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呵护年关以及春节前后的市场资金面；另一方面，时值年初，机构开始发力资产配置。市场多家金融机构人士认为，这种“资金宽裕”的情况，主要是银行机构感受最为明显，而非银机构如信托等，情形则较为分化。多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目前仍然感觉资金紧张，信托资金的两大来源，以银行为主的机构资金，以及个人资金均不易募集。“我们现在有6个批复的项目，一个都放不下来资金”，西部地区一位信托公司人士如此表示。但是也有另一些大型信托公司业务人士透露，就其所在公司的情形来看，资金的紧张情况相对于去年而言已经有了明显好转，目前资金其实是不紧张的，关键是找不到符合风控标准的优质资产。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他们强调，目前开展信托业务一个关键问题是，资金和资产很难匹配起来。信托资金荒和资产荒并存“现在只要是个大的机构，对高评级债券都在哄抢。”一位银行投行人士如此表示，银行间资金面的宽裕情况已持续多时，市场也有充分体现。一方面，反映货币市场流动性松紧的利率指标下行较快。另一方面，银行机构正纷纷以“抢”的姿态在配置债券。不过，除了高评级债券以外，其他资产似乎并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虽然资管新规颁布后，具体的细则标准虽有所放松，通道业务也可继续做。但是，去通道、银行对非标压缩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银行从对业务方向判断的角度来考虑，即使资金充裕，也不可能像此前2015-2016年那样向信托机构输出资金。“我们去年开始对信托就没有新增量了，只有存量。”一位城商行资管人士透露。另有银行人士称，目前仍处于资管新规过渡阶段，2020年到期之前，银行在资产配置上都尤其看重资产的期限和流动性，因此会出现对高评级债券哄抢同时对其他流动较差的资产又“不屑”的局面。此外，1月4日，银保监会发文对农商行跨区域投资予以限制，《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对农商行在资金运用上提出要求：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应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多位信托人士表示，此条款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信托从银行获取资金。与此同时，信托的“资产荒”问题也逐渐显现。一位央企系信托公司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可能由于公司是央企系的，风控标准较为严格，资金不是很缺，但是很难找到符合标准的资产。信托业务现“断层”多位机构人士指出，感受上，去年信托的资金荒问题比资产荒问题突出，现在相反，资产荒可能更明显一些。一方面，当前经济下行的趋势和预期很明显，资产质量本身确实有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新规的逐步落地，资金的性质和要求也发生了变化，银行资金、保险资金的要求都有所提高。信托业务向主动管理类转型，产品形态开始发生变化。或许正是资金端和资产端各自发生的这种变化，导致按照传统模式操作的信托业务出现了某种“断层”。北京一位信托业务人士透露，虽然资金荒和资产荒的情况都存在，其目前感受到的最明显的问题则是资金和资产不匹配。前述信托业务人士举例，比如现在有一个客户的资金，想投他们的信托计划，但是要求融资人评级AA+以上，同时交易模式是应收买断。但是跟融资人去谈的时候，他们就很难接受全部条件，“资金有，资产也有，就是匹配不起来，现在这个问题比较普遍。”“说白了其实就是能做刚兑的业务越来越少。”上述央企系信托公司人士也持类似观点。不过，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全行业来看，信托产品并没有出现明显转型，即使是现在的新发产品，仍是老产品为主，“整个资管业态中，信托资管的转型节奏最慢，银行和券商资管都已经启动转型，推出了净值化的新产品，信托还没什么动静。”他认为，信托业传统的业务模式是很难持续下去的，预计年底信托规模可能在22.2万亿元，全年增速约为-10%。2019年信托项目到期量增速有所放缓，但是绝对规模仍较高，加之新增信托规模动力不足，这也决定了2019年信托资产规模仍然呈现下降态势，预计降幅会有所扩大，信托规模可能降至18万亿元左右。在银行理财转型尚未完成前，以及监管严格限制银行表内资金同业投资时，去通道趋势将会不断削弱信托规模增长驱动力，预计这种趋势在2020年前难以实质缓解，最终信托规模可能降至10万亿元以下，之后逐步稳定。...

擅在市场和政策的空隙中野蛮生长的医药代表们，面对两票制和“4+7”药品带量采购政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300万医代群体的生计受到冲击。第一次见李霄(化名)是在他开的一个药店里。这家药店对面就是一家三甲医院——在大医院附近，这样的药店很多，仿佛绕着恒星转的行星。他的药房有点不一样，买药的人少，放药的橱窗里也空空荡荡。柜子里的药，美罗华、赫赛丁和安维汀等，让大部分普通人感到陌生——即使了解之后，这辈子也不想用到——这是肿瘤患者的救命药。电子屏幕上“人血白蛋白到货”的字样，更像是隔离普通人的屏障。仿佛看到了别人的疑惑。他指着空空的柜子，语气反倒有些骄傲：“不做国产药，只做新特药，都是进口的，不走医院。”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开始像人们印象中的上海人，显示出那么一点优越感。药店老板，是李霄的新身份。他的上一份职业，是医药代表。医院管他们叫“药贩子”，他有时也这么自称。过去20年的职业生涯里，李霄经历过本土药厂的爆发期;亲身体验过药价管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两票制等重大政策对行业造成的影响。他曾和一些医院医生、政府官员，在饭桌上称兄道弟，也曾因利益冲突而身陷囹圄。和许多医药代表同行一样，他像生命力旺盛的野草，在市场和政策的空隙中伺机生长。他体验过财富的迅速积累，最高峰时年赚500万，见证过很多同行赚够了钱早早买房移民;也见过了财富如沙土般散去，许多建药厂的“药贩子”，生意越来越难做，早期赚的钱都砸在手里。2012年的一次“意外”，让他最终下决心退出医药代表行业，只做不进医院、只赚进销差价的“新特药生意” 。现在，他的净利润只有原来的1/5，而过去，平均年利润在100多万元。“钱赚少了，人反而轻松了。”他说。过去二十年，仿佛他唯一的收获是看透世间因果往复、能量守恒。那次的意外，成为今天的“庆幸”。在两票制及“4+7”带量采购政策出台后，他的前同行们，300万医代群体受到冲击。优时比等大型医药企业宣布，撤销医药代表岗位。据一些资深医药代表估计，逾半数医药代表都人心浮动，开始转行或者考虑新的出路。李霄的故事，也许能让我们一瞥过去20年中国医药市场发展历程，思考这个特殊职业的沉浮。市场经济初期：医药配送集团居大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20多岁的李霄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医药集团工作。按照惯例，所有刚毕业的大学生进入集团都要先到药品仓库学习至少半年，都要接受老工人“药品是特殊商品，质量是重中之重”的严格培训，了解药品的专业知识后，再分配到其它部门。李霄在仓库工作了整整四年，从药品入厂审核到检验和出库等各个岗位都做过一遍。四年后，他觉得自己该锻炼一下其它的能力，在仓库表现不错的他，被调到了最热门的部门——市场部。该医药集团的主营业务是医药配送，即药企或者代理商把已经准备进医院的药放在集团，集团抽取大约4个点数，再配送至全国各地的医院。李霄负责的是总部以外的市场，他开始和南方两个大省的医院药剂科主任们打交道。他回忆，在计划经济时代，药品短缺，集团的药品当年在全国是最齐全的。尤其在新特药领域，外省的医院急需从这里拿到新特药。那时在和医院的交往中，他多少有点“甲方”的感觉。所谓的“做市场”，也只是在药品采购量上谈一谈。他和医院的药剂科主任交往时，双方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彼此请客吃饭也是礼尚往来。90年代末：医药代表收入为王外部环境在悄然变化。90年代末，各地开办了大量药厂。那时尚无民营医院和社会药房，药品销售的渠道只有公立医院。公立医院逐渐成为药品销售的甲方，一个中国特有的“医药代表”新群体开始出现——它不同于80年代外国药企进军中国时的医药代表，外企的“医药代表”是行业金领，大多拥有相关专业的高学历，所做的工作极其高大上：向医院介绍药品疗效，为医生举办一些学术会议等。而中国本土药企的医药代表，唯一的目标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医生给病人开自己代理的药品。在医药集团转做市场两年后，30岁的李霄业绩突出，年纪轻轻已成为两省的市场负责人。每年团队的任务总是超额完成，一般是两到三千万，他每年的工资加奖金有7万～8万。在90年代末，这个工资比他的公务员父母还高，他很满足。许多药厂和代理商的药在李霄就职的医药集团配送，李霄和一些代理商也比较熟悉。2000年，在和相熟的几个药厂代理商吃饭时，一个人说：“李霄，你干得累死，一年还不到10万，干脆自己出来做，自己代理一个药也比现在强。”李霄一口回绝：“我们一年做两三千万的市场，收入只有七八万，一个药的市场最多一百万元，那能赚到什么钱!”话音刚落，席间爆发出哄堂大笑。李霄觉得奇怪。那场饭局后，他开始仔细研究这个行业的“门道”。让他吃惊的是，自己引以为傲的药品配送环节是利润最低的一环。原来，配送企业的利润只占药品零售价的4%～6%，而药品代理商的利润(含医生回扣)却高达40%～50%。他在酒席上看不上的“只有100万元市场的药”，医药代表的纯利润至少可以拿到25%，即代理这种药的医药代表，一年的收入就有25万元，是他总收入的3倍多!这个信息像一道鸿沟，把他和过去的生活分割开来。长久以来，充盈在他内心深处的对工作和生活的满足感一下子消失殆尽。国企的工作、对药品质量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人脉关系，这些以往让他感觉良好的因素，开始不能带给他价值感，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放错了位置的棋子。2001年，李霄辞职。正逢国企改制前夕，他的提前辞职使他损失了16万元的员工离职补偿金。但仅仅一年之后，这笔钱就被赚了回来。对离开工作多年的企业，他没有遗憾和留恋。唯一棘手的，是说服他固守传统价值观的父母，他们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儿子把好端端的铁饭碗扔掉。李霄意识到他内心的空白，源于传统价值观和时代产生的巨大错位。而他的父母和前工作单位，自身亦在错位之中，已无力给他指点方向。新世纪初期：医代与医生的利益共同体进入市场做医药代表之后，李霄开始重新处理人生经验，以适应体制外的世界。“以前对竞争没有感觉。一出去做药品代理，才发现怎么一个克林霉素就有这么多的生产厂家?”李霄的第一桶金，就是来自于“这么多厂家都在生产”的阿奇霉素。它是一种常用药，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和尿道感染，效果不错。走量、进销差价大的药，是药品代理商的首选。十几家药企生产的阿奇霉素中标，一个医院只能进两家。这时，李霄和各地医院药剂科主任的关系网，派上了用场。他先在浙江省的一个地级市找到了当地一个厂家，这家药企生产的一盒阿奇霉素的出厂价是4元多，在市里招标采购的中标价格是50元左右，最终进入医院的售价是中标价格加国家规定的15%药品加成，接近60元。他熟悉的医院药剂科主任，帮助他的药进入医院。医院在推荐病人用药时，提一句：“辉瑞的阿奇霉素80多块钱一盒，这里有同样疗效的国产药，还不到60块。”病人自然会选择后者。当年在浙江一家地市级城市的三甲医院，阿奇霉素一个月的用量是2000盒至3000盒，在15万元的进销差价里，给医生的回扣大约是10%至15%。李霄回忆，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医生要回扣，都是医药代表主动给。“那么高的利润，不给医生又能给谁呢?”利益，像一个巨大的磁力场，把一个个不同角色的人吸引进来。在国企按部就班生活的李霄，在公立医院的医生，他们原本在各自的圈子内生活，却被一步步被拉进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医药代表的水平参差不齐，衡量他们唯一的标准是拉关系的能力。有的“能量大”的医药代表，能将自己手中代理的药进入医保。李霄回忆，有一款治疗癌症的辅助用药，是中成药，竟然进了南方某经济大省的医保目录。这种药，在肿瘤医院，一个月的销量就有七八百盒。做这款药的药代，赚得盘满钵满，“在医院门口开了两个饭馆”。2001年开始实行的药品集中招标制度，对医药代表和医院形同虚设。招标价格居高不下，当中既有行政管理部门的左右为难，怕药价一下砍到底，医院完全丧失动力;也有官员受不住诱惑被药企和医药代表拖下水的;更有政策本身的缺陷：2006年发改委将15%的药品加成制度写进了文件，反倒诱使医院选择中标价格高的药品。暴利时期：与腐败官员的利益共同体李霄和他的同行，过了几年好日子。同类产品，每一个品牌只进两家医院，大家都有钱赚，彼此互有默契，没人想要垄断市场，也没人有能力垄断。他们在药品集中招标投标时，甚至会默契地共同谈好一个最低价，成为价格攻守同盟，这种行为，被称为“串标”。李霄记得在2006年，他代理三种药，头孢替安、克林霉素和舒巴坦头孢派同。那一年的净利润就有近500万，是他过去工资的70倍。当然，他远不是这个行业“最成功的人士”。最成功的药代，是有门道与某些腐败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药代。在2006年前后，李霄的一些大胆的同行，开始涉入药品生产上游。比如，他们从国家药监局申请了一个“兰索拉唑”的肠胃药批文，在湖北省找了一个厂家委托代工。出厂成本只有两元的药，在医院的售价可以高达100元。尽管“暴富”故事很多，但李霄觉得这钱赚的并不开心。为了将药品进医院，医药代表很多时候要牺牲自己的尊严，有的医药代表甚至要帮医生开车、处理家事。一些之前从不主动开口要回扣的医生，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医药代表训练地懂了“行情”。“罗红霉素给20%了，你们还给15%”?那几年，是国家的药价管制政策出台最密集的时刻，但医药代表们却总能从措辞极其严厉的政策文件中，在现实中找到破解之道。“比如说，有些药被政府砍价，砍到没利润了，就不做了。药企和医药代表们去药监局搞个批文，换一下药品成分，申请新的仿制药，定个高价，再来。”这是那些年，药企和医药代表们联合某些官员，和政策博弈的套路。每年，政府相关部门都会采取法律手段，以商业贿赂的名义抓捕一些医生和医药代表。反腐运动，亦轰轰烈烈。但每次风声过去后，以往的模式故态复萌。医生办公室外，醒目的“严禁医药代表入内”的牌子，仿佛只是给群众看的一个摆设，该进去的人，仍在进出;该发生的事，还是在发生。只要公立医院销售药品的机制不变，只要药品做为利润而不是成本的角色不变，管制都不能起效——这不仅是医药代表的共识，也几乎成为医改专家们的共识。但2007年之后，李霄明显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市场的激烈竞争，是比政府的药价管制，杀伤力更大的事情。市场上同一类型的药品，至少有几十个厂家生产。李霄代理的药品落标率越来越大，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进了医院，药品之间的竞争依旧激烈。给医生的回扣，由最早期的10%-15%，涨到了25%以上。数目越来越大的回扣，给实际操作带来了麻烦。他说，在药品代理行业，“洗钱”是关键。药品从出厂到进入医院，有时需要四到五个代理商。有的代理商只赚取差价，最后负责将药品销售到医院的代理商，则需要把钱“洗”出来，以回扣的方式返还给医生。退出行业：为了被尊重的感觉对这样的生活，他感到越来越厌烦。厌烦与不安的感觉，即使在他赚钱最容易的日子里，也不时闪现。他有时会怀念当初在国企时，那种赚钱不多，但有“甲方”感觉的日子。这种不安全的感觉，普遍存在于他所在的行业。一边是越来越收紧的国家政策，一边是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医药代表的心态都是再狠赚最后一笔，然后金盆洗手，移民。很少有人幻想未来。2012年，李霄卷入了一场历时七个月的法律纠纷中，当调查结束时，该追讨的债务拿不回来，他的财产状况，一夜退回到十年前。他彻底放弃了原来传统药品代理的生意，一心一意地做起了新特药药房。李霄一直对新特药“情有独钟”。这和他早期的从业经历有关，他难忘在医药集团时，医院求他留一点新特药的感觉——那种被尊重、被需要的感觉。在根本上，是“新特药”的独特价值带来的。由于各地医院重视“药占比”的限制，一些动辄上万、非常昂贵的肿瘤药，进不了医院药房。这类药往往有特效，被特定人群所需，而病人又不知从何处购买。早期在医药集团的经历，让李霄认识一些新特药生产厂家，他们大多是外企，允许李霄“开户”，进他们的药。因此，李霄成立了一个专卖新特药的药房。虽然这类药的利润有限，而且总的药量不大，赚的钱不多。但这个选择，让他心安。两项新政影响300万医药代表生计转行七年来，他不时地，还会与以前的医药代表朋友联络，业内的故事也多少知道一些。每次与老朋友见面时，都听到他们将一句话挂在嘴上：“真不知道哪一天这行就做不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前同行们发现，以往他们总是能找到破解之法的行政管制，在今年，却产生了他们预料不到的阻力。最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存的是近两年推出的两个政策：一个是2017年在全国推行的两票制，另一个是今年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推行的《4+7药品带量采购》政策。两票制，即原来一个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中间需要多个代理商，每经过一个代理商，就有一张发票。但现在只允许两个环节，一是药厂出厂时的一票，二是配送到医院配送的一票。政策出台的本意，是为了减少药品的流通环节，把药价降下来。但实际上，因为药品进入医院销售的模式没有改，厂家仍会通过把进货价做高的方式，把流通环节中的费用预留出来。“洗钱”，原本是代理商做的事情，在两票制实施后，转移到药企。这对之前仅以现款现货结账的药企，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一下子“洗”数额巨大的钱，不仅财务处理能力跟不上，而且也面临税务部门合规性检查的质疑。今年，许多代理商提前预支了给医生回扣的费用，却以“发票不合规”等名义压在药厂出不来，一些代理商不堪承受资金压力，一下子垮了，有的就此退出行业。11月份，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主导的“4+7城市带量采购”，这场本质上依旧是行政主导的政策，结果令人吃惊：参与招标的药品中标价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达96%。巨大的降幅，令医药代表们始料未及，如果政策继续执行，这意味着急剧缩小的药品进销差价，很可能未来会把医药代表的利润空间挤掉。越来越多的前同行开始转型，李霄被一些老朋友认为“有先见之明”。未来医药代表会走向何方?已过不惑之年的李霄，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判断。他能确定的是，他个人不会再踏入同一条河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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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杭州公安局通报称，在我驻泰国大使馆和泰国执法部门的大力支持协助下，在公安部猎狐行动办公室直接指挥下，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杭州腾信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腾信堂）法定代表人朱某某（女）在泰国落网，2019年1月16日朱某某被押解回国。资料显示，腾信堂运营主体为杭州腾信堂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15日，目前已更名为新余腾信堂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该于2010年上线运营，法定代表人为朱丽丽，由朱丽丽持股80%的杭州卓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全资创办。2018年7月有投资人爆料，腾信堂无法兑现，实控人朱丽丽跑路，随后被警方立案侦查，并全力追逃犯罪嫌疑人。而在2018年6月，腾信堂变更经营地址与住所，由杭州转至江西省新余市。2018年7月15日，杭州警方于7月17日对腾信堂立案侦查，朱某某于2010年7月15日注册成立杭州腾信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保本付息、抄外汇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群众吸收资金，至2018年7月已无法正常还本付息，朱某某失联。半年来，杭州警方辗转江苏、北京、上海、云南、辽宁等全国十余省市自治区，最终查明朱某某踪迹，已落脚在泰国。2019年1月3日，公安部、省公安厅、杭州公安拱墅分局6人工作组赴泰，在我驻泰国大使馆和泰国执法部门协助支持下实施抓捕。并于1月16日押解回国。为最大限度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浙江杭州警方依法办案，省、市、区公安机关三级联动，不断加强对网络借贷平台类案件侦查办案力度，深挖犯罪网络及团伙成员并深查犯罪事实，全力追赃挽损。针对潜逃境外的网络借贷平台案件犯罪嫌疑人，组建专门的工作力量开展缉捕。2018年9月份以来，浙江杭州警方已连续将“元泰金服”“邦邦理财”“石头理财”等多家网络借贷平台的10余名境外在逃人员缉捕归案。在此，警方敦促网络借贷平台案件在逃犯罪嫌疑人，尽快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拒不投案自首的，公安机关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缉捕归案并依法打击处理。同时，欢迎广大群众提供有关在逃犯罪嫌疑人线索，对举报重大线索、协助缉捕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给予奖励。...

截至1月15日，华商未来主题混合仍然垫底于偏股基金分类。对于华商基金而言，业绩不佳的并非只一只基金，而是除去货基以外的52只基金当中的51只，近1年来净值回报均为负数。总经理梁永强的离任与王小刚的继任宣告着华商基金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无奈的是虽有股东“空降”总经理救急，华商基金却仍难扭颓势，梁永强时期留下的烙印仍影响着这家公募基金。更何况，在大批核心团队出走之后，如今的华商基金新人当道，基金经理平均任职年限不足3年。在经历了总经理、副总经理双双离职与数名基金经理的集体出走后，华商基金旗下产品业绩屡屡登上黑榜，似乎并不为奇。从2016年初至今起算，偏股混业绩榜单中，华商未来主题混合的三年业绩稳居倒数“首位”。截至2019年1月16日复权净值增长率为-61.16%，于同类基金中的排名一路走低几近垫底。这只当年由其原总经理梁永强所执掌的基金，为何会是如此表现？图片来源：天天基金股东背景赋予“线上线下”立体商业模式华商未来主题成立于2014年10月，彼时牛市还在“门口”，同时期成立基金大多收获颇丰。然而，成立华商未来主体只交出了-46.90%的业绩表现（截至2019年1月16日）。华商未来主题混合的现任基金经理为翟金林，在其履历当中，早年甚至有过一段中学老师的任职经历，而后转型成为天津信托投资研究员，在担任过项目经理、宏观研究员、固收投资经历、权益投资助理总经理后，于2017年5月加入了华商基金有限公司。相对于梁永强的低换手率风格，翟金林成为华商未来唯一的基金经理后，换手率曾一度达到188%，配置品种方面也更为多元化，除了军工之外还配置了医药、消费和科技等。只不过从其管理基金其间的任职表现来看，却并未能如其履历一般“励志”。无论是最早管理的华商新兴活力混合，此后的华商鑫安灵活混合，还是最后接手的华商未来主题混合，在其任职期间回报均为负的两成有余，低于平均10%左右，排名也几近垫底。图片来源：天天基金除任职基金经理外，翟金林同时也为华商基金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在翟金林之前，华商未来主题混合历任基金经理还包括梁皓、梁永强。然而无论是梁皓、梁永强还是翟金林在其任职华商未来主题混合期间的任职回报均为负值。此前华商未来主题混合就因重仓军工为投资者所质疑，而重仓军工其实是其最初的基金经理梁永强的投资风格。作为这三者中最为知名的梁永强在2004年筹建之初，就加入了华商基金，并一路从基金经理、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当上了总经理一职。经历过几轮牛熊转换的梁永强，对军工表现出特别的偏爱，2017年其曾先后发表《洞见军工行业投资机会》、《关注军工供给侧改革机会》等多篇文章。多年以来，华商基金也一直以擅长军工股见长。抱团重仓的后果便是，一旦军工行情持续下跌，华商基金整体也势必损失惨重。抱团“跳崖”华商未来主题混合业绩不佳只是华商基金问题的冰山一角。从2016年开始，华商基金旗下重仓军工板块的权益基金深陷业绩泥淖，进入到2018年华商基金又相继踩雷“华信债”、“11凯迪MTN1”，并重仓“ST巴士”、“ST华泽”等垃圾股，导致基金净值暴跌，负面缠身。受累于军工股的萎靡，华商基金旗下基金不仅多数净值下滑严重，资产规模也较此前“滑坡”明显。在于2015年8月末达到763亿的巅峰后，便一路走低，截至2018年末仅剩有186.13亿的规模。截至2019年1月15日，根据天天基金数据，除货币/理财型基金外，华商基金旗下基金52只基金当中仅有一只华商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近一年来收益为正，有近两成基金于近一年间折损三到四成。除对军工的偏爱外，据新浪财经整理，从华商基金于2018年三季度末的持股上来看，其颇为偏爱“老次新股”风格颇为激进。梁永强任职华商基金总经理后，除管理华商主题精选、华商动态、华商未来和华商新锐产业4只基金外还建立了华商基金的事业部制。为了对应近年来公募基金经理“奔私”的浪潮，事业部制于公募之间颇为盛行。从2015年四季度开始推行，到2016年末，华商基金已成立了五个事业部，包括三个投资事业部，两个市场事业部。事业部不仅担负起华商基金人才的孵化器，也肩负着为华商基金留住人才的重任。时至今日，据此前媒体报道，华商基金内部员工透露，公司曾经引以为豪的四个投资事业部已经全部解散。包括梁永强投资事业部、梁伟泓投资事业部、翟金林投资事业部以及专户投资事业部。在梁永强离任之前，其所构建的事业部制已分崩离析。除此之外，公开资料显示，华商基金一直发行最传统的股债产品，对市场上一度炙手可热的分级基金、委外基金等都没有参与。核心团队“洗牌”，王小刚空降救场2018年7月，华商基金总经理梁永强、副总经理双双因“个人原因”离职。梁永强的接替者王小刚“空降”而至，与梁永强于华商基金一路成长不同，王小刚此前任职于华龙证券，算是股东派来的“空降兵”。华商基金成立于2005年，由三家股东投资组建，分别是华龙证券持股46%、华电集团财务公司持股34%、济钢集团持股20%。其中大股东华龙证券过半营业部位于甘肃，自身也面临着净利润下滑等问题。2018年，华龙证券摘牌新三板，有媒体报道指其内部出现分歧，部分股东反对新三板摘牌不愿陪跑IPO。此后，华龙证券也于2018年末“换帅”，亦是无暇为华商基金分忧。更何况，华商基金想要重整旗鼓，单凭一个王小刚恐怕还不够。截至目前，华商基金共计有18名基金经理。Choice数据显示，2017年至今共有9位基金经理离职，离职率达到50%，有人新加入不久便离去，也有与华商基金共同奋斗了8年多的老将离场。2010年2月加入华商基金的高兵与2010年4月加入的孙祺均已于2018年11月份离任。华商基金正在遭遇一次核心团队的“洗牌”，除此之外，choice数据显示其于近两年离职核心人员数也达到了19人。人员流失令华商基金的人才储备显得异常单薄，平均基金经理任职年限仅有2.9年，近一年来团队稳定性0.25。此外，据媒体报道，除去核心人员与基金经理的离职之外，2018年7月末，华商基金还进行了一轮裁员。据悉，该次裁员涉及运营、客服、品牌等多个部门，离开的人最终可能占总数的两成以上。华商基金也曾有过辉煌的时刻，海通证券2015年底的数据显示，当年华商基金固定收益类基金平均回报全行业第1。然而到了2018年一季度末之时，华商基金固定收益基金平均回报已于全行业垫底。在大批核心团队出走之后，如今的新人当道的华商基金，恐一时之间难再有起色。...

摘要：现在的教育分期平台依旧未能很好地解决风控这一问题，事实上，很难做到对一家教育机构完全了解。而一旦遇到有教育公司跑路，这几乎是灭顶之灾。似乎没人能拒绝分期付款带来的诱惑，即便是在以“慢成长”为代表的教育行业。教育分期这项消费金融服务，市场庞大前景广阔，且风险较低，逾期率甚至不足1%，被视为较为优质的资产。百度金融等巨头纷纷入驻押宝，曾一度掀起腥风血雨。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即使是消费降级，教育依旧是刚需。在市面上，瞄准消费者追求低价心理，教育机构纷纷推出各自的分期产品。VIPKID表示新学员分期付费可以0利息0手续费,且开课三十天之内，未上满十二节，可以申请全额退费……分期显而易见地拉动了企业业绩。达内科技入学学员中，有超50%的学生使用了教育分期;而沪江的5亿收入中，有20%来自于分期付款……所谓的教育分期，其实就是学费分期。金融机构先将学费一次性垫付给在线教育机构，学员按期支付给分期平台。无论对于金融机构还是对于学员、教育企业来看， 教育分期似乎都算是一款好产品。然而这一看似严丝合缝的产业链里，却不知在什么时候，逐渐偏离了原本的轨道。聚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第三季度，全国教育培训行业有效投诉量1120件，涉及商家100家，其中，尚德机构、达内教育、华尔街英语、英孚教育等机构成为声讨的焦点，大多数投诉都与教育分期有关。2018年停摆的“学霸1对1”的学费欠款达2000万以上，很大一部分学员家长选择的是类似“教育贷”的教育分期产品。是谁推动了教育分期此前，教育分期贷市场经历过一场跌宕。2016-2017年多家教育培训机构过度使用分期产品招生;为了抢占市场，不少分期平台放松风控;大量培训机构跑路，学员投诉无门，培训行业遭受重创。“教育服务主观感受性较高，即便在机构不恶意欺诈的情况下，消费者对于培训效果的不满也会引发退款纠纷，导致还贷意愿降低。综合来看，教育信贷已经不太被业内视为优质业务。”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曾对媒体表示。然而，每年成几何倍增长的教育市场，需求依旧在。“经过2016、2017年，如今教育分期市场成熟，之前有很多机构耕耘过了。”一位教育分期贷业内人士向蓝鲸教育坦言：“并且商户接受度高，市场规模大。”2017年12月，互金整治办、网贷整治办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作为消费金融行业的龙头——现金贷由此熄火。无场景依托的现金贷业务涉嫌违规。而在政策的推动下，教育分期再次成为香饽饽。最初教育分期金融服务的切口是IT领域。“因为接受度高，客群是大学生或者脱产培训的社会人士，渴望职业晋升有学习欲望。”业内人士表示。而IT培训单价高，不少培训机构早期甚至提出了“X+ Y”的方案，即在培训期间，学生只用还少量利息，等培训结束，找到工作后再还本金和利息。“这种其实就是气球贷，然而即使毕业后学员也并不是那么好找工作，纠纷也就很容易出现了。”现如今，教育分期产品早已扩散到了K12领域。“在K12领域，付费群体是家长，B端商户不说，至少C端付费群体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可控的。”业内人士向蓝鲸教育表示。早期参与教育场景分期的消费金融企业大多是与北大青鸟、达内等线下教育培训机构展开合作。而现如今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庞大，成为了不少分期平台的掘金地。海尔消费金融在线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我们发现在线教育分期这部分资产质量也明显优于其他场景的资产表现，而海尔消费金融的在线教育分期资产逾期率不足1%。”但将场景搬移到线上，身份审核更加困难，在线模式的退费率又远高于线下。“现在的教育分期平台依旧未能很好地解决风控这一问题，事实上，很难做到对一家教育机构完全了解。而一旦遇到有教育公司跑路，这几乎是灭顶之灾。”一位教育分期业内人士对蓝鲸教育表示。教育分期，让资本寒冬下看清谁在裸泳“在教育行业，分期非常普遍。”一位教育机构的前端销售人员告诉蓝鲸教育：“都是为了做生意，冲业绩，除了那种生意好到爆的，不愁生源的不需要，其他机构还是需要的。”“而相比于线下，在线教育更为需要教育分期。”他进一步补充道。此前在线教育一路风生水起。前瞻研究院数据显示，2014年-2016年，在线教育市场增速直线上升，年增速从18.9%迅速攀升至27.3%。VIPKID仅用了4年,便成长为年销售额达到50亿元教育巨头。烧钱模式，也自在线教育诞生之日起如影随形。6家上市纯在线教育企业，尚未有一家实现盈利。在线企业获客成本水平平均为58%，显著高于线下机构;付费用户转化率低，普遍在10%以下，变现能力不强。“机构间的退费率和续费率的差异是很大的。经济周期好的时候，大家不在意，投资人也不在意。” 掌门1对1创始人兼CEO张翼曾对蓝鲸教育表示。然而只有潮水退去，才看到谁是在裸泳。2017年起，在线教育增速开始回落，2018年上半年完成募集基金的规模为341亿美元，2017年上半年则为1342亿美元，同比降幅达74.59%。资本寒冬来临，最先绷不住的便是在线1对1赛道。“学霸1对1”、“理优1对1”出现停摆现象，创始人卷钱跑路，留下一地鸡毛。而获客，则成功地遏制住在线教育的咽喉。人们渐渐发现，一路高速增长的在线教育，其获客成本也成几何倍地增长。为了保证成长和业绩，2018年8月份，上海一家在线教育企业就被爆出利用分期产品疯狂刷单，数月实现销售1亿元到3亿元的飙升。教育分期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位业内人士直接指明：“现在获客成本越来越高，教育分期可以提高转化率，何乐而不为呢。”急功近利之下，不少培训机构的重心甚至转变为“拉客”，虚假招生宣传，这让一部分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进入市场，留下后患。更多地隐患还还在后面。不少企业利用分期产品，一次性获得分期平台垫付的学费，从而补充现金流。而教育部要求教育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三个月，分期则成为了打擦边球的新形式。“然而，预收款并不等于现金流。企业提前收取了家长较长时期的费用，加上自己手里的现金，就误以为现金流是两者总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预算安排那都是有问题的，一旦遇到挤兑，很容易崩盘。”一位投资人补充道。另一位专做教育分期的业内人士则向蓝鲸教育透露：“由于不少企业打着‘零利息零手续费’的旗号，这部分实际产生的手续费利息需要企业自行补贴给教育分期机构，一旦发生大规模退费问题就会对企业造成不小冲击。”教育分期，是雪中送炭还是始作俑者到底该用不用教育分期?“目前教育界普遍使用分期产品，原因还是对高速增长的要求。”在三好网联合创始人余敏看来：“教育分期本质上没有带来任何变化，相当于借着用户的名义，去找了一个机构贷款。分期对于教育行业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它就是一个消费金融。”而51talkCFO徐珉则表示：“对于我们教育公司来说，做分期不是为了补充现金流，其实是为了帮助学生家长减少付费的障碍。家长可能会觉得一次付一万元有困难，可能银行里没有那么多存款。而此时利用分期产品，家长就可以零首付，让孩子上课了。”在他看来，分期产品确实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便利，教育机构可以使用分期产品，但它不应该作为企业的销售工具。这一点也得到了余敏的认同，如果企业并非专注于教学服务，而是以强销售驱动，即使依靠分期拉来了客户，相关的课程质量跟不上，退费率依旧很高。事实上，“互联网+教育+金融”是一个被市场证明的模式，教育分期的需求也确实存在。一位消费金融服务从业者则坚定地认为：“消费金融是未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涉及到。分期只是一个工具，它既可以让一家好的公司跑得更快，也可以让一家公司死得更快。关键看教育机构的本质是什么。”...

雷军真的会把自己的“99亿”奖励股票捐给慈善机构吗？1月9日，市值相较最高点已经腰斩的小米集团（01810.HK，下称“小米”），发布自愿性公告称：控股股东雷军及相关实体承诺锁定期延长，在未来一年时间内不减持小米股份，以示“对公司长远价值的信心”。与此同时，该承诺留有余地——雷军可以将所持有的约6.4亿股小米奖励股票“赠予公益慈善机构用于慈善用途”，不受承诺的锁定期限制。在小米IPO之际，这笔奖励股票由董事会和股东会授予给雷军，彼时价值超过99亿港元，截止1月15日港股收盘依旧价值64亿港元。不过，公告中并未确认雷军将把相关股权捐赠慈善机构，“只是提到了一种可能性，并且确认了慈善目的的减持不受自愿承诺锁定期的限制”，一位投行人士告诉《深网》。问题来了，雷军为何要捐出这笔股票？这笔股票又将用于何种用途？提振股价小米董事会向雷军授予的这笔约6.4亿股的股权激励一度引发巨大争议。一方面，基于小米上市定价，这笔激励股票当时价值99亿港元以上，数额巨大；另一方面，小米总裁林斌“雷军对激励不知情”的表态引发巨大争议，“我们几个董事开会，在会议里面大家一致赞成通过做出决定”。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邓锋教授此前告诉《深网》，当这一事项形成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际，作为董事长的雷军“理应知情”。邓锋告诉《深网》，“如果说雷军未参与表决，那是正常的”，原因在于激励议案涉及雷军本人，需要回避表决，“但林斌说雷军对此不知情，那就是小米董事会秘书失职，未尽到董秘的通知义务”。雷军从未正面回应这些争议，而他在小米股价低迷时表态可能捐出这笔股票的做法，值得玩味。在港上市半年后，小米于1月9日迎来禁售期结束，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一如上周，小米基石投资者股份大批解禁，股价随之连续几日下跌，并一度录得52周最低的记录，每股9.44港元，较上市价16.5港元，下跌幅度达到42.8%。前述投行人士对小米解禁当日之公告颇为赞赏，一方面，尽管公告在“止跌”上“效果不大”，但表示出控股股东对公司的信心；另一方面，“顺便提出慈善捐赠，增加公众对小米的好感度”。香港一家中资券商的分析师告诉《深网》，“小米解禁之后，肯定有基石投资者出售股份，散户持有的小米股票也不多”。他补充道，“尽管与雷军有私人关系的投资者可能暂时不会动，但投资者对股票的热情正在冷却”。不仅二级市场投资者收益有限，一级市场投资机构甚至可能无法覆盖成本。小米IPO定价与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F1及F2轮，总计融资320亿港元左右，成本均在每股14-17港元之间。截至解禁前一日，小米股价在1月8日收于11.1港元。这意味着，不管是参与小米IPO的基石投资者，还是F轮的投资者，事实上都处于亏损状态。前述券商分析师告诉《深网》，小米基本面“维持在12-13元也算合理，但今（2019）年上半年预计没有时点值得买入”。他的理由在于，港股市场风险尚未释放完毕，“一是美股持续走低；二是全球企业业务也有持续走低的趋势。之前大家预期高，现在正在调整，估计投资者会继续下调预期”。捐赠股份的两大障碍小米官方并未给出雷军做出股票捐赠决定的理由，同样未回应后续捐赠安排。关于雷军此次潜在的慈善行为，香港一家投行互联网板块负责人对《深网》分析，“将这笔股票捐赠做成股权信托的话，可以减少个别潜在风险。做成基金会可以避税，但需满足慈善基金的相关要求”。北京纵横律所合伙人王慧表示，股权信托的优势在于资产保持独立，与委托人（捐赠人）、受托人（信托公司）及受益人（受赠组织）的资产均实现隔离，能够保证受赠组织的收益权。问题在于，在现有法律环境下，捐赠人委托信托公司设立股权信托的行为被视为股权转让，并无税收优惠。基金会形式则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但需满足在慈善方面的资金支出需求。按照规定，慈善基金会每年必须拨出上年至少8%的资产余额用于公益事业，行政费用在这一数额基础上上按照10%另行扣划，合计年度净支出占到上年资产余额的8.8%。此前，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建议中国企业家，在现行监管下采取信托+基金会的模式作为股权捐赠架构安排——以较小的额度设立基金会，减少每年强制性支出；但以较大额度设立信托，以信托资产获得收益后再行捐赠给基金会，以保证灵活性。徐永光说，这是盖茨基金会的做法。然而，横亘在中国企业家股权捐赠上的主要技术性障碍，集中在公司控制权和税收两个方面。就控制权而言，中国内地资产市场要求上市公司“同股同权”，企业家若过多捐赠股权，可能造成控制权转移。股权捐赠的标志性人物、福耀玻璃掌门人曹德旺，就曾因这一问题，进而缩减了股权捐赠的数量。2009年3月，曹德旺表示计划将约7亿股福耀玻璃股份捐出，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但落地时捐赠股份减至3亿股。原因在于，监管规则要求“企业捐赠后，必须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不再对已捐赠股权行使股东权利”，若7亿股全部捐出，将导致福耀玻璃控制权易主。相较而言，被允许使用“同股不同权”上市方案的公司则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社交公司Facebook的大股东扎克伯格夫妇承诺捐出其所持有99%的股份，但要求将这些股份转换为不具有投票权的C类股，自己剩余的投票权依旧保证其对公司的控制。为保证企业控制权，法律人士给出了变通方案：在不改变股权所有人的情况下实现股权权益的转让，包括收益权和管理权等。问题在于，捐赠人仍可能作为股权所有人行使权利，如质押股权，使受赠者遭受损失。对雷军来说，这笔捐赠应该不会影响到他对小米的控制权。小米上市前，雷军拥有20.51%A类股份和10.9%B类股份，除了在公司章程修订、独立非执行董事及会计师人事安排，以及主动清盘或解散等重大事件中AB股同权外，对于普通事项，每股A类股的投票权是B类股的10倍。雷军拥有小米57.9%的投票权，即便少量B类股份被捐赠用于慈善用途，也不会影响到他对小米集团的控制。另一个即税收问题。由于中国税收优惠条款曾长期缺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捐赠方的积极性。通常而言，企业家在股权捐赠时，不希望产生额外税收。然而，时任蒙牛乳业的董事长牛根生在2004年成立“老牛基金会”，捐赠他在蒙牛的全部股份。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助理院长傅昌波告诉《深网》，据他所知，在一阵讨价还价后，牛根生补缴了捐赠股份而带来的所有税收，未有减免。随着2016年《慈善法》出台，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的落地，股权捐赠的税收政策变得较此前更为宽松。根据中伦律所律师刘永青的解读，基于最新的监管规则，企业对外进行非货币捐赠，需要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但符合《慈善法》规定的非货币资产捐赠，无需缴纳增值税。股权是企业非货币资产的一种。安杰律所合伙人赵苗及顾问林娜表示，2016年出台的规定中，“实际上减免了捐赠人此前就股票增值部分需要缴纳的所得税”。这项规定要求，股权转让收入额以企业所捐赠股权取得时的历史成本，而非公允价值来确定。需要注意的是，“捐赠必须要通过符合条件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直接捐给自然人受益人或其他不符合条件的团体的，不能获得税收优惠。”安杰律所合伙人赵苗及顾问林娜解释。面对《深网》的置评请求，小米方面回应道，“对于此次捐赠的相关公益慈善工作，会在执行完善时再披露。”...

　　今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了第二十五批疑似失联私募机构，涉及浙江东融股权投资、上海奇益投资、上海汇鎏投资等39家私募。同时，协会也表示，已将汇金方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508家机构列入失联公告名单，并在协会官方网站中予以列示。 　　我们来看看这几家拟失联私募机构：去年底上市公司扬杰科技公告，投资浙江东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私募基金产品到期后未兑付。 　　上海汇鎏投资曾经作为私募渠道，给晖晗置业进行资金募集，投入上海动迁房项目，但是资金投入不到三个月就玩不下去了，高管、法人代表均失联。上海奇益投资创始人吕小奇是资本市场知名牛散，但是曾经因短线交易被深交所公开谴责，随后又因违规巨量减持被上交所公开谴责。 　　 　　汇鎏投资：深陷动迁房理财黑洞 　　高管失联 　　基金业协会备案信息显示，上海汇鎏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14日，备案于2016年1月14日，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属于其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协会将之列入异常机构：未按要求进行产品更新或重大事项更新累计2次及以上。 　　 　　汇鎏投资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卜广亮，曾任国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部产品总监。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可以看到，汇鎏投资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本2000万，自然人股东俞婕认缴1600万元，自然人股东刘旭认缴400万元。 　　 　　 　　公司旗下备案了5只私募产品，包括汇鎏尊享物业租金收益权私募投资基金，该基金成立于2017年10月26日。 　　 　　据了解，去年有多名投资人爆料，上海晖晗置业有限公司以收购上海市场上的动迁房为由头，以动迁房的租金收入作为给投资人的回报，通过私募债、私募基金以及民间借贷等多种途径进行集资。但到了去年7月下旬，晖晗置业突然宣布破产清算，资金投入不到三个月，项目无法进行下去，其实控人也被警方控制。 　　晖晗置业通过私募债和私募基金募集的资金规模大约在1.8亿元左右，晖晗置业私募债的受托管理人上海国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线下营业场所向众多个人募集资金粗略估计在15亿-18亿元左右，扣除晖晗置业收购400套左右的动迁房耗费的资金，有逾十亿元资金不知所踪。 　　其中，晖晗置业的私募基金募资渠道便是上海汇鎏投资有限公司，所发的基金就是汇鎏尊享物业租金收益权私募投资基金。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据投资人介绍，去年4月她认购了汇鎏投资发行的汇鎏尊享物业租金收益权私募投资基金，汇鎏投资与晖晗置业签订了租金收益权转让协议及到期溢价回购协议，晖晗置业将对应的40套动迁房房产全套资料质押给汇鎏投资进行保管并享有违约处置权。当时，私募的最终募集规模大概是3000万左右。 　　但是到了去年7月，私募的投资人收到汇鎏投资发布的《汇鎏尊享物业租金收益权私募投资基金重大风险提示》，称基金名下40套房产资料被晖晗置业强行取走。但是当投资人去维权的时候，汇鎏投资的高管、法人代表均失联。 　　后来投资者发现，晖晗置业、国赟投资和汇鎏投资拥有同样的实控人田国斌，他曾经担任国赟资产的法人代表、股东和执行董事，2017年3月转让掉公司。田国斌和汇鎏投资的股东俞婕为夫妻关系，后者也曾经是国赟资产的股东。2016年3月，俞婕把国赟资产的股份转让给范炳瑾。2018年6月，田国斌和俞婕都因诈骗罪被上海市虹口公安局逮捕。 　　2018年8月初，晖晗置业更是被其他投资人举报。而后，晖晗置业名下300余套动迁房被杨浦区经侦部门查封。国赟资产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侦查，上海公安局杨浦分局对田某等3名公司高管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浙江东融基金坑了上市公司5000万 　　浙江东融股权基金投资基金公司是39家疑似失联的私募之一。 　　现在很多上市公司，账面上面有点闲钱的话，都爱去买点银行理财产品，或是买点私募基金。有的大赚一笔，比自己主营业务的利润还高，有的则不慎踩雷，为维权奔走。 　　前年，扬杰科技买了东融基金5000万的产品，现在也拿不回来了。 　　2018年11月12日晚，扬杰科技发布公告称，因为东融基金出现流动性危机，公司与东融基金、恒丰银行签订合同，投入5000万元认购的东融汇稳惠1号基金第二十四期无法按时兑付本金及基准收益，公司可能面临无法取得预期收益或损失部分本金的风险。 　　 　　不仅如此，东融集团代表人叶振称，由朝阳永续销售的东融基金的多数投资人不在债权人名单内。经扬杰科技委托律师事务所的调查，和其他债权人的信息汇总，了解到东融基金和朝阳永续存在资金管理混乱、账目不清等问题，原东融基金总经理张惟到目前尚未给出合理解释。 　　扬杰科技表示，具体情况公司已诉讼至法院，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司可能面临无法取得预期收益或损失部分本金的风险。 　　 　　截至去年三季报，扬杰科技货币资金余额为2亿元，并且上述投资金额占扬杰科技2017年净利润的比重达到18.73%。另据东财Choice数据统计，2017年有826家A股公司的净利润低于5000万元。 　　据了解，为追回这笔数额不小的投资款，扬杰科技已设立专案小组，与相关方联系并磋商，现场走访核查基金运营现状；委托律师事务所调查分析基金结构及底层资产状况，并启动诉讼程序。 　　扬杰科技在2016年底将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额度由不超过4.2亿元提升至不超过10亿元。随后公司加大购买力度，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分别实现投资收益4830.73万元、3672.84万元。 　　东融基金于2014年7月宣告成立。次年2月，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实缴1.1亿元。 　　协会备案信息显示，东融基金为其他类私募，其他类私募是可投资非标债权的一类私募基金管理人。 　　 　　天眼查显示，姚蕾持有东融基金60%的股份，余下40%的股份为宗永亮持有。 　　基金业协会披露的信息显示，1989年9月至1995年9月，姚蕾是杭州拱墅区商业局幼儿园的一名教师，此后还分别担任过杭州武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杭州城报传媒有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一职。 　　 　　奇益投资，巨亏5亿，还被交易所谴责 　　上了疑似失联私募名单的还有上海奇益投资。 　　这家公司的老总叫吕小奇，在2018年先后被沪深交易所公开谴责。 　　公开资料显示，吕小奇是资本市场知名牛散，同时是私募上海奇益投资创始人，该公司善于做金融业大宗交易，奇益投资的大宗交易系列2014年交易量接近800亿元。 　　不过，2018年7月12日，吕小奇已将已将股权出质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数为4995万元。 　　作为资本市场知名牛散，这位80后吕小奇曾大手笔连续举牌两家上市公司。 　　2014年8月，因为操纵股价遭上海证监局行政处罚，被没收违法所得5.66亿元，并处以60万元罚款。 　　去年，吕小奇还因短线交易两次遭到过交易所公开谴责。 　　从上交所披露的信息看，吕小奇因违规减持被予以公开谴责。 　　 　　2017年8月，吕小奇举牌南京新百。 　　当年8月12日，南京新百股东吕小奇及其一致行动人林雪映披露权益变动报告称，截至2017年8月11日合计持有公司5559.88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其中吕小奇持有4386.68万股。同时，公告显示，吕小奇预计未来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5亿元，并且未透露任何减持计划。 　　10个月后的2018年6月，南京新百公告称，吕小奇及其一致行动人林雪映当日减持公司股份4841.4万股，占总股本的4.35%。减持后，吕小奇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南京新百852.45万股，二人合计持股比例仅剩0.77%。 　　 　　吕小奇其在披露增持计划后，仅增持了1.72万股股份。这意味着吕小奇在远未完成前期增持承诺的情况下，反而大手笔减持公司股份4262.7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3%。 　　吕小奇对此解释，南京新百长期停牌是其未能增持的主要原因。至于减持，则是由于近期吕小奇自身资金安排的需要。 　　上交所认为，吕小奇未遵守前期增持承诺且违规减持数量巨大，与投资者预期明显不一致，可能对投资者投资决策产生重大误导。此外，吕小奇在增持计划过半时，也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增持进展情况。据此对其予以公开谴责。 　　公告显示，吕小奇及其一致行动人林雪映在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8月11日期间买入南京新百5%股份。由于南京新百在2017年2月至8月长期横盘，因此不难测算出吕小奇的举牌成本：以区间股价平均价37.72元/股估算，此次举牌耗资约20.66亿元。 　　 　　而2018年6月7日吕小奇一口气抛售了4.35%，减持套现金额约为14.7亿元。剩余852.45万股股份按照南京新百最新收盘价9.05元/股计算，价值约为7714.7万元。如果以此计算，吕小奇此次举牌可谓遭遇滑铁卢，浮亏约5.19亿元。 　　早在2018年5月，吕小奇就因短线交易遭到过交易所的谴责。 　　去年5月28日，深交所在官网发布了对吕小奇的公开谴责处分公告，原因是吕小奇存在对欧浦智网股票的短线交易行为。这是首宗因为强平被动减持而被谴责的个案，吕小奇也成为首个因为被动减持而被公开谴责的股东。 　　 　　2017年2月，吕小奇在二级市场上第一次举牌欧浦智网，取得公司3300.22万股，占比4.999%。当时吕小奇表示，认可欧浦智网的投资价值，希望通过长期持有获取收益。 　　到了2018年1月，吕小奇向欧浦智网发出了筹划要约收购的通知，吕小奇拟以现金支付的方式，以12.90元/股的价格要约收购欧浦智网5%的股份。 　　但好景不长，是仅仅一个月之后，2018年2月的一波股价下泄导致部分通过资管计划持股的股东被强制平仓，被动减持。欧浦智网中招，其控制股东一致行动人触及平仓线，而第二大股东吕小奇通过信托计划持仓的股份也被陆续强制平仓。 　　彼时，吕小奇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欧浦智网股份就先后3次遭到被动减持，卖出欧浦智网股票合计877.62万股，累计成交金额8696.31万元。 　　2018年2月2日，吕小奇控制的鸿轩3号、奇益7号被动减持欧浦智网同时，因信托公司误操作又买入了11万股，构成短线交易。 　　在纪律处分过程中，吕小奇提出申辩，称上述信托计划减持股票虽在结果上构成短线交易，但减持行为实际为信托计划被强行平仓所致，非其本人的主动行为，其本人亦无故意或过失。 　　但是深交所认为，鸿轩3号、奇益7号、奇益8号本次减持股票虽为信托公司强制平仓卖出，但根据欧浦智网就问询函的回复，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吕小奇对下单股票品种、数量、时点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实际控制信托计划的投资行为。 　　 　　协会公布第二十五批疑似失联私募机构名单 　　最后，我们来看看此次基金业协会公布的第二十五批疑似失联私募机构名单。日前，协会自律核查工作中发现39家疑似失联机构。协会通过该39家机构在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中登记的固定电话、手机号码、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无法与其取得有效联系。 　　公告发出后5个工作日内仍未与协会联系的私募机构，认定为失联机构。协会认定后将在官方网站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诚信信息-失联机构栏目中予以公示，同时在该私募基金管理人机构诚信信息栏目中予以标示。公示满三个月后且未主动联系协会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协会将注销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附39家私募名单↓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针对此事，海口市工商局已对运营美团外卖的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无独有偶，三亚市工商局也在对当地美团外卖进行调查。其实，这已经不是美团第一次被调查了：2017年，浙江省金华市市场监管局对“美团网”限制竞争等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合计罚没52.6万元。（法制日报）2018年4月，无锡市工商局紧急召开行政约谈会，约谈美团外卖，并责令“立即停止实施涉嫌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的违法行为，防止损害后果的持续扩大”。（无锡日报）1烧钱垄断之后举起屠刀，100元外卖，美团先抽22元！在外卖领域，美团点评(以下简称美团)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参考此前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其中指出，美团外卖拥有外卖行业将近62%的市场份额，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外卖行业的老大。根据2018年美团第三季度财报，美团外卖平台日完成订单量已经接近2000万。市场份额和消费习惯都培养好了，接下来就可以举起屠刀收割了。最近两年，美团不断提高佣金，从一开始的5%，到后来的10%，再到20%，到如今的22%。这意味着，每100元的外卖中，美团就要抽取22元，而且这是商家销售额的22%。销售额的22%是什么概念？一道菜品平均毛利在45%-60%，去掉水电气，房租，日耗客耗，人员工资和物价上涨，到老板手里净利润也不过15%-30%左右。美团直接提走22%，拿走一多半，那些中小餐馆会受得了？有很多店主表示，刚开始，美团的服务不错，可以和你谈很多活动，入驻也有优惠，不过后来，佣金不断提高，还有很多附加条件，只能入驻一家平台，不同意的话就不给入驻。微博截图美团的操作就是典型的互联网平台收割方式。所谓的互联网收割，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烧钱占领市场，给你补贴，给你发红包，反正是到处都免费，不要钱，让你先加入。但等到占领市场，脸就变了，把手一伸，交钱！很多商家入驻外卖平台，各方面都投入了大量本钱和心血，如今一纸合约就要被下线，苦不堪言。2前三季度亏损67亿，增收不增利，收割商户补贴新业务那么，美团外卖佣金为什么要大涨呢？在大涨背后，美团这家互联网新巨头意欲何为？从财报中，我们能看出一些端倪。去年11月22日，美团点评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业绩，简单来说就是增收不增利，营收大增但利润大幅亏损。第三季度，美团的营业收入继续保持翻番式增长，实现191亿元，但经调整后的亏损净额为25亿元人民币，上半年经调整亏损净额为人民币42亿元，这意味着，2018年前三季度，美团的累计亏损净额共计67亿元。第四季财报还没有公布，按照前三季度的数据预估一下，美团2018年全年的亏损应该将近百亿。1月14日美团点评股价而美团上市以来，股价近乎腰斩，从70多港元跌倒如今的最低40多港元，盈利能力是不被资本市场认可的重要原因，而网约车、收购摩拜等新业务还需要大量烧钱，最快速获取利润的方式就是从已经垄断的外卖领域吸血。3最终还是消费者买单每天平均每40个中国人中，就会有一个人点外卖，国内外卖市场的高度成熟，用户已经有了稳定的消费习惯。而商家们考虑到平台的巨大流量，再加上线下生意很难做，即使外卖平台收取高佣金，也只好逆来顺受，为平台打工。但没有利润终究无法生存，商家为了活着要么选择以次充好，要么选择提高商品单价。如今消费者也可以很深切地感受到，叫个外卖，不仅商品单价上涨，就连包装费、送餐费也在不断上涨，吃个早餐，各种额外费用的支出甚至超过早餐本身的价值，最终利益受到损害的还是广大的外卖消费者。俗话说，预先取之，必先予之，在任何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任何行业垄断都不是好事，我们以前在该平台得到多少好处，终究会加倍奉还。...

潮水退后，方知谁在裸泳。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乱象频发，非法集资事件层出不穷，动辄涉资数亿，造成普通投资者财产损失。贵州省能源担保有限公司（简称“贵州能源担保”）事件自2016年5月发生以来，已逾两年半，21世纪经济报道对此一直持续报道。相比近两年发生的类似事件，其涉资并不算高，且总体来说，事件已经得到较好解决，普通投资者基本挽回损失。但是，贵州能源担保、鼎盛鑫担保、重庆易九金融、深圳鹏金所等多方关系错综复杂，事件背后的真相如何，不仅重庆易九金融等合作方并不了解，甚至贵州能源担保内部高管也不知情，何况普通投资者。不过，随着深圳福田区人民检察院的一则案情公告，谜团逐渐浮出水面。同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经过多方调查发现，在贵州能源担保此前披露的事件背后，却还存在鲜为人知的内幕，被指“披着国企外衣”，牵手P2P，输血实际控制人。贵州能源担保涉嫌非吸2015年，正值P2P等互联网金融的风口，金融模式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比如，一些P2P平台引入国有担保公司项目，P2P平台获得了资产，担保项目融资方获得了资金，双方一拍即合。但很多人忽略了背后潜藏风险，不单是信用风险，还有道德风险。2015年，贵州能源担保与P2P平台合作，通过重庆易九金融和深圳鹏金所为在保项目融资。2016年5月中旬，发生兑付困难，涉案金额分别为2.84亿元、9500万元。不过，当时重庆易九金融和深圳鹏金所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重庆易九金融坚称自己是“信息中介”，争取贵州能源担保代偿，深圳鹏金所则自行为投资者垫付资金。因此，重庆易九金融的事，在各方协调和努力下，贵州能源担保代偿，鼎盛鑫担保为之提供担保，虽历经波折，此事总算已于2018年初得到解决。至于深圳鹏金所方面，2016年5月20日，鹏金所曾回应称，早已终止与贵州能源担保合作。目前，到期项目均已结清，鹏金所所有投资人已按时收回本息，未有任何损失。但此事并未就此结束。2018年9月30日，深圳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发布一则案情公告透露了贵州能源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内幕。公告披露了犯罪嫌疑单位贵州省能源担保有限公司，犯罪嫌疑人郭镇华、周宁智、杜晋、陈全利、黄鹏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跟重庆易九金融没有关系，但合作模式一样，这次是深圳鹏金所。”1月9日，知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当时，深圳鹏金所自行垫付了这笔钱，贵州能源担保是否应该还款，存在商榷空间。在他看来，这应该定性为深圳鹏金所跟贵州能源担保的民事纠纷。对于此事，1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联系鹏金所方面，对方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披着国企的外衣？需要一提的是，在上述案件公告中，郭镇华是鼎盛鑫担保董事长、周宁智是天宏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晋、陈全利、黄鹏分别是贵州能源担保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郭镇华和周宁智并非贵州能源担保高管，既然如此，他们为何会牵涉其中呢？2016年5月中旬，贵州能源担保事件发生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前往贵阳调查，刊发了《蹊跷的融资方 隐秘的大股东 贵州省能源担保在保项目2.5亿兑付危机调查》。谜团很多，包括融资方的真实性、贵州能源担保的实际控制人、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值得推敲的是，当时，贵州当地民营担保公司鼎盛鑫担保“挺身而出”，为贵州能源担保代偿提供再担保，不免引人猜想。鼎盛鑫担保官网显示，其于2016年3月3日在澳洲主板ASX成功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在海外上市的第一家融资担保机构。随着了解深入，记者还发现，周宁智与贵州能源担保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原来，贵州能源担保并非国企，实际大股东为贵州纵横通达物资有限公司，占股50.67%，由贵州省煤炭经营指导服务中心代持股份。周宁智曾是贵州纵横通达物资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也是天宏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来到天宏业大厦，发现贵州纵横通达物资有限公司、天宏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均在该大厦。而且，记者获得的一份授权委托书（日期：2016年2月25日）显示，委托人为贵州省煤炭经营指导服务中心，受委托人为周宁智。授权委托书称，作为贵州省能源担保有限公司股东单位，现委托周宁智先生代为了解、调查、代为协调关于贵州省能源担保有限公司涉及易九金融相关事宜的情况。上述知情人士证实，周宁智确实是贵州能源担保实际控制人，有融资资金流入周宁智手里。“鼎盛鑫担保、郭镇华跟贵州能源担保没有关系，郭镇华将一些鼎盛鑫担保股份卖给周宁智，周宁智给了钱，其中有鹏金所的钱，因此，郭镇华才会牵涉其中。”上述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鼎盛鑫担保申请破产韶华易逝，风口过后，当年的参与方已然黯淡离场。多位贵州金融业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由于自身经营问题，鼎盛鑫担保已申请破产。鼎盛鑫担保官网显示，鼎盛鑫担保是家庭无抵押装修担保贷款模式的开创者，目前全国已正式营业分支机构有16家,业务范围除已覆盖贵州全省外,还成功拓展至新疆、江西、广西、山东、辽宁、海南等地。公司累计担保总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服务客户超过8000户。担保行业并不景气，业务扩张背后，是风险的不断蔓延。企查查显示，鼎盛鑫担保法律诉讼达571条。2015年9月23日，鼎盛鑫担保投资人发生变更，鼎盛鑫担保董事长郭镇华、总裁唐文凤分别退出46.28%、22.45%股份。2016年9月1日，郭镇华退出鼎盛鑫担保法定代表人，目前法定代表人是张铁。1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拨打鼎盛鑫担保官网客服电话，但无人接听。原重庆易九金融负责人则庆幸当时坚持“信息中介”定位，争取贵州能源担保代偿，没有像深圳鹏金所那样，自行垫付。“现在谁还愿做P2P呀，普惠金融是让银行去做，不是民间机构。现在跟易九金融没有关系了，做其他事了，虽然辛苦，不好赚钱，但不惹事啊。”原重庆易九金融负责人叹着气说。...